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9 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
野獸按：今天想起慕容雪村的《禁城》，想看看他的中文版是否在台灣出版。發現還沒有中文版，反而發現了這本《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
Die Neuerfindung der Diktatur
作者： 馬凱
原文作者： Kai Strittmatter
譯者： 林育立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2/08/23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前《南德日報》駐北京資深記者，深入觀察中國十餘年，揭露最深入又驚悚的數位監控
西方各大媒體《華盛頓郵報》、《觀察家報》、《週日泰晤士報》、《倫敦書評》盛讚本書為「時代的警鐘」
「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魯迅
「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中國網路作家慕容雪村
「在這片天空日月忠誠地守望……網絡強國，網在哪光榮夢想在哪。」─—中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過去，我們總想像極權國家比較落後，只會使用暴力威嚇跟特務偵察。但今天中國的發展突破了西方人的想像。中共對於高科技的發展十分狂熱，除了促進經濟發展之外，更重要的，它可以在「和諧社會」的願景下，全方位控制人民的言行、乃至於心靈，而它的高科技統治體現在幾個方面：
網路：二〇二一年年初，中國網民首度超過十億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騰訊超越臉書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社群媒體企業。
大數據整合：中國行動支付的市場規模於二〇一七年已達十七兆美元，連乞丐都會請你掃碼救濟他。
監控設備：根據世界各大城市的監視器數量顯示，排名第一的重慶有兩百六十萬台，平均每千人有一百六十八台，排名第二的深圳每千人有一百五十九台。
人工智慧：監視攝影機生產廠商透過政府相關單位，除獲得了五億張人臉的數據，更可辨識出十五億張臉孔。
社會信用體系：每個人民的行為都會被即時記錄，成為經濟、社會和道德各領域的積分，政府也會依此實施獎懲。
這些情節既如科幻電影，又像恐怖電影。問題在於，透過大量審查信息思想控制和扭曲事實，它會塑造出思想僵化、容易控制的新人類。其次，它會剝奪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空間。最後，這些科技化、數位化的控制手段越有成效，其他國家就會紛紛起而效尤，進而威脅民主社會的穩定性與價值。
當今，中國在經濟與科技上發展有成，但政治上卻重返一人獨裁，從根本上打造完美的獨裁國家。本書作者馬凱擔任中國特派記者十多年，一路看著中國人從網路獲得公民討論的權利，又見證國家設置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數位科技的社會監控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麻痺了人民的自主性與批判性。
在書寫本書的過程中，他廣泛詢問一般民眾對於數位威權的感受，也深度採訪中國新創企業的主管、黨組織的各級幹部，讓讀者從各種角度來認識利用科技手段大幅提高專制獨裁效率的中國樣貌，並提醒世人，歐威爾筆下的全方位監控國度即將降臨，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將在不知不覺中無所遁形，然而我們甚至感覺不到監控，因為國家已經把監控深植於人們的大腦之中。
名人推薦
「馬凱在這本書中，縱貫古今，博引東西，漫談今日種種如何發生，耙梳近代中國言論思想的收放歷程，但真正聚焦在習近平執政後，各種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或讓中產階級醒悟，或讓人民更是噤聲。」──轉角國際專欄作家阿潑
「作者讓我們看到，人工智能只要落入肆無忌憚的自然智能手中，社會就會墮入最黑暗的深淵。就算不關心中國現況的人也應該研讀本書。」──《法蘭克福匯報》
「引人入勝又有深度的調查報導，作者讓我們了解到，為何當今中國會同時擁有歐威爾和赫胥黎筆下的社會樣貌。」──美國資深記者天普─拉絲頓（Dina Temple-Raston）發表於《華盛頓郵報》書評
「本書內容令人毛骨悚然，讀者可得知中國在數位監控領域有多麼厲害。這個威權國家將政治權力結合尖端技術，以創建史上最嚴密的監控國家。這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個警訊。」──英國歷史學家米德（Rana Mitter）
「本書作者讓我們清楚理解到，中國已從人權作家麥康瑞〔Rebecca MacKinnon〕所稱的『網路威權主義』進化到『網路極權主義』。西方人自以為是，只從金錢、貪婪和一廂情願的眼光去看這個新興超級大國，所以誤解了它真實的社會情況。」——劍橋大學資深研究員諾頓（John Naughton）
「作者的文筆通俗易懂，但又非常有說服力。無論是政治工作者或一般讀者都能有所收穫。對西方人來說，本書是一記重大的警鐘：歐威爾式的中國即將到來。」——《柯克斯評論》
「作者詳細描述了習近平對權力的渴望。在數位願景的包裝下，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成為他回歸極權主義的利器。作者在中國閱歷十分豐富，即使是資深的觀察家也會為之驚艷。」—─《出版人週刊》
作者簡介
馬凱（Kai Strittmatter）
一九六五年生，在慕尼黑、西安和台北就讀漢學。一九九七年起擔任《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駐中國記者，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二年改派土耳其後，二〇一二年又重返北京。他在二〇一八年離開中國，目前是《南德日報》駐北歐記者，負責報導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和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勢。
譯者簡介
林育立
在歐洲從事新聞和口譯工作多年，深耕德國社會、歷史和能源議題，現任中央社駐柏林記者，著有《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一書。
目錄
推薦序 如果有一天，連腦袋都變成國家的管控範圍 阿潑
前言：新中國，新世界
第一章 文字：獨裁者如何綁架我們的語言
第二章 槍桿子：恐怖與法律如何互補
第三章 筆桿子：如何有效宣傳
第四章 網路：黨如何學習愛上網路
第五章 白紙：人民為何必須遺忘
第六章 天命：黨如何挑選皇帝
第七章 夢想：馬克思和孔子如何手牽手讓偉大民族重生
第八章 天眼：黨如何用人工智慧升級統治
第九章 新人類：大數據與社會信用體系如何製造聽話的奴才
第十章 奴才：獨裁如何讓心靈枯萎
第十一章 鐵屋子：少數不願屈服的人如何拒絕謊言
第十二章 賭注：當權力成了自己的絆腳石
第十三章 表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想像
第十四章 世界：中國如何發揮影響力
第十五章 未來：當條條大路通北京
謝詞
推薦序
如果有一天，連腦袋都變成國家的管控範圍……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家）
中共藉機打造一個史上前所未見、最完美的監控國家，最好連監控設施都看不到，因為已被植入奴才的腦袋。這個新中國不該像毛時代的士兵那樣刻苦、服從和千篇一律，而是多彩又繽紛、猶如歐威爾《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混合體，人民投身於商業活動，不但盡情享樂，也心甘情願被監控。多數子民內心明白，黨隨時會再揮舞「恐嚇的工具」，這些被用來貫徹權力的工具無所不在，一如黨宇宙的背景輻射。
德國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的著作《和諧社會》鎖定習近平治下的中國，談論其如何透過數位科技，讓改革開放多年的中國再次進入獨裁統治的景況──有西方評論稱為「毛2.0」──上述引句或可一言以蔽之地呈現本書的要旨：儘管黨的手段嚴厲，但人民也在規訓之下，充分配合。
《和諧社會》這樣的書，由在冷戰時期出生、面對東德的威脅、受過漢學訓練的馬凱來寫，或許再適合不過，因為他在人生中，有超過二十年的歲月與中國鑲嵌：馬凱在東西德統一前後這個階段，學習漢學，曾在中國與台灣擔任交換生的他，或許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台灣解嚴的社會活力。但他真正認識中國，則要從一九九七年起以《南德日報》通訊員身分派駐北京開始算起，他在這座城市八年，看著江澤民如何將棒子交到胡錦濤手上。直至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也就是二○一二年，他又再次被派駐北京，在這六年，看著中國夢如何昂揚，但也看著民間言論思想遭到扼殺。
我不免想像，初次派駐北京，迎上中小企業經濟發展、民間仍有活力的他，可能跟我一樣，對於科技的影響有所想像──我於二○○七年開始頻繁往來兩岸，曾對近代中國開放的可能，抱持著無比樂觀的信心，卻在二○一九年春天，約是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之際，從手機上移除了「微信」。
為了和中國朋友、受訪者保持聯繫，我相當依賴微信，以確認他們的近況與互通消息。我並不十分確定，中共是否有必要透過這款應用軟體監控像我這樣的台灣人，又或者，對中共的不信任，讓你我草木皆兵，但事情並沒有這麼嚴重，因此，我對於微信的使用無所顧忌。但有次，我如同使用境外社群網站一般，隨意將某個觸犯中共禁忌的訊息傳到群組，立刻收到台灣友人訊息：「快刪掉，不要害到我們的朋友。」
這句話，讓我緊張起來，想到二○一四年底──我最後一次到北京──在「中國夢」遍地張揚之時，聽聞中國媒體朋友們紛紛轉職、棄守報導的陣地，他們說，再怎麼磨拳霍霍，也拚不過當局不斷收緊的言論思想控制的繩索。當時，一個媒體主管在觥籌交錯中，低聲提到一個在公益組織做事的朋友才剛被放了出來。理由呢？我問：「做公益，能得罪政府嗎？」他搖頭表示不確知原因，「據說他去複印了香港佔中的資料，才被抓。」這顯然是有人舉報。
故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萌芽時，我開始產生警戒，並移除「微信」，斷絕與對岸友人的聯絡。這個動作與其說為了自己，倒不如說是保護朋友──畢竟我在境外，於自由台灣生活的我，無法拿捏紅線的尺度，心中的小警總顢頇遲鈍，倒不如什麼都不說。但不免遺憾的是，當年我曾見證公民記者遍地、維權人士透過網路發起倡議行動、川震開放媒體直播，如今竟也親眼看到，即使需要翻牆仍活絡奔放的中國網路與言論，僵凍成今天這個樣子。
