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9898沉冤录——李明狱中报告之一（2）
三、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等各路神仙出场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审讯指我不老实
12月2日晚8时左右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广东省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官郝建民和潘锦毅(直到1999年3月2日我才知道他们的姓名)出场审讯。郝建民审问,潘锦毅作记录。
我一跨入审汛室，两个身穿便服的男人脸带微笑地招呼我，我坐在小圆板板底是独木柱种入地的凳子上，我的对面放着一张普通的木制办公桌（台）。
趁他们两人摆设办公桌（台）面的时间，我抬头看了看审讯的人，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与我相仿。
站在办公桌（台）右侧的个子稍高，以其说他像文人倒不如说他更像武士多一点。他脸稍黑身体结实，看得出他浑身有力。我没估计错的话，他不但营养充足，而且应长期健身和喜好体育锻炼。我不知他胆量如何，他若够胆不怕死的话肯定能做一个保卫祖国的好将士。同时，他健壮结实阳刚的身板，又会使不少女人感到值得信赖和托付终身。
刚才他笑时令人可信，现在不笑时又令人可敬。他那饱满微黑或黑里透红不失正气的脸，使他的形象活像“文革”时革命样板戏中的伟大英雄。
坐在左侧椅子上的另一位审讯员，年纪稍轻脸瘦长白净，鼻梁架一副白金丝眼镜，既显儒雅斯文又如稍带病态的健康人。肉眼可看出他不缺营养，但应是由于熬夜写材料制文件，（我用财政人的行话说）使他入不敷出或体力脑力过度透支所致。
审讯开始后，站立的武士样检察官问话，坐着的文雅检察官作记录。这更加证实他（坐着的文雅检察官）是一个腑首听命于长官将军的秘书。
他们的穿着，他们的微笑，使我绷紧的神经稍松了一些。听到他们用广东话介绍他们是广东省检察院的官员，我的心也就往下落。我想不是由首都北京来的中央的官员而是由广东省检察院的官员审讯我，说明我的规格比他人要低，自然我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广东官员从普通官员直至省委书记都要听命于党中央 ，他们审讯我只不过是履行公事听从中央指示完成任务。派广东省检察院的官员审讯我，广东省检察院虽然不是国家最高政法机关，但已是远高于县级这一最低级检察院的政法机关。因此，广东省检察院的官员肯定素质高能公正执法。他们抓我只不过是调查询问一下，断然不会刻意害我冤枉我吧。
他们摆好架势审讯开始，他们的笑容也就收回去了。
郝建民：李明，听最高检察院的曲领导讲,你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态度也应该不错,应通情达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找你了。我们找你的目的，曲领导也跟你讲了，你应该清楚。
李明：你们这样抓我，我不知为什么。我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很多事都要我理，我现在这样，我的父母、弟弟们都不知怎样才好。
郝建民：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把自己和别人的问题讲清楚，他们就会没事的。你做过些什么事，你自己讲讲。
李明：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事，我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是一个正规的生意人。
郝建民：你做过什么生意?
李明：做过汽车生意，汽车生意在香港做。我做过纸生意。纸张生意是麻章外贸有限公司在国内做的。
郝建民：汽车生意是怎么做的?
李明：汽车在香港买卖。
潘锦毅：你怎么会在香港买卖汽车?香港有那么多人在卖汽车,为何会向你买汽车?你不是香港人，怎么会有客户?
李明：生意是一回生两回熟，做得多就有客户，在香港大家都是这样炒汽车的。
郝建民：麻章外贸有限公司的纸是如何做的?
李明：纸是在国内买卖的。
郝建民：纸是从哪里购的货?
李明：是从深圳、东莞、汕头、湛江等地购买的。
郝建民：买些什么纸?
李明：铜板纸、白卡纸、新闻纸、牛卡纸都有。
郝建民：卖给国内哪些公司?卖些什么纸?都卖到哪里去? 都是些什么纸张?
李明：金叶公司、烟印厂,有铜板纸、白卡纸、白板纸等。卖给湛江报社、重庆XX进出口公司，卖过新闻纸、铜板纸,湛江纸箱厂、霞山塑印厂卖过牛皮纸,成都XX公司卖过铜板纸。
郝建民：你是否认识越南人?(我公文袋有这些人的名片)
李明：认识,我在香港卖过汽车给他。
郝建民：在哪里见过面?
李明：在香港见过。
郝建民：你向叶振成借钱是如何找他的?
李明：我没向叶振成借过钱。
郝建民：从市财政借出的几笔钱,叶振成是如何批给你的?
李明：叶振成没批借过钱给我，据我所知，叶振成批借的钱是借给市外贸集团公司的，与我毫无关系。
郝建民：你态度放好点,你不要抵赖,你不老实交代问题，对你没好处,市财局的赵X等人都说你到财局讲过借钱的事，也找过叶振成，黄昌炎说钱是你借的。
李明：我是市外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外贸集团党委分工我是协助总经理黄昌炎分管财务,主要协助其筹集资金。我曾在政府和财政局工作过,我的同事关系很好，我又有很好的人缘,所以，我每次从香港回来都到市政府和市财政局。何况,我现在还住财政局的房。黄昌炎说是我借的钱,你可以问叶振成、问黄昌炎，便清楚借钱报告是市外贸集团打的，借款合同是黄昌炎签的，钱又是汇到市外贸集团的账上，也是市外贸集团在使用。
郝建民：市外贸集团公司的借款报告是你拿给叶振成?
李明：借钱申请是市外贸集团公司出的，手续是市外贸集团公司财务办的吧，你们去问外贸集团公司财务才知整个借钱事件我并没有参与，我想借钱报告应是市外贸集团送给市财政局后,市财政局送给叶振成批的，因我在市府工作时,知道叶振成从来不私接任何个人交来的报告。
郝建民：你还在抵赖,赵X他们讲,叶振成批示后,你回市财政局找他们,叶振成也讲,借钱报告是你送给他批的，钱是他借给你的。
李明：叶振成绝对不会这样讲,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送报告，不是我借钱。
郝建民：你究竟借钱的事有没有找过叶振成?
李明：整个事情，我毫无参与，事后我才知道。
郝建民：你还是不老实,黄昌炎不在市财政局工作过,不熟悉财政局的人，他怎么能从市财局借到钱。
李明：我想市财政局借出这么多钱,都不是借给熟人的。
潘锦毅：你的态度不行，不讲实话。
李明：你们不想听实话。
郝建民：叶振成大骂你是一个衰仔，经常打着他的名义向下属单位发号施令，干尽坏事，破坏他的形象和威信，还要他背很多黑锅,特别是今日他知道你被抓后,骂得更历害，我们就是根据他的口供和黄昌炎的口供抓你回来的。
李明：我可以大声说我是一个正直守规矩的人，我没有也不会以叶振成的名义干过什么事。
郝建民：他骂你，把责任推给你，都可以接受?
李明：无言以对。
郝建民：叶振成借这么多钱支持你，你送多少钱给叶振成?
李明：叶振成没批借过钱给我，对我也没有什么支持，我更没有送过钱给叶振成。
郝建民：吴文庆去香港，你除请他吃饭外，还给多少钱给他用?湛江还送过什么钱给他?
李明：我从来没有送过钱给叶振成和吴文庆,我可以拿我的人头来担保!
郝建民：你没送过钱?吴文庆今日都拿钱来退了，还有很多收到你钱的人，今日都退钱了。
李明：这是不可能的，我没送过钱给任何人，这个我也可以拿脑袋担保。
郝建民：我们现在来排排队,去香港受你接待最多的是哪些人?
李明：什么人到香港都找不到我，因为我连自己吃饭的钱都很难找得到。我拿什么钱接待他们?
郝建民：(严厉的口气)送钱给叶振成、吴文庆的事，你不讲,我们将严肃处理你。
李明：李静听。
郝建民：我们找你，你必须将叶振成的事讲出来,必须揭发他的问题，你才有出路。
李明：我离开叶振成已经3年。平时从香港回来很多人排队请他吃饭,我从香港回来轮不到我与他见面或吃饭。他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但以前我在市府工作时,他是一个非常廉洁、很讲原则的人，他对我的要求也很严,常警告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思前想后,都要掌握一个度，要注意影响。不是我在他身边工作过而吹他，他的工作能力确实很强,威信很高，你们有机会请帮一下他，我想这次走私的事肯定与他无关,希望你们帮他一下。
郝建民：(很生气很气愤)李明，你睡醒了没有?你叫我们帮叶振成?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搞掂（死）他，我们抓你回来是为什么? 你还希望我们帮他?叶振成抓了多久了，你知道没有?
李明：已经有两个多月。
郝建民：前年，你与叶振成的儿子叶晓辉在香港楼下餐厅宵夜谈了什么?叶振成的儿子在你处住了多久?
李明：我的宿舍楼下无餐厅,我从没与叶振成的儿子叶晓辉在香港吃过宵夜，他也没在我处住过。
郝建民：你由财政局担保在香港飞龙国际投资公司借过多少钱?
李明：借过5百万港元，担保5百万美元信用额度。
郝建民：5百万港元，加上5百万美元，总共便借飞龙公司4千多万元?
李明：信用证额度不是钱,只是一种银行信用保证,不能与现金加在一起，不能算是4千多万元，开多少信用证算多少钱,不开就不算借款。
郝建民：什么叫信用证?
李明：李明就何为信用证向郝建民潘锦毅作了一番较详尽的讲解。
郝建民：你将汽车、做纸、借钱、你公司资金的使用去向详细地讲清楚，即内幕是如何的讲清楚。
李明：这是我生意的事，没什么好讲的，刚才已讲了不少。我的公司是承包公司，我做什么生意，具体怎样做，我想我不需要详尽讲,你们听这个、知道这些也没有用。
郝建民：你的承包公司，只是在会上讲讲而已，承包是不算数的。
李明：我的承包是外贸集团党委会议讨论决定的，我也履行了协定，每年上交5万元的承包费,和包付香港的供楼款。我也已经交给外贸集团公司5万元，市外贸集团公司在香港买的楼，也是我赚钱拿钱供还给香港银行的。这件事你可以问黄昌炎总经理和集团公司的其他副总经理，党委会决定的事怎么不算数?
郝建民：现在是我们在讲话,我们讲不算数就是不算数。
李明：李明无言以对,也不敢争辩。
郝建民：你借李勇5百多万元，怎么用了?
李明：不是我借李勇的钱,而是李勇还我5百多万元。李勇这个契弟，我若见到他，要与他搏斗。
郝建民：你为何与李勇有这么大的仇恨?
李明：因李勇与我讲好，开一张信用证给他套现金，套现后钱汇给我，谁知他欺骗我，钱套出后,他将钱拿走，7个月都不肯还回给我，我多次追钱追不到，差点与他打架。因李勇现在是市外贸集团公司属下湛江恒通公司经理，属市外贸集团公司的干部。因此，这件事我已报告外贸集团公司党委，要求党委出面协调处理。黄昌炎、梁旺（外贸副总）、梁超（外贸副书记）都知道这件事。
郝建民：黄昌炎经常去香港做什么?
李明：黄昌炎只是有时去香港，没有经常去，我做我的生意，黄昌炎去找他们的客户谈生意。
郝建民：黄昌炎谈什么生意?
李明：具体谈什么，我不知道，因我并没有与他一起谈, 听讲有关工艺品方面的生意。
郝建民：黄昌炎在香港与你讲什么?商量什么事?
李明：谈一些杂七杂八的事。
潘锦毅：你外汇的事，我们已经不想理，不想追究你，做生意给回扣是很正常的，你公司是香港公司给或拿回扣都很正常，你卖纸给客户给回扣正常，你收回扣也都正常的。进口货物谁都知道若交足关税生意无法做，谁进口货物多少都漏点税，这都正常，因为关税太高，你进的货物若是支援生产，更要鼓励。你将回扣和漏税的事讲一下。
李明：我没给过客户回扣，我没做过进口生意也没漏过关税。
潘锦毅：你一点都不老实。你这样的态度，我们会样样追究你。你开的增值税发票没进项,你没漏税，没漏税为何不填进项,光这一条就够你受的了。
李明：李静听（一般纳税人开增值税发票，不需要填进项的）。
郝建民：你样样都不承认,我看看你的电话本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这些人的名字、电话号码,有的住址都记得清清楚楚。(郝建民拿出电话本来翻看)我看花的钱都到这里去了。
李明：李静听。
郝建民：叶振成是怎么提拔你到外贸集团公司当副总经理和派你到香港的?
