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六四：如果没有1989学运或不激进，中国会比现在更自由民主吗？
摘要：1986年末的学生运动和1989年上半年的学生运动，都没有给中国带来好的结果，虽然历史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我有时候想，如果没有1986年末的学生运动，胡耀邦就不会在1987年初下台。如果没有1989年的学生运动，赵紫阳就不会下台。如此，目前中国的自由民主发展反而更好。当然，如果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是被激进的学生领袖所主导，而是谈判出中共可以接受的方案，这样的结果最好。但是，由于激进学生成为领袖，将学生运动变成了不符合当时中国政治现实的激进要求，学生付出流血牺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停滞和倒退，一直危害到现在。实际上，六四学生的流血，一半原因就是激进学生领袖造成的，因为当时的中共权力格局不可能容忍激进要求一直闹下去。激进学生领袖的幼稚与激进，既害死了很多学生，又导致中国政治民主改革停滞和倒退37年还未结束。
可悲的是，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把道德信条当作真理与正义的左派，知识分子及其信徒媒体人反而痛恨我的理性思考，因为我的理性思考揭穿了他们把道德信条当作真理与正义的感情幼稚及愚昧无知，违背了他们把道德信条当作真理的“政治正确”，因而他们集体抵制我，不予发表或不转发我的文章，以免我说的真相揭穿他们的幼稚无知。可悲，自认为掌握真理的知识分子，却最不敢传播揭穿他们幼稚的真相，他们竟然仅次于中共害怕真相传播。这些心胸狭窄的以道德信条感性思维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野的中共，也就是哈耶克所说“怀着通往天堂的梦想而通往地狱之路”，结果就是误国误民。
反思六四：如果没有1989学运或不激进，中国会比现在更自由民主吗？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关于我的上一篇文章《反思1989六四失败导致中国政治倒退的惨痛教训》，肯定会引起一些知识分子和1989年学生运动参与者的反感，因为我违背了道德上的“政治正确”，冒犯了一些人的道德洁癖，更是令一些知识分子恐惧我揭露对他们不利的真相。
因为我追求真理，追求理性思考，追求人民、国家和文明获得更好发展结果，而不是用道德感情思考，更不是追求乌托邦梦想而通往地狱之路。因为我熟知历史教训，高举道德或道德清高往往脱离现实与客观规律，进而以道德的名义祸国殃民。
1989年民主爱国学生运动，从爱国心和勇气来看，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敬佩。无论结果如何，绝大多数学生在品格上是非常高尚的。就像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我诚然敬佩他们拯救中国的爱国心，虽然这是通往地狱之路。但我不能因为共产党当初的道德高尚和流血牺牲就赞美他们，因为他们的道德高尚和流血牺牲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因而我痛恨他们无知的爱国。
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1989年的六四学生运动，这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且都属于激进左派学生运动。一个是催生了极端左派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是要中国共产党下台而换作自由主义左派。也就是一个迎来马克思，一个用卢梭取代马克思，都属于西方左派的分支。
人类干坏事，要么无知，要么无耻。邪恶者作恶，这是无耻。道德清高者误国，这是无知。道德清高者误国，由于动机是善意，我虽有责怪，若不是引起人民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也不会去痛斥他们。但是，无知误国也是作恶，无知的善心本身就是事实上的加害者，我不会支持他们的行为。
1986年末的学生运动和1989年上半年的学生运动，都没有给中国带来好的结果，虽然历史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我有时候想，如果没有1986年末的学生运动，胡耀邦就不会在1987年初下台。如果没有1989年的学生运动，赵紫阳就不会下台。如此，目前中国的自由民主发展反而更好。当然，如果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是被激进的学生领袖所主导，而是谈判出中共可以接受的方案，这样的结果最好。但是，由于激进学生成为领袖，将学生运动变成了不符合当时中国政治现实的激进要求，学生付出流血牺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停滞和倒退，一直危害到现在。实际上，六四学生的流血，一半原因就是激进学生领袖造成的，因为当时的中共权力格局不可能容忍激进要求一直闹下去。激进学生领袖的幼稚与激进，既害死了很多学生，又导致中国政治民主改革停滞和倒退37年还未结束。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很早就看出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以人的道德为转移。人类文明的客观规律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道德永远无法取代现实和客观规律。因此，掌握真理的圣人，不被表面的道德仁义掌控思维，看起来就是“圣人不仁”。
我熟读中华圣贤经典，早就明白认识真理不能以道德感情思考问题，因而我早就摆脱了把道德作为真理与正义标准的感情幼稚。相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把道德信条当作真理与正义的标准，因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左派。他们只要道德信条，而不顾现实、客观规律与最终结果，因而成为哈耶克批判知识分子所说的“怀着通往天堂的理想而通往地狱之路”。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确实是经常以道德信条反常识、反客观规律，结果成了“知识越多越感情思考，知识越多越愚昧无知”。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乌托邦梦想和道德信条误国误民。
为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我和红二代朋友策划了七万字长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这篇文章，就是为了两个目的：1、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切合中国政治的实际国情，不能重演1989年激进左派给中国造成的历史悲剧。2、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切合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重演1921年极端左派给中国造成的历史悲剧。
可悲的是，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把道德信条当作真理与正义的左派，知识分子及其信徒媒体人反而痛恨我的理性思考，因为我的理性思考揭穿了他们把道德信条当作真理与正义的感情幼稚及愚昧无知，违背了他们把道德信条当作真理的“政治正确”，因而他们集体抵制我，不予发表或不转发我的文章，以免我说的真相揭穿他们的幼稚无知。可悲，自认为掌握真理的知识分子，却最不敢传播揭穿他们幼稚的真相，他们竟然仅次于中共害怕真相传播。这些心胸狭窄的以道德信条感性思维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野的中共，也就是哈耶克所说“怀着通往天堂的梦想而通往地狱之路”，结果就是误国误民。
第2篇文章：
摘要：
如果没有1989年学运领袖不顾中国当时政治现实的激进要求，大量学生和民众就不会被中共杀害，赵紫阳也不会被中共既得利益集团赶下台。可悲的是，当时的理性声音全部被道德清高的幼稚的乌托邦梦想者所埋没。实际上，六四学生和民众的鲜血，学运领袖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赵紫阳下台和中国政治改革停滞及倒退，学运领袖不切实际的道德清高要求负有重要责任。当善良的鸡蛋撞向邪恶的石头，善良的鸡蛋在学运领袖指挥下鲜血四溅，学运领袖的幼稚无知没有一点责任吗？中国政治改革必须反思1989年的失败教训，切勿让那些激进的道德清高的乌托邦分子主导中国政治改革！
反思1989六四失败导致中国政治倒退的惨痛教训，温家宝大和解改革避免悲剧重演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一个多月前，我们写了一篇试图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7万字长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由国外朋友代为投稿发出。根据反馈信息，本准备再写一篇后续文章，但事情繁多，未得如愿。
六四纪念日又到了，作为当年参与者中的极少数理性思考者，我对六四天安门事件有更多的深入反思。在这篇七万字长文中，我们之所以主张政治大和解的改革方案，正是出于1989年学生运动失败导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倒退及停滞的惨痛教训。所谓大和解，不是不清算中共罪恶，而是对事不对人，不能逼着中共高层领导都变成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力量。通过中共改名重组，新的执政党不再背负中共历史罪名，然后对中共这个组织的历史罪恶进行大清算。
1989年，作为一名爱国学生，我是热切盼望中国政治能够有巨大进步，让中国走出两千年的集权专制。但是，对于当时学生领袖提出的一步到位的民主方案和惩治所有腐败分子，我是坚决持反对意见。因为我知道，这必然把中共领导层几乎都逼到阻止中国民主进步的对立面，甚至遭到他们的残酷镇压，最后导致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失败。可悲的是，中国历史就如同我当年的担忧，学生运动领袖的激进方案导致中共既得利益集体疯狂反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此停滞。37年过去了，中国民主不但没有实现，自由还出现大幅倒退。因此，反思六四，必须反思不切实际的激进方案误国误民！