儘管有金盾長城、有五毛活躍，但對我來說，扼住中國新聞言論自由的那雙手，並不那麼用力，曾讓我有可望鬆開的錯覺。但讀完《和諧社會》，我不免想像，若有機會與馬凱對談，他或許會對我的天真感到不以為然，從君王統御與百家之言開始談到魯迅，告訴我中國自古以來是何樣貌──對於接受黨國教育長大的我而言，不免感嘆這個老外比我還清楚這塊土地的經歷。馬凱或許還會憑藉自己的近代中國經驗，對我勾勒出當代獨裁的輪廓，而人民又如何臣服於獨裁之下。這個輪廓已有諸多西方思想家、作家指陳，例如前述的歐威爾，又如漢娜．鄂蘭。
誠如上揭，馬凱在這本書中，縱貫古今，博引東西，漫談今日種種如何發生，耙梳近代中國言論思想的收放歷程，但真正聚焦在習近平執政後，各種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或讓中產階級醒悟，或讓人民更是噤聲──這不禁讓我想起二○一二年後前往中國，非媒體的友人總限制我說話，以免「汙染」他們。但不論醒悟或噤聲，當權者的手段更是高壓而多樣，對人民的控制更是嚴厲，天津倉庫爆炸如此，香港反送中運動與國安法的施行如此，武漢疫情發生後，更是如此。
小至杭州教室的「天眼」，廣泛如無所不在的「天網」，都是控制工具，但更有效率的，或許就是「數位監控」。「科技總是對資源比較多的一方有利，相較於中共的對手，網路始終對中共比較有利」，書中引用香港出版人鮑樸的說法：無所不在的「史塔西」現在只要跟著網民一起讀微博和微信「就知道下一個該抓誰」。
拜科技之賜，現在監控方便多了，不像過去共產極權國家需要出動「史塔西」這樣的「祕密警察」，靠著數位技術就可以做到。而且隨著社會事件與發展，中共還能「推陳出新」，祭出相應的數位技術，替人民繫上腳鐐：社會信用體系是如此，健康碼亦是如此。而中國人驕傲地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是地球上的首例。但在德國中國問題專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看來，這毋寧是「數位列寧主義」。是當代的獨裁統治方式。
「我們確實正在見證披著數位外衣的極權主義重返世界。」馬凱不免繼續強調：
中國一直是獨裁國家，但只有在毛澤東統治時，才轉變為極權國家，伸進百姓腦袋最幽微的角落、連他們的臥室和親密關係也監視。這種新的極權主義比毛澤東和史達林的統治手段完美得多，國家機器掌握數據和數位控制的能力，已經超乎前人的想像，因為我們已經一步步將大腦搬到手機上，在數位的網路中生活和思考，並用數位媒介記錄下來。最棒的是，跟以前的極權主義不同，國家機器毋須在日常生活散播恐懼，只要人民下意識地感覺暴力可能隨時出現，已達到恐嚇的效果。監控機制先是無人察覺、靜悄悄地潛入，最後人民也成了共犯。
身為台灣人，即使偶爾在媒體上略微聽聞中共對於社會的控制，對新疆集中營有點印象，也對香港實施國安法感到不安，但這個社會仍分屬兩極：一是無法容忍，另一則是認為經濟重要，為了維穩，這些犧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與兩岸無涉，作為完全第三人的馬凱，振筆疾書，整理自己的採訪、觀察，並藉著出版對世界提出警示──自然包含台灣人。
此書譯者林育立為駐德記者，過往透過報導，為台灣人打開認識德國的窗戶，如今也翻介德國記者的作品，替緊鄰中國的我們，提供一個解析後的中國。
而於第一線親見香港危機的我們，或許能從馬凱對近代中國的犀利解剖中，得到完整的圖像，並且深刻認知到：獨裁體制重返後，人民要付出的代價比原本以為的還大──可不是簡單地犧牲自由而已。
第四章 網路：黨如何學習愛上網路
「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魯迅，一九二五年
賦予無權力者權力是所有新媒體的承諾。網路最早的時候也充滿夢想，但它們對現狀也是威脅。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開玩笑說，中國的網路審查跟「把布丁釘在牆上」一樣，沒有成功的希望。當時是二〇〇〇年，在中國有人偷聽到他的預言，便馬上在網路蓋了一座新的長城，又名防火長城，看來只要在牆縫上釘幾根釘子，布丁就能牢牢地掛著。
自由的先知不氣餒，二〇一三年十一月谷哥前執行長史密特（Eric Schmidt）對審查（兔子）和網民（刺蝟）賽跑的見解，現在聽來無可救藥的樂觀：「他們先封鎖你，接著滲透你，但最後你贏了。」當時他預言，網路監控將在十年內失敗。同一年，網路之父柏納斯—李（Tim Berners-Lee）說：「柏林圍牆倒了，雖然我不認為中國防火長城會倒，但我相信它會自動打開。」一塊接著一塊，一頁接著一頁，他說：「推動網路完全開放的動力就是比較強大……國家的經濟也會跟著提升。」
突尼西亞的推特起義、埃及的臉書革命以及透過YouTube傳遞的烏克蘭廣場革命等事件接連發生，有一段時間，網路樂觀主義者愈來愈有自信。然後是香港，先是二〇一四年夏天，二〇一九年又一次，民眾、主要是年輕人佔領街頭，利用即時通訊軟體Firechat、Telegram和香港LIHKG討論區來組織和聯繫。這些機靈的學生可選擇的APP很多，並藉此自發性地組織起來，讓歐洲還在看報紙的讀者感到敬畏，並學到全新的反抗字彙。就新聞報導的角度來看，科技的基礎設施也是自由抗爭的一部分。
只是令人吃驚的是，北京當局似乎不怕網路。二〇二一年年初，中國網民首度超過十億人，多數人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同一時間中國有十六億手機用戶）。為了經濟發展和國家強大，政府全力投入通信基礎建設。杭州電商阿里巴巴活躍於全球兩百多個國家，營業額和獲利早已超越亞馬遜和eBay加起來的總和。二〇一七年十一月，深圳網路巨擘騰訊超越臉書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社群媒體企業。兩者的規模和市值目前都在全球排名前十。黨主席習近平高調宣揚中國是「網路強國」，呼籲全世界一起搭乘「互聯網快車」。新華社讚美中國的「創新力量」來自全球「獨一無二的互聯網管理」—─即商業和政治控制的成功結合。
中國還創辦了世界互聯網大會，並於二〇一四年起在浙江烏鎮年年舉行。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主持人以亢奮的音調歡迎與會者到來：「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魔法，承諾帶來美好。」其中最神奇的魔術師當屬總書記本人。新華社指出，中國「網絡大咖」無數，然而若要數「網絡達人」，則首推總書記習近平。他不僅努力讓中國成為網絡強國，也讓大家睡得安穩。「你會幹開門揖盜的事兒麼？當然不會！可是，『盜』不請自來咋辦？那就築高牆，掛大鎖唄。一家一戶如此，空間無限大的網路，更要如此。」
中國熱愛網路，這點毫無疑問，更不用說黨。不久前，連在中國都有不少人跟西方的網路先知一樣樂觀。過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網路是「上帝送給中國的禮物」。藝術家艾未未也預言審查必亡：「每一個人都有終極話語權，不管那聲音有多麽微弱。哪怕是輕微細語，都會讓言論審查的威力垮掉。」他用興奮的語氣在一篇文章指出：「互聯網是無法控制的。如果互聯網是無法控制的，那麽自由將最終獲勝。事情就這麽簡單。」艾未未這些話是在二〇一二年說的，沒多久，黨就證明給人民和世界看「真的這麼簡單」，只不過發展和多數人想的不一樣。就這點來看，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二〇一三）是時代的轉折點，他示範給世界看如何馴服網路。
二〇一三年以前那四年的中國，應該會一直留在許多人的記憶中，這是社會大眾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民眾第一次獲知彼此，第一次互相聯絡，第一次與人公開交換意見，以討論跟自己生活有關的決策。對這個國家來說，這真是前所未聞的現象。在以前，從黨最小的單位，到規模最小的村落、公司、俱樂部，就算不禁止人與人來往，中共還是要管理大家的集體行動。黨為了強化論述，從一開始就建構出有時稱「社會」、有時稱「人民」的概念，如果「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再度發生，光靠這些概念就足以揮兵抵抗無恥的外國。
可是，社會如今在黨的論述體系之外覺醒，也就是網路，而獨立思考的公民因此能自主串連起來。因為網路，更精確一點說社群媒體、尤其是微博，中國公民毫不費力獲得言論自由。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美國推特的中國版、新浪微博上線，在那之前黨已先封鎖推特和臉書。接下來四年，在這個媒體完全由黨掌握的國家，微博的重要性遠比推特在各國的作用都大得多，這個日期因此必須好好記下來。
用「詞語犯」和部落客慕容雪村的例子就可以好好講述這段往事。前一章我們提到，這位作家的老同學兼黨幹部提醒他，為何海報一夜之間鋪天蓋地出現？「我們可以將這些蠢貨貼滿全部牆壁，你行嗎？」這時慕容雪村還能回答：「當然可以！」但幾個月後，刪帖大軍盯上他，讓他成為中國最早被噤聲的知名部落客。那時，光他其中一個微博帳號就有四百萬的粉絲，不難想像他為何第一個被逮。
一九七四年出生的慕容雪村是中國最敏銳、顯然也是最尖銳的作家和社會批評者，微博成就了他：網路和社群媒體出現後，中國才有像他這種主動介入社會、在數百萬讀者面前帶動討論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其實是慕容雪村在網路的第二次再生。二〇〇二年，他剛成為一家化妝品公司的經理，有一天在辦公室無聊上網，發現其他人可不受干擾地發表小說，哪怕網站上有神經兮兮的編輯和狂熱的審查員。本名郝群的他心想為何不自己試試，他自認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好！自此他投入創作，寫成都三名年輕男人的悲歡遭遇，寫當代中國的酗酒、賭博、行賄、詐騙和到處跟人發生關係的故事。他在網路上發表，一章接著一章，累積了五百萬的讀者，拿到第一份出版合約，獲得第一座文學獎，被時尚雜誌《新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他的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讓他地位攀升，不，其實是網路將當時二十八歲的他塑造成文學新星。慕容雪村成了翻轉中國文學的先鋒人物，接下來十年他引領風潮，所有的文學新秀和潮流都來自網路，前所未聞的聲音忽地出現。
慕容雪村把工作辭掉，繼續寫新中國毫無節制的狂野、滑稽和灰暗，寫貪婪、性和暴力，其作品持續受到肯定。不過，當道的仍是上一代的獨裁者和官僚，虛擬世界以外的中國很快就連累他。在中國，作家收入還是得靠傳統的出版社，後者在網路上撈到作家，修剪整齊後，才會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青年新秀作家。
