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Kevin Macdonald-好奇心是拿下奧斯卡的終極秘訣|幕間肖像
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有一位用鏡頭講述世界故事的導演，他就是凱文·麥克唐納（Kevin Macdonald）。1999年，憑藉紀錄片《九月的一天》，凱文·麥克唐納一舉奪得第7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長片獎。拍攝的《天梯：蔡國強的藝術》在國內影視平臺播放超百萬，與Youtube合作的兩部《浮生一日》又打破了傳統紀錄片的邊界。
最近，凱文·麥克唐納受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邀請，作為評優單元評審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再次到來中國。凹凸鏡DOC榮幸在影展期間採訪到了凱文·麥克唐納。他不僅是一名出色的創作者，也是一名終身學習的踐行者。“在他眼裏紀錄片這個形式會擁有什麼能量呢？”在撰寫採訪提綱時不免這樣捫心自問。而來到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這樣一個鼓勵年輕創作者的交流場所，他會有什麼樣關於創作的建議能給到大家，而他還有哪些影片值得向我們中國讀者們所推薦？
希望在本文中我們得以望見凱文·麥克唐納作為創作者那數十年如一日純粹的好奇心，正如他所言那樣：“好奇心，是一種特權。”
採訪：phaedrus
編輯：張勞動
凹凸鏡DOC：您的職業生涯是從一部關於祖父的傳記《編劇的生與死》（1994 年）所開啟的，請問您是出於什麼樣的原因成為紀錄片導演呢？
凱文·麥克唐納：我最初想成為一名記者。我的專業是英國文學，原本以為我會成為一名記者，但是，我既找不到記者的工作，也得不到作為記者的培訓機會。
我不確定自己該做什麼，於是嘗試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後來我開始製作一些簡短的、成本小而有趣的紀錄片。
我發現我真的很享受這個過程。對拍攝人物、向人提問以及剪輯藝術充滿了熱愛。我意識到在剪輯時，一加一併不總是等於二，有時候它可以等於三、四、五。當你加入音樂時，效果更甚。
我開始逐漸理解到，用電影講述真實故事的潛力，我對這種可能性感到非常興奮。
凹凸鏡DOC：《九月的一天》是您最出名的幾部作品之一，我想這部關於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恐怖襲擊事件的紀錄片里最讓人震撼的一定是您對於前恐怖分子Jamal Al-Gashey的採訪，這部紀錄片也最終獲得了奧斯卡的最佳紀錄長片，您對於這部影片的創作過程有什麼可以和我們分享的嗎？
凱文·麥克唐納：這部電影是一部具有新聞屬性的電影。它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使用了很多新聞的材料，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種非常新穎的。我受到了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導演的一部電影《刺殺甘迺迪》的影響，電影的內容關於甘迺迪遇刺案的陰謀論，它使用了真實和偽造的檔案影像，講述了一個非常引人入勝、激動人心的故事。
我在想，是否能夠製作一部類似《刺殺甘迺迪》的電影，使用真實的影像和真實的故事，製作一部像驚悚片一樣的紀錄片。這確實就是我們所做的。我認為這部電影在當時相當具有爭議性，不僅因為任何與阿拉伯世界有關的事情都非常具有爭議，而且在紀錄片領域，有些人覺得它過於迎合觀眾，過於民粹主義。甚至，有些人認為這種驚悚片的形式排除了更細膩的思考。但我認為在當時，嘗試這樣的事情是令人興奮的。
我的很多電影都是這樣開始的，我對一個形式上的想法感到興奮，然後看看這個想法會帶我走多遠。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電影一定是完美的，而是意味着你可以執行並看到一些形式上的東西。