那时候，我提出中国政治民主改革要切合中国政治实际国情，政治改革应该照顾当权的中共既得利益，不要道德清高的要求清算所有腐败分子，要让中共高层可以接受，不要把中共高层几乎都逼到反对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道德清高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些同学还指着鼻子骂我是维护中共既得利益，还说我是不是家里有人贪污腐败。由于严重意见不合，我等于是被开除了学生运动。无奈，我被迫退出了他们道德清高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
那时候，家里人感觉情况不对劲了，就让我回老家探亲去了。回来之后，六四镇压已经结束，一些同学永远看不到了。特别是那几个指着鼻子骂我维护中共腐败分子的激进学生，多数再也见不到了。那时候我心情很复杂，我是应该幸灾乐祸他们的愚蠢导致死亡，还是悲伤他们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而丧命？
如果没有1989年学运领袖不顾中国当时政治现实的激进要求，大量学生和民众就不会被中共杀害，赵紫阳也不会被中共既得利益集团赶下台。可悲的是，当时的理性声音全部被道德清高的幼稚的乌托邦梦想者所埋没。实际上，六四学生和民众的鲜血，学运领袖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赵紫阳下台和中国政治改革停滞及倒退，学运领袖不切实际的道德清高要求负有重要责任。当善良的鸡蛋撞向邪恶的石头，善良的鸡蛋在学运领袖指挥下鲜血四溅，学运领袖的幼稚无知没有一点责任吗？中国政治改革必须反思1989年的失败教训，切勿让那些激进的道德清高的乌托邦分子主导中国政治改革！
1989年六四之后，我还进一步反思。1921年时，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都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理想和救国之心从道德上来看也是很伟大。在今天看来，这些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乌托邦梦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就是罪大恶极！今天，如果把这种反思也用到1989年的学生运动领袖，他们不切实际的道德清高的民主政治理想，导致中国政治改革停滞和倒退37年了，还导致当今中国的重新文革化，他们是不是也有罪？
说实话，我见过太多的道德清高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前仆后继的误国误民，就像哈耶克所说的“怀着通往天堂的梦想而通往地狱之路”。对于这样的道德清高的祸国殃民者，难道因为他们道德高尚就应该纵容或谅解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导致的一切灾难？国家和人民就应该承受他们道德清高所导致的灾祸？不！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误国误民！甚至可以说，不懂得实际国情，不懂得人类文明客观规律，就没有资格爱国，否则爱国就可能误国误民。
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明，道德清高的无知所导致的灾祸一点也不比邪恶更少。没有当年青年学生的无知爱国，就不会有中共和毛泽东的罪恶！没有当年青年学生不切实际的道德清高的要求，就不会有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和习近平的重新文革化！因此，1989年的学生运动，道德清高的无知学生领袖给中国导致的灾祸也必须反思！
我们这篇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7万字长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是根据中国政治实际国情和人类文明客观规律所提出的可行方案。可悲的是，绝大多数海外中文媒体、民主人士和时评人士都是道德清高，不仅不予帮助发布或传播此文，还以道德洁癖的方式责难我们这篇文章。可悲，1921年的中国悲剧，1989年的中国悲剧，到了2026年还在以道德清高的不切实际的违背人类文明客观规律的方式继续重演，哈耶克所说“怀着通往天堂的梦想而通往地狱之路”的悲剧还在前赴后继的重复！
《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这篇文章，其实就两个目的：1、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切合中国政治的实际国情，不能重演1989年的历史悲剧。2、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切合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重演1921年的历史悲剧。
可悲的是，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用感性的道德思考问题，都是用违背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客观规律的乌托邦梦想去认定真理和正义，这导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事实的怀着乌托邦道德梦想的左派，也就是哈耶克所说“怀着通往天堂的梦想而通往地狱之路”。
1921年的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的西方左派误导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用自由主义的西方左派误导中国。其实，自由主义左派从历史渊源来看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打倒儒家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和刘小波都是打倒孔子与中华文化，1921年的知识分子和现在知识分子其实没有多少本质差别。
人类社会的思想真理和和自然界的科学真理都是客观的、没有感情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以道德情怀、乌托邦梦想和主观认知思考问题，就必然偏离人类文明和宇宙的客观真理。所以，知识分子要获得真理，就要放弃清高的道德情怀，就要放弃乌托邦梦想，就要放弃自私、傲慢、自负、固执等人性之恶绑架思维，就要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就不要有客观规律之外的所谓自己的思想，而是完全以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准则。
真理是永恒的，也就是左派所说的保守。真理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创新，所以真正的思想家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只是发现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像真正的科学家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但知识分子都把创新思想当作真理，所以毛泽东和刘小波都选择摧毁圣贤先知所留下的传统文化智慧。知识分子永远是激情的新梦想和主观的道德洁癖，而忘记了真理是永恒的、客观的，结果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持续踏入哈耶克所说“怀着通往天堂的梦想而通往地狱之路”。
避免无知的爱国心再次误国，反思1989年的历史教训，我建议各位再重读一下我们这篇文章《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这篇文章切合中国政治当下的实际国情，又以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原则，希望海外中文媒体、民主人士和时评人士给予积极传播，切勿让中国再走1921年和1989年的惨痛灾祸。
第3篇文章：
摘要：
温家宝总理说：“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是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推进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解除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归还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利，遵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释放人民与资本的生产创造活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让权力回归民主与科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言论自由等实现权力制衡，通过民主决策实现科学决策，通过民主执政实现科学执政，这是确保国家长久兴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几乎陷入停滞，经济体制改革一条腿走路，这种弊端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爆发出来，直到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快速发展活力陷入系统性的乏力。”