李明：我的提拔与叶振成无关。我是参加全市财办主任公开考试考上的，我的笔试考第一，面试第一天我考第一，总分第六，比第一名少2分，比第五名少0.01分。
郝建民：你什么时候知道去外贸的?叶振成做了什么工作? 是他安排你去的?
李明：是（湛江）市组织部经考察后提拔我到市外贸的，市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去外贸工作。外贸是一个烂摊子，谁都不愿意去，我原来打算到县区下面挂职锻炼的,黄昌炎曾问过我，到他们外贸去吧(我在去外贸前1个月才认识黄昌炎),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组织部找我谈话时,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是市外经委的张副主任和人事科长带我到外贸集团报到的。叶振成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做什么工作，他只是一个副市长,也根本没能力做工作。
郝建民：后又怎样去香港公司?
李明：我到外贸后,外贸党委成员开会讨论分工和公司经营问题(大约是在1996年4月上旬),会上分工我协助总经理黄昌炎管财务,主要是为集团公司等集资金，并分管香港万利威贸易有限公司。在讨论香港万利威贸易有限公司问题时,梁旺副总经理讲,梁妃志(万利威公司经理)已叫苦连天， 不想再呆在万利威公司了，因为万利威公司已欠银行4个月的房屋按揭款无 力支付，银行将拍卖房屋抵债。大家看怎么办?
黄昌炎讲,香港万利威公司不能撤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贸集团在国内银行欠款几千万元，所有财产也都抵押了，今后要生存，要做生意，必须向境外筹集资金，则需通过万利威贸易有限公司在香港融资回来做生意。既然梁妃志无法经营,其本人也不想干,我看另找人。梁旺、陈泰等副总经理则提议,李明分管香港万利威公司，干脆派他去香港万利威公司。我当即表示香港万利威公司既欠债，又无资金，我干不了。
下午会议,大家再做我的工作。黄昌炎讲,你有能力经管香港万利威公司，现在也是没办法，你先干,你救活了香港万利威公司，你为外贸立了头功，你以后从外贸调走，就有政绩可讲。
再做一轮工作后,梁旺副总经理提议,干脆将香港万利威公司承包给李明。黄昌炎表示同意，黄昌炎见我还在犹豫，便给我打气,你承包，我们公司全体老总都支持你，总公司就是没饭吃也支持你，我们都指望香港万利威公司在香港筹到钱回来救火。
最后讨论结果，党委会决定我在外贸集团的协助黄昌炎分管财务分工不变,兼承包香港万利威公司，每年上激5万元承包费给总公司，赚钱向银行供还万利威公司买楼的欠款。我在香港万利威公司的工作重点是为外贸总公司在香港银行或香港公司争取信用额度和筹款，承包香港万利威公司经营只是兼职,则继续协助总经理黄昌炎筹集资金，承包只是其次，最后我服从外贸集团公司党委会的决定，去了香港万利威公司。
郝建民：你叫你弟将麻章外贸有限公司的帐册拿到哪去?
李明：我将帐册拿到香港，麦伟明有留底，你们要看可找他。
郝建民：你不肯合作，看来你也要拖死你弟弟，凭转移帐册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抓你弟弟。
李明：不关他的事，我叫我弟帮我到财务那里拿一份账本给我算算结结账，这有什么问题，麦伟明那里还有一份。
潘锦毅：你把你的简历讲一下。
李明：……我1994年借调到市政府。
郝建民：当叶振成的秘书?
李明：不叫秘书,叫市政府联络员,主要协助叶振成听听电话,收发一些文件等。
郝建民：你与叶振成关系很好，感情很深?
李明：关系一般，只是工作关系，谈不上什么私人感情。
郝建民：你的态度看来与最高检曲领导讲的不一样，实际情况是叶振成提拔安排你去香港，然后借钱支持你，你赚钱供叶振成、吴文庆他们用。
李明：并没有这回事。
潘锦毅：我们今天拘留你，你有什么意见?
李明：我觉得冤枉，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要拘留我!
潘锦毅：犯什么罪，到时你会知道。你是否请律师?
李明：请律师。
由于审讯问话时间长,看守所干警干预两次，直到深夜12点多看守所值班干警第三次催促说已超过一点钟了才结束。当晚是湛江看守所招姓管教值班(我再次回湛江时才知道他的姓)。
审讯完，郝建民潘锦毅不但已完全不见了笑容，而且脸已露出怒色甚至可说很愤怒。
注：当天一共签两份口供，第一份是关于香港万利威公司和麻章外贸有限公司生意、借款事；第二份笔录是我的简历。
我回到监仓，我过虑了一遍刚才的审讯，我知道我不犯罪，他们对我的情况可说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是无罪乱抓我。
刚才的审讯还是围绕昨天押送我进入湛江看守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曲（女）领导，在途中给我的指示内容来审问。就是要我说送钱给叶振成，还有送钱给吴文庆，还有送钱给其他人，讲叶振成如何提拔我，叶振成如何批借钱给我。但这些事我都没有做过。黄昌炎在香港时对我讲的话是对的，黄昌炎说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是很难整得死叶振成的，但会采用株连措施，像我们这些与叶振成工作联系和来往多一点的人都会遭殃。
我刚才说可用人头担保，没送钱给叶振成，没送钱给吴文庆，没送钱给任何人，两个检察官听后很气愤。如果两个检察官回去将我的话汇报给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高层领导，我必死无疑，我内心不免又有点害怕。但转念又想，我不能毫无原则地听从中央工作组的指示，而陷害叶振成、吴文庆他们。
他们的重点是想将我往叶振成身上绑，他们以我态度不好来威胁我，还采取挑拨离间计。
郝建民说，叶振成闹（骂）你以他的名义到处办事，败坏他的名声。
郝建民是用“三十六计”中的离间计即挑拨离间，以此激起我对叶振成的愤恨而咬死叶振成。
十九世纪，法国也有一个这样的案件，有一个检察官挑拨成功的案子。说的是有一个穷苦无告的人，为了他对一个女子和所生孩子的爱，在生路断绝时铸了私钱。铸私钱在那个时代是要受极刑的。那女子拿着她所造的第一个私钱去用被捕了。他们把她抓起来，但是只有她本人犯罪的证据。只有她一个人能告发她的情人送他的命。她不肯招供，这样，检察官心生一计。他编造她的情人变了心，极巧妙地伪造许多信札的片断，来说服那个苦恼的女人，使她相信她有一个情敌，那男人有负心的行为。在妒恨悲愤之中，她终于举发了她的情人，一切都招供了，一切都证实，那个男人无法挽救了。很多人都称赞检察官的才干，说他能利用妒嫉之心，因愤怒而真相大白，因愤而指死她的情人，法律之威力也因报复的心理而得到伸张。
看来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至今三个多月了都无法敲开叶振成的嘴，无法从叶振成处得到丝毫供词，同样无法掌握到叶振成有任何犯罪证据。因此，中央工作组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无法下台，便抓捕我，使用与法国巴黎检察官的计谋，挑拨离间我与叶振成的关系，企望激起我的不满和怨恨，使我愤而举发指死叶振成。
巴黎女子是因犯罪被抓，而我是无罪被抓，两者不可比，他们又怎么挑拨我揭发叶振成与我的共同犯罪呢？
但我内心十分明白，他们说叶振成骂我“这个契弟，用他的名义到处办事。”是假的。叶振成不可能这样骂我，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打过叶振成的招牌招摇撞骗。
我是一个安份守纪，注重维护领导乃至政府形象和威信的人。何况，叶振成没有可举发之事，更何况，我已离开叶振成多年，就算他有什么“胡作非为”，我也不可能知道。
虽然昨天在广州看守所一夜未睡，现在又到了凌晨，我仍烦燥不安无法入睡。我干脆起身站在铁栏门边。我仰头望天，今夜的星星并不繁多，只有稀落的少少残星，但此时愁闷孤独的我，对星星却倍感亲切。
我不由想起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中的主题歌“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象云烟象云烟……生命的尽头是轻烟……”。
我虽无法在这深夜出声亨唱这首歌，陶冶舒缓我的心，但我想到歌词中所说，我退步坦然地躺卧在地铺上。
12月3日早上9时
湛江市看守所第二审讯室，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还有一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郝建民：李明，今日中央工作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一名40多岁的男领导，以后就称他为最高检A领导吧),亲自来听听你的审讯,你要老实地说清楚问题，你听到没有?
李明：听到了。
郝建民：先问你借李勇钱的事。
李明：不是我借李勇的钱,而是李勇借我的钱。
郝建民：李勇借你的钱干什么?
李明：李勇借我的钱在香港炒股票。
郝建民：你是怎么借钱给他的?
李明：我在万利威公司账户中分几次提现金给他。
郝建民：李勇钱是如何还给你的?
李明：李勇换港币还给我。
郝建民：是你换外汇,还是李勇换外汇?
李明：是李勇换外汇。
郝建民：你今日还是不老实,在讲假话。李勇在国内根本就不可能到香港炒股票。你与李勇有其他什么生意往来?
李明：我与李勇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我不可能与他合作做生意。
今天上午，最高检A领导亲自来听审我，他板着的面孔又一言不发，着实给我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一个地市级检察院便可决定一个人特别是官员的荣辱，最高人民检察院那可是掌握着全国的生杀大权的呀。
12月4日上午10时左右
湛江看守所第二审讯室，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湛江检察院（五百,因其拿了我五百元看守所内购菜票款不还故称）女检察官。
郝建民：李明，你有没有考虑你的问题?
李明：我不知道你们要我考虑什么问题。
郝建民：你先将最近的情况讲一下。
李明：我不知你们想知道些什么。
郝建民：让你自己讲。
李明：你问我，我知道的我会讲。
郝建民：你没什么可讲的吗?
李明：（我不知如何答话）。
郝建民：你没什么讲,那我们就走。
五百女检察官：你这样的态度什么都不肯讲,到时谁都不来找你，丢你沤你三四个月不找你。
被两位男检察官和一位女检察官提审后,湛江看守所的钟XX管教（警察）带我回监仓时问我为何被抓，我答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在（湛江）市政府当过叶振成的秘书,他们现在逼我整死叶振成。
钟管教听后说“叶振成已经没有用了，你还是顾自己，他们中央工作组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快点讲,快顾自己的命吧。”
我回监仓后不停地思索，难道叶振成风光时,人们就趋炎附势亲近他,叶振成现在没用了，就落井下石吗?难道我为了保自己，为了顾自己的命，就改变自己的一贯做人的原则,按中央工作组指示整死叶振成吗?