凹凸鏡DOC：《浮生一日》（life in a day）也是一個非常有創新的作品，它的材料都是youtube收集並由您來整合的，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傳統紀錄片的處理方式來，儘管都是真實的片段。您對於這樣形式的紀錄片創作有什麼感想或者偏好嗎？
凱文·麥克唐納：這部電影的靈感實際上來源於20世紀30年代在英國進行的一項活動，叫做“大眾觀察”（Mass Observation）。
*Mass Observation（大眾觀察）於1937年由人類學家湯姆·哈里遜（Tom Harrisson）、詩人查爾斯·馬奇（Charles Madge）、藝術家兼電影製片人漢弗萊·詹寧斯（Humphrey Jennings）聯合創立，致力於從事英國文化與社會學，哲學與人類學方面的深入研究與探索，聚焦20世紀英國的歷史與文化，資料日期範圍集中於1937-1967年間，內容涵蓋二戰期間及後期的英國社會，人民生活熱點問題的調查報告，大眾觀察檔案館出版物，工人階級狀況等。文獻類型包括個人手稿，報告，問卷，公文，原始材料，照片及地圖等，內容豐富（資料來源：北京大學圖書館數據庫）。
我對紀錄片的歷史非常感興趣，有一位名叫漢弗萊·詹寧斯（Humphrey Jennings）的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戰時紀錄片創作者，在英國非常有名，但在其他國家不太為人所知。我建議讀者去了解一下他，特別是他的一部20分鐘的短片，叫做《傾聽不列顛》（Listen to Britain）。
這部電影包含了各種場所及聲音，還有音樂和對話片段。它是一種非敘事性的影片，你能體驗戰爭時期國家的景象。
這部電影對我的創作有很深的影響。同樣影響我的還有漢弗萊·詹寧斯參與的“大眾觀察”。這是第一次有人嘗試用影像了解普通人的觀點和想法，而不是那些重要人物。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做了幾年這樣的工作，可能是在不重要的日子或者每月一次讓人們寫日記記錄他們做了什麼，並問他們一些問題，比如你今天在街上看到了什麼品種的狗？你今天聽到了什麼笑話？什麼讓你快樂？就像《浮生一日》中的問題一樣。所以，我實際上只是用電影的方式重現了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用文字做的事情。
我認為我們可以用YouTube這個工具來記錄普通人的生活，不是記錄那些因為重要而出現在新聞中或者被寫下來的生活。而這也使得《浮生一日》成為了一種不同類型的電影，它沒有敘事，沒有英雄，沒有中心人物。它是關於這個星球，關於人性，關於世界各地人與人之間聯繫，你真的開始感覺到，這世界幾乎就像只有一個人。
也有些人認為這部電影太幼稚了。在美國，人們會說着什麼“We are the world”。但我認為世界並不是那樣的，因為它也包含了生活中的一些陰暗面，比如死亡和破壞。所以，我真的很享受製作這種更實驗性的電影。
實際上在2021年，《浮生一日》的第二部中有更多的中國故事，我記得電影里有三四個非常優秀的中國故事。在2020年，我和一些中國學電影的學生有過聯繫，並獲得了一些素材。這部電影影響了我剛剛製作並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展映的電影，叫做《一對一：約翰與洋子》。
這是一部關於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的電影。這部影片是通過他們在電視上觀看的檔案影像來講述的。
素材全部都是來自1972年的檔案影像，是關於他們生活中的一年。觀眾通過看他們在電視上觀看的內容以及在美國發生的小事來理解他們的經歷。
凹凸鏡DOC：關於華人藝術家的作品《天梯：蔡國強的藝術》對於我們中國觀眾而言更加熟悉，這是一部對於藝術家的追蹤式紀錄片，您覺得在創作這個作品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元素和故事是着重想要去講述的？