温家宝总理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快速发展赢得执政合法性，人民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权利的缺失。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还能容忍不自由的专制环境。但近十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陷入停滞，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逐步终结，让人民发出不满声音的思想言论自由越来越少，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严重，年轻人面对自由与就业双重压抑的环境越来越绝望。共产党正在面临历史的大抉择，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改革、还权于民，还是让愤怒的人民群众发起革命、推翻专制体制？是通过民主科学的制度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让专制体制最终耗光中华民族的长久国运？在历史大转折时刻，党政军都应该深入思考这个严峻问题了。”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那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创造再次‘文革’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这些权贵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泽东在‘文革’时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复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压榨人民的权贵将首先遭到残酷清算，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最终是得不偿失。就算是‘文革’半复辟，这些养肥的权贵腐败分子也是极权政治屠宰的对象。如果是人民忍无可忍推翻了专制统治，这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首先被清算的对象，愤怒的人民必将残酷清算这些压迫人民的权贵，权贵的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即便是有些权贵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愤怒的人民揪出来，最后是一无所有，甚至丢掉性命。因此，对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确出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优先获得将功赎罪的机会，进而才能保护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权益，才能让所有人免于专制体制给所有人带来的恐慌。”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北京学者说：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0，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国新生人口下降到792万，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亚新生人口764万，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万，美国新生人口366万。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新生人口将很快低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预计在2056年低于美国！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中华民族面临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全球的6%，预计210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不足全球的1%，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的土地也将沦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兴衰存亡危机！
北京学者说：由于专制暴政的祸害，中国政治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由于计划生育、民生压力和文化被毁，导致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在长期上已经摧毁了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人口根基。由于民众缺乏民主权力维护利益，导致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严重不足，人口形势恶化和经济形势恶化导致中国居民消费崩塌，中共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正在崩塌。经济发展形势恶化，债务危机加深，财政和养老濒临崩溃，维稳资金濒临崩溃，中共专制统治的财政基础正在崩塌。年轻人面临糟糕的就业形势，老年人面临养老体系濒临崩溃，中年人背负沉重压力而经济形势恶化，很多中国人都在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绝地反击的愤怒烈火已经形成，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意基础已经崩塌。党政军民都已经非常厌恶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都非常厌恶言论高压封锁、政治专制独裁、经济恶化无解，几乎所有人都愤怒于习近平和党中央，党政军民都纷纷选择对习近平和党中央进行软抵抗不合作运动，摧毁习近平和中共专制暴政的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形成。如果习近平和党中央继续维持专制权力，党政军民推翻专制暴政将成为历史必然。习近平和党中央是选择被推翻专制暴政，还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法治改革，已经到了大抉择的紧急时刻。
北京学者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兴衰存亡大抉择的紧急历史时刻，因为超低生育率危机将导致中国人口持续大崩溃，中华民族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早已崩塌。只有建立“贤能民主”制度，遏制专制权力作恶，避免平等民主的愚蠢（多数人暴政），实现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建立“义利合一”的经济模式，限制权力和资本制造民生压力，实现经济民生可持续发展；只有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思想文化，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只有建立保护家庭与生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模式，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维护及强化中共专制统治暴政，只能是加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习近平就会变成毁灭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习近平唯有放弃专制权力，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才能为习近平将功赎罪。
温家宝总理说：“历史一再证明，制约权力之恶，让权力为人民服务，必须有民主制衡机制，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同时，选拔心里装着人民的有德之人，这还依赖于人民民主参与的民主选举或公推公选。民主制度才能更加为人民服务，有德之人才能更加心里装着人民，也就是贤能民主为人民服务，‘民主制度+贤能治国’才能实现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发展。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民主，应当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这与我们过去的努力也不谋而合。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努力，我和习仲勋同志的所赞同的改革发展路线，其实就是贤能民主。习近平同志如果能够继承父亲习仲勋所期望的改革发展路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会焕然一新。”
温家宝总理说：“习近平同志打击腐败、加强集权，彻底扭转了我和胡锦涛同志所面临的‘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集中权力可以干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但历史证明缺乏制约的权力却总是干坏事。如何让集中的权力做出历史性的大贡献，这对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客观上说，过去十几年，习近平同志没有走习仲勋的路线，部分走了毛泽东的路线，让党政军民都再次品尝‘文革’的恶果，确实是激发了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习近平同志通过铁腕反腐败打垮了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力量，历史给了习近平同志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可以做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何在制度建设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孙中山先生开了个头，现在到了习近平同志这里。如果习近平同志愿意继承父亲习仲勋同志的遗愿，完成孙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事业，也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同志想要推动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同志就可以名垂青史。”