我的个人简历
12月3日
昨晚，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的人审问我的简历，那在这里，我重述我的个人简历吧。
我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郊湖光岩畔的一户农家。我的父亲文化不高，但人聪明好学。他属于那个年代有文化的人而被送去湛江市电影公司学放电影，后他嫌电影公司工资低难以养家蝴口，改学水工当上公社建筑工程队能看图带人施工的队长。
我母亲是个文盲，但她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她遗传有我外公的善良明理和灵性。由于我父亲日出便进城日落才归家，家庭所有育儿教女和一切的家务都压在我母亲一个人身上。
我从记事起，我头痛了，母亲便挖含羞草根煲水给我喝。我发烧了，母亲便持村里的老先生开的单子从药材铺拾回蝉壳竹叶等煮水给我喝。我生疮了，母亲便割仙人掌片去皮沾生盐给我敷疮。我自己弄伤流血了，我自己便从我父亲的烟盒中抽一小撮熟烟丝来掩来止血。
我现在有五兄弟，据我母亲说她从第四胎起便想生一个女儿，以便有女儿作伴和挑水煮饭分担家务，但她一胎又一胎就是生不到女儿。
我们本来是六兄弟的，我现在的五弟应是六弟。我母亲生的第五个儿子仅存世三天。我母亲当时失儿哭得死去活来，而我年纪小又不知怎样安抚自己的母亲。
我父母生六个儿子养活五个，将我们兄弟五人拉扯成人，这对没有文化用含羞草根喂子的母亲来说（我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已是十分不易。
我三岁时，便跟着我堂叔到村办小学，混入年纪大我一倍的小学一年级的村童里读书。后我跟随祖母去放牛。我到五岁又与大我十几二十岁的农村大姑娘一起读书，那是一个农村文化扫盲班。当年我们村还未通电，大姑娘们上午干农活，中午收工便到村祠堂里上课（也因此叫读中午班），晚上这些大姑娘们又不时成群结队到我家，向坐在煤油灯下作作业的我讨要作业看。
因为“文革”运动，我小学一年级和四年级都只上了一个学期课。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上山下田劳动，几乎不读书。我读初中年级毕业时除不投自己的票外，其他所有同学都投赞成票推荐我上高中。
当年读书无用论盛行，学校不考试老师不布置作业，但我父亲还是严格要求我读好书，我文盲但崇尚文化的母亲尽可能节俭出钱来供我读书。
恢复高考后，我主要靠自学成了全公社近千个考生参加高考上线两人中的一个，我后又读了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
我参加工作三年入了党，先在公社革委会工作，后调区农办、区规划办、区党委办、区整党办、区政策研究室，继调到湛江市财政局、湛江市税收财务大检查办、湛江市政府办公室（借调）。一九九五年参加全市公开竞考湛江市财办主任，我的笔试第一名，（分三天面试）我第一天面试第一名，《湛江日报》刊登的第一天面试的第一名便是我。当年被湛江市委任命到湛江市外贸集团任副总经理。后在外贸集团公司党委会的再三动员力劝下，到香港兼任香港万利威公司经理。
我被湛江市委组织部定为十名全市最有培养前途的党政青年干部。
我不断调动升职，我手中的笔起了主要作用。我工作有业绩，我又能将工作中的体会和规律书写出来。我当过《湛江日报》特约记者，当过多家省级报刊的通讯员。十几年中，我在中央级、省级、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登载新闻报道几百篇。我发表的文章多次获奖，我个人多次得奖和我负责的单位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
我在故乡湛江算是小有名气，也因此被荐升为经济师和被物色当秘书工作。
人们说我的专长是写文章，其实不然。就我自身而言，写文章并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严谨逻辑思维下的，能借鉴别人教训，吸取他人的优点独立思考创新工作。
我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父亲长期在外谋生，我不大年纪便肩挑起在自家自留地种菜补家的重担。我遗传了我父亲不太柔的脾气，坚强不屈坚韧不拔刚正不阿的性格，也传承我父亲对人诚恳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生态度。
改革开放初期，我诚实耿直的父亲未能在体制转变中挤入“包工头”的行列，致家庭陷入了困境。刚参加工作的我便分担父责，用微薄的工资供弟弟们读书。
好心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但一个又一个地摇头而去。她们走时丢下的共同语言是，我的家庭拖累太多负担太重了。
我不能因此因为娶女人而抛弃我的弟弟，最终我的四个弟弟在那个百里挑一上大学的年代，也与我这个长兄一样大学毕业。因此，1980年代后期，我的家庭也被评为“广东省五好家庭”，并获颁了奖牌。
我过去直至今日都没有什么爱好或嗜好，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拖拉机”（扑克），不抽烟，喝酒不上瘾喝酒是为了工作，几乎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因此，很多同学朋友说我的人生没有意义。
我母亲在饭桌给我们兄弟下“不准随其他村童骂地主头地主婆地主子”的禁令，我父亲用湿水麻绳阻吓我们兄弟，若胆敢“偷”生产队和私人东西必惩。父严母紧，我从小又十分自律，长大后便养成注重自我形象，视名誉胜于生命，故不会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一心一意读书，努力求仕途出人头地。正如我昨天对押送我到看守所的，中央工作组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曲（女）领导所叹息那样，“我一心刻苦读书，专心致志工作，想不到今天要坐牢，奋斗的最终结果是进监狱。”
但我不后悔我的人生，就是今日身陷牢狱也不后悔我过去的人生路。我后悔唯一后悔的是，湛江市委安排我到市政府跟随叶振成当秘书（实是联络员）时，我忘了问叶振成一句“您将来会坐牢吗？”。
我的同学朋友说：在湛江市，李明的家庭本是一流的。牢狱之灾后，李明的家变成家破人散，破烂不堪。这是后话。
自我审讯
1998年12月4日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囚犯是睡在冰冻的木板床上。
宋代苏轼（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说：能写的文人进不了山洞，能进得了山洞的渔人又写不出来。
那些文学家大都没有坐过牢，坐过牢的人或囚犯又往往成不了文学家。
我入狱已第四天了，我今日仍蜷缩在水坭地板上，在老天、大地、人间三股寒流齐袭中熬夜。
显然，文学家凭空臆想，他们将囚徒的生活理想化了。
我在湛江市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工作时，每年开展税收财务大检查的程序都是，第一阶段是自查，第二阶段是重点检查或派工作组检查。
我现在已经处于开始被工作组检查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我已受中央工作组的审讯，我也照本画胡芦倒回自查自我审讯。
我承认我有错。基督耶稣说“人来到尘世，就是一个戴罪的羔羊。”。因而，我也是一个戴罪有罪的人。
假如当初湛江市外贸集团公司党委会决定我承包香港公司时，我及时与湛江市外贸集团公司签订了书面承包合同，中央工作组就不会到湛江市外贸集团公司核查市外贸集团党委会的会议纪录，就不会出现前天广东省检察院检察官说的那样“你的承包只是外贸集团党委会上说说而已，是否算是承包，现在由我们决定由我们说了算。”中央工作组就不会追究我的过错和罪行。
中央工作组抓我入狱，是我的疏忽是我的过错造成的。俗话说口说无凭，要有书为证。中央工作组单凭这一俗语便可否定我与市外贸集团公司的承包关系。
也许说市外贸集团党委会的会议纪录也是书面的，也算是书面承包合同呀。但我面对的是至高无上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那怕我与市外贸集团公司签订有书面承包合同，他们说承包关系不算也就是不算了呀。
有他们说我经营的公司承包关系不算这一前提，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便足以怀疑我公司的钱有问题。
前天，广东省检察院两检察官郝建民潘锦毅，便要我说清楚送了多少钱给叶振成吴文庆。
我有过错，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有怀疑。不说有此两条，仅是其中一条，中央工作组便足以处罚我送我进监狱。
当然，我的过错是无人知道的，我入狱的导火线是在我这一过错（即不与外贸集团公司签订有书面承包合同）之前的，就像我小时候拔萝卜一样，我是中央工作组拔叶振成这棵萝卜时带起来的坭。
我本来就是雷州半岛无数粒红坭中的一小粒，没有萝卜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粒普通的红坭。 中央工作组抓了叶振成才株连到我，否则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人知道有李明这么一个小人物。高高在上的中央领导更不会知道有一个小人物李明有错，也就不屑顾不屑去追查一个小人物李明。就如不屑于用大炮去打麻雀，赔本划不来掉自身身价，浪费人力浪费资然，或像香港人所说浪费公帛浪费纳税人的钱。
前天，中央工作组的最高人民检查院的曲（女）大领导不是指示说“李明，抓你是要你检举揭发，特别是要揭发叶振成。”。同天晚上，广东省检察院两检察官郝建民潘锦毅不是说的更明确吗“抓你是为了叶振成”。换一句话说，就是因为叶振成，中央工作组才抓我。
萝卜坏了或被认为坏了，萝卜周围的红坭肯定也坏了或被认为肯定坏了，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思维。叶振成是坏人，我李明也是坏人，这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领导的逻辑。
叶振成有罪，我就也有罪，不同的或可能存在的是叶振成的罪和我的罪有异。尽管我对叶振成的罪不明了，但我对我自己的罪是十分清楚的。我的罪若加上以上所说的过错，就是有两条罪行。如果不加上以上所说的过错（即不与市外贸集团公司签订有书面承包合同），那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曾当过叶振成的秘书（湛江市委市政府定名是联络员）。
树倒弥猴散，树倒弥猴死。叶振成入狱我也入狱，这是必然的或至少是不过分割的。
我自查自审已有这么多过错和罪行，重点检查即中央工作组再审讯下去，我的过错和罪行会越审越多，也许多至十恶不赦斩首杀头。
无论怎么样，我是有错是有罪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处罚我关我入狱是对的。不要说中央工作组现在关我入狱，就是我一出娘胎，中央工作组关我入狱也是正确的，因为我本来或与生俱来就是一个戴罪的羔羊（基督耶稣就是这样说的）。
我长大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党政干部，也就是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听从党的指示和服从党的安排，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到党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服从党组织安排，这是党的纪律和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每个党员都懂得的常识。党现在安排我到监狱，我就要入到监狱里去。中央官是君，我是地方的小官就是臣。君要臣死，臣必须死，这也是自古以来天公地道,不能质疑不可否认的。
