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变荒漠

沙漠和草原，谁更复杂？我想应该是草原，草原有更多的生物，沙漠只有高温和低温，沙子和少量的植物，动物。

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是最复杂的，那里四季植物都在生长，没有秋冬界限，动物们在相互吞噬，从道德的角度，可能有些残忍，可偏偏这就是生命力的表现。

这种生命的解注，是系统能延续的必要，就像草原如果把掠食者的狼，鹰们全杀掉，食草动物们就会疯长，把整个系统搞到崩溃。

化肥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重大的发明，植物生长，从土地中吸收了无机盐，持续的下去，不往土里补充肥料，整个土地的肥力就会下降，继续种植下去，农作物产量可能会越来越低。

本土的文化，可能都是一些不种地的人搞的吧，或者从所谓的文脉传承来说，都是孔丘的徒子徒孙，他们不事稼穑，是人上人，秉承孔丘那里继承来的圆滑。

文化是他们缔结的，一些不食烟火的人，铸就的高层次精英群体生活罢了。

从孔丘那里，孔丘就把自己的学生分一些精英出来吹，德行科目，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其他的也是整几个人出来，就是凭空吹捧，希望自己徒弟名声大噪，被诸侯王重用，发扬他的精神。

建安七子，也是曹丕在的书里吹出来的，竹林七贤是民间说的，有些人也认可。

这就是本土文化，不是个人坚持自己的特色，划清自己和他人的界限，人们喜欢这种和谐，抱团的感觉，可能孔丘的七十二个高徒，就是因为七十二地煞这种说法，当然我不是说，因为先有这个，七十二是司马迁说的。古人把一年分360天，72候。

或许有人会说，西方也有这种希腊七贤之类的，那比起本土，战国四公子，苏门四学士，元曲四大家，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等等，这种量级，他们有吗？

这个文化本体，就是这样，互相鼓吹，互相给面子，非常和谐，智识分子们，都想找一个群体来依靠，不敢从纯粹，独立的视角去建立自我。

哪怕到了新文化运动，胡适也是沉醉在这种整体，和谐的文化底色中，当然，可能他在为大众找点自信。通过胡适对《红楼梦》的鼓吹，让《红楼梦》上位，他还考证了《西游记》，《水浒传》这些书里，更是我上面说的，《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七十二变，《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正是这种整体，和谐文化的象征。到新中国，为了卖书，这几本书，就被称为四大名著来进行销售。

而所谓的香港四大才子，正是这种和稀泥角色的延续，他们都是什么角色？

金庸，还不是承续了这种士人思想，从香港跑到北京，想要当外交官，这就是两头不落好，对本土的精神，灌了一部分，所谓的以天下为己任，又被西方影响，想要自由。

你这不是做梦吗？所谓天下一统，功臣们论功行赏还不够位置，你算什么东西？建设新中国，轮得到你吗？你是一起扛过枪了？还是一起嫖过娼了？

面对香港社会的恶劣，他作为智识分子，没有想到建设本港，而是利用大众在生存压力之下，用武侠给大众编制梦幻。

韩非说，侠以武犯禁，金庸所谓的武侠是什么？像他书中所谓的丐帮，穷得都生活不下去了，还牵挂什么天下兴亡，你自己都沦落到要饭了，你要天下做什么，怕没有要饭的机会吗？即使你牵挂所谓的天下，那不是更应该，建立新的秩序，要让天下人吃饱，可以选择不去要饭吗？

香港人，沉溺于金庸编织的武侠幻梦，而不是要改变社会，让社会更公平，而金庸本人，利用大众于重压下，需要精神寄托，写了一堆武侠。

而他自己呢？写书，办报赚了钱，利用了不思考的大众，挤占了社会资源，等感觉香港危险了，赚了钱就跑路。而他这种糊涂人，子女都是欧美培养的精英，自然不用和离开的大众苦挨了，早就成了世界公民。

如果说金庸没有体会到统一的意志的近距离压迫，他在北京求职无果，可以跑，自带一种传统的迂腐。

那倪匡在内地经受了革命的教育，他应该也是懂得，或者眼光太浅了，因为看不清？能写几千万字去换钱的人，会笨吗？

他在内地经受重压，却不知道解救之道，跑到了香港的新世界，他把自己受压的能量，释放为大量的文字。

他似乎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矫揉造作，大骂大陆，以示清高，不合作。没有对本港的人文建设，有一点作用。

结果香港回归之前，他就跑到国外，结果他这种精英，在港被人拥戴，讨论，有名士风采，跑到加拿大，加拿大那种汉语层面的孤寂，这种欲望焚身的聪明人就受不了，只能灰溜溜又跑回来，还犟嘴说是老婆不习惯。

而他的孩子，也成了自由世界的自由公民。

蔡澜，一个常说做人最要紧是开心的商人，这种人也算才子？他消解了这个环境本就有限的骨头，走入玄虚，用这些说不清楚的东西，装扮自己，显得高级，这种人如果能称为才子，那也能说明，这个社会的人们，对现实的害怕，不敢直视，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

黄霑不过是用现代艺术包装的古代人，他把传统那种粘腻，转化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他身为一个广告人，知道如何利用和打动大众，用一种不羁的狂士身份，掩饰他在这种身份下的脆弱和卑污。

在香港这样的市民社会，他没有立意给文化一种坚硬的塑造，而是把传统的模糊，义气，装疯引入。

这样的四大才子，铸就了香港卑污，猥琐的精神，这是大众的选择，还是他们的选择呢？

他们在香港铸就名位，他们的后代，带着他们塑造的精英身份，成为游离本土沉重文化个体。

或许他们还要回头骂一句大众，叼毛。

土地中长出的低矮植物，离开土地，只留下自己有毒的分泌物，地力尽了，后继植物只剩下枯黄。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社会，一个文化的悲剧。而大多数人，不管是没有资源的大众，还是赚得盆满钵满的精英，都猥琐不堪，难以支撑一个向上走的文化。而这种无骨的植物，走到哪里，或许都不会安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