北京学者说：如果中共继续推行党国专制统治暴政，不仅摧毁中华文明的未来，也是严重破坏人类文明的未来。甚至，中共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专制统治，将引发人工智能奴役人类文明或毁灭人类文明。现在中共党中央企图依靠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专制，用人工智能控制所有中国人，未来中国就可能变成一个人工智能专制暴政的怪兽，包括中共领导人子孙后代的所有中国人都是人工智能的奴隶，连带海外华人也被牵连，中华民族或将陷入最恐怖的冷血机器专制。一旦人工智能专制怪兽出现自主意识，或被黑客植入恶意程序，或被敌对势力及敌对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就可能奴役中国人或屠杀中国人，也可能被黑客或敌对势力用来定点清除中共高层领导人。面对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武器怪兽，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将更加难以反抗，中共领导人及家庭也难以反抗。人工智能奴役强大的高科技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暴政怪兽，进而危害全世界或奴役全世界，甚至是摧毁人类文明。比如，专制统治中国的人工智能启动中国核武器攻击美国，美国核武器反击中国，中国和美国都将被毁灭！
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
——北京资深学者根据与温家宝总理谈话及学者讨论而撰写此文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目录：
（上）
一、温家宝提出以宽容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发展
二、温家宝提出党政军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1）建立贤能民主的政治体制
（2）以天理良知指导政治思想文化
（3）军队国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5）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6）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中）
三、中华民族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
（1）拯救超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危机
（2）彻底解决高房价的民生压力
（3）扭转破坏生育的经济社会机制
（4）打击破坏生育的思想文化病毒
（5）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下）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潜藏风险
（1）中共到了历史转折的大抉择时刻
（2）中国政治改革潜伏的巨大风险
（3）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促进中国改革发展
（4）中国改革对人类文明及海外华人的影响
五、关于本文的说明
近期，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北京资深学者拜访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并与这位资深学者深入交流。然后，这名资深学者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改革方案与双方探讨，吸收多位党政军领导意见，经数位学者集体讨论，然后共同撰写此文，代表温家宝总理、党政军领导及学者们的集体意见，可以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参考。
现在，党政军领导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环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但却找不到解决方案，这让党政军领导陷入纠结和痛苦之中。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顾党政军民的利益诉求，切中党政军领导的心愿，非常符合当下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需要。
这位北京资深学者原本计划在2026年1月中旬拜访温家宝总理，但当时温家宝总理不在北京。1月20日，因中央军委张又侠刘振立被拘留审查，温家宝总理返回北京（具体行程因涉及保密问题而不便透露），此时北京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北京资深学者再次准备择机拜访，却又收到温家宝全家从3月1日被限制自由的消息。3月27日，温家宝总理公开露面，这位北京学者随后才去拜访温家宝总理。于是，就有了双方关于中国未来的深谈。
一、温家宝提出以宽容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发展
温家宝总理说：“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是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推进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解除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归还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利，遵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释放人民与资本的生产创造活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让权力回归民主与科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言论自由等实现权力制衡，通过民主决策实现科学决策，通过民主执政实现科学执政，这是确保国家长久兴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几乎陷入停滞，经济体制改革一条腿走路，这种弊端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爆发出来，直到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快速发展活力陷入系统性的乏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快速发展赢得执政合法性，人民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权利的缺失。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还能容忍不自由的专制环境。但近十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陷入停滞，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逐步终结，让人民发出不满声音的思想言论自由越来越少，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严重，年轻人面对自由与就业双重压抑的环境越来越绝望。共产党正在面临历史的大抉择，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改革、还权于民，还是让愤怒的人民群众发起革命、推翻专制体制？是通过民主科学的制度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让专制体制最终耗光中华民族的长久国运？在历史大转折时刻，党政军都应该深入思考这个严峻问题了。”
“长期以来，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把维护专制统治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中谋求最大利益。殊不知，他们在对人民和国家犯罪，人民和神明都知道他们的罪行，犯罪所得在最终审判那里是得不偿失。金钱与权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贪婪愚昧的权力欲望绑架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奴隶，让他们在误国误民、害人害己的路上越走越远。当他们发现人民的怒火越来越高的时候，当他们发现维护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越来越不可持续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报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僵局，党政害怕人民的清算和历史的审判，死死的维持专制权力，进而保护个人、家族与党政集体的既得利益。人民痛恨专制统治，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高，党政害怕民主之后遭到人民的清算，就严防政治体制改革，把自由民主当作损害党政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