喝了一口冷水，我接着自我审讯。
中央工作组开展的这次史无前例的抓人运动或捕抓潮中，湛江市被抓捕的干部已有大大几百人（据说先后抓捕干部近千人）。我被捕被抓时，与中央工作组第一次行动第一批被抓的人比较，已迟或已过了两个多月。我比第一次（批）被抓的人多吃了很多瘦猪肉和少受了很多苦。况且，我又是中央工作组最早抓湛江市最大官员叶振成的前秘书，从这点来说我应属于身处台风中心而台风却不扫刮我（或不即时扫刮我）。这些都是我的万幸之处。
1995年夏天，我随叶振成到徐闻县抗台风救灾。汽车行到半路遂溪县城月镇路段狂风倒树将我们困在车内不能动弹。老天爷打台风，困住叶振成也同时也把我困在车内。今天中央工作组打台风困住叶振成，并不将我与叶振成同时困，而是困叶振成两个月后才困我，这是中央领导对我好对我的额外开恩了，我应心生感激了。
捕抓风潮中最不幸的人，应是湛江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陈敏了。陈敏是最早即第一批被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抓捕的（也就是中纪委主抓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常委祈培文，对中央各大媒体所说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第一批抓捕一个都没错抓的10个人中的一个。），至今关两个多月了还签不下逮捕令，从这一点来说，陈敏应自感很没面子，应学日本武士自行剖腹。陈敏再三坦白交待，也仅交代出下面县区计委过年时送给市计委的一些花生油、柑橙等，以及陈敏本人到香港领取湛江市政府驻香港公司（香港湛兴发展有限公司）的餐费补助。听湛江市计委的干部议论抓陈敏可能是抓错人呢（陈敏被关押几个月后放回来官复任原职，这是后话）。
我没有与市外贸集团公司签书面合同，但我已交了承包金给市外贸集团公司，已按承包约定为市外贸集团公司供付香港买楼的香港银行按揭款70多万港元，已经实际履行了承包合同。湛江市外贸集团公司又从没给我借过一分钱，更没有给过我一分钱。我对市外贸集团公司又没有造成什么损害，我的过失是否很严重呢？严重到中央工作组要抓我入狱受苦甚至要我的命呢？不过中央工作组领导也说抓我入狱不是目的，目的是特别是要我揭发叶振成的“罪行”。
我曾当过叶振成的秘书（准确叫工作联络员），曾与叶振成同一办公室同一“车间”工作。中央工作组向我调查了解叶振成这很正常，要求我揭发叶振成也可以，但中央工作组是否非得将我投入监狱，给我苦头吃逼我揭发叶振成呢？难道办案要配合调查或作证就要将证人押关进监狱里去？那么证人和犯罪人又有什么区别和差异呢？
何况，被关入监狱的人尤如被人挟持尤如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谁敢不按捕人一者的指令指示说话作证呢？这样得来的证词又怎么能保证客观真实有说服力呢？又怎能保证不是被迫编口供伪造证据陷害人呢？
我们党一贯反对刑讯逼供，这样逼我检举揭发叶振成是否违背党的指示精神呢？这样逼人检举揭发是否搞出冤案害死人？是否又重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大搞刑讯逼供信制造无数冤魂呢？
中央工作组领导，据此看来您们掌握的情况不准，您们没有证据抓人，又不知道叶振成是一个用我们广东话来说“是一个很硬颈的人”，您们就是搞死他他也不会吐一个字。您们抓叶振成的第一步已搞错了，您们现在抓我这个第二步会不会又是错上加错呢？您们几百一千多人的中央工作组调查几个月都找不出叶振成的罪证，抓我我又能给您们帮什么忙呢？您们明知道我离开叶振成已经几年了，他现在的情况我根本不了解。
我当叶振成秘书时，他分管农业农村整天下乡到农村去抢险救灾，这会有什么罪呢？我又能揭发出他什么来呢？我将徐闻县农民给他芒果吃，雷州百姓给他西瓜吃，廉江村民拿红橙招待他，都检举揭发给您们吗？您们又愿不愿意听呢？又能不能帮到您们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呢？又能不能帮到您们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判叶振成他死刑呢？
退一步说，就算我现在还当叶振成的秘书，就算我现在还与叶振成同一部车同一“车间”，他犯罪又会不会让我知道让我揭发出来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湛江的海康县（现雷州市）的县委书记陈光保与他地主成份的老婆划清界线时，还很懊丧地说“一张被子盖两个阶级，给她蒙骗了几十年。”呢！
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您们明知道我揭发不了叶振成的“罪行”，而抓我入狱逼我作假证作伪证，您们这样做不是在主观上故意要我诬告陷害叶振成？为了入一个人有罪而逼另一个人犯罪（作伪证诬陷罪），这样妥不妥当呢？您们中央工作组这样做是否也在犯罪呢？
时间大约到了上午九点钟，监仓集中囚人背读监规休息半个小时后我又开始自问。
我说叶振成，就算你是条铁汉子，就算你比《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中的英雄江姐还坚强，不肯吐半个字，但不可能因你不认罪而没罪。就算你不认罪，就算调查几个月几年都没人证明你犯罪，就算你什么犯罪证据都没有或找不到你什么犯罪证据，单凭你是湛江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组长，湛江市走私问题严重严重到惊动中央这一点，你也是有罪的。
叶振成你领导湛江市打私不力，甚至可说你犯有渎职罪。湛江海关，湛江边防，湛江港务局等单位领导都参与走私都被抓了。他们虽然不是湛江市直属单位不是湛江市的市管干部，他们很多人官比你还大（湛江海关、商检、湛江港务局等都是正厅级单位），你管不了指挥不了他们，但你可以协调他们。你如果知道他们参与走私，你管不了协调不了，你多少要向上级汇报呀。
你1996年不是带领湛江市各县区打私办领导上京参加全国打私工作会议，亲耳聆听李鹏总理对全国打私工作的指示吗？走私可亡国，你怎么这么糊涂呀？1996年中央打私工作组进驻湛江，打击的都是避开海关边防从隐蔽的海上“偷”运走私货物上岸的。
今日，湛江的海关边防却让走私货物“光明正大”地从大港口大码头进来，海关边防这些部门领导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权大到肆无忌惮地明目张胆地放私呢？他们与走私分子勾结是他们腐败堕落，他们犯罪是罪该万死。
但是谁人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呢？为什么没有人监督约束他们的权力呢？我们的制度至少监督制度是否有问题？是不是他们的上级或其他什么人也不监督不约束是不是就等于放纵，放纵者是否也在犯罪呢？！
走私者是老鼠打击走私者是猫，猫不抓老鼠反而与老鼠勾结干坏事。老百姓讲的“打私办是走私办，反贪局是贪污局。公安局是公开（拿）局”，我们是否也认同接受这一说法呢？
我自我审思审讯完这些后，我来了劲头和胆量，我忘乎所以私自换了角色。
公安狱友说公安
12月3日下午
监仓内坐在我身旁的，一个40来岁的狱友名叫李X录与我谈话, 也许是他憋话憋得太久，也许是他见到了一个原身份较近似于他的人使他能侃侃而谈。
李X录告诉我，他原是雷州市公安局的公安（警察），至今已被关押了4年了。他们雷州市公安局的缉私船与海南省边防公安的缉私船为争抓一艘走私船而驳火(枪战)。事后有人讲是他首先抢了一个同行的边防公安武警战士的冲锋枪向海南省边防公安缉私船开枪,扫射了十几发子弹才引起这场枪战的。
李X录一直都否认这一说法,“被抢走枪”的边防武警战士也并没有证明是李X录抢他的枪。几年来,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多次提审李X录，劝他承认抢边防武警战士的冲锋枪扫射之事，并承诺只要他承认了可从轻处理他。
李X录说“鬼才相信这个话,我没有做过的事为何要承认?我们本身是做公安的人还不清楚吗?我们政法部门办案不是靠打，就是靠逼、骗、诱等手段,你一承认就死硬（死定），哪有什么坦白从宽?！”。
李X录说“讲广东话人口头禅不是讲‘警察靠得住，猪乸都上树’吗?”
李X录转而指着我说，所以你没当过公安，你们家里也没有人当过公安，你就不清楚我们公安具体如何审案。这样，你就比较难应对他们（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就很难应对他们对你的殴打、折磨和威逼。
李X录说“好像我的案件，退一万步来说，我就是抢过（边防武警战士的）枪开过枪我也不会承认,何况我根本就没有抢过枪开过枪。”
李X录讲到这里监仓铁门的小铁窗推开了，监仓外有人往监仓内递熟菜(囚人自花钱自加买的菜),李X录他毫不顾忌地手指着监仓外递菜进来的人对我说“这个猪头(蠢猪),就是我的（公安）股长我的领导,一抓他他什么都讲了，湛江人民检察院领导就说他坦白认罪，态度好，为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政策给他甜头吃,让他住在看守所内的流动监仓(专门送菜、搞清洁、送囚人劳动加工原材料和产品等，另住监仓外大围墙内的监房里，活动空间大些)。说我态度不好，拒不认罪，便继续呆在狭窄人多挤迫的活动少的监仓内。”
李X录的猪头(蠢猪)（公安）股长，四十岁左右，身材较高偏瘦，他听到李X录的当面指责并不回驳也不太生气，可见猪头(蠢猪)（公安）股长脾气不错，函养也还行。
接着李X录他很气愤地说：“不信，你看看这个猪头最后怎么死!”
1999年7月，我离开湛江看守所7个多月后再回湛江看守所时,“猪头”（雷州公安局领导李X录的那个股长）懊丧地告诉我，在此次查办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指示下，湛江中级人民法院以持枪护私罪判他无期徒刑，判李X录10年有期徒刑。“猪头”(蠢猪)（公安）股长和李X录均不服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正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猪头”(蠢猪)（公安）股长，以自己坦白主动交待而得不到从宽判决而上诉。“猪头”(蠢猪)（公安）股长并对我抱怨说李X录是案中主犯，他只不过是负领导责任而已，而李X录却比他判得轻很多很多。
“猪头”(蠢猪)（公安）股长和李X录两个公安警察用自身身体，真实地践行和体现了社会上人们所说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是后话。
李X录被关押在空间狭窄的看守所已4年多了，他说他长期坐着不能活动导致双腿肌肉全部萎缩收缩了，即使以后出去也很难恢复，他也什么都干不了，成了一个废人了。
李X录被关押看守所的4年中换了很多监仓,因此接触不少人。他一一给我讲述原政界我认识的有的工作交往较多的狱友的轶事，如遂溪县原县委副书记陈广森、湛江市交警大队原大队长陈洪,还有……
最后，李X录掏出扑克牌出来给我算命，他令我摸一下扑克牌之后便派算起来,派毕后他指着摊开的扑克牌说这里有3条9(久),说明你这次判的刑很久(长),但你也不用怕，这里有两个Q(12),说明会有两个女人救你出去。
我有些相信李X录的前一句，我被判得刑期很长（久）甚至判死刑，但后一句则令我生疑，因为我老婆有很多菜式的煮法仍要我教，其自我生存能力还令我担忧不已，我的女儿今年才两岁多，何来两个女人救我?
不管扑克牌算命准不准，它却是“地狱”里的囚人解闷消磨时间的好伙伴。有时我想得头要胀裂时,或辗转难眠时,只好自爬起来学李X录用扑克牌算命，确实很奏效，我的注意力马上就会被拖走。
过7个月后,我真的被判得很长（久）——无期徒刑!这一结果不幸被李X录言中（我在第1监仓托人传送两条香烟给第6监仓李X录，并让关心我生死的他，知道我不管是生是死都已回到家乡了）。
难道扑克牌真能算命?难道人的“一饮一啄 莫非前定”!信哉!信哉!