凱文·麥克唐納：這部電影非常有趣的一點是，在中國的版本與原版是不同的，刪減了一些內容。對我來說，這正是我想拍攝的，關於藝術家在執行那些要求與想做自己的事情之間衝突的電影。我認為很多創作者和他很像，但都以不太相同的方式失敗了。
我認為很多藝術家都有這種衝突，只是恰好蔡國強的衝突非常顯著。
蔡國強是一位令我敬佩的藝術家，不僅僅是因為他在與這種衝突的鬥爭，而是他作品的前衛性，他在早期的職業生涯中製作了非常前衛的藝術作品。在八十年代又成功地進入了主流，成為了一個相當成功的商業藝術家，但他仍然在製作具有挑戰性的作品，有時甚至是令人不舒服的。而他試圖將這些與娛樂平衡起來，在他的作品中有娛樂，也有非常深刻的內容。
我認為這也是創作者需要處理的事情，那就是，你需要有觀眾。如果沒有觀眾，製作電影就沒有意義。你如何將藝術完整性與觀眾的需求結合起來，這是很相似的問題。
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年度主題：共·生
凹凸鏡DOC：本次IDF的主題是共生（Co-existing），這是一個在中國文化和普世價值觀中都可以被各自解釋的名詞，您有在本次的IDF中察覺到創作者們對於這個內核較為特殊的解釋嗎？
凱文·麥克唐納：我可能不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人選，但對我來說，共生的概念是紀錄片核心理念之一，它關乎嘗試。
攝像機會使得你對通常不會感同身受的人產生感情，讓你在情感上理解他們。為了在這個星球上共存，我們需要理解彼此，理解彼此不同的慾望、需求和不安全感。
紀錄片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東西，特別是當社交媒體成為大多數人獲取新聞的時候，這些新聞通常是以非常簡化、黑白分明的方式呈現。
而紀錄片的作用是打開視野，對他們說不，我們應該以更複雜的的方式看待事物，理解這個人，對他們產生共鳴。
如果你感到矛盾、感到不舒服，那麼我認為這是紀錄片真正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不是那種認為紀錄片是世界上最重要事物的人。但我認為紀錄片確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幫助人們以更細膩的方式理解世界。
凹凸鏡DOC：作為評優單元評委會主席，在IDF這麼一個鼓勵紀錄片創作者的節展，您會對於年輕或者說剛入行的創作者會有哪些建議嗎？
凱文·麥克唐納：我經常對年輕創作者說的是，擁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比製作一個你認為重要的電影要好。太多人試圖製作關於重要社會問題的電影，但要製作一部比報紙上或社交媒體上能讀到的新聞更好的電影是非常困難的。
電影並不擅長處理問題，它擅長的是講述人和故事。所以不要忘記這一點。電影是關於問題的，但人和故事才是首要的。
然後我會說的是，不要太擔心技術方面。不要擔心你的相機不是專業的相機，近年來一些最好的電影實際上是用手機拍攝的。況且，在製作紀錄片的實際過程時，“聲音”往往比畫面更重要。
第三，不要忘記觀眾。永遠不要忘記，在某種程度上電影必須具有娛樂性。只為非常小眾的精英群體製作電影，最終並不一定是有幫助的。
凹凸鏡DOC：參與此次影展，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您覺得IDF和其他您參與過的其他節展有哪些不同？
凱文·麥克唐納：我認為最大區別是，這個活動（IDF）是在校園裏舉行的，且主要由學生運營，這給它帶來了非常不同的特徵。它結合了學生的好奇心和教育需求，展映和欣賞了世界範圍內製作的最好的紀錄片作品。這與我去的很多電影節非常不同，在那些地方，很多年紀較大的人在爭論這是否是真正的紀錄片。
這裏的環境更加開放，人們願意接受許多不同的東西，而不是固守成見。我認為這真的很令人興奮。
開幕片《穿着毯子的人》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能在觀看時感受到它與觀眾產生的那種聯繫，這在所有展映作品中都是很難得的。