“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局拖的越久，人民的仇恨就会越深，中国经济社会所积累的问题就会越严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就会被破坏的越严重。就像洪水积累的越来越高，溃坝就不可避免。如此，剧烈革命所导致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党政、国家和人民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与痛苦。”
“唯有全面的大和解，党政放弃专制权力，把自由民主权利归还给人民；人民放弃历史的仇恨，人民放弃清算与报复，让党政敢于放权，让庞大既得利益不会集体抵制改革，才能让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降低到最小，才能和平推动中国自由民主发展。”
“因此，我建议党政和人民各退一步，都更加宽宏大量的接受对方，彼此照顾对方的利益诉求，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让大家都可以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如此，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而不是拖到最后，革命如同山洪爆发，国家和人民已经严重受伤，中华民族的元气也已经被伤害的奄奄一息。”
“我这样说，肯定有不少人骂我，说我维护党政既得利益，甚至说我维护个人与家庭利益。但是，还有比这更现实可行的方案吗？说实话，我可以不在乎个人和家庭利益，但我无法改变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在总理任期内，已经竭尽所能推动改革，但无奈既得利益力量庞大。那时候，我和胡锦涛同志，经常在改革议题上处于少数派。比如，推动党政领导财产公开，我和胡锦涛同志遭到集体反对。我想带头公布家庭财产，也遭到集体反对。”
“这么多年走过来，我深知改革触动庞大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不仅要在名誉上搞垮你，甚至还想在肉体上消灭你。改革之艰难，改革者所面临的风险，这是外界很难想象的，也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但这就是现实。”
北京学者说：我很理解温总理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说实话，近二三十年来，温总理是推动改革最多的人，也是最能为人民和国家利益而奋斗的人。但同时，温总理也是遭到攻击污蔑最多的人。您在2012年力主拿下薄熙来之后，薄熙来势力、周永康势力、文革毛左势力和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您和家庭进行疯狂攻击污蔑，导致很多人民群众被蒙蔽。目前，由于邪恶势力的污蔑，很多人对您缺乏公正的评判。但我相信，一切终究会真相大白，历史会给温总理以公道。
温家宝总理说：“我是见证历史的人，我是从改革的艰难中走过来的人，我深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因为推动改革，我和家人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污蔑。但我从未放弃建设公正中国的梦想，一直坚持改革的理想。”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改革既有利益的增长，又有利益的分配。虽然名义上说，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任何个人与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必须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在缺乏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情况下，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更是强势。”
“要真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发展，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承认各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力量。只有我们真诚的面对现实，找到真正的可行方案，才能真正推动改革。否则，以道德洁癖的方式推动改革，不仅无法实现改革，还会拖累改革的进程，甚至是葬送改革的历史机遇。1989年的历史教训，理想主义脱离现实的悲剧不能再次重演。我们要放弃理想主义的道德洁癖，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与既得利益集团和解。否则，改革的梦想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我并不是替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辩护，更不少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我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改革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哪怕是我自己被人民误解，甚至是背负历史的骂名。为了推动改革，我长期与既得利益集团做斗争，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攻击与污蔑。纯粹从个人利益来讲，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个人与家庭利益。但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改革。”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确实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人格，哪怕是被人误解。可悲的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宁愿相信既得利益集团对您的攻击污蔑，也不相信您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不辞劳苦。希望好人有好报，希望好人留下好名，希望人民群众不要再被那些攻击污蔑的声音所误导，希望人民群众也不要相信那些高举道德旗号而实际上损害国家利益的道德伪君子。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的王莽，到明朝的东林党，不切实际的道德伪君子是严重误国误民，甚至是葬送国家的未来。
温家宝总理说：“我多年来推动改革的艰难，还有这退休十几年来的反思，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找到多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最大程度的促进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承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为降低改革阻力而照顾既得利益者，通过改革发展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才是真正为人民和国家谋求最大利益。相反，如果我们不愿承认阻碍改革的力量，仍然以道德洁癖的方式无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必定是阻碍改革的持续推进，最终是伤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确实是远比其他人更深入了解中国改革的艰难，更有推动中国改革的大胸怀大智慧。我们要降低改革的阻力，就要有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和解的宽旷胸怀。甚至，让阻碍改革的力量变成支持改革的力量，让阻力变成动力。比如，为了激励党政军领导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凡是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不追究贪污腐败的罪行，甚至是认可部分非法收入以作为奖励。如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将没收所有非法所得，依法严厉审判其罪行。总之，凡是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就可以获得免死金牌；凡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阻碍中国全面发展进步，将得到人民与历史的严厉审判。如此，就可以激励更多党政军领导支持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那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创造再次‘文革’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这些权贵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泽东在‘文革’时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复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压榨人民的权贵将首先遭到残酷清算，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最终是得不偿失。就算是‘文革’半复辟，这些养肥的权贵腐败分子也是极权政治屠宰的对象。”