监仓内疑犯们的最恨
12月4日上午
第6号监仓的黄X明监头对我说，我家里送来的2000元虽进了看守所，但看守所方还未将菜票送到他手中（钱兑换成菜票用于加菜和购物），按监仓的规矩我仍要睡地板，等黄X明监头收到我的2000元菜票后才能给我上床睡。
监仓内，囚人们都实行的是毛主席那时实行的人民公社式的大食堂，每个人“拜山”(探监)送来的钱物都要交给黄X明监头几个人保管，然后大伙共食共用。黄X明监头主要靠手下几大金刚拳头专政来保障公社制度的实行。这模式完全来自于我们党1980年前的人民公社的管理和统治摸式。
当然家里没钱送来的囚人小李仔告诉我，他是靠帮几位大佬洗衣服、洗饭盆、泡茶等等换取大佬们允许他搭伙共食。
黄X明监头又劝告我，不要与李X录讲那么多话。黄X明监头说：我们这班人最憎恨的就是公安佬，而李X录这个公安佬又更令人讨厌。李X录在看守所内已换了很多个监仓,都是被犯人打才换监仓的。你没看到吗?我们个个人都不和他讲话,李X录他吃饭也就是一个人单独吃，他自己也是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
黄X明监头他们接着也告诉我。看守所里疑犯们最憎恨的依次是：一是强奸犯；二是原当公安的；三是原是检察官的；四是原是法官的。
强奸犯之所以成最憎恨之首，是因其恃强凌弱欺负妇女伤害弱小。这一点上，社会上的“好”人（自由人）和监仓内的“坏”人（犯人），道德观是相同是一致的。
而他们认为，公安、检察官和法官也同样恃强凌弱外，手段恶劣“食相”难看。
在我离开7个月后再回此地时,入第1监仓的武警总队广东边防第三支队警官杨XX谎报自己是做进出口生意的。入监仓已几个月了，与第1监仓内囚人混得很熟的萧锦斌在犯人当面揭穿他是公安时,萧锦斌还一口咬定他是廉江市工商局的干部,矢口否认他是廉江市公安局的公安警察。
萧锦斌还在监仓内，提高声调与我聊廉江市财政局我熟悉的旧同事，还与我聊廉江市工商局当领导的我的大学同学周X。萧锦斌不但要旁听的囚人相信，也要使我确信他是廉江市工商局的干部。
直到我入监狱后的2000年7月某日，《广州日报》刊登廉江市新华派出所民警萧锦斌向农民王亚汉开枪,判5年有期徒刑，我才最后确知萧锦斌一直不敢在监仓内公开自己的公安警察身份。
湛江市坡头区公安分局局长雷啸天，从高州市看守所押回湛江看守所时,很多监仓里的犯人听到雷啸天要入湛江看守所后都咬牙切齿。
法院判决后,雷啸天对我和湛江看守所所长王福成说，他要写一个申请要求，不能送他去阳江监狱坐监,因为经他手送去阳江监狱坐牢的犯人太多，怕遭他们报复，后雷啸天如意地被送去大山里的广东怀集监狱。这是后话。
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监仓内的疑犯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若犯了罪，你们公安依法抓我们、检察院依法起诉我们和法院依法判决我们，我们心服口服，毫无怨言。”
我们自己“吃得咸鱼抵得渴”。我们要去犯法，就会甘冒坐牢的风险，就要甘心被法律制裁。但你们公检法乱抓、吊打、不让睡开空调冷气冻等各种恶劣手段，折磨逼供冤屈我们，我们能不痛恨公检法的人吗？”。
白粉仔与公安的故事
12月5日晚上6时左右
监仓进来了一个新犯人（新入监仓的疑犯人被叫新加米）。听到拳脚的“劈啪”声，我这次好奇地壮着胆从监仓内间跑了出来。只见一个年近三十岁的“新加米”，被三个疑犯人围住猛打猛踢。
我见状赶紧猫趴着逃回监仓内间房，瑟缩回离门口较远的一隅，远远避开那“杀手”拳头脚板的“劈啪”声和“肉饼”的喊叫声。
这不知算不算是孟子所曰的“君子远庖厨”否？
我战战栗栗地问雷州市公安局原公安警察李X录“你们为何都不去劝一下？”，李X录答说“你坐你的监，外面别人的事你不用管也管不了。你入来时，若不是管教（警察）对黄X明监头作了交代，你也跑不掉这一关（被群殴）。”。李X录说“每个新入来的人都要经过这一关。本地人轻过关，外地人重过关，外省人更重过关。”
后来，别人又告诉我，若是公检法的人“衰”（被抓）入来，疑犯们更是将公检法的人往死里打。
这样打人不是会打死人吗？我在外面听说过监仓黑暗，但没想到这么黑暗……
这一触目惊心的一幕，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压力。
这天晚上，我家人交入湛江看守所的2000元换成菜票进入到第6号监仓后， 我得准许上床睡觉。
这使我想起“”赵大如与妓女”交易一样，付了钱就可以上床。
而且我很荣幸地睡在黄X明监头的左侧,黄X明监头的右侧是其头马矮壮仔。矮壮仔放下手中阅读的英语课本，兴趣浓浓地向黄监头和我显示他的斗争史。
矮壮仔说他是廉江市人，因涉嫌贩毒入狱。湛江市公安局抓他时,将他往死里打，逼他打传呼机（BB机）引出贩卖毒品给他的大老板来,他宁死不肯，公安打他没用后，就待矮壮仔他毒瘾发作时逼他。
当时，矮壮仔他毒瘾发作得在地下打滚，几个公安在旁看戏,矮壮仔虽要生要死仍不肯讲,最后公安主动提出矮壮仔若肯合作，则给白粉（毒品）给矮壮仔抽，矮壮仔毒瘾实在顶不住答应了。
殊不知矮壮仔抽完白粉，有了精神后又不干了，被玩耍的湛江公安气得七窍生烟,又往死里打矮壮仔。
第二次毒瘾发作，公安就不管了，矮壮仔他难受得又在地下打转,又撞墙。公安又说“只要肯讲,就给白粉抽。”矮壮仔不接受。矮壮仔他又用日前寻到的一小块玻璃碎猛割肚皮，不顶事又割手腕，想割断血管流血死。
由于玻璃碎太小，割的深度不够,又加上长期打针（往血管注射毒品）,血管几乎见不到而割血管不成功，矮壮仔不得不答应公安警察的条件。
我性急地插嘴：“你讲完后,公安给不给你白粉?”矮壮仔说：“公安讲话从来就不算数,我才不会那么傻，他们给我一次白粉吸我就讲一点。”矮壮仔他边说边掀起上衣让我看他的肚皮和手腕，只见他肚脐周围伤痕累累，左右两手腕也印有五六条杂乱的疤痕。
我对矮壮仔说：“你好惨”。他则答道：“我不算最惨，有的白粉仔毒瘾发作时,公安将白粉仔全身淋湿,然后开最大空调冷气。白粉仔最怕冷,冷比被打死还惨还难受，轮到你不讲吗?”
我在工作中与公安部门打交道多年（我原不时受命令去湛江市公安局代一些领导领手枪和向公安局传达众多指令事务，与上下几级的公安领导都熟悉。），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公安人民警察对付白粉仔（吸毒犯）有如此秘招、高招和绝招。
我欣赏矮壮仔的勇气,但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个，对待新入来的同类用刑用拳脚达到令人发指地步的矮壮仔，与手捧英语课本的矮壮仔重叠在一起。
不肯按指示作供不让穿冬衣
12月6日
天气变冷了，我仍穿着单衣，我的心本来就冷，因而更觉身冷。
我要求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提审人员郝建民潘锦毅，通知我家人送衣服给我，他们回答是只要我肯配合他们,什么都好说。
俗话说“冰冷”的监仓。监仓外间放风间屋顶空对天，牢门牢窗只隔人不挡风，整个监仓无一角落能避寒可温暖。我穿着单衣冷的瑟瑟发抖，鼻涕不住地流。
我冷的坐立不安，来回走两步地徘徊。我虽双手不停互搓，又用搓热的双手掌捂双耳朵，但仍不敌严寒的侵袭。
我无奈，只好转求湛江看守所方。
湛江看守所长答我曰“别人的家属我们可以打电话通知送衣服来,但你就不行，因为中央工作组已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通知你家人送衣服，否则我们也要倒眉。”。
我听完后很落寂很绝望。我内心想，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不但不准我家人给我送冬衣，还给湛江看守所下死命令禁止他们通知我家人送冬衣给我，以此用冷冻折磨我就范，真是没天理无人道，我真的是被一群无赖绑架了。
难道真如湛江看守所长所说，湛江看守所关这么多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人，就我一个人不肯配合中央工作组，不按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指示要求作供吗？
四、不按中纪委指示要求作供转茂名监仓
我们的话你都敢不听你还想不想活
12月6日上午11时左右
湛江看守所。最高人民检察院曲(女)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A领导,还有一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轻检察官。
最高检曲领导：李明，听我们办案的同志说，你的态度很不好。我们今天亲自来,你要交待问题。我问你，你将麻章外贸有限公司的账本转移到哪里去了?
李明：拿到香港去了
最高检曲领导：人家陈励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的儿子，被从香港抓回来）主动地从香港把账本背回来交给中央工作组,你却将账本带到香港去。但你可能不知道，麦伟明（湛江市外贸集团财务）复印留了一份下来。
李明：我知道他留底，我的帐册没什么，你要查看可找麦伟明查。
最高检曲领导：你将你的情况讲一下，你自己讲!
李明：我在香港主要做汽车塑料粒三合板生意，在国内的麻章外贸有限公司主要做纸张生意，我的情况就这些。
最高检曲领导：还有呢?
李明：没有了。
最高检曲领导：我那天在车上讲的话(指12月2日押送我入湛江看守所的车上，曲领导她指示我揭发叶振成、黄昌炎), 你没听进去?没考虑吗?
李明：（不知如何答话）。
最高检曲领导：你讲清楚送多少钱给叶振成吴文庆。
李明：我没送过钱给叶振成吴文庆，我可以用我的头来做保证。
最高检曲领导：(用十分严厉的、发怒的口气喝令)李明，你抬头看着我们,我们3位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李明：我抬头看，3个坐在台上的中央大领导大检察官，都用充满怒气的目光盯瞪着我 。
最高检曲领导：你要考虑你的态度!你这样不会有好结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工作组会严肃处置你。我们的话你都敢不听，你还想不想活？！
刚才，最高人民检察院曲(女)领导的这一声怒喝，把我吓得心惊胆跳。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曲(女)领导亲自审讯我，我已心惊胆跳。还面对始终严肃板着脸不吭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A领导,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名年轻检察官，我必死无疑。
曲(女)领导不是喝斥我说“我们3位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我们的话你都敢不听，你还想不想活？！”
我就算不犯罪，单凭我不肯按他们的指示揭发叶振成，说送钱给叶振成吴文庆，他们就能以我态度不好而杀我。
中央官员轻松调情骂俏李明却背着沉重的心情
12月6日上午1时半左右
中央工作组认为我态度太顽固，不按他们的指示作供。约中午1时半，湛江看守所管教（警察）通知我拾东西转移。我家人还没送衣服给我（中央工作组以我态度不好，下令看守所所长不准接收我家人送来的冬衣。）,我也不知道我被押离湛江。
黄X明监头说我被押走了，只能给回我一部分即2000元的四分之一500元菜票（这样，我等于交费1500元买坐5天牢，或睡两晚监床要1500元，这比五星级宾馆的床位贵多了。）。那天是星期六，看守所负责退菜票的警察休息不值班，我就将500元菜票交给湛江检察院的女检察官,她答应改天退菜票后将钱还给我。
近1年后, 我再次回到湛江看守所，见到湛江检察院这位女检察官，向她要回500元， 她反问我，不是托人给你了吗?我说没有，我现欠钱用要她还钱,但她一直不还。这是后话。
我上了那辆12月2日送我来看守所的面包车,司机还是那个司机,汽车上有最高检曲（女）领导、最高检A领导、湛江检察院“五百”女检察官，还有一个高个子检察官(约40岁，是湛江检察院的，就称其为“湛A”), 有一个20来岁的矮个子检察官(湛江检察院的，简称“湛B”吧 ) 。
汽车行至与看守所相距几百米的湛江财贸学校时,我要求说我的亲戚就在路边小店，我告诉他们（亲戚）一声。高检A领导答：不行!(现在我才知道，我的失踪令到我家人惊慌失措，我家人到机场、车站乱问乱查一通)。
我不能配合中央工作组,不按领导指示搞掂叶振成、黄昌炎、吴文庆,激怒了中央领导,激怒了朝廷，使得我的问题升格和对我的惩治升级。
我意识到更痛苦的日子、更艰难的历程就要到来了。杨衢青、叶振成他们的境遇就要降临到我的身上了。
也许这一去是我最后一眼看我的家乡了。
我从12月1日从省城广州押回湛江，12月6日又被押离我的家乡,继续了我的死亡游戏。
小汽车上，4男1女共5名检察官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闲聊着各自的夫妻琐事、“趣事”,不停地相互调情骂俏。他们当我是“透明人”、或不是人或直程是死人，毫无顾忌地说出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才有机会听到过的村公村妇的粗俗话语。
他们五人一路兴高采烈，欢声笑语。
而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处级干部(算是领导干部)、湛江市最有培养前途的10名青年干部之一、一个无任何罪行的优秀干部(也是一个规矩守法好市民),却仅仅因为几年前曾当过叶振成的秘书,便被戴着冰冷的手铐，背着沉重的心情,背着父母妻儿的思念(当时我妻病重留医,生死未卜)、背着全家人的担忧,被押锁在车上，气氛很不协调。几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一边欢笑，一边忧愁。两者形成极大的反差。……因他们手中有权有枪,是国家和人民给他们的权和枪,而我却手无寸铁,任由他们宰割、戏弄。
我虽倍感耻辱、失落和绝望，但我却暗下决心。我虽背离故乡,但我不能背弃湛江人民，不能背叛正义,不能助纣为虐，我大不了一死了之。
我依恋生我养我的故乡。徐志摩浪漫、潇洒、激情，纵使我有徐志摩的秉性，此时此刻的我，身荷万斤心，手戴千斤镣，无心也无法去举起手，与《再见康桥》那样，向生我养我而且刻印有我奋斗足迹、留有我的事业心血和亲人朋友的故乡“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此去也许再也见不到故乡了。我不禁想起了宋朝遭金人掳掠的淮上女《减字木兰花.淮山隐隐》“淮山隐隐。千里云峰千里恨。淮水悠悠。万顷烟波万顷愁。山长水远。遮住行人东望眼。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
五、打逼威胁作供送钱给叶振成
抓李明的罪名是“莫须有”
12月6日下午
我晕头转向地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在茂名市看守所值班室，林管教林警察(后来才知道他的姓)问我的单位和职务,湛江五百女检察官把我的拘留证递给林管教警察，这时我才看到和知道抓我的罪名是涉嫌“受贿罪”。
我既无职,又无权,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何来“受贿罪”?真是天方夜谭!盖世奇事！人间奇闻！
我知道我必死无疑，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证据,只乱安一个罪名就将我从香港抓回来,他们同样不需要什么证据就能判我罪，就能判我死刑枪毙我。
林管教（警察）：李明，你文化程度?