慕容雪村只好中斷寫作計畫，因為他很清楚過不了審查的關卡。他曾潛入江西的一個直銷集團，並花了三個禮拜的時間臥底，最終完成紀實性質的《中國，少了一味藥》。儘管這本書在二〇一〇年獲得著名的「人民文學獎」，但他實在受夠了，編輯的大量修改讓他氣炸了，於是決定將得獎感言當成對中國審查制度的清算，他告訴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宣傳部長也出席了頒獎典禮，上台前，編輯拜託他不要讀得獎感言，後來他準備領獎時，果然有人擋住不讓他靠近講台。「我覺得很可笑，其實我個性還算溫和，但不願向任何人低頭。」他轉向觀眾，慢慢舉起兩根指頭放在唇上，彷彿將拉鍊拉上，這手勢讓他更出名了。
事後，他將得獎感言貼在網路上，一字未刪，「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中國只有一個真相，那就是「不能說出真相」。慕容雪村還提到自我審查的恥辱感，「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大師？」因為所有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是「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
從此，慕容雪村展開人生的第三個生涯：政治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這不是容易的決定，」他說：「在這國家風險很大。」尤其像慕容雪村這樣，一開始就把事情想得很透徹，不像其他人一樣顧左右而言他。跟一些批評者一樣，他在微博一連開了好幾個帳戶，一個被封馬上就換另外一個，因此見證了剛掀起的微博革命。他形容毫無節制的權力是「不被關在籠子裡的怪獸」，腐敗是「制度」，甚至成了「法律」，「你不去找它，它就會來找你」，躲到天邊也會追來，「幾乎沒有人可以清白脫身」。至於體制，「六十年來，中國人活在一個仇恨教育和愚民宣傳的體制……所以每個人都參與犯罪，沒必要感到懊悔」。
這些年發生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將百姓孤立是獨裁體制最古老的統治技術，亞里斯多德曾說，暴君的特色是「禁止結黨」。他在《政治學》一書提到，暴君必須「打壓讓人產生自尊和自信的一切活動」，必須讓人與人之間像陌生人，「因為彼此相識就會產生信任」。過去，人民無法在彈指間打破這種孤立狀態，因為在傳統的網路世界，黨有審查部隊可隨時插手。然而，微博和其他社群媒體全是私營企業而非宣傳部門，即使一開始也遵守政府規定雇用大量審查員，但黨還沒弄清楚它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民眾就早已不坐在家裡的電腦前。在對電子器材瘋狂的中國，人手一台手機上網，比歐洲還早。一則新聞、一張照片幾秒鐘就傳出去讓數百萬人看到，就算審查員只需二十分鐘刪除，也已經晚了一大步。對年輕人、尤其城市居民來說，微博在這四年成了前所未見的自由王國。
當時微博有三億五千萬用戶，當中約五千萬人天天使用。中國人突然接觸到過去看不到的資訊，包括食品安全醜聞、空氣汙染、警察暴力等。微博用戶迫使北京市政府公開空汙數據，還在網上分享笑話、凱蒂貓漫畫和各種陰謀論，跟世界各地的情況沒什麼兩樣。此外，網民也會辯論中國的憲法、懷舊毛派的荒唐行徑和自由派知名部落客慕容雪村或韓寒的作品（向來低調的韓寒在最高峰時有五千萬粉絲）。
「微博讓人開始思考，」慕容雪村說：「於是中國出現政治的、美學的、文化的個人覺醒。」這位作家認為，能自由發表意見和思考的人，很快就會把深埋在思想和語言垃圾下面的寶藏挖出來：常識。「中國跟所有獨裁體制一樣，靠的是孤立手段；而個人面對具有絕對優勢的組織，只好投降……微博出現後，情況不一樣了，人們開始串連起來。」忽然間，中國成了另外一個國家，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公民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公共空間，說的也是自己的語言。公民社會開始萌芽了。
光這些就讓黨夠不安了，另一個更直接的挑戰、也是網路最驚人的現象是「人肉搜索」。數以百計、千計的網民通力合作，收集特定人物的相關資料，包括他極有可能幹過的壞事。這往往會傷及無辜，不一定是好事。網民都會匿名去圍獵「叛國分子」和抱持不同意識形態的人。二〇一二年，貪腐官員和幹部在網路上被追殺，而全國人民鼓掌叫好，其中最知名的例子是當年五十六歲的楊達才。他是一名陝西省的官員，網路上可找到其照片，略顯福態的他代表人民視察工地和開會，乍看之下是標準的官方宣傳品，可是細心的網民卻在五張不同照片發現有趣的細節：楊達才手上戴的錶全是最高級的瑞士產品，包括一只雷達錶、兩只歐米茄和一只江詩丹頓，總值十萬美元，遠超過一名省級幹部薪水所能負擔的金額。楊達才從此被稱為「表叔」，這件醜聞也強化了人民的既定印象，果然共產黨都被貪汙腐化了。
更重要的是，人民發現了自己的力量，黨因而感到恐慌。難道那些預言要成真了？也就是夢想中的新媒體出現後，人民將被賦予權力，擋不住的自由浪潮襲來，獨裁政權將被推翻。
二〇一二年底起，新領導人給了答案，而且速度驚人地快。黨媒認定網路是「意識形態主戰場」，是「西方敵對勢力」煽動鬧事的途徑。上海黨報《解放日報》說：「誰在網路戰場獲勝，誰就贏得戰爭。」二〇一三年八月，習近平下令「奪回網路陣地」，一名副宣傳部長十一月就宣布任務完成：「我們的網路又變乾淨了。」煩人的事成了過去式──閃電戰，在戰場邊緣的觀察家揉一揉眼睛：真的這麼簡單嗎？
和諧社會裡的中國新人類：大數據與社會信用體系如何製造聽話的奴才
2022/9/16
文／馬凱（Kai Strittmatter，《南德日報》記者）；責任編輯／張詩芸
本文為《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章節書摘，經時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編。
中共對於高科技的發展十分狂熱，除了促進經濟發展，更重要的，它可以在「和諧社會」的願景下，全方位控制人民的言行、乃至於心靈，而它的高科技統治體現在網路、大數據整合、監控設備、人工智慧、社會信用體系的綜合應用。透過大量審查信息思想控制和扭曲事實，它會塑造出思想僵化、容易控制的新人類。其次，它會剝奪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空間。最後，這些科技化、數位化的控制手段愈有成效，其他國家就會紛紛起而效尤，進而威脅民主社會的穩定性與價值。
本書作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擔任《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中國特派記者十多年，一路看著中國人從網路獲得公民討論的權利，又見證國家設置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數位科技的社會監控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麻痺了人民的自主性與批判性。在書寫本書的過程中，他廣泛詢問一般民眾對於數位威權的感受，也深度採訪中國新創企業的主管、黨組織的各級幹部，讓讀者從各種角度來認識利用科技手段大幅提高專制獨裁效率的中國樣貌。
「讓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
──取自中國國務院社會信用體系的規劃
中國的新人類不僅是好人，也是誠實的人。「我們想將人文明化，」中國東部小城榮成的一名官員告訴我：「我們目標是將人的行為規範化，如果所有人的行為符合規範，社會自然就穩定和諧。」這名官員喜形於色：「這樣我的工作就輕鬆多了。」誠實的人，就是值得信賴的人，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最缺的資產：信任。
中國的確陷入信任危機，人人彼此互相不信任。北大教授章政說：「我們的社會仍不成熟，市場秩序混亂。」他認為過去數十年農村人口外移和社會和經濟的轉型是主要原因。「誠實的人是傻子。」王俊秀如此描述中國人普遍的心態。他是北京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根據社科院上海分院的調查，90%的受訪者認為在今天的中國誰誠實可靠，誰就吃虧。
有些人以為過去的政治運動（尤其文革）是今天無所不在的猜忌的根源，當時以救世主毛澤東的名義挑撥人與人的關係：子女鬥父母，妻子出賣丈夫。王俊秀也把矛頭指向現在：「欺騙的人不用負責」、「公共權力執行者對權力的濫用」。
在這份報告發表的2013年，這樣的公開批評還不會被消音。那一年，有位著名北京社會學家的話在網路上瘋傳：「若是連和尚與老師都在墮落，那這個社會就已經爛透了。」
那也是習近平接下黨和國家主席職位的一年，他意識到這個挑戰：社會完全失去信任將對共黨統治造成威脅，而且有礙市場經濟發展，危及經濟的持續成長。食品有毒、環境汙染、建築偷工減料──在中國毫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為了營利可以不擇手段。社科院報告的結論是社會缺乏公平感，建議從法律和制度面來重建和改革。不過，黨另有想法，它想做的事這世界前所未見：打造「社會信用體系」、一種社會信用的評分系統。
就要給你打分數！社會信用體系誕生
我到北大採訪章政教授，他是經濟學院副院長，更重要的是，他是這新制度的重要顧問。教授說：「原理非常簡單。這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想像一下好人獲得獎賞、壞人被懲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孝順父母、過馬路走斑馬線和所有帳單都付清的人總是有優先權，搭火車可買「軟臥」票，去銀行可以貸款，但犯錯的人就不行，比如高考考試作弊、下載盜版電影、婦女違反政策多生一胎。在這個世界，全知和隨時能看見你的數位機制比你更了解自己，還能幫你改善自己，因為它不論何時都能告訴你，做什麼事能讓自己更誠實、更值得信賴。說說看，這是不是一個公平、和諧的世界？
為了誠實，上海推出一個手機應用程式：「誠信上海」。下載、註冊，讓軟體掃描你的臉，辨識你的臉部特徵，接著將你的生活資訊調閱出來。我在拜訪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時，官員告訴我，每位市民的個資有5,198筆，由97個單位所提供。這軟體是由負責收集全市數據的信息化委員會所管理：「電費帳單繳了嗎？捐血了嗎？可是税沒繳？搭地鐵沒買票？」你做過的行為會被輸入資料庫，在演算後吐出結果：「非常好」、「好」或「壞」。好的上海居民到市立圖書館借書可以不用付100元人民幣的押金。
民眾可自行選擇使用這個程式，看起來有點好玩，但其背後的制度可不是。它的官方名稱是「社會信用體系」，按政府規劃，2020年起，每一位中國公民的現實生活都得靠它（註）。在上海，每一位市民已被納入考核，經濟和信任委員會副主任邵志清特別強調，他的部門不負責評分，而是交由第三方，他只是將數據交出去，由演算法來決定好壞。無論如何，這套制度將改變中國。「一開始我們關心的問題是：你是一位可信的人嗎？」卲志清說：「這點攸關市場秩序。信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我們希望人人都遵守法律和履行合約。我們最終在意的其實是社會秩序。」在這體系內，所有的個人、企業、組織只不過是不停變化的數據組合，政府的任務是不斷地收集數據和評價，用鼓勵和懲罰將公民行為、經濟和社會引導到他們期待的方向。