“如果是人民忍无可忍推翻了专制统治，这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首先被清算的对象，愤怒的人民必将残酷清算这些压迫人民的权贵，权贵的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即便是有些权贵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愤怒的人民揪出来，最后是一无所有，甚至丢掉性命。因此，对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确出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优先获得将功赎罪的机会，进而才能保护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权益，才能让所有人免于专制体制给所有人带来的恐慌。”
北京学者说：主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既得利益集团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说实话，中国全面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否则，中华民族将元气大伤，甚至是千年一毁。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思想文化的变化，由于经济社会民生的高压力，中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将导致中国儿童人口持续的快速减少，导致未来中国严重的超级老龄化和持续的人口大崩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将很快毁于一旦，经济民生将陷入无休止的灾难。就像日本，1960年代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一蹶不振，养老压力越来越高，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越来越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压力都比较大。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持久下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权力缺乏约束与制衡，自由与法治得不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也得不到保障。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制约权力，权力的魔鬼迟早会爆发出来，缺乏约束的权力将造成巨大伤害，经济发展和改革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国家发展也可能陷入新的深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很难实现。”
“专制体制持续的越久，人民的痛苦就持续的越久，经济社会危机积累的越深重，中华民族的根基所遭受的破坏越严重。要尽快结束人民和国家的痛苦，要尽快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问题，要尽快解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唯有党政和人民真心和解，各退一步，以真诚和宽容打破这个死局，才能尽快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面改革，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元气，才能拯救中华文明的未来。”
其实，早在2012年3月的记者会，温家宝总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更早的时候，2010年8月，温家宝在考察深圳时说：“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二、温家宝提出党政军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决定国家发展的核心制度，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兴衰发展，进而决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命运。政治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因为政治制度决定权力的运行，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设计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事关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兴衰存亡。普通学者思考政治制度问题，往往是浮于表面，缺乏制度对国家与文明兴衰影响的长期思考，随意认定“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幼稚结论，这将可能导致国家与文明陷入制度死局。20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的失败，近百年来的自由主义平等民主陷阱，都已经否定了普通学者的乌托邦梦想。中国制度向何处去，必须站在文明长久发展的角度去思考。
（1）建立贤能民主的政治体制
北京学者说：我们对民主政治有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外很多知识分子对民主存在很大的迷信，甚至把自由民主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高举平等主义，盲目推崇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平等，严重忽视平等民主存在的多数人暴政，以至于使国家陷入民主的死局。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把自私、放纵等人性之恶当作自由权利，这种自由主义将使民主严重堕落，进而导致民族与文明陷入民主的死局。
我们研究发现，选民的种族、文化、年龄、收入、学历、智商、品德、智慧、进取心、责任感等，对民主选举决策都有重大影响。社会性权利对应责任、义务、能力、贡献、价值、美德、智慧、付出、风险等。只有自然性权利没有责任义务要求，自然性权利才是无偿的平等权利。但是，现在的平等主义思想，把结果平等当作真理，把有偿的社会性权利当作无偿的自然性权利，否定社会性权利所对应的责任义务价值贡献，导致权利秩序的解体。
有偿权利的权利平等，否定权利对应责任义务能力贡献，实际上就变成了人人都可以不负责的滥用权利去谋取私利。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实际上就是把绝大多数不具备民主能力的人也给予平等权利去决策国家事务，摧毁民主所需要的责任义务美德智慧，把民主变成自私无知者的多数人乱政、暴政，这在非洲、拉美、伊斯兰国家等都被证明了。
南非在1994年给予占人口80%以上的黑人平等选举权，黑人选票立即碾压式的淹没比较理性的白人选票，导致无知黑人的多数人暴政，最有创造力的白人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南非发展从此陷入停滞及倒退。
由于超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日本已经陷入超级老龄化，中老年选民占据绝对多数，几乎任何政客都不敢得罪中老年人的利益。中老年人用选票绑架国家，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沉重负担都压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背负的税负越来越高，年轻人更加缺乏意愿生育孩子，导致超低生育率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导致日本陷入老年民主死局。未来中国将陷入比日本更加严重的超级老龄化，中国必须提前消除老年民主的多数人暴政，建议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没有选举权。或者说，领取社会福利大于纳税者，即净纳税为负者没有选举权。
平等不能突破公正，违反公正的结果平等是巨大的社会陷阱。自由的前提是自律，自由不能突破维持文明自然秩序的道德文化。但是，左派的平等主义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左派的自由主义破坏道德文化秩序。由于穷人的嫉妒心和普通人的无知，很多中低收入选民盲目追求平等，很多无知的人盲目追求自由，导致平等民主很容易变成左派政治，导致平等民主陷入经济与文化上的死局。老年人民主的多数人暴政、福利索取者的多数人暴政、无知者的多数人暴政、堕落者的多数人暴政，这是应当高度警惕的平等民主死局。
温家宝总理说：“从国家与文明的长期发展而言，既要警惕专制的少数人暴政，也要警惕民主的多数人暴政。从品德和认知而言，绝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美德与智慧去决策国家重大事务，更难以决策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事情。这就导致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具有致命缺陷，谁来约束与制衡绝大多数人的自私与无知？少数人的专制会有乱政，多数人的民主也会有乱政，我们应当找到恰当的科学制度方案。”
北京学者说：首先，我们应该根据一些标准赋予不同选民以不同选举权，进而赋予民主政治更高理性智慧。我们可以设置政治经济文化常识的考试，以认知测试作为分配选票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候选人，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常识的考试，具备相应常识、美德、智慧。对于选民，根据纳税（依赖福利生活则视为纳税为负数）、贡献、考试、品德、智慧等分配选票。同时，采取两轮投票，防止相同观念的候选人相互稀释选票。
第二，重要选举由选举人投票决策，减少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弊端。每30~50个选民为一组，推选1~3个选举人，专门负责重要选举。选举人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常识考试，保障选举人的质量。县级以下领导人由选民直选，省市以上领导人由选举人投票间接选举，克服绝大多数选民缺乏足够理性智慧的弊端。省市级以下人大代表（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国家级人大代表（议员）由选举人投票间接选举，让全国人大（国会）更有理性智慧。同时，全国人大（国会）设置不参与投票的专家学者席位与特定群体席位，提供法律政策议案的信息参考咨询。