李明：大专。
湛江五百检察官：是研究生，是从境外捉回来的。
登记完毕,带入监仓。我要求湛江五百女检察官与茂名看守所方讲,交代监仓内犯人不能打我。五百检察官点头并对我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不要所有问题都揽上身，你保护其他人，自己会走死路。
交接登记完，我这个被定罪为涉嫌“受贿”的疑犯，被茂名市第一看守所林管教林警察塞入了监仓。
12月6日晚上
我入监仓后，监仓内的监霸杨香荣（茂名市电白县人）热情地招呼我吃饭。这对于落难且背井离乡被中央工作组像捉狗一样捉住匆忙到此，还未来得及喘息的我来说，无疑有了一丝舒解。
晚饭后，监霸杨香荣叫我坐到他身旁，我一听如获得大人物青睐、看重和提携一样。我的内心突然间有一种身价徒升、十分荣幸的感觉，这种感觉比我当年由科级干部提升为处级干部还要荣幸百倍，也更令我感到受宠若惊。
监霸杨香荣自我介绍说，他原来是广东省公安厅侦察处长,他的第二老婆阿玲是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他和阿玲还有一个儿子，现在阿玲和儿子都在在美国。他本人、阿玲她和儿子都是继承遗产去了美国的。
他说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阿玲明知他老家电白县已有一个老婆还嫁他。没办法，监霸杨香荣又娶了阿玲。因为电白县老婆不登记不算重婚。她现在又有一个20多岁的老婆阿萍。
他和阿玲到北京度婚假时，在卧铺车箱拾到一对美国华侨夫妇遗落的一个装有20万美元现金的提包。我插话道1960年代2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几百万美元了。监霸杨香荣说，正因为这样，他和阿玲一直在车站等这对美国华侨夫妇，并通过车站广播播音找他们。后来，这对华侨夫妇急得要死，回头从他和阿玲手上接过手提包感激不断，并要送几万美元给他和阿玲，被他们拒绝了。这对美国华侨夫妇无儿无女便认他和阿玲为干儿女。
监霸杨香荣说，前年美国华侨夫妇将总家产80亿美元中的一半交给他和阿玲继承，余下40亿美元家产待去世后再交给他和阿玲继承。我插嘴道李嘉诚这么历害现在的家产也不过是几十亿美元。
听到这里，我对监霸杨香荣杨叔肃然起敬，敬佩他当过省公安厅侦察处长水平高，敬佩他拾金不昧品格高尚，也敬佩他得到林管教警察的敬佩。林管教也当面说希望杨香荣出去后关照他（杨香荣说他诈骗罪不成立）。所以林管教才扶杨香荣当监霸，并对监霸杨香荣言听计从。
监霸杨香荣说，他用真实姓名与茂名XX局在电白水东开发区搞土地开发，是茂名XX局他们自愿将500多万元汇入他的账户的，他不算诈骗。
监霸杨香荣说，现在谢非（前广东省委书记，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知道他的情况，到时谢非会把整他的茂名市这班人统统搞死。监霸杨香荣又说，谢非每次到湛江、茂名检查工作都给他打电话,或到他家，他有什么事也给谢非打电话。
监霸杨香荣说到这里便转话题问我“你因什么事被抓？”，我答“他们以受贿罪抓我，我并没有受贿。”坐在旁边的周光华（电白县人，其说是电白县工商银行副行长，后当监仓的监头。）则插话说“你欺骗别人可以，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你不受贿，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怎么会以受贿罪抓你坐牢？”（连囚犯都不相信我“不受贿”被抓、后不相信我“不挪用公款”被逮捕、最后不相信我“不走私”被判刑被杀头，何况社会上的党政干部和朴素善良的普通民众。因为宣传媒体全控制在我们党的手中，我们党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你犯罪你就是罪犯。）。
我不敢对周光华申辩，以免激怒他们而引来拳脚。
监霸杨香荣以其曾当过省公安厅侦察处的经历和经验告诉我“反正什么事被抓都好，你受审讯被逼得顶不住时，你就往外面推（林管教告诉他我被从香港抓回来）、往逃跑的人身上推、甚至编造一些假人来往假人身上推，让他们查无对证而不死命逼你。”
监仓内的犯人（疑犯）正忙着劳动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监霸杨香荣以我新入监仓特许我先冲凉，负责冲凉的犯人（疑犯）老贵州陈清益（监仓内两个贵州人，以小贵州和老贵州来区分）负责浇水给人冲凉。
我脱光衣服赤裸着身弯腰伸头贴在水坭水池边，老贵州陈清益舀满一桶水当头一淋。冷水刺骨（这池冷水经至少一天一夜储放后更冷了），我从头到脚，从心到身，猝然冰冻，直打哆嗦，站不稳打了个趔趄几乎跌倒。
茂名看守所这当头“一棒”，把我“打”的魂飞魄散。我牙关紧咬，手脚颤抖不停，我不敢恋战草草收场，赶快逃离冰水池进入内间监仓。
晚上约10点钟收工，囚人冲凉、洗衣服、警察站在高台腑看清点人头。近十二点钟，囚人们都躺下睡觉后，我仍久久不能入睡。
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与湛江看守所比，破旧得多，甚至比解放前国民党建造的黄华监狱即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也新也好不了多少。
（茂名看守所）这个牢房也分内外两间，内间左侧是门，右侧是一个小马池（蹲厕）。里墙有一排土基座面上架有木板的平铺床，床上人与人之间采取头脚对摆可容10人，外间近似湛江看守所监仓的外间，只是其屋顶用锌铁皮封住只留“一线天”。外间出监仓的大门，除留有一条五十厘米宽的通道，其余就是一个离地20厘米高约6平方米大的水坭台，外间的里墙（对着大门）就是冲凉用的水坭和砖砌的水池。监仓内外间除床前和水坭台前有一条五十厘米宽的小通道外，再没有可走动的空间。
因而，监仓内犯人（疑犯）制作节日灯饰，排队报数（警察在高处看着清点人数），训练原地踏步等，都在床上和水坭台上进行。
由于监仓内超员太多，犯人（疑犯）的等级比我们党政机关干部的等级还要严格分明。不但睡觉位置、饭菜分多少按地位，就连洗脸毛巾的摆挂顺序也不能有半点含糊，钉固在内室前墙上的一条长塑料毛巾架，先摆挂监霸的毛巾、接摆挂监头的毛巾，据囚人地位依次摆挂下去。
地位高的10个犯人（疑犯），睡监仓内间土基座面上架有木板的平铺床，地位排在10之后的10多个犯人（疑犯），不但睡在监仓外间的水坭台上，而且要等水坭台刷洗完全监仓20多人的几十条外内衣裤，抹干水坭台的水后才能开铺睡觉。水坭台自然要比内间木板床潮湿冰冻拥挤。
但这里与我们党政部门一样，实行的不是终身制，监霸杨香荣有绝对的权力,他有权根据各囚人的“表现”而升降各囚人的地位和调整其待遇。
监仓内，池水刺骨、挤迫霉湿、残旧破烂，囚人杂乱污面、饭菜引苍蝇难吃难咽难下肚，而我又是异乡人，人也生地也不熟。
在湛江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三名大官喝斥蹬眼，讲明“我们三位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我们的话你都敢不听，你还想不想活？！”我的心情愈加沉重，我深知我的未来不是梦，在我面前更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我仅仅七天便坐了三地三座牢房。至此，人们也许会讲我，李明他以为自己是在住宾馆，还在比较监狱牢房哪里新哪里好哪里住的舒适。
那一间间囚室牢房都像是一个个墓穴。这个地方，在白天是丑陋，到了傍晚是悲凉，到了夜里是阴惨，置身其中使人心悸。
任何人进入悲凉阴惨处都会感到心焦。所有人目触阴惨心灵也就失去安定。即使最顽强的人也感到恐惧，感到了自己入了虎穴狼洞，被吞入了长长黑暗的鲨鱼肚中。
自己无力抗拒，抗拒只会增加临死前的痛苦，不可能因抗拒得以生存，得以从鲨鱼张开大嘴将已入肚的美食的你倒出来，况且所有生物进入其肠胃的食物只有下没有上的道理。
但顺从，他们也不会放过你，反而更快吞你吞得更彻底。
夜已深了，我仍醒着，脑袋仍想着监仓内犯人（疑犯）周光华的质问“你不受贿，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怎么会以受贿罪抓你坐牢？”。
是呀，我是个做生意的人无权无势，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为何决定我受贿罪？而早几天他们对我的审讯中都半点不提及我受贿的事，对我公司的经营也毫无兴趣。中央工作组感兴趣的是要我坦白送了多少钱给叶振成、吴文庆，以及送了多少钱给其他人。还有就是命令我揭发叶振成、吴文庆、黄昌炎等人的其他罪行。
对了，决定我受贿罪，是莫须有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罪名！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又在重复，“文革”的悲剧又在重演。悲呼！中国人！惨呼！李明！
中央三大领导警告“会有办法让你开口讲！”
12月7日上午9时左右
茂名市第一看守所第一审讯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曲(女)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A领导和另一名不知身份的领导(始终不作声,看气质官职比最高检A领导还要大)。
1998年12月2日，中央官将我交给广东官（当然广东省检察院的检察官也属于中央工作组成员）。昨天12月6日和今天12月7日，中央官又收我回去直接审讯。
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也许（中国）普天下的看守所监狱的审讯室摆设都一样。我对号入座坐到了孤单的凳子上，茂名市看守所稍与湛江市看守所不同的是我的身后有一个赃锈的铁笼子。
最高检A领导： 李明，你昨晚有没有思考，你自己将情况讲一下，你现在讲完，我们就立即让你回家。
李明：我的生意，汽车在香港买卖,纸张在湛江买卖。 (我瞧最高检A领导和另一可能官比最高检A领导的官还要大的领导的表情，他们不愿意不感兴趣听我讲我本人的事情，我停了约两分钟不说话，。)
最高检A领导：那些该检举揭发的人和问题呢?你都没有讲到。
李明：我只顾做生意，别人的事我不知道。
最高检A领导：你的老婆现在在哪里?
李明：他们已回娘家。
最高检A领导：你的弟弟呢?
李明：我的弟弟都在工作。
最高检A领导：你读研究生在哪读的，读什么专业?
李明：在中南财经大学,读财政专业。
最高检A领导：有没有学过刑法?
李明：没有，只是读过经济法。
最高检A领导： 你再考虑一下，你不讲问题，我们就要走了。
李明：沉默约10分钟。
最高检A领导：好，我们走了，你就留在这等着吧!让你讲，你不讲,我们会有办法让你开口讲的！
中央三大领导并不是要我交代我的“受贿”问题，对我公司或我本人的买卖经营，即对我讲我本人的事情也不愿意不感兴趣听，还是一贯明确的命令我检举揭发叶振成他们的问题。
中央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我后，今天又增加“关心”我的老婆和我的弟弟。
中央领导最后警告我“让你讲，你不讲,我们会有办法让你开口讲的！”
昔日湛江官员在茂名第一看守所大团圆
12月7日上午10时左右
我离开茂名市看守所审讯室回到监仓时,所有监仓内所有囚人都在监仓外菜地旁梳扎灯饰线,我加入后避开看守所管教警察的眼光，好奇地张望。
这间（茂名）看守所四排牢房，其中东、北、西三排平顶楼牢房相连,南面那一排是用砖头建造的瓦房，供流动监仓犯人居住(多为判了刑，且判得刑期较短，留在看守所里煮饭、打水、搬货等事务的犯人，他们可在大围墙内自由活动,故叫流动仓犯人),四周牢房围住的中间是一块一亩多面积的菜地。东、北、西3排牢房门朝向菜地，每排有5间牢房,我入押的是西边第三号监仓,简称西三仓。
我目光落在北三仓前的一小堆梳扎灯饰线的人群中，我惊讶地发现我的顶头上司、湛江市外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昌炎。他也看到了我，我冲他点了点头,而他却当作不认识我，也许他只是在逃避监仓“耳目”的监视吧。
我转押到茂名后,黄昌炎也从湛江转到茂名。这个安排，也许按中纪委中中央工作组他们的说法是利于办案，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中央工作组除指示我揭发黄昌炎外，还在运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办案人员在我和黄昌炎之间不断地挑拨离间,激发我们之间互相捅死对方。这是后话。
十几天前在香港一别，黄昌炎已憔悴了许多。
我又把视线移到东三仓,只见我在湛江市人民政府工作时的老首长、原湛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衢青，他正拉下裤子让另一犯人用沾有消毒水的棉球擦屁股沟。我冲老首长摇了摇头,杨副市长也以同样方式回应了我。我估不到他也关在这个不少是流氓烂仔恶棍的人蛇混杂的劣等牢房里, 享受如此高档高级的医疗保健和治疗。
这位昔日有名的眼架金丝镜、气质清朗、潇洒倜傥、思维敏锐,穿着白西装(大热天穿花衫)、白皮鞋，走在大街上很多人求着换港币美金(我1993 年随他到上海时的情景)的“进口市长”,此时已不再坐白宝马(车)而坐水坭马(板)了。呜呼!历史真会嘲弄人!
