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縫隙間的走神】—— 從張惠斌《走神》看兩種女人的情感秩序
那場死亡來得毫無預警。一個男人從陽台墜落,摔在兩個女人面前。一個是妻子,一個是情人。一週後,她們約在咖啡館見面。這是她們的第二次見面,第一次是男人還在的時候,在她們共處的同一空間裡。
張惠斌的《走神》只有十三分鐘三十五秒。但它讓我坐立難安了遠比這更長的時間。
電影的開場很安靜。Yellow坐在咖啡館裡,對面是璐。鏡頭沒有急著帶我們進入對話,而是讓畫面停了一拍。那短短幾秒的空白,像在等什麼——等一個不在場的人,或者等一場尚未發生卻已經結束的對話。這種「等」,貫穿了整部短片。
Yellow問璐:這一年來,妳是怎麼跟他在一起的。
問題很簡單。但Yellow問的方式不對。她不像一個妻子在質問丈夫的外遇對象,更像一個剛失去什麼的人,急著想知道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她問的不是「妳為什麼要這樣做」,而是「他是怎麼對妳的」。她把問題從「妳」身上移開,轉向了「他」。這裡面有一種很微妙的倒置:她關心的不是另一個女人的背叛,而是那個男人在她們之間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璐的回答更不對。她沒有防衛,沒有挑釁,甚至沒有愧疚。她只是說,像在描述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
兩個女人坐在那裡,中間隔著一張桌子。但她們之間隔著的,遠比桌子要多。
《走神》入選了北京獨立影像展,也獲得第三屆重慶青年電影藝術展最佳劇情片提名與最佳演員獎。張惠斌曾在《南方都市報》擔任攝影記者,他的鏡頭有一種新聞攝影式的冷靜——不介入,不渲染,只是看著。這種冷靜在處理情感題材時反而產生了奇異的張力。因為當鏡頭不替角色說話時,觀眾就必須自己去看。
而我看見的,是一場沒有被命名的情感。
Yellow和璐之間,存在著某種比「情敵」更複雜的東西。她們共享過同一個男人——不是先後,而是同時——在那個男人還活著的時候,她們甚至見過面。電影沒有告訴我們第一次見面發生了什麼,只說「她老公在這兩個女人面前摔死了」。這個句子像一把刀,精準地切開了所有可能的修辭。兩個女人被迫目睹同一場死亡,被迫成為彼此生命中最荒謬的見證人。
這種關係無法被任何現成的詞彙捕捉。她們不是朋友,不是敵人,不是姐妹,不是對手。她們只是兩個都愛過同一個男人的女人,而那個人已經不在了。剩下的,只有她們彼此。
張惠斌在導演闡述裡寫道:「都市生活大多是靠人工秩序而不是自然秩序維持著的」。他感興趣的是「都市生活下的眾生相」,而「情感作為一條脈絡是最接近個體精神面貌的線索」。他特別提到女人的情感——「極度細緻和敏感,生活裡的每一樣變化每一條毛巾掉落到地板上最終都能導致一個女人的情感波動」。他把女人的情感比作「城市的體溫計」。
這個比喻很有意思。體溫計不會說話,它只顯示數字。但數字背後是燒,是病,是身體正在對抗什麼。女人的情感在張惠斌的鏡頭裡就是這樣——它不直接表達,它只顯示。Yellow和璐的對話從頭到尾都在談那個男人,但她們真正在談的,從來不是他。
她們在談的是:當一個女人失去一個男人之後,她還剩下什麼。
Yellow剩下的是妻子的身份。璐剩下的是情人的記憶。但這兩種「剩下」都無法獨立存在——妻子需要婚姻來定義,情人需要婚外情來定義。而那個定義她們的男人已經死了。她們忽然成了沒有參照物的存在。這是《走神》真正在處理的命題:當定義妳的人消失了,妳要如何定義自己。
咖啡館的場景被拍得很普通。沒有戲劇性的光線,沒有傾斜的構圖,沒有刻意的氛圍。張惠斌把兩個女人放在最日常的空間裡,讓她們進行一場最不日常的對話。這種反差讓整部短片有了一種近乎殘酷的真實感——因為真實的創傷從來不在戲劇性的時刻發生,它在咖啡館、在餐桌旁、在那些妳以為只是「坐下來聊聊」的瞬間,悄悄把妳的人生切成兩半。
Yellow和璐最終沒有和解,沒有擁抱,沒有哭泣。她們只是繼續坐在那裡,像兩個剛從同一場車禍中倖存的人,還不確定自己該怎麼活下去。
看完《走神》之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這部片子的「LGBTQIA+」在哪裡。
表面上看,它講的是一個異性戀婚姻中的三角關係——丈夫、妻子、情人。沒有女同性戀,沒有跨性別,沒有酷兒。但它被收錄在CathayPlay的LGBTQIA+片單裡。為什麼。
後來我明白了。《走神》的酷兒性不在於角色是誰,而在於它如何處理「關係」本身。
Yellow和璐之間的那條線,從來沒有被任何現成的社會框架容納過。她們不是朋友,因為朋友不會共享同一個男人的死亡。她們不是敵人,因為敵人不會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的鏡像。她們是一種社會秩序無法命名的存在——而任何無法被命名的關係,在本質上都是酷兒的。
張惠斌說他想「走入它自有的情感秩序」。這句話是關鍵。所謂「自有的情感秩序」,就是不依附於任何外部定義的情感邏輯。Yellow和璐的關係不需要被命名為友情、愛情或敵意——它只需要被看見。而張惠斌的鏡頭做到了。
這讓我想起羅藝靈在評審寄語裡說的:「好的影評不是價值的裁判,而是理解的入口——在創作者意圖與觀眾感知之間搭建一座可通行的橋。」《走神》這部電影本身也是一座橋。它不裁判Yellow和璐誰對誰錯,它只是讓觀眾走進那間咖啡館,坐在她們旁邊,聽她們說話。至於妳怎麼理解她們之間的關係——那是妳自己的事。
影片的英文片名是 Wandering Mind。中文的「走神」有一種日常的、不經意的感覺——上課時走神,發呆時走神,想著別的事而忘了眼前的事。但《走神》裡的「走神」是另一種:兩個女人在談論一個死去的男人時,她們的思緒不斷從「他」身上滑開,滑向彼此,滑向那些沒有說出口的東西。她們在對話中走神,在悲傷中走神,在她們自己都無法命名的情感中走神。
而那個男人的死亡,或許只是讓她們終於有機會坐下來,看著對方,看見自己。
電影結束時,鏡頭沒有給我們一個答案。Yellow和璐後來怎麼樣了,沒有人知道。但我想,張惠斌要說的已經說完了——在人工秩序失靈的地方,在社會定義失效的縫隙裡,兩個女人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一種只屬於她們的情感秩序。那種秩序不需要名字,不需要被任何人理解。
它只需要被看見。
而我,在十三分鐘三十五秒之後,看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