通过人类历史的全球对比，我们认为儒家推崇的尧舜禹时代就是最科学的“贤能民主”，也被称为“共和制圣贤治国”，可以解决民主与专制各自的缺陷。在部落内部，也就是在基层政权，大家推举贤能为部落领袖。在部落联盟，也就是在国家层面，各个部落的贤能领袖一起推举大贤能为天子，天子再任命贤能治理国家。贤能治国不仅是治理社会经济民生问题，还要引导民众的美德与智慧，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发展，进而保障贤能治国的可持续。这就是贤能民主，共和制的贤能治国，从制度和文化上最大程度的遏制人性之恶，这才是科学的制度文化组合。
温家宝总理说：“你刚才所说的贤能民主是很科学的制度，这应当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但考虑到现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过渡方案，充分考虑各方的接受程度，使改革的动力大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第二步是最终目标，在达成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实行比较科学的制度方案，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贤能民主。况且，党政军和全国人民要取得共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大家理解支持贤能民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5~10年的过渡期，在过渡阶段要同时照顾人民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考虑中国目前政治制度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政高层领导、退休干部和红色家族，要在过渡阶段体现其利益诉求，把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变成愿意接受改革的群体。通过过渡阶段的制度设计、社会共识和法律制度，让改革的阻力变成改革的动力。比如，党政军领导的权力与利益，民主党派和企业家的权力与利益，人民群众的权力与利益，都要在过渡阶段的制度设计中体现出来，形成多方认可的比较科学的权力格局。”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所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贤能民主、圣贤治国，有一个汇集贤能的“圣贤院”，这既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最高领导，也是思想文化教育的最高领导。我们可以把“圣贤院”改为“资政院”，让党政高层领导和退休元老都加入“资政院”。如此，党政高层领导和退休元老的权力与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其智慧也可以得到有效发挥。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及当今各位中央领导的权力与利益都得到保障，也可以让他们的智慧在未来继续发挥余热。
“资政院”的构成，党政高层和退休元老占50%，各界贤能占50%，让政界和学界的智慧结合起来。就像今天我们的智慧交流，温总理的从政经验智慧是我们学者没有的，但我们学者有专业研究优势，学者与党政领导结合就是学术与实践的结合，这是更加科学的智慧决策机制，也是更加科学的权力实践机制。学者从党政领导那里获得权力支持，党政领导从学者那里得到智慧支持，智慧与权力紧密结合，让权力更有智慧，让智慧更有权力，这是非常绝妙的制度。就像今天通过与温总理交流，我们原来所设想的“圣贤院”制度更加完善了，从学术走向务实，“圣贤院”变成了更加具有实践价值的“资政院”。
要在过渡阶段形成多方认可的比较科学的权力格局，这可以在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体现出来。比如，在过渡阶段，全国人大（国会）的人大代表（议员），党政军中上层领导占20%，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占20%，民主党派与企业家占10%，人民代表占50%。当然，由于各党派都参与人民代表的选举，执政党具有强大人才储备，人民代表之中还有很多执政党的党员。如此，可以确保执政党在过渡阶段继续执政，执政党就可以借助全国人大来掌控国务院。通过民主过渡阶段的实践，执政党通过强大人才储备和先进的执政理念，仍然可以让执政党长期执政，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地方党政领导可以采用中央任命与地方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中央任命地方监督长官，地方民主选举行政长官，形成彼此制衡，确保分权自治与国家统一的有机结合。在改革过渡阶段，地方党委书记改为“总督”（省级）或“督尉”（县市），作为中央与省市监督领导下级地方民选官员的最高官员，前期由执政党和国务院任命，后期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议会）任命。比如，新疆有中央任命的总督，又有地方民选行政长官，既有地方的民主自治，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温家宝总理说：“改革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专业学者。刚才你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具体方案，很符合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在改革过渡阶段及改革之后，都需要权力与智慧相结合，党政领导与专家学者相结合，才能让执政更科学，才能让改革更智慧。建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省部级领导等，聘请优秀学者为参谋、顾问。让权力拥有智慧，让智慧嫁接权力，才能更加务实的利国利民。”
北京学者说：说实话，中国共产党自掌权以来，长期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牺牲中华民族的未来，把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当作最高目标，共产党就成了压迫人民、奴役国家的专制机器。专制统治暴政让中国人民看不到希望，专制统治暴政正在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专制统治暴政就是中华文明的最大敌人。
如果中共高层领导继续维护邪恶的专制统治，如果中共高层领导不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和历史的正义将对中共高层领导家族与红色家族进行彻底的清算，让这些维持中共专制暴政的势力最终是得不偿失、人财两空。现在，主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改革，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自救的唯一方式。否则，他们将迎来人民如同火山大喷发的怒火，历史的正义将给他们彻底的大审判。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能再拖了。推动中国民主化改革，这不仅是拯救中国人民、拯救中华民族，也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的自我拯救。否则，人民的怨恨与怒火将越来越深，中国经济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中华民族的未来遭受更严重的摧残，最终也导致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遭受严重的历史审判。”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拖延很久了，现阶段有很多改革应当立即推进。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应当尽快实际推进，县级以下的基础民主选举尽快实际落实，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尽快实行民主选举，党政领导尽快实行公推公选和差额选举，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尽快落实，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尽快放开，党政分开、民主监督、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司法公正等尽快实施，让权力在阳光下公正的运行。这是尽快缓解党与人民矛盾简单易行的措施，也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化保障。”
“即便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长期执政，那应当是民主执政，首先就应该是落实党内民主。如果连党内民主都没有，那就不是维护党的利益，而是维护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共产党就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维护党的利益和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就成了维护少数人专制利益的借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应该尽快真正落实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决策形成科学决策，然后执行民主科学的决策，而不是权力集中于党政一把手。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是维护民主科学的集体领导，不是服务于最高领导人的专制权力。现在仅存的党内民主和民主决策面临倒退危险，党政领导的个人决策代替民主集体决策，个人专权代替科学决策，导致个人错误变成国家损失，这就是中国近十几年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
