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创造财富，凭什么由他们决定生活？——从社保争议走向无政府共产主义
谁创造财富，谁决定生活？
社会的财富由无数普通人共同创造。工人生产商品，农民提供粮食，运输者运送物资，照护者维持生活。没有这些劳动，任何制度都无法运转。
但创造财富，并不意味着掌握财富的分配权。承担社会运行的成本，也不意味着能够决定自己获得怎样的生活保障。
在政府掌握集中决策权的制度下，这种分离十分明显。税收和社会保险由公众承担，公共资源如何使用、保障条件如何设定，却主要由政府机构决定。普通人能否有效参与、能否改变决定、能否追究责任，取决于具体制度提供了多少实际权利。
当这些权利薄弱时，人民便处于一种被动位置：出钱的时候必须到场，作决定的时候却难以进入。
社保争议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现。
政府要求个人现在缴费，承诺将来提供保障。但个人今天的生活困难，并不会因此消失；人们对于未来规则变化的担忧，也不会因为一句“依法缴纳”就得到解决。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承担成本的人，无法同等有效地决定成本怎样承担、保障怎样兑现？
如果缴费义务明确到每一笔金额、每一个期限，那么管理者的责任也应当同样明确。账目能不能查？不合理的规则能不能改？失职的人能不能撤换？受到损害的人能不能获得补救？
如果这些事情很难做到，人民面对的就是一种不对等关系：自己的义务能够被强制执行，对方的责任却难以由自己追究。
政府越是集中掌握资源与决定权，这种不对等就越需要强有力的约束。尤其当一个政府已经失去公众信任，却仍然要求人们把未来交给它管理时，抵触便有充分理由。
不能要求人民承担全部信任的风险，却不让人民掌握约束权力的手段。
也正是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看见：为什么没有政府如此重要。
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看，问题已经超出“谁来管理比较好”。只要存在一个能够单方面规定义务、强制执行决定，又难以被普通人直接控制的权力中心，人们就始终需要担忧：它今天承诺的事情，明天会不会改变？它作出的错误决定，最后会不会仍由我们承担？
即使这一届管理者值得信任，人们仍然需要面对下一届。即使某项政策暂时合理，决定政策的权力仍然可能远离承担后果的人。
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更好的官员身上，无法解除这种依赖。人民需要获得的是一种实际能力：即使管理者不愿负责，也有办法迫使他交代、纠正决定，并收回他的权限。
无政府主义由此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为什么共同生活必须由一个独立于我们之上、拥有最终强制权的政府来安排？
我们需要医院，需要养老金，需要道路和公共照护。这说明我们需要合作、资源和组织。它并不能自动证明，我们必须把这些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一个国家机器。
当政府把自身与公共保障绑定在一起时，人们很容易被迫接受一种选择：要么接受它的管理，要么失去保障。可人们对保障的需要，不应成为权力要求服从的筹码。
没有政府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要打破这种依赖关系。
在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中，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以“为你好”为由，替所有人作出最终决定，再凭借强制力量要求所有人承担。人们需要从共同需求出发，亲自建立合作关系，明确资源怎样筹集、责任怎样分担、管理者拥有多少权限。
这使公共事务中的举证责任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必先服从，再设法证明自己为什么不满；任何要求他人承担责任的安排，都需要说明它的必要性，并接受受影响者的持续监督。
管理权限来自具体委托，不能因为机构已经存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例如，负责基金的人可以获得处理支付和投资事务的权限，但无权擅自改变成员的基本权益；负责跨地区协调的人可以执行共同决定，但不能借协调之名取得永久命令各地的权力。成员需要能够查账、提出异议，并按照明确程序撤回授权。
这样的组织仍然可能出现错误，但纠错的权利应当留在参与者手中。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占据一个职位，就自动成为别人生活的主人。
这也改变了“信任”的含义。
今天，人们常被要求相信一个自己难以影响的机构。自治所追求的信任，则建立在能够接近、能够检查、能够改变的关系上。你可以不相信某个管理者，因为制度不应要求你只能相信他。
对一个已经受到失信伤害的社会而言，这尤其重要。修复合作，需要让人们重新获得控制共同事务的能力。反复要求理解和忍耐，无法代替这种能力。
当然，没有政府并不会自动带来平等。如果资源仍由少数人占有，普通人仍可能受制于雇主、地主或私人组织。一个政府消失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强人。因此，无政府共产主义同时主张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以劳动者和社区自治组织生产与分配，并防止任何组织重新垄断强制权。
养老、医疗和照护仍然需要资源，资源不足时仍然需要作出艰难选择。但这些选择应当由受影响的人通过平等参与、公开程序和联合协调来处理，基本权利也必须受到保护。
社保问题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分离：人们创造财富、承担成本，却难以掌握保障自身生活的决定权。
无政府主义重视取消政府，正因为它希望消除这种分离中的国家支配：不再让一个高于社会的权力中心，把共同事务变成它的统治权限，把人民对生活保障的需要变成服从的理由。
我们需要共同承担生活，也需要共同决定生活。组织保障的机构应当始终掌握在参与者手里，不能反过来掌握参与者的人生。
这就是从社保问题出发，“没有政府”如此重要的原因：它追求让保障生活的权力，真正回到生活其中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