章政教授心情不錯，甚至有點興奮。他說，我們為何不好好認識一個人？不只他的過去和今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未來」。這套體系能辨識出壞人、壞的企業和壞的公務員，統稱為失信者。
他們不論在何時何地都會被識破。透過大數據，每一位公民都被印上評價的烙印，這成了他的新身分，決定他能否參與日常生活和獲得社會資源。
章政不僅是副院長，也是經濟學院的黨委書記，不過沒有陷入僵化的意識形態中。他經常旅行，去過日本和美國，對世界局勢很了解，活潑又有好奇心的他，有時還會批評時政。我們約在大學教室見面，當時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農曆春節。「聽聽看，」這位教授微笑說，「好安靜。」我們很可能是校園內唯一因工作而碰面的人。看得出來章政很關心這個問題，「您來自德國？」他說：「在德國也有一套諮詢系統，銀行和企業可以檢查申請者的信用。是Schufa沒錯吧？您想像一下，社會信用體系就像Schufa，只是規模比較大，簡直無所不包。」「當然，您如何處理金錢很重要，例如是否及時還債，」章政看著我：「可是，如何對待父母和伴侶、社會行為是否遵守道德規範，不是也相當程度透露您的誠信？」
教授說：「去榮成看看吧，他們是先行者，中國沒有地方走得更快。」榮成是中國東部海岸的一座小城市，擁有67萬人口、一個天鵝自然保護區、一座核能發電廠──以及一個負責誠信的單位，「誠信辦的人成績十分傑出，」教授說。
「我們必須教育底部的人」
山東省榮成市在2018年1月入選中國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街道旁豎立著「模範市民」的照片看板。（攝影／dpa Picture-Alliance via AFP／Andreas Landwehr）
山東省榮成市在2018年1月入選中國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街道旁豎立著「模範市民」的照片看板。（攝影／dpa Picture-Alliance via AFP／Andreas Landwehr）
這裡正在排練中國的明天。中國有40個左右的示範城市，榮成是其中之一。每個城市走自己的路，不過所有城市都在找最誠信的人。「要做這件事，必須先進入人的內在。」榮成的主任黃春暉這樣告訴我。他單位的名稱不再是誠信辦，「對我們來說，這名字聽起來有點模糊。」社會信用中心是現在的新名稱。黃主任拿出一張紙，畫了一顆蛋，先畫一條線穿過頂端，再畫一條線穿過底部。他說，這就是社會，頂端的人是模範公民，「底部的人我們必須教育他們。」
接著他解釋這套制度。中國所有的企業和公民都是一員，信用評價無時無刻在進行。在榮成，每位市民一開始有1,000分，之後得分有加有減。有些人是AAA級市民（「誠信模範」，1,050分以上），或AA級市民（「誠信優秀」，1,030分至1,049分）。你也可能跌到849分以下的C級，所謂的「警示級別」，或者599分以下的D級，被系統判定為「不誠信」。你的名字從此被列入黑名單，根據《榮成市市場主體信用分級分類管理辦法》，就成了「重點監管對象」。
這套奠基於大數據的系統，目標是即時落實道德教育和行為監控。根據國務院2014年頒布的規劃綱要，社會信用體系能糾正「造假欺詐」、「提高全民族誠信素質」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上還能讓大眾監督基層政府單位的運作。
黃主任說，這套系統當然有用。先從闖紅燈開始：以前很多司機覺得無所謂，拿到罰單繳錢就沒事了，「現在沒人敢闖紅燈了，因為這樣做會減分」。我在榮成街上詢問兩位當地居民，他們都沒聽過「社會信用」。「這是什麼？」我問的第三人也沒意識到，因為系統早已開始記錄和評價他們全部的生活。他回答我：「既然您說政府會嚴格執行交通法規，那我會開慢一點。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誠信社會是一件好事。」
曙光社區離社會信用中心不遠，草地修剪整齊，新建的公寓可提供5,000戶家庭的12,000人居住。房前停的是福斯和豐田的汽車，還可看到幾台BMW，顯然住戶是中國的新中產階級。「以前的人想做什麼就做，」社區黨支部書記董建剛說，「現在道德回來了。」身為黨書記，這是他的職責。「我們正在建立誠信社區，」他指著辦公室外面每個人都會路過的告示榜：「我們將失信者的姓名列在這邊。」
王小姐的狗在草地上拉屎沒撿起來──扣5分。宋先生冬天將水倒在門口，水結成冰──也一樣扣5分。
「他們一定覺得很丟臉，」董書記說：「可是這就是評分的目的，看看這邊。」他露出微笑。
周先生幫一對老夫妻搬家──加5分；李先生教書法──加5分；余家出借地下室讓大家一起唱革命紅歌──加5分。鏟雪、帶老人去看病、幫小朋友上課也可得分。
董書記現在介紹分數超過1,000分的明星市民，他們獲得「誠信示範家庭」的榮譽，64歲的退休老人暨黨員同志秦之業就是其中之一。他請客人坐在公寓的沙發上，上面小心鋪著一塊縫好的被子，彷彿坐在粉紅玫瑰上。秦先生在曙光社區住了7年，「我對這裡的一草一木很有感情，」他說，這系統的確改善了社區生活，「如果你有太多負分，其他人就會偷偷說你的壞話：瞧，那人是B或C級，讓你出醜。有時候，我們警告要降級就夠了，光這樣就能嚇壞他們。」
他們將整個社區分成不同的「網格」，每個單位400戶家庭。「每戶家庭可互相監督，」董書記說，「我們還有人負責檢查、打聽，並拍照或錄下錯誤的行為。」早從2003年起，黨就在上海等城市嘗試科技輔助的「網格化社會管理」。類似的管理方式在中國歷史悠久。奠定中國統一基礎、讓秦始皇得以統治的大臣商鞅，在西元前400年已將人口分組，每組5到10戶；人民互相監督，並向政府告密，若一人犯錯，所有人都受罰。他曾說：「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培養自我管制的新人類，讓這些奴才自己監視自己，當時已是獨裁者的夢想。
中共的道德和社會信用體系在歷史上有先例。16、17世紀中國民間風行所謂的《功過格》，此書充滿儒家和佛教對倫理和生活秩序的想像，內心不安的民眾可用來檢視自己行為的善惡，看它們在業報上是否能功過相抵。在那個年代，政治和經濟動盪，社會和道德敗壞；貿易和市集興起，經濟走向商業化，階級體系因而被翻轉。按照傳統的儒家思想，商人的地位最低，但他們突然贏得聲望和影響力。當時國內外交通更加便利，但官員貪腐、價值觀更迭，《功過格》讓困惑和無助的人民心中有依賴。以袁黃的《功過格》為例，救人一命或保全婦女貞節可得100分，延續香火或收養孤兒得50分，為政府引薦有德之人則是10分。這跟曙光社區的評分榜差別其實不大，只不過當時的業報執行者今天叫做中國共產黨，有大數據幫忙，獎懲在這一生就會施行，最好在當下就實現。
你是「老賴」嗎？
奠基於大數據的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系統，目標是即時落實道德教育和行為監控。透過大數據，每一位公民都被印上評價的烙印，這成了他的新身分，決定他能否參與日常生活和獲得社會資源。失信的個人將無法成為公務員或金融、保險公司高級主管，並面臨各種生活上的限制。（攝影／REUTERS／Tingshu Wang／達志影像）
奠基於大數據的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系統，目標是即時落實道德教育和行為監控。透過大數據，每一位公民都被印上評價的烙印，這成了他的新身分，決定他能否參與日常生活和獲得社會資源。失信的個人將無法成為公務員或金融、保險公司高級主管，並面臨各種生活上的限制。（攝影／REUTERS／Tingshu Wang／達志影像）
照榮成市管理辦法的解釋，社會信用相關措施以「激勵」為主，懲戒只是為了「幫助」人恢復信用。曙光社區的董書記腦袋想的遠超過自己社區的範圍，「我們努力讓社會充滿和諧。」他提到有父母來拜訪他，想在女兒結婚前知道未來女婿的信用分數，坐在粉紅沙發上的秦老先生聽了大笑。「你當然想知道你女兒嫁給什麼樣的人，」董書記說，「你得承認，換成是你也會做一模一樣的事。」
行為遵循規範在金錢上也有回報。「如果分數像這位秦先生這麼多，去銀行借錢再也不需要抵押，」他說，「很棒，不是嗎？這就是我們的黨：只要你做好事，它也會對你好。」如果我做了壞事？「那你就不准再搭飛機或高鐵，我也不會雇用你。」
沒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2016年9月公布的《關於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也是這樣規定。不誠實的企業將被排除在政府採購外。失信的個人無法成為公務員或金融、保險公司高級主管，從事不動產交易和買車受到限制，也不能搭機、買高鐵票和搭乘夜車的軟臥。他們再也不能住星級以上的飯店，不得在高消費的餐廳用餐，不能出國旅遊，子女也不能就讀昂貴的私立學校。
社會信用體系的許多細節仍不清楚，到底那一個示範城市會脫穎而出？未來將有多種模式平行存在，還是全國統一？最後會演進成不同賞罰機制構成的龐大生態系，還是全面合體的權力控制中心？民營企業的信用評級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併入？2020年是官方預計實施的時間點，不過目前看來，未來幾年才會逐步引進。光在全國層級，就有46個黨的分支機構和政府部門在研擬細節。中國政府已引進所謂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每一位公民、每一家企業都有一個號碼，相關數據全儲存在那個號碼底下。
整體拼圖的一部分已付諸實現。褒揚好人代表，鼓勵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將工人封為「勞模」，表揚家庭為「衛生模範」；這些活動在中國已行之有年。2013年施行的新法規定，所有中國人有義務照顧年邁父母，拒絕履行將被追究法律責任。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欠債不還的名單，後來成了社會信用體系黑名單的基礎，據國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的統計，2018年有1,750萬人因此不能搭飛機，550萬人不能搭高鐵。被處罰的人數也迅速上升，據《環球時報》報導，光2019年7月就有256萬名失信者買機票時被拒。在河南省的兩個縣，法院與電信公司合作，打電話給黑名單上的人不會聽到鈴聲，而是聽到語音提示說，此人已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這套制度就是要讓人在大庭廣眾面前出醜。政府為信用體系成立「信用中國」網站，用多幅漫畫來解說其概念。其中一幅說，法院如果將某人納入黑名單，就會「在城區多個大螢幕上『晒』出他的照片，讓其無所遁形，街上來往的人都能看到他的照片和信息。」漫畫上可見一名穿西裝打領結的年輕男人，手上捧著一束玫瑰花向一位女士示愛。他滿頭大汗，顯然被認出欠錢不還，頭上寫著「羞愧」的對話框將箭頭指向他。這位漂亮的女士拒絕了他，「你是『老賴』吧？」她在街上的大螢幕看到他：「不會有人跟你相親的。」這幅漫畫的標題是「莫因失信誤終身」。
