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投靠美国，也不吹捧中国——以跨国组织和团结行动来反抗威权

对许多在海外因中国威权扩张而开始关注政治的年轻人来说，当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时期——用类似中国政府的手段来打压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移民社群、跨性别群体、学校和中国学者时，一种熟悉的无力感油然而生。

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把正在美国发生的事与中国的情况联系起来，指出这两地的压迫不仅手段相似，背后的逻辑和结构也彼此关联。既然国家暴力是互相作用的，我们的反抗也必须超越国界，融入跨国合作与团结。

国家鼓吹民族主义来转移矛盾

“境外势力”长期以来被各国政府用作推卸责任、转移矛盾的借口。在美国，反华言论屡被用作掩盖自身结构性问题的遮羞布，特别是在面对民众对经济困境、生活压力、医疗危机等现实问题时，通过制造“外敌”来引导公众愤怒的出口，从而回避对种族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的问责。虽然美国两党都在操弄反华情绪，特朗普政府更是极端化：将新冠病毒冠以“中国病毒”之名，发起歧视性的“中国行动计划”，挑起贸易战，甚至推动对中国移民与学生的驱逐。

以“国家安全”为由，中国移民、学生和学者被一再妖魔化，频繁被无根据地指控为中共间谍。即使换届为拜登政府，这一逻辑并未根本改变。例如，特朗普于2020年签署的《总统公告第10043号》在拜登任内依然有效。至今，美国移民局与国土安全部仍利用不透明的程序和任意的判断标准，对中国公民施加不成比例的限制与打压。

这场对“中国间谍”的新一轮猎巫行动让人联想起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其背后是美国长期排华情绪的延续与对自身全球主导地位动摇的焦虑。亚裔社群对这些武断且带有歧视性的政策并不陌生，并持续受其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社会不满指向“西方敌对势力”。在海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与学者，常在回国后被标签化、受监视。特别当他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或提出批判性观点时，往往立即被诬指为“被西方洗脑”甚至“为境外势力递刀子”。爱国被窄化为无条件的服从，而任何怀疑和独立思考都可能成为被迫害的理由。

2025年4月，曾在美留学、深信爱国理想的清华大学博士后何赵祥睿，在因被指控“与外国有联系”、接触“有害思想”被迫辞职后自杀。这一悲剧揭示了，当国家机器以民粹主义为燃料，煽动对“异见”与“境外势力”的恐惧，它所制造的将不是安全，而是更多失控的压制与迫害。

2025年5月，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宣称她不再雇佣海归人才，理由是“他们可能是间谍”，并声称更信任“本土培养”的人才。这种排外言论不仅呼应了美国右翼对国际交流的打压，也显示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正互相助燃，共同将人民推向彼此为敌的对立面。

对于关注社会议题的海外离散社群而言，我们正处于多重夹击之中：既要面对美国本土的结构性种族歧视与地缘政治怀疑，又需抵抗来自中国官方对公共发声和倡导的污名化和打压。这种处境让我们格外清楚：所谓“忠诚测试”，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是一种伪命题。我们需要指出并抵抗这些测试背后的真正意图：不论它们穿着“国家安全”还是“爱国主义”的外衣，其目的从不是保护社群，而是孤立、分化与压制所有敢于质疑权力、推动变革的声音。

“境外势力”标签是国家用来监控和镇压社会运动的常用手段

《纽约时报》调查揭示，特朗普政府采纳了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025计划”的推手）制定的“以斯帖计划” （Project Esther）来系统性瓦解声援巴勒斯坦的团结运动。该计划的策略包括驱逐持不同政见的国际学生、打压学者、切断组织资金和将异议者定性为犯罪分子——这些都披着“防止外来渗透”的合法面具，实则是熟悉的打压异见的政治工具。

这类压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保守派更广泛打击社会运动与公共批判空间的组成部分。中国学生和学者正被纳入这份不断扩张的“潜在威胁”名单之中。将社会运动标记为“外国势力操控”，成为各国政府削弱正当诉求、重塑民族主义话语与推进威权政策的便利手段。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2023年《反间谍法》的修订扩大了国家镇压的合法空间，以“防范境外敌对势力”为由，打压劳工维权、人权律师、社运人士和公民社会。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种族政策与大规模拘禁，更是借鉴了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的“反恐”模式。廉价劳动力、监控科技与“反恐”资本主义紧密交织，藏身于“国家安全”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叙述背后，构成了压迫的全球合谋。

从美国到中国，“国家安全”作为抽象而弹性的概念，正在被不断扩张与操弄，以正当化对内的整肃与对异议的消音。在这两个国家，人民面对的并非截然不同的压迫逻辑，而是彼此映照、互为借镜的控制体系。因此，无论是哪一个政府使用这些手段，我们都需要追问：在一个情境中，我们如何可以谴责镇压、监控与驱逐，而在另一个情境中却为其辩护？当“国家安全”成为无所不包的治理话术时，谁有界定它的权力？谁从中得利，又是谁必须承受其暴力的代价？

跳出中美对立二元叙事 跨国联结反抗威权

中国政府对异见者、藏人、港人、维吾尔人等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追踪打压是真实存在，也是社群的合理担忧。然而在美国政治语境中，这些问题往往被政治建制派，尤其是右翼势力，挪用为“反华”工具，用以拉拢选民、获取政治筹码，早已偏离了原本保护受害者、推动正义的初衷。当我们依赖由国家主导的惩罚性手段，不仅无法真正保障社群安全，反而可能助长针对华人和更广泛亚裔社群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捍卫人权”的口号下，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介入，实则是服务于自身的权力结构和国际霸权的再生产。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警惕在美国语境下的另一种倾向：因为担心激化本土根深的反华情绪或加剧对亚裔社群的伤害，而选择回避甚至淡化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两种压迫并不矛盾，反而相互作用，使被压迫群体的声音更加边缘化，甚至被指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而遭到噤声。我们亟需建立跨社群的连结，理解彼此抗争的语境与脉络，拓展共同的视野与分析框架，协力揭示这些多重压迫背后彼此勾连的结构性根源。

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中美对抗总是被呈现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而非一个跨国剥削体系的表现。现实是，中美两国的工薪阶层，都在同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系统性压榨。在美国，政府用“美国优先”之名，以“工作被外国（或任意族裔、国家）人抢了”等叙述，来煽动反移民情绪。这不仅转移了对资本结构的批评，并且迫使人们为争夺所剩无几的资源相互对立。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及其他制造业迁移地，被接收这些“外包”岗位的工人同样面临严重剥削，以满足美国以及全球市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这背后是跨国公司为追逐利润最大化所做的决策，以及国家政策的积极配合。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而是一个跨越国界、持续加深不平等的掠夺性全球体系。

中美关系仍将持续主导媒体话语。我们需要揭示这些结构性的共谋，才能超越“中美对立”的表层叙述，看清国家机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运作。这意味着，在美国，我们首先要打破“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拒绝“好移民 vs. 坏移民”的分类逻辑。移民应是基本权利，不应以对国家的忠诚或经济贡献作为前提。在为中国留学生或移民争取保护与权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警惕以“ta们对美国利益有价值”作为论据，因为这种立场恰恰巩固了美国例外主义与霸权，而这些正是造成全球不平等、战争、以及大规模被迫移民的根源之一。

真正的团结，不是为了向某个国家证明自身的价值，而是建立在对压迫机制的共同理解之上。我们需要跨越国界与身份，建立起反抗种族主义、剥削与战争的联盟。作为海外华人行动者，我们要努力与美国本土的草根组织建立真诚且信任的关系；同时，美国的进步力量也必须跳出国家主导的竞争叙事，去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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