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诗人罗隐的《筹笔驿》）。
但我转念又想，杨衢青副市长现在是屁股糜烂,不用受棒打龟头(鸡巴)和穿湿棉袄吹冷气已是万幸了!(杨衢青不当副市长后到市政府驻香港的香港湛兴发展公司当董事长,我在香港时,听到很多人说杨市长受审时,提审人员用棍敲其龟头阴茎, 命令他穿淋湿水的棉衣站在开大冷气的房间,后杨副市长见到我时对我说，能来茂名看守所的人已算好运了，留关在湛江市委小招待所的人就惨了，并说要嘱子嘱孙永不做官。这是后话。)
接着我又从另一名犯人口中获知，除西五仓关女囚人外，其余14个监仓都各关一名湛江来的“客人”（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囚人）。再过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东三仓杨衢青副市长，东四仓有湛江海关调查处长朱向成，北二仓有湛江市建委主任庞国光(庞国光入住时我见到，我当时很不明白，不是打击走私吗?为何有庞国光?往日风光的庞国光，当时在北二监仓门口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拖着棉被，很落魄),北三仓是黄昌炎，北一仓是湛江海关保税处XXX,西二仓是湛江商检局陈均副局长,西三仓是李明，西四仓是湛江港务局调度室主任杨XX,东一仓是湛江海关关员(不知姓名),东二仓是湛江海关官员(姓名不详),东五仓是湛江海关官员(姓名不清),北一仓是湛江海关官员(姓名不知),还有北四仓、北五仓、西一仓都是湛江海关官员。呜呼!安息吧!湛江的“烈士”们!
我回到西三监仓后开始沉思，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三位中央领导三位大检察官亲自提审我。我这个地方小吏对他们三位中央领导三位大检察官只是小虾米一粒，他们是不屑看我一眼的。无奈他们拿不下他们认为的大鱼叶振成，他们才抬举我重视我拉我入他们的法眼。
我不听他们不听“皇上”的话，必令他们“皇庭震怒”。他们今日无端端“关心”我的老婆我的弟弟，他们似乎在株连我后，威胁我再株连我的老婆我的弟弟？想到这里，我开始为我家人的安危担忧起来。
我又想，中央工作组为何把我和黄昌炎同关在茂名，同关在一个看守所同关在互相可以看得见的牢狱内呢？中央工作组的最高检的曲（女）领导指示我揭发黄昌炎，广东省检察院的郝建民潘锦毅检察官还再三逼问令我交代，黄昌炎在香港期间和我说了什么话。
我们被关押的前几天，我和黄昌炎不是都隔离开了吗？听说（湛江公安边防局）邓野、叶振成、李勇等人，有的关在广州有的关在阳江还有的还跨省远关在海南省，以让他们都不能互相通信息，不让其互相串供，让他们互相忘记，互相检举揭发，互相倾轧刀对枪指。
也许中央工作组在关押隔离我与黄昌炎的近十来天中，在我和黄昌炎的身上都找不出什么破绽，找不出什么犯罪的线索和证据。因此，十分不得已才违反中央工作组的常规才出此下策，将我和黄昌炎同关在一个看守所，而且有意安排我们能互相可以看得见。
不，这是最高明的计谋，用的是三十六计中的“离间计”，让我与黄昌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因为12月2日，广东省检察院的郝建民潘锦毅检察官提审我时，已开始实施“离间计”来挑拨离间我和黄昌炎叶振成。这次安排我与黄昌炎在同一个看守所，使我们互相之间“狗咬狗”。
黄昌炎有意不认我，应该是避开线人的监视。看到他的精神状态虽憔悴不少，但看到他仍处之泰然，有如“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任由你搬弄，又能奈我何之态。
12月7日晚上
今天上午，（昨天）押解我来茂名看守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检察官提审我时，又请来另一位始终不开口的中央大领导。看来此人的官职还要大很多。
中央领导已清楚地要求我，说送钱给叶振成，揭发叶振成的罪行。中央领导并开出条件和承诺，只要我肯如此说，说完马上就可以回家。
而今天上午，我却毅然拒绝了。忠义不能两全，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我取忠听从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命令，则失义陷害叶振成。相反则反。
陷害叶振成，我于心不忍。违抗中央指示，我以卵击石。
我平生第一次拒绝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命令，看来我只有像朱镕基总理所说那样“义无反顾”，一条道走下去一直走到黑了。
我非常非常渴望回家，但我不能没有正义或用放弃正义换取回家。
久违了，拳脚交加的滋味
1998年12月8日下午2时左右
我一走近茂名市第一看守所第四审讯室，便看到在湛江市看守所时审讯我的郝建民潘锦毅两位广东省检察院的检察官，还有两名讲普通话的官员，共四位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官员，他们早已严阵以待或张网以待。
今天中央官又再次将我交给广东官审讯（他们也还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成员，另两名讲普通话的官员应还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官员）。我被从湛江市押送到茂名市，郝建民潘锦毅也从湛江移师茂名。或说郝建民潘锦毅像两条水蚂蟥一样死追死叮着我。
今天，郝建民（后知其姓名）武士的胡子长成了黑碴，鼻子保持不算太直，脸色阴森，目光深沉，嘴唇紧合，杀气袭人，令人生畏。
潘锦毅（后知其姓名）秘书并没有长胖，脸白瘦见骨露棱，透过镜片看到的那双眼睛狡猾如鼠。
我提出要求，说我头痛的要命，要求休息一下，下午再受审。省检察院郝建民说不行，我又哀求说我已连续吃了几天药了，头痛得确实顶不住。郝建民断然说，不行，不能休息！
郝建民：李明，你的汽车卖到哪去了?
李明：在香港买,在香港卖。
郝建民：有没有卖到越南?
李明：我卖给香港的客户，可能会有客户转卖到越南海防。
郝建民：即打电话报告，案件有突破性进展。
讲普通话的矮个子：防城离这里有多远? (他们将越南的海防听成广西的防城)
李明：大约有几百公里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广西的防城港市有多远)。
随即讲普通话的两人离开审讯室，要匆匆忙忙争分夺秒赶往广西防城港市去的样子（我看出其实他们是在演戏，制造紧张气氛给我施加心理压力，他们是不会去广西防城港市）。
他们俩一离开,“拳击运动”就开始。郝建民将一杯水向我脸上重重泼来,跟着冲上前，左右拳轮换打我的太阳穴，随即潘锦毅也冲上来,两人一齐拳打我的头。两人边打边说，你用头来担保（我说过用头担保没送过钱给叶振成吴文庆他们。），我看你的头有多硬。我被打得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两个人又用脚踢我。
我未被捕前，虽听说过杨衢青副市长叶振成副市长等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被抓的人，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都下狠手踢打他们，尤其是杨衢青副市长还被用棍棒敲打龟头（阴茎），叶振成副市长被打肿了脸，但我毕竞还是首次亲身挨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拳脚。
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或准备不足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显得十分脆弱。
我又晕又痛又惊,我被打了10多分钟。
此时，郝建民武士的脸由微黑变成深黑，光额筋骨暴露，鼻梁骨鼓胀，鼻孔往外喷气，眼睛火光刺人，咬牙用力撑开的双唇狰狞可怕，骇人的下巴，粗大的双手，是一只活灵活现的兽性十足的老虎。
潘锦毅秘书抽紧了整个脸，尤如撒网的渔人抽网一样，满脸皱纹相挤，筋骨争凸，怒眉冲天，眼睛阴气扑人，薄唇抖动不停，十足是一只狡猾凶猛的豺狼。
潘锦毅：(拿出一份湛江商业银行账单)这是谁做的帐?还未问完，郝建民即示意潘锦毅停问。
郝建民：(我的公文包早已在他们手上，他们从我的公事包中取出一串锁匙)这是哪里的锁匙 ?
李明：我家的(屋企的)。
郝建民：我要你屋企冚家铲(广东话“全家铲除”或“全家死”),你细佬（弟弟）、你老婆，沾到你的边,使你一分钱,吃你一顿饭的都要死。
李明：不敢答话。
郝建民：你出多少钱在住宅公司买房给叶振成?
李明：钱是叶振成的钱,我只是帮他交。
郝建民：钱是你的，你为何不承认?
李明：钱不是我的。
郝建民：你香港公司的车卖到哪去?
李明：在香港买卖。
郝建民：越南人呢?
李明：在香港与我谈过生意。
郝建民：陈XX、麦XX是什么人?
李明：我不认识。
郝建民：你嘴还硬。
李明：不敢吭声。
郝建民：向飞龙公司借的500万美元，是如何借的?
李明：湛江市政府罗果静副市长、吴文庆副市长多次召集湛江驻香港公司的人开会,要求大家想方设法融资回湛江支援湛江经济建设和发展,市政府相应给予融资者奖励。
郝建民：你如何认识飞龙公司的人?
李明：我在湛江市财局工作时,认识广东省财厅工作(办公室)的罗潮明(现在飞龙公司副总经理),在香港时,罗潮明告诉我他们公司是搞投资的，你湛江有什么好项目，我们可借钱支持项目建设, 并说其公司刚好现在有一笔资金回笼,可考虑借出。
郝建民：具体如何借，合同如何?
李明：我与飞龙公司谈好借钱事，后吴文庆（分管财政外贸副市长）、梁景富（市财政局长）亲自到飞龙公司面谈,还款期限和确定年息15%,确定由万利威公司负责接收和催还该笔款。他们签好借款合同后,我向飞龙公司林波、麦庆华提出要求，由万利威公司负责接受和催还款，有一定工作量和风险,按照香港做工要给钱的惯例，给回我公司一定工本费用。后飞龙公司同意在15%的年息中让1.5%给万利威公司。后我回湛江将情况报告吴文庆和梁景富，说明1.5%是飞龙公司单方面让的，打了一个申请要求其确认,梁景富同意后呈吴文庆批示确认。
郝建民：你送给吴文庆、梁景富和飞龙公司领导多少钱?
李明：没送钱给他们
郝建民：没送钱?飞龙公司会让利给你?吴文庆、梁景富会确认?你们肯定是商量好的。
李明：没商量。
郝建民：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
李明：在我公司内使用。
郝建民：总共多少钱?
李明：大约不到10万美元。
郝建民：没送钱?你自己背这10万美元（意思现在吴文庆他们不肯承认原确认让我公司收工本费10万美元，就变成我贪污财政资金10万美元）?吴文庆、梁景富现在还会承认确认让利给你，叶振成、吴文庆、梁景富都推哂（全推）责任给你，都想你死，你还保着他们?
李明：湛江驻香港公司融资回来,政府都付利息差或给手续费,湛江市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湛兴发展公司从香港借钱回给湛江飞机场扩建改造,都收湛江市政府市财政的手续费。
郝建民：跪低(下)!
李明：立即跪下。
郝建民、潘锦毅：两只手撑地下!
李明：李明听命令立即双手着地即四脚着地。
郝建民：把屁股朝这边,翘高点!
郝建民、潘锦毅：两人轮流用脚踢我阴囊与肛门间夹处，但也有很多脚踢在阴囊上…… 约10分钟后,又令我坐起来,继续审讯。
郝建民：你与世联集团公司生意是如何往来的?
李明：我在香港开证给世联公司（原湛江复印机厂），我收其一点手续费。
审讯问话到5点多钟,他们递记录给我看，我看后觉得很多地方不符，要求修改。
郝建民：不准改!
