不交公粮，就别上学——一个农村孩子的真实记忆

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这句话非对比不能体会。

深夜，我坐在窗前，此刻安谧宁静。我的窗外有一片广阔的树林，偶有鹿群出没。春天要来了，这片树林即将生机勃勃，远处多伦多塔清晰可见。

经常在这样的时刻想到遥远的家乡，而每次回想都会让我经受巨大的差异带来的冲击。生活在中国农村的父老乡亲们，还在缺乏保障和尊严的环境中艰难生存，每每忆及，心酸不已。正是这些来自于我在中国农村的亲身经历和记忆，逐渐塑造了我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

我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来自小学阶段，在1985年至1991年之间。每年夏收结束后，学校都会向我们布置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回家催促父母缴纳“公粮”。每个家庭都按照人口数量被规定给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我家有五口人，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数量，但我清楚地记得需要上交家里辛苦劳作所得的大部分粮食。对于每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都是一年当中的一件非常重大且痛苦的事情。因为剩余的粮食根本不足以维持我们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我们不得不减少口粮，并依赖后续的玉米和红薯来补充。老师们都肩负着催缴的任务：“谁不按时交公粮，就不要来上学了。”我每年都亲自把这句话转告给父母。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些情景，我仍然感到非常痛心。教育本应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在当时，这却成为对农民家庭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些同学因为家庭无法完成公粮任务而被迫辍学。后来Covid-19疫情期间，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北京市昌平区的居委会为了完成封控任务，拿孩子要挟居民的事情，我并不震惊，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的记忆。

农民把自己的粮食运去粮站上交的时候，还要经历严格和不公平的检查。工作人员倚仗着手中掌握的权力，对每一户的粮食质量进行百般挑剔，克扣重量，只要不是最高质量的小麦，就直接拒收。这一过程不仅增加了农户的负担，也让人感到屈辱。虽然当时我年纪还小，无法用清晰的语言去分析，但我已经能够深刻感受到农民这沉重的负担。

后来，随着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我看到一些情况有所变化，但农民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近年来，我从家乡的老人那里了解到，国家开始向农村老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大约为每月100元人民币，折合加币每月20元。虽然这被视为一种改善，但这一金额远不足以支撑基本生活。前段时间我跟朋友林新谈起这个话题，他说在农村，养一头猪每月的花费都不止100元，我顿时愕然，心里萌生写一篇文章的想法。

我无意引用相关的数据，以计算国家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数字依据和具体的发放路径和方式。因为这种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片国土上的人，无论执政者还是纳税人，是否意识到：发放给农民足够的养老金，这并不是一种施舍，而是农民本应拥有的天赋人权。

前些天2026年的中国的两会召开，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有来自农业省的人大代表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提案（这些提案是否能够真正落实，仍然让人怀疑），我这段尘封的记忆和长久以来压抑心头的不满又冒了出来。

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些提案，有好友评论道：我才每月3000元（600加币），农民却敢要求每月1000（200加币）！此刻我才如此具体的理解到，在我的母国，几乎所有人都还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把农民当做奴隶看待！认为农民就是低等，就不配跟其他工人干部等一样对待。西方基本的“天赋人权”的理念，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今天，当我站在加拿大回望我的母国，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被我们称作“农民”的人，并不是社会的边缘。恰恰相反，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坚实的地基。是他们用一生的劳动，托举起这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也托举起这个国家的污染、贫富差距与制度腐败。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问自己：我还能为他们做什么？我可以记录，可以呼吁，可以在互联网世界自由发声。写下我的记忆、我的感受、我的愤怒。如果多一个人看到，多一个人思考，中国农民的处境，就会多一分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