抖音也加入追捕失信者的行列
播放音樂短片的App「抖音」，2018年夏天開始加入追捕失信者的行列，再一次證明，中國私人企業與政府的密切關係。廣西的使用者刷抖音時，會看到名列失信黑名單的人的照片，知道他們去處的人若向警方通報，可分得對方債務的一部分當獎賞。
每個人都可到「信用中國」搜尋黑名單上的人，守信的人會被列入「紅名單」。另一個網站也列出類似的資訊。2018年，全中國新增359萬家名列失信黑名單的企業，其中有爆發假疫苗醜聞的藥商。社會信用體系也將涵蓋外商，北京的中國歐盟商會警告會員要做好準備，這套制度如今已是現實，而且可能「決定個別公司的生死」。目前相關人士已可在線上查閱企業的積分，其主要根據是公司過去執行《勞動合同法》、環境保護、衛生措施和履行合約的情形。
根據2018年3月官方的聲明，懲罰機制應按照「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原則，在飛機上鬧事、逃稅、詐欺和遲交社會保險費的人都會面臨禁止搭乘飛機的懲戒，賣黃牛票或在高鐵車廂吸菸的人，未來半年也禁止搭火車。
自從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人就知道什麼是「檔案」、這個將人的一生紀錄下來的機密卷宗，記載每個人的嗜好、工作經歷和政治可靠度。這卷宗跟著人一輩子，但他自己從未親眼看過。只不過，這些文件以前都是紙本，而且幾乎被遺忘了，如今片段的資料第一次組合成整體檔案。
中共2016年通過相關的指導性意見，內容提到「加快懲戒軟件開發使用進度」，目標是對失信者「自動比對、自動監督、自動懲戒」。不論天涯海角，再也沒有漏網之魚。
雖然中國政府最遲從2014年起密集投入這套系統的研發，但直到今天許多中國人仍沒聽說過。「好吧，」一位北京朋友聳聳肩，「反正在這個國家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是赤裸的。」只要黨國一干預，中國人對隱私保護多半沒什麼期待，只能雙手一攤表示無奈，「難道會比赤著身子更暴露嗎？」事實上是有可能的，尤其黨國還想打開你的頭顱看看裡面在想什麼。
隨著2020年逼近，愈來愈多失信黑名單浮現，黨媒更常報導實際賞罰的案例，大眾才逐漸意識到社會信用體系的存在。2019年年底，北京地鐵宣布將安裝新的人臉辨識攝影機，並整合入信用體系；系統可自動找到黑名單上的人，確認其「安全風險」並加以特別檢查。在地鐵車廂吃東西被抓到，也會被納入個人信用不良紀錄。2019年起，黑名單上的人再也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2018年夏天，《人民日報》詢問讀者：「信用社會來臨，你準備好了嗎？」許多中國人聽我稍微解釋這套制度後說，社會上多一些信任是件好事。不過，山東濰坊市的一所中學於2018年年初宣布，再也不讓名列黑名單的家長的子女註冊，當時這種連坐法第一次在網路上掀起反彈聲浪。
數據造假將層出不窮
2018年4月，北京的民眾展示她們手機中的芝麻信用分數。（攝影／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FP／JUN YASUKAWA）
2018年4月，北京的民眾展示她們手機中的芝麻信用分數。（攝影／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FP／JUN YASUKAWA）
中國最著名的信用評等制度實驗不是由政府主導，而是由號稱有12億用戶的行動支付軟體支付寶所推出的「芝麻信用」。每位支付寶用戶都可啟用，芝麻信用分最低350分，最高950分。芝麻信用的演算法是機密，不過主要根據五大標準來評估用戶的信用：身分特徵、信用紀錄、履行合約能力、行為偏好和個人關係。
芝麻信用技術總監李應雲舉例說，一天花10小時玩電腦遊戲的人，會被視為是遊手好閒的人，反之經常買尿布的人很可能是負責任的父母。上海《澎湃新聞》報導，地址經常改的人會被扣分，朋友的信用紀錄也會影響芝麻分。這裡的訊息相當清楚：離分數低的朋友遠一點。
芝麻信用也與「百合網」等線上交友平台合作，會員可展示芝麻分提高找到伴侶的機會。分數高的人容易借到錢，更快拿到盧森堡或新加坡等國的簽證。支付寶將目光投向西方，在美國和歐洲許多地方，中國觀光客可用支付寶付帳，軟體也會即時將交易和位置資訊傳回中國。
這聽起來很先進，不過這種商業誠信制度的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中國人民銀行」允許8家機構試行個人徵信業務，最後卻以「數據保護和利益衝突」為由決定一張牌照也不發。網上許多人認為，阿里巴巴設計芝麻信用這樣的獎勵制度，只是為了提高自己平台的流量，真正目的是為了抓住客戶，對於改善用戶信用的幫助不大。媒體也報導說，當中有人為操控的情形；有名駭客在微博誇口說，自己已成功改變支付寶的數據，讓委託他的客戶得到更多分數。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研判：
「在社會信用體系發展的過程中，數據造假的情況可能會層出不窮。」
社會信用體系的主導者強調此制度的好處，特別是能有效消弭詐欺等社會弊端；因為詐騙案件，中國每年至少損失900億美元。藉由電子交易，數以億計的農人、工人、學生等弱勢才有機會獲得貸款，否則他們原本無法證明自己的信用。它還能鼓勵消費；這個規模龐大的計畫終究是為了刺激景氣。
但這樣的願景也讓一些人感到恐懼。作家慕容雪村說：
「這套制度讓人毛骨悚然⋯⋯他們嘴巴說信任，事實上是為了控制你，並看穿你最深的內在。如果年輕的你不小心在網路上說錯話怎麼辦？好吧，應該不會馬上被捕，但可能護照、駕照會被吊銷，銀行戶頭會被封鎖。」
自從微博帳號被封，再也不能發表小說和劇本以來，慕容雪村改靠在網路上賣化妝品、草莓和哈密瓜維生。「這套制度如果真的開始運轉，中國將超越歐威爾的想像，」他說，「我這種政治立場不可靠的人分數奇低，也許再也不能旅行和搭火車，搞不好還會被房東趕出門，只好到橋下過夜。」這作家遲到一個多小時才到，國安部的人讀了他跟我約見面的微信對話，直到最後一刻還試圖阻止他不要來。
控制的危險與狂熱
2021年，北京一處展覽廳中陳設的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展牆。（攝影／AP Photo／Andy Wong／達志影像）
2021年，北京一處展覽廳中陳設的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展牆。（攝影／AP Photo／Andy Wong／達志影像）
有些人自我安慰說，由於技術的挑戰實在太大，這套新監控系統永遠不可能發揮效用；龐大的數據收集後，因為品質良莠不齊，還得適當地一步步評估。此外，長久以來，中共努力讓中國人言行更文明，人民還是置之不理。搞再多的運動，北京人還是繼續在街上吐痰，上海人大白天穿睡衣上街買菜。
就算充滿人為操控、低效率和貪汙等中國機關的特色，這套制度還是具備獎懲功能，但這樣對社會有幫助嗎？建立誠信社會和政治控制兩大核心目標，很有可能前者最終還是失敗，但後者大獲成功。
不過，到底誰失信和為什麼失信，終究還是由黨來決定。在榮成這個位於中國東岸的未來實驗室，在網路上從事「非法宗教活動」──即禁止和迫害的法輪功──會被扣100分，這可是最嚴厲的懲罰。在黨或地方政府等大型會議場所附近請願、表達冤屈，會被扣50分。到北京上訪，會自動被降到D級，即不誠信的失信者。「不用擔心，」榮成的黃主任說，「我們只處理沒有爭議和有證據的案子。」由法庭審判來證明？「不僅如此，」他說，「還有安全機關的評估。」到頭來還是公安和國安的人說了算。
社會信用體系不僅收集個人，也收集企業和組織的「社會信用」，不分國籍，所有在中國活躍的個人與單位都會被評估；此制度的政治目的愈來愈明顯。自從2017年年初新的管理辦法生效後，真正的非政府組織已幾乎沒有活動空間。2018年，一些非政府組織、例如伯爾（Heinrich-Böll-Stiftung）和阿登納（Konrad-Adenauer-Stiftung）等德國有政黨色彩的基金會（註），都會在北京的辦事處收到一本小冊子。這本冊子篇幅近40頁，內容是北京研議中的草案，包含各種行為指示，重點是非政府組織、基金會及其負責人很快會被納入社會信用體系，其所作所為會被評分。「危害中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扣基金會100分，負責人50分；「誹謗或公開有害訊息」：一樣的懲罰。從此以後，批評習近平和共產黨、對台灣的民主表示好感，通通變成禁忌。如果伯爾基金會在柏林的代表出席與台灣或西藏有關的活動，在北京的辦事處很可能會被處罰。中共打算藉此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嗎？從草案看來的確是如此。外國人也能為自己加分，例如「促進國際友誼」（5至10分），或「協助中國共產黨建立基層組織」（5至10分）。阿登納基金會得在內部成立中共的支部嗎？可以想像基民盟一定很不樂見。
北大經濟學者章政對這套制度的優點讚不絕口。他說，那些經營不善的公司、收賄的醫生、體罰學生的老師和貪汙的官員很快就會絕跡。不過，他也警覺到國家權力會有過度集中和被濫用的危險。正因如此，他反對成立中央數據庫，以免將全國各地的所有數據集中在一起。這個無所不知的國家資料庫如果真的成立，將是中國社會的大腦。
大權在握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是社會信用體系的監督者。章政說，他們正考慮引進中央數據庫，「我們認為這樣做很危險。」我們指的是誰？「我們學者。」教授說。但他補充說還有另外的聲音。在中國這樣的體制，這些聲音的份量超過學者。「我們的最大問題是無法參考別人經驗，這是全新的領域，」這位教授說：「可是這件事才會如此刺激。」他上身向前傾，幾乎被狂熱的感覺征服，「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制度，在地球上我們是首例！這多麼讓人興奮」。
世界第一。對企業和政府機關懷抱著大數據夢想的民主國家來說，這是一記警告，對其他國家也非常有吸引力。德國中國問題專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稱之為「數位列寧主義」。
「由資訊科技輔佐的中國獨裁體制，」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預言，「將會成為其他獨裁國家的榜樣，並供應他們相關科技。」
完美和諧新世界：把手伸進百姓腦袋最幽微的角落
2022年6月在上海，一位民眾戴著口罩走在街頭，頭上與後頸分別有蘋果與中國國旗的刺青。（攝影／Getty Images／Hugo Hu）
2022年6月在上海，一位民眾戴著口罩走在街頭，頭上與後頸分別有蘋果與中國國旗的刺青。（攝影／Getty Images／Hugo Hu）