可能因為電影中的女孩似乎與觀眾中的許多人年齡相仿，我能感覺到觀眾在思考“銀幕里的人也可以是我，它會改變我對生活的思考”等等。
這是紀錄片擅長的一件事，它確實能在情感上和娛樂上對觀眾產生影響。但我也認為，在歐洲，我們對中國電影市場發生的事情了解不多，來到這裏，我看到了很多中國製作的電影，觀察到人們對什麼話題感興趣。這對我來說非常吸引人也非常有趣，我學到很多東西。
IDF做出了很多努力將製作者們從世界各地帶來，對中國的創作者來說，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創作者互動是很好的，這種思想交流一定是有益的。
凹凸鏡DOC：您如何看待當前紀錄片的發展趨勢？對於紀錄片在當下的發展環境，您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凱文·麥克唐納：現在有很多優秀的紀錄片正在製作中。但我擔心的是，它們並沒有被觀眾看到。在當前的媒體環境下，“被看到”是非常困難。我這裏談論的並不是中國市場，我指的是在國際上，比如網飛（Netflix）佔據了主導地位，蘋果和亞馬遜也有一定的市場份額。這些流媒體平臺非常強勢，它們想要的是能夠吸引大量觀眾的內容。這意味着那些小眾、特別、有趣的紀錄片不再像以前那樣容易被看到。而且，國家電視台也沒有以前那麼多的資金來購買紀錄片。
所以，除了像IDF這樣的電影節之外，人們很難有機會讓自己的電影被看到。電影節是展示新穎和創新作品的地方，但它們不應該是紀錄片展示的唯一場所，否則紀錄片只會被製作紀錄片的人看到，那就像一個越來越小的圈子。
我認為我們需要不斷嘗試接觸觀眾。我們不應該因為做一些受歡迎和娛樂性的內容而感到羞愧，只要我們沒有失去我們的誠實與正直。
現在對有趣、創新、藝術性紀錄片來說，是很困難的時期。但在世界的某個地方，也還是會有人在製作一部將會與觀眾產生巨大共鳴的紀錄片。
凹凸鏡DOC：縱觀您的所有作品裏會發現您拍攝的題材其實非常多元，請問您是如何去挖掘這些題材，或者如何開始想到這些題材，關於這個方面您有系統性的建議值得給年輕紀錄片創作者們去學習並借鑑的嘛？
凱文·麥克唐納：最好的做法是追隨你自己的好奇心。不過無論你對什麼感興趣，無論你對什麼感到好奇。
我可能比很多創作者更了解紀錄片的商業方面，因此我確實會考慮觀眾，會注重我們能夠與人們產生共鳴並觸動人心的主題。
但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追隨自己的興趣，對我來說，好奇心是一種特權。能夠製作紀錄片，能夠來到這裏，去不同的國家，遇見各種各樣的人，無論是名人還是普通人，這就是紀錄片製作過程的魅力所在。
每次你製作一部電影，你都在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你真的完全體驗了這個世界，我發現這是我紀錄片生涯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
我認為我製作了一些挺不錯的電影，而不認為我製作過任何真正的傑作。但我享受製作電影的過程，這對我而言是一段很棒的人生經歷。
凹凸鏡DOC：請問您目前有正在創作中的項目可以向我們透露的嗎，或者未來有想要拍攝的題材或者對象嗎？
凱文·麥克唐納：我在兩年內迅速製作了三部紀錄片，感覺有點筋疲力盡。這也是我來這裏的部分原因，因為我想重新激發自己對這種形式的能量和興趣。
我剛剛完成了一部在威尼斯和其他許多電影節上展出的電影，叫做《一對一：約翰和洋子》。這部電影在形式上相當實驗性。我真的很享受這個過程，這部電影明年將會上映，只是我還不確定具體時間和方式。
明年我打算去拍一部劇情片。畢竟在過去二十年里，我既拍劇情片也拍紀錄片。
近年來，我變得更感興趣於製作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電影。所以我製作了一部關於基輔被圍困主題的電影。我還製作了一部關於一群逃離塔利班的阿富汗女孩的電影，她們是音樂家，共同組建並演奏管弦樂隊。
我更感興趣於製作那些能夠稍微改變人們政治觀點的電影。我想，我下次製作的電影可能會是政治性的，但不會是什麼宣傳片。我始終認為我的政治觀點是非常人道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