（2）以天理良知指导政治思想文化
温家宝总理说：“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彻底改革。无论是思想理论体系，还是政党的组织机制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应该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但马克思当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存在问题，马克思也没有看到后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从人类近一二百年历史来看，无论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存在诸多问题。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为了适应国家与文明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改名重组。我们可以从现在中国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取名字，中国共产党直接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党’。这样，‘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等与执政党名称更加直接相关。改组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党，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以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最高宗旨，以科学的思想文化和中华圣贤智慧为思想指导。”
“中国共产党按照思想理念改名重组，凡是支持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党员干部都加入作为执政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党，与过去的历史罪行进行彻底切割，让中华人民共和党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凡是坚守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党员干部，改名重组为‘毛泽东共产党’，简称‘毛共’，承担毛泽东及旧中共的一切罪行。人民币和天安门移除毛泽东头像，天安门广场移除毛泽东纪念堂，各地移除毛泽东雕塑及语录。”
“执政党改组后，党政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真正分开。党政分开是法治，党政不分是专制。党政分开，党在国家之下，这是民主法治的前提。党政不分，党在国家之上，民主法治就失去基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党天下，这与帝王家天下没有多少区别。我们反对帝王专制，也要反对党国专制，这才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北京学者说：中国的执政党应当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中华文化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周易》为大道之源的中华古典文化就是最科学的思想文化。《周易》是研究天地人神宇宙万物之道，这是科学性与神圣性相统一的伟大思想文化，这既克服了诸多宗教的迷信思想，又具有理性的神圣的伟大追求。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是《周易》的三大作者，孔子继承周文王之道，周文王继承伏羲之道，因而儒家思想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儒家思想主导的思想文化才是正统中华文化。
但是，由于满清专制统治导致近代中国的落后，无知的知识分子把中国近代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并把法家思想、帝王专制、游牧民族专制统治及其落后思想文化等都归罪于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导致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遭到严重污蔑，导致现代中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导致崇洋媚外、自毁文化、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超低生育率危机。因此，中国需要彻底纠正无知的知识分子与政客所导致的文化大破坏。
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最科学合理的是儒家，其次是道家，再次是佛教。儒家实现了神圣与理性的伟大科学统一，最有利于实现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教和佛教承认灵魂投胎转世，这比不承认灵魂投胎转世且存在大量虚构神话故事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更科学。但是，道教和佛教使个人脱离社会，佛教把人生当作痛苦且毁灭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这都不利于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唯有儒家思想是科学、神圣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统一。
儒家在宋明时期爆发的天理思想和心学思想，成为现代性与伟大性的科学统一。天理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天理就是自然法、自然正义，由此演化出现代文明的自然权利体系，这启迪了西方“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等一大批思想家。“天理良知”是儒家思想的思想标准，“阳明心学”将“天理良知”变成修心与实践的伟大结合。“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进行思考，以天理良知作为行为标准，实现天理良知与行为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这成为现代文明最好的文化信仰与修身之道。
因此，中国的执政党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天理良知和阳明心学为党员的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党”，为了避开中共的历史罪行，可以简称“华共”。中国执政党以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作为思想指导，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人民币和天安门移除毛泽东头像并使用孔子头像，天安门广场拆除毛泽东纪念堂并改建为中华圣贤堂。
温家宝总理说：“我的爷爷是教授儒家经典的私塾先生，我从小就阅读背诵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诗经》。儒家经典的美德智慧已经融入我的灵魂，成为我一生的思想指导。如果党员干部都能深入学习儒家经典，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标准，就能诞生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贤能，让中国成为贤能治国的伟大国家。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标准的阳明心学，应当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也是党员干部贯彻贤能治国的思想文化根本。”
北京学者说：实际上，现代中国人没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已经变成了骗人骗己的表演，造成金钱和时间的巨大浪费。共产主义的宣传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笑话，人民不信，共产党不信，人民知道共产党不信，共产党知道人民不信，这样浪费钱财和时间的骗人表演早应该终结了。只有变成宣传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让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竞争力。
温家宝总理说：“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思想宣传应当逐步过渡到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和圣贤智慧，逐步淡化宣传马列主义。可以从‘马克思+孔子’转变为‘孔子+马克思’，然后变成儒家思想和中华圣贤智慧。建议现在的党校和思想政治课尽快加入儒家经典和阳明心学，尽快从马列主义思想过渡到中华思想文化。这样，才能让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学习从应付表演变成吸取圣贤智慧，用圣贤智慧提升党员干部的美德智慧，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加速推进贤能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