我們確實正在見證披著數位外衣的極權主義重返世界。中國一直是一個獨裁國家，但只有毛澤東在位統治時，才變成極權國家，把手伸進百姓腦袋最幽微的角落、連他們的臥室和親密關係也監視。這種新的極權主義比毛澤東和史達林的統治完美得多，數據的掌握和控制手段超乎前人所能想像，因為我們已經將大腦搬到手機上，一步步在網路中生活和思考，並用數位媒介記錄下來。最棒的是，政權毋須在日常生活散播恐懼，跟以前的極權主義不同，光人民下意識知道暴力隨時可能出現已足夠。先是無人察覺、靜悄悄地潛入，最後人民也成了共犯。
這樣不好嗎？「如果幾十年後，再也沒必要討論這套制度和規定，不是最好的嗎？」在上海市府主管經濟、負責執行社會信用體系的趙姓官員問我：
「再也沒有人敢有失信的念頭，敢破壞社會的共同生活，這點我們或許能辦得到。」
她欣喜若狂看著我：「到了這一天，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新人類在這世界上就誕生了。
“喝茶”、封杀、流亡：他们在高压下讲述中国禁忌故事
HAN ZHANG
2023年8月10日
郝群和一位未具名作家。郝群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成功的写作生涯，后来因受迫害流亡澳大利亚。 TOMMY KH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1年8月的一晚，笔名为“慕容雪村”的中国畅销小说家郝群正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踟蹰不定。他要在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往伦敦的航班，但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犯了难。虽然他有前往英国的有效旅游签证，但多年来一直在监视他的中国政府可能禁止他出境；曾有其他打算出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边控。整装待发的郝群不知等待他的究竟是流亡生涯，还是白白跑去机场一趟。
当时他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即将出版，编辑都很担心郝群的安全。这是一部非虚构文集，讲述了武汉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那些恐怖的、卡夫卡式的故事，密不透风的信息封锁压制了当地居民的声音。华南海鲜市场被认为是疫情的发源地，但政府禁止对那里的日常生活进行报道。2020年4月，郝群来到这个已经关闭的市场，迎接他的是疲惫不堪的保安。为了阻止他拍照，他们把胁迫说成是爱国的职责。“你也知道，美国人正在用尽办法陷害我们的国家，”其中一人说道。“你的照片要是被外国媒体用了就不好了。请你配合一下。”
郝群没有被吓倒。他有着一张国字脸，中等身高，就是最普通中国人的样子。因此不难想象他可以在报道旅程中与各行各业的人轻松交谈，这包括办公室职员、店铺老板、出租车司机和农民工。有些人是记者介绍的，他们报道疫情的时候面临很多限制。这些会面往往持续数小时之久。“当时民众都有强烈的发声意愿，”郝群回忆道。他在采访张展这位公民记者时，从中午一直聊到了黄昏。而在此期间，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正在被监视的可怖疑虑。这种敏感多疑的直觉其实是有原因的。毕竟，国保——也就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他如影随形。他在武汉选择的采访地点都比较反常：要么在写字楼林立的大街上，这些建筑在疫情期间空无一人；要么就在风很大的长江岸边。
在酒店房间里，他有时会蒙着毯子打电话以确保不被监听。有一晚，他听见门外传来两个男人低声说话的声音，这让他想起了在发布关于武汉的报道后失踪的公民记者。一段久远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在五六年前的北京，郝群应邀参加瑞典大使馆的一场庆祝活动。活动前一天，几名国保出现在他家门口。“你不能参加，”其中一人告知郝群，并暗示如果他不服从就会受到人身限制。郝群很不甘心，坚持要去，国保将他奚落了一番。“看看你这副样子，”其中一人说。“你能挨得了几拳？”走廊里的人最终离开了，但郝群却一身冷汗。离开武汉的几天后，他就听说了张展被捕的消息。
《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今年3月由美国New Press出版，它描述了这种国家压制之下的沉默，加之医疗服务不足，如何在危机之中加深了老百姓的绝望。读过这些故事，你不仅能对郝群所写的主题感到共情，也会担心这种毫不退让的清醒可能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2021年春天，在郝群将书稿交给他在澳大利亚的出版商Hardie Grant Books后，出于安全考虑，编辑敦促他离开中国。他对此犹豫不决。他愿意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数年牢狱之灾的代价。
编辑们一直在催促，到了仲夏，他决定逃走。他成功登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短暂经停后再前往墨尔本。当他在1月下旬接受我的采访时，似乎对自己的人生际遇多少感到难以置信。流亡澳大利亚与他最初成名时的境况可谓天差地别。世纪之交时，随着中国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互联网的到来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热潮。有了新的创作空间，和郝群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在探索中国文学文化的边界，他们笔下的故事描绘了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和暴发户的富裕生活，同时揭露出日益物质化的世界观在他们的国家所引发的道德沦丧。这些作家会尝试创作一些司空见惯但在纸上却是禁忌的题材，如腐败、性欲和多变的性别身份，他们经常以反省的方式来挑战传统的叙事。
中国有句成语叫“覆水难收”。这一时期打开了创作的闸门，永远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政府曾经要审查一切作品是否符合国家价值观，但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思想的市场，作家靠自己就能吸引到广大读者。但在当今中国，作家想要自我表达，就得承受新的政治压力，并在国家监控系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创作。这就好比是一场极度危险的打地鼠游戏，作家、编辑和网络出版商绞尽脑汁与中共的机构进行周旋，利用手上的一切机会和资源来记录他们所看到的生活。
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郝群（右）与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一家酒店。 PHOTOGRAPH FROM MELANIE WANG
1978年，随着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数十年的孤立状态，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既是对外国企业的示好，也是对国内管制的一种放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开放”成了一个政治热词。2001年，这种思潮结出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果实：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将这位老人的愿景运用到了文化工作中，在2002年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称，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政府很快就出台了政策，比如为从国有繁冗机构转型为市场驱动型企业的公司降税，让创意产业得以产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作品。
大方向上的开放与互联网的普及不期而遇，因为新生事物的缘故，互联网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过时的印刷时代的审查制度。在新千年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封禁无数外国网站的基础设施防火墙尚不存在。中国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访问Facebook、维基百科和谷歌，而国家也尚未建立一个强大的机制来追踪敏感词，遏制棘手信息的传播。到第一个十年结束，学者和作家都在类似Twitter的平台微博上讨论公共事务。而其他平台也围绕各种小众爱好出现了充满活力的社群。笔名“小引”的诗人还记得当年那些新生的诗歌网站是多么混乱而有趣的地方。在“诗生活”这样的网站上，和他一样的诗人每天都在辩论诸如白话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之类的话题。“谁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公告栏，”他告诉我。“就跟占山为王的土匪似的。”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社群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作机会都是由政府分配的。对一代又一代作家而言，进入国家出资的作协以及党的出版物或国家新闻机构工作，可能多少是他们实现作家生涯的唯一途径。中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如阎连科和莫言，他们以描写青年时代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而闻名——都是在参军期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但到了2000年代，这种正式的隶属关系已不再是先决条件。只要有电脑、能上网，就可以在文学论坛上分享作品，那里的审查才刚刚露头，不成气候。因为不受编辑和审查者的限制，作家与读者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而读者也无比喜爱作家对他们经历的历史进行耳目一新、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电话里向我解释这几代人的不同之处时，以“阿乙”为笔名的著名小说家借用了经典武侠小说中的概念：他告诉我，传统作家居于庙堂，而互联网时代的作家居于江湖。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他们探索与国家价值观不一致的主题和感受。一位笔名“木子美”的散文作者发表性爱日记，详细描述她与摇滚明星和其他公众人物的一夜情和艳遇，从而出名。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令人激动，那么它在道德上也是模棱两可的。有时，向上流动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空虚。
如果没有开放的互联网提供的相对自由，郝群可能永远不会开始写作。在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的法律专业后，2000年，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找到了一份人力资源的工作，搬到南方大都市深圳——邓小平改革的中心地带。当郝群成为作家时，他是一个身无牵挂的人：父母在家乡的农村务农，在他上大学时就已去世。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2000年以离婚告终。在浏览一个文学论坛时，他看到了连载小说《我的北京》，作者笔名“醉鱼”。这个故事讲述了一群朋友在快速发展和突然富裕起来的首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激发了郝群的灵感，他想写一个反映自己在中国城市环境中生活的故事。“我们写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自己的焦虑、渴望和无根感，”他告诉我。
很快，他开始写起一部小说，讲述西南城市成都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何应对办公室政治，并且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怀疑的故事。到2002年4月，他用“慕容雪村”这个新的笔名在几个论坛上发布了一些章节。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的最终标题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它捕捉到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希望和幻想，他们和郝群一样，在普通的环境中长大，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快钱和无意义的性所包围。在当时最大的博客平台之一天涯及其他论坛上，郝群对成都龌龊底层生活的描绘引起了轰动。有一次，一位同事向郝群推荐这部小说，但他并不知道郝群就是慕容雪村。不到两个月，书商和出版商同他接洽，小说于同年12月出版。他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经常请朋友们大吃大喝，在他们需要钱时就借给他们。北京被分成六个环带，从市中心向外辐射；一般来说，离市中心越近的社区越繁荣。到2010年，郝群住进了三环的一套顶层公寓。
郝群的小说倾向于探索不完美的主人公、权力的滥用和城市生活的道德腐蚀。在他2008年的畅销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叙述者魏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人脉很广，自信满满地穿梭于赌场和公司的办公室之间。魏达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一个金钱驱动一切、同情心是弱点的世界里，他的生存本能和对势力的渴望压倒了他更好的本性。在一个场景中，魏达酒驾撞倒了一个贫穷的农民；最后，农民被迫向魏达赔偿汽车损坏的费用。从通俗小说作家到大胆的记录者和政府的批评者，郝群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一开始，他就完全着迷于人们是如何被生活的环境所腐化，”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次要情节》(The Subplot)一书的作者梅根·沃尔什说。她说，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你会相信人可以在“骇人听闻的不公正循环”中生存并延续下去。
对于郝群和其他新来者，当局主要持怀疑态度。在全国作家协会的会议上，领导人敦促“文学工作者”反对“思想多样化”——那些颠覆权威和父权规范的思想。随后，在一次宣传会议上，成都市委副书记批评郝群的小说损害了城市形象。当地一位更加“正确”的表演艺术家李伯清指责郝群没能呈现出城市的“主流特征”。李伯清在一次采访中说，对他来说，成都是“美丽、善良、宽容的母亲，同时也婀娜多姿”。李对郝群作品中描绘的欲望和贪婪感到厌恶，他坚持认为作家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轻松的氛围、著名的锦缎生产历史和美丽的芙蓉花上。
随着郝群的政治觉醒，这种不信任变成了迫害。2011年，郝群得知他的好友、中国古诗文学者冉云飞被逮捕，并被控颠覆罪，因为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发生像北非茉莉花革命那样的动乱。在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博上，郝群谴责了那次逮捕，称冉云飞是“民族的良心”。冉云飞在同一年被释放，但郝群遭遇的来自国家的压制使他变得激进。“在那之前，我一直享受着畅销书作家的生活，避免惹上麻烦，”他说。“但当他们的手伸向我身边的人时，我不得不站出来。”郝群的写作转向了社会评论，他开始为《纽约时报》国际版撰稿。
后果很快就来了。郝群被禁止发微博，不久之后，他就被列入了黑名单。2014年，他开始收到“喝茶”的邀请——这是警方非正式讯问的俗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大约“喝”了40次“茶”，往往是一个月一次。有时，警官们会像老朋友一样，询问郝群最近在忙什么想什么。他的写作生涯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他再也没能在中国出版过一本书，他靠为电影和电视剧代笔剧本为生。外出吃饭时，他习惯性地要埋单，朋友们劝阻他，坚持说他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离开中国时，他在北京五环外租住单间公寓。他有36位朋友——作家、学者、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拘留或判刑。夜深人静时，他想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我没有长期的计划，”他说，“因为我觉得自己一只脚已经进了监狱。”
郝群，摄于6月。 TOMMY KH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2013年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维护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大国的地位。在国内，习近平政府对邓小平改革所促进的那种写作表现出了更少的宽容，并热衷于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创造一种培养民族自豪感的中央集权话语——这是习近平引入国民意识的无处不在的政治模板。2013年春，在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不到两个月后，官方媒体报道了一份党中央文件，指示干部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放在首位，“加强对文化战线宣传工作的管理”，“从源头上切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这种路线调整无声中承认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引发了关于女权主义、酷儿和公民权利等概念的更多讨论，而这些讨论需要被遏制。
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强大的监督和审查机构。“国保”、地方警察、出版机构和数字监控工具都被运用到一个多方面的行动中，目的是控制“中国故事”。这台机器把互联网从一个实验场所变成了国家权力的大型展览。它通常以“404”错误页面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告知，表明国家认为一篇文章或一段社交媒体内容不适合公众消费。没有人能幸免：2021年，前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写道，“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用户无法在他们的时间线或私人聊天中分享温家宝的文章。
习近平的做法扼杀了言论自由。根据追踪控制措施来调查世界各地互联网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的统计，自2011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度下降了40%，在过去的八年里，中国在该组织监测的国家中获得了“压制最严重”的不光彩称号。在出版业，每个一本新书都需要单独审批，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过程：如果出版商决定出版一本书，它将由内部编辑审查，然后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申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决定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实现。在过去的十年里，被归类为“文学”的新书的出版减少了15%。2013年出版的十部文学作品中有七部是新作。到2021年，再版占出版的一半。
在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文化基础设施支离破碎的环境下，作家必须灵活变通，愿意放弃旧有形式，在不同类型之间灵活转换，才能继续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记者成了连续创业者，他们梦想用新的创作方式来填补他们看到的空白。当一个项目变得不可行，他们就转向另一个项目。
笔名“江雪”的资深记者张文敏在2002年因报道一起民权案件声名大噪，在那起案件中，一对新婚夫妇因在家观看色情影片而引来四名警察上门。张文敏回忆称，当时她的许多同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尽力多发出一点声音。在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后，她于2015年离开了新闻机构，成为一名自媒体作者。留着一头直长发的张文敏衣着简单。她的外表显出一种脆弱的内向，与她文字中对常理毫不动摇的坚持形成鲜明对比。“我就从来没酷过，”她双臂搭在身前，轻声开玩笑道。她说她在微信上写过关于异见人士的报道，这是任何新闻媒体都不会发的内容，因为就像触犯天条一样。新闻活动都不会邀请她参加。她失去了微博和微信帐号，基本没有了存在感。“朋友家人都觉得我走过头了，”张文敏说。她所在的西安市开始封城后，一位朋友拿她自己的微信帐号来发布张文敏的日记。这些文章迅速传播开来，但也招致了攻击。“过去十年不断恶化的媒体环境导致大家颠倒了黑白，”她说。“而当你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也会显得很不正常。”
其他地方则出现了一种更多属于自下而上的写作社群。由于中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智能手机用户，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得到技术的助力，让更多的人得以发表更多样的作品。郝群这一代作家主要由中产和向上流动的阶级构成，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普及让没有大学文凭的工薪阶层也有了文艺追求。在快手这样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上，工厂工人、按摩技师和卡车司机都开始写诗。2017年，44岁单亲妈妈范雨素的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上爆火，让她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坛明星。她的文章开篇就扣人心弦：“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而整篇文章讲述了她在农村的青年时代，以及最终被北京一位极为富有的商人聘为育儿师的故事，那个孩子是他的一名情妇所生。她每周有六天时间要将自己的女儿留在家中，去照顾富人的私生子。她开始在闲余时间写作，因为她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
记者兼编辑杨樱一直在捍卫被忽视的故事以及承载这些故事的平台。尽管反复经历挫折与重生，她还是努力塑造出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她曾在一家商业周刊担任记者，但由于对传统媒体的愈发不满，她于2014年离开了该杂志。她和其他几名编辑一起创办了广受欢迎的数字媒体《好奇心日报》，报道题材包括“上海骄傲节”、为探索可持续生活方式而在垃圾箱里住了一年的得克萨斯人，以及曾说过创作者应与公权力保持距离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当局两次以“非法组建新闻采编团队”为由要其停更之后，该机构于2019年解散。杨樱还在坚持，随后推出了数字杂志《小鸟》，其中的文学作品触及了新闻无法再探讨的主题。“文学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杨樱对我说。
“人可以在故事里相互交流，”张洁平告诉我，她从记者变成媒体创业者，也是“在场”奖学金的发起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得相通。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中，这一点是愈发难以实现了。”随着新闻机构的崩塌，张洁平创办“在场”是为了创造一个社群和阶梯，让有抱负的记者学习如何讲述这样的故事。杨樱和张洁平这样的编辑希望通过将杨樱所谓的“日常混乱”——即被国家认为无益的话题，如正在消失的传统农村，以及灾难后越来越多的焦虑症——正常化，以改善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缺乏。在上海新冠封城期间，《小鸟》推出特刊，收集了令人难以忘却的真实故事，包括一名年轻女子绕过防疫规定，穿越城市去看望病重父亲的故事。很快，当地警察就请杨樱去喝茶了。因为喝茶任务显然太多，他们要求杨樱从该杂志的手机应用程序上删掉整本特刊。杨樱照做了。
由于没有公开发行的渠道，《小鸟》的特刊以PDF形式在朋友间流传。“我不知道它传了多远，”杨樱说。“这有点萨米亚特的感觉，”她说，指的是20世纪在东欧被传阅的地下文学。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在创作时就知道出版的本质是短暂的——网上的文章可能被删除；书籍可能被下架；作家可能进入黑名单；博主可能“被消失”。（小引经常访问的网站“诗生活”于7月13日宣布关闭。“诗生活生于网络，消散于网络，”关站公告中写道。“它是幻城，也是真实之境。”）
但许多人仍在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继续写作。“要只是为了逃避审查，我们根本不会做这一行，”杨樱说。相反，他们专注于为公共写作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那是一种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在这里，人们的记忆很短，”她说。“有时候他们是被迫遗忘。而在另一些时候，新事件会在你意识到之前就覆盖了旧事件的记忆。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学不会忘记就无法继续前行的环境。”她停顿了一会儿，思考着更确切的说法。“文学是帮助人们记住的好办法。”
今年早些时候，张文敏和郝群经共同朋友介绍认识，并在旅途中碰面。张文敏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思虑不定，郝群和其他海外作家的先例令她既好奇又畏惧。在与其他中国作家的一场晚宴上，她几乎是在拷问自己：“一名作家要如何接受这种流亡的身份？”
在墨尔本，郝群抱着好奇观察他所处的新环境。每一次经历都是探索的机会：在感染新冠病毒并与一名公共卫生官员通过电话后，他获得了免费的治疗药物。“这不是社会主义吗？”他想道。他旁观了一场地方选举，并与外面的民众交谈。“真让人大开眼界，”他说。“这里有代表性工作者的党派。还有倡导动物权利的党派。”
郝群渴望掌握新语言，但对其他流亡作家放弃母语写作的选择感到困惑，比如已故的米兰·昆德拉。写作的行为就是为一个人的经历赋予意义，这与他所说的语言以及这语言中所有的细微曲折和难解意象都密切相关。放弃语言几乎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他给我讲了他最喜欢的成语“黄粱一梦”背后的故事。一个小伙子在客栈老板煮着黄米饭的时候睡着了。在梦中他娶了家境优渥的美丽女子，在朝廷里当了大官，然后又被心怀嫉妒的政敌陷害，侥幸保住了性命。一辈子过完后，他醒了过来。米饭还没有煮熟。现实到底是什么：是平淡无奇的困顿人生，还是被邪恶打断的烈火烹油？
郝群就这样加入了日益壮大的中国流亡活动家和作家群体。“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他在加密消息服务Signal上给张展写信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漂流在世界各地。”但私下里，郝群仍在处理过去。自从自我流亡以来，郝群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幸存者内疚。他被捕的朋友人数已上升至41。去年秋天，当数千名公民抗议专制的新冠政策时，郝群强烈地感到错过了机会。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像离开时那样突然地决定回家。在他早期的文章中，郝群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有些软弱的人。当他在街上遇到肢体冲突时，他往往会躲避目光，以免卷入其中。然而，当智识上起冲突时，情况就不同了。他发现自己在小心谨慎和鲁莽的勇敢之间摇摆不定。他无法忍受政府对中国文学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威权主义控制。“谁给你这样的权利？”他不禁疑惑。
去年，48岁的郝群再次开始写小说。他正在写一部他称之为《无家可归的狗》的新小说。这是一个暂定的书名，灵感来自于一位朋友在被请去喝茶时的经历，当时一位国保官员骂他：“不要自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对我来说，你只是一只无家可归的狗。”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名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定义像郝群这样的作家？“我不得不做出很多艰难的选择，但我为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豪，”郝群说。5月，他在挪威为《武汉》做签售。蒙蒙细雨，他在驶过陌生城市的火车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他又回到了18岁，即将参加高考。他觉得自己毫无准备。醒来时，他感到紧张不安，然后才想起以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已远离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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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2023年8月3日。
Han Zhang是《纽约客》编辑部记者。她的作品主题为塑造了中国文化和身份的政治和文学叙事。她也为河源出版社的自由编辑，她在该出版社从事将当代中文文学作品介绍给英文读者的工作。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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