潘锦毅：快签名。你先签名，反正这份笔录不算数,你另写一份，明天交给我，以你写的为准。现在快点,我们要走了，快签名!
李明：很多地方都不符。
郝建民、潘锦毅：两人又齐举手打我。
李明：战战兢兢，迟迟疑疑。
潘锦毅：不准修改，给你补充，最多能补充两行。
注：讯问我交钱入湛江市住宅公司买房给叶振成的事不写入笔录中但开庭时,李峰律师却叫我思考这个问题（叫我承认我交钱给市住宅公司买房给叶振成,显然李峰律师是受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指示这样做的，这是后话）。
郝建民：(令潘锦毅)送他回去。
我听到此指令，未待潘锦毅完全打开房门,便冲了出去……
我在湛江时虽然表现得很坚强,也下了决心，但面对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的拳头,我的决心还是被砸碎了。
毕竟拳头我已久违了30多年 (8岁前打过架),况且受拳头和蹄脚,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
钢打铁铸的金属,尚且任由打铁佬百般摆布，遑论我这个踏实小干部。
我从小受党教育，熟背毛主席老三篇并以老三篇作为行为准则的血肉之躯，哪能承受得住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官员的拳打脚踢。
郝建民、潘锦毅的第一拳，我的防线就失守(保护自己的防线),行动基本受制于郝建民、潘锦毅，照他们的拳头要求画自己的圈圈。
逃回监仓后，我如劫后余生，心有余悸，久久不能平静。
我今天被暴打，无疑是我昨天不听中央领导的指示，中央领导才下令打我的。这确实马上见效，犹如当年“文革”时期林彪副主席所教导我们那样“……立竿见影。”，我昨天的预感今天则应验了。看来，我被捕前听到中央工作组在湛江的种种暴行千真万确。看来和平方式不能解决“天安门”和“西藏”问题，只有使用武力了。
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暴力，我们党就是在暴力革命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胜利取得政权取得统治的。
毛主席说的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想中央工作组打我也是其乐无穷吧。我想中央工作组认为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迫使我讲话,才能取得对我斗争的胜利，才能促使和保证中央指示指令的执行。
中央工作组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我们对你李明已是先礼后兵，你李明敬酒不喝只有给你喝罚酒了。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党中央是这样，我很伤心很惊怕，毕竞拳头和脚板，我已久违三十年了。
湛江“9898”运动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一脉相承
12月9日早上
12月9日早上,我大便时疼痛不已，后忍痛拉出大量陈血和新血，我知道这是昨天下午，郝建民、潘锦毅他们脚踢我肛门近处的缘故。
面对强大无比的强权者。我不敢生气，不敢愤怒，连声张都不敢，只能私下憋气，暗自神伤。
我读过的《生物学》使我认识到，人是从动物从野兽中演化而来。
按生物学分类：生物分动物和植物，植物又分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这是植物分类的方法之一。动物按哺乳与否分类，可分为哺乳动物和非哺乳动物。人便属于哺乳动物。
生物进化亿亿万万年后，现在与人一样哺乳的动物还有很多，鱼类有鲸鱼，野兽有老虎、狼等，家禽畜类的牛、狗、猪也都属于哺乳动物。人是高级动物，人有发达的思维和语言。人与野兽的最大最根本的区别是：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
人既然是从野兽中进化和提拔出来的，人就不可能出于污泥而不染。用生物学说，每个人都有与野兽相类似的生物特征。用通俗语说，从狗到狼，从狐到虎，一切野兽的性格人都具有，只不过兽叫兽性，人称人性而已。
每个人都具有某种野兽的性格，有的人还具有几种野兽的性格。有的人具有温顺小兔的性格，有的人带有猛凶老虎的性格。基督耶稣说“人一出世便是一个戴罪的羔羊”，人一出世便带有野兽的基因（编辑此书时，科学家已查清人与鸡有近50%的基因相同，因此有学者甚至说人的祖先是鸡）。
人出世后通过接受教育和自我塑造，充分发挥或频频使用或极度表露人性，极力地冻藏兽性。
冻藏不等于消灭，生物学告诉我们，很多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可以在极度低温下生存至少休眠，或像遗传学所说一样，由于人操控自身的人性变显性基因，操控自身的兽性变隐性基因。再通俗一点讲，人身上的兽性不能摒弃不能消灭，只能隐藏只能收敛。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只要条件许可，机会成熟，人人都想作恶。”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或隐藏着兽性，只要机会成熟，人人都想表现兽性。
当你显示人性时你便是人，当你显示兽性时你便是兽。
时机和目的都可以使兽性大发。为金钱背弃信义，为功利诬陷他人，为名誉前途置人于死地。
广东省检察院的郝建民潘锦毅两位检察官，为逼出我的口供入我的罪，达到他们立功升职的目的，便动手打我。他们不顾一切，不顾共产党的声誉，不顾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的威信，抛开自己的人性，极度地释放暴发自己的兽性，就像黑洞里冲出来的狼虎一样。
培根说“真理与谬论只差一步”，人与兽同载一体，是人是兽只是广东省检察院的郝建民潘锦毅两位检察官的一念之间。说他们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他们难以接受，说他们人身兽性应当之无愧吧。
人类骄傲自喜的是人是最聪明的动物，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但这恰恰也是人类最要命的东西。诺贝尔发明的炸药，既可造福人类又可祸害人类。现代核能也一样，既可发电造福于人，也可制造核武器引爆毁灭人类。
郝建民潘锦毅两位检察官的聪明才智和他们手中的司法权，既可打击犯罪又可巧妙地罗织罪名置无辜的人或轻罪的人于死地。
1998年9月中旬，中央工作组一到湛江便抓捕了十个八个官员，后越抓越多，至今两个多月更是抓了近1000人。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从京城北京到地方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不说调查就是要熟悉一个新地方，分清新地方的四至确定其方位都要一段时间，您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急抓捕这么多人，您们是否调查了解掌握了他们的情况了呢？（中纪委驻湛江主抓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常委祁培文，后来公开在中央各大报章上说，他们办案的大胆创新就是“先抓后审”，是按自己的主观判断谁是罪犯而抓谁，然后严刑逼供出口供和操纵法庭判其成为罪犯。祁培文说他判断首批抓的10人无一抓错，哪为何将首批抓捕的10人中的湛江市计委主任陈敏，关押几个月后不得不让其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我在香港时见到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林伟强。他对我说，您们威胁林伟强说“你在这个位置上肯定有问题，你批复林桂枝（林春华）在外贸码头建油库肯定有钱权交易，你不承认就关你入监狱。”
这段时间，从湛江来香港的不少人对我说，您们中央工作组是按湛江市干部、湛江海关、边防、港口等单位干部的职务岗位和近疏来抓人，如叶振成副市长就是分管打击走私的领导。很多人被关是您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来抓捕关押的。受您们指挥去抓人的湛江市公安局的警察，都是在指定地点集中交出手机和BB机后才得到您们的抓人菜单（名单），被抓的人又不让外人知道关押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打私抓人真的这么神秘呢？是不是湛江市所有党组织都垮掉都不可信了呢？是不是湛江市的党政干部都坏掉，真有这么多干部这么多人在犯罪呢？是不是湛江市的政权都落在坏人手中呢？是不是湛江市真的这么黑暗？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满地都是罪犯都是敌人呢？是不是像社会上议论那样，共产党的干部排着队用机枪扫射，会有个别是冤枉的，若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很多漏网的呢？
被关在湛江市委大院内市委招待所的人不肯“坦白”，不肯按您们要求作供，您们便打他们，搞得湛江海关关员兰穗跳楼，这是不是刑讯逼供呢？
湛江海关，湛江边防，湛江港务局港口等部门官员权力太大，他们竞然放私或参与走私。您们是否也权力太大大到滥用权力乱抓乱捕人呢？他们利用滥用职权犯罪，那您们又在做什么呢？您们是否是以怨报怨，以暴抑暴，以犯罪对犯罪呢？
您们一抓叶振成，我就断言您们无法搞倒他，因为他硬颈如铁已出名。他给人的印象是做事公私分明，他做每一件事签每一个字都深思熟虑，滴水不漏有板有眼有棱有角，不说他不犯罪，他就是犯罪，您们也无法抓到他的把柄无法找出犯罪证据来指证他。
现在，您们两个多月都得不到叶振成的口供找不出他的罪证，结果是不是应了我当初的断言呢？不说两个多月就是两年甚至十个两年，您们也搞不下叶振成这个出了名的硬颈佬，除非您们也像不用证据抓人那样不用证据安他罪名判他死刑。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两个多月逼不到口供找不到证据拿不下叶振成，那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叶振成犯了罪但他不认罪又找不出他的罪证；二是叶振成根本就没犯罪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乱抓人抓错人。
叶振成是萝卜，我是萝卜周围十分微小的一粒坭。若果这棵萝卜叶不徒长根不外伸，在党和政府给他划定的界线内采光、吸肥、吮水，保持萝卜自身清白的本色，那您们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是不是乱抓乱拔萝卜了呢？
萝卜除了白色的，还有一种红色的，如果叶振成是一棵红萝卜呢？那您们中央工作组不是更成了胡来了呢？
您们明知道我是雷州人，雷州的大地是红的（红土地），我是雷州大地的很小一颗红坭粒。您们抓我入狱逼我揭发叶振成，我本色是红坭不是黑坭，红坭怎能涂黑白萝卜呢？若果红坭涂的是红萝卜，那不更是变成锦上添花红上加红了吗？
中央工作组拔红萝卜（叶振成）放在监狱里火煎已属不该，今日又将萝卜周围的一小粒红坭放入监狱火烤，中央工作组是不是错上加错十分过分呢？十分不把我不把我们这些升斗地方小吏当人呢？
中央工作组除非晒干萝卜搞倒叶振成，否则，中央工作组怎么放或放他出来后将会怎么样呢？您们有没有听过打蛇不死三年恨呢？
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为什么老是这样呢？今天反右明天摘（右）帽；今日被打倒的走资派邓小平，他明天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是浩劫是灾难。邓小平自己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自己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过头了。
还有1975年的“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变成是伟大的革命事件等等。中国的历史反反复复来来往往，今天打倒明天平反，今天是罪人明天是英雄。谁敢保证中央工作组在湛江办的案件将来又会不会平反呢？
湛江的走私案说白了也就是经济犯罪案件，它威胁到我们党的统治动摇了我们的政权了吗？需要这样暴风骤雨大面积地重拳镇压吗？他们大多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他们听话、文弱、手无寸铁、不上街不游行、不冲击党和政府部门，是否非要从中央降天兵把他们砸个稀巴烂呢？是否要关他们入狱坦白过年收下属单位几斤花生油，逼他们检举揭发他人，打得他们无路可走跳楼自尽呢？（如湛江海关关员兰穗等人）
我们口口声声说深恶痛绝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口口声声说吸取历史血的教训，而我们今日在乱捕滥抓，逼打杀头，是不是有异于“文革”呢？我们中国的历史为什么老是在重演呢？
我们这个民族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呢？我们这个党什么到时候才能理智呢？我们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才有法治呢？我们人民的权利和生命什么时候才有保障呢？
尽管有其他容易分散注意力的事，但我还是尽力安静下来，继续我的思索我的自我审讯。
我们做财政工作的人讲收入和支出，做生意的人讲赚钱与赔本，我们党做事是否也要考虑全局衡量利与弊呢？从政治上讲，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巩固国家的政权，打击走私打击腐败，把腐败分子从我们党和政府内清除出去，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从经济上讲，为保护国家利益，保持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必须严厉打击走私，惩治走私犯罪分子，这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996年的中央打私工作组进驻湛江，重点建制度筑防护堤，并不捉一人杀一卒。现在来的中央打私工作组是否也应重点抓放私和走私的重点人物骨干分子杀一儆百呢？这样便可达到巩固党的统治，保护国家利益，这一政治和经济目的了呢？
踢开当地党政司法部门（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一样），一下子几乎一瞬间抓捕几百名党政干部，这里面有放私和参与走私的干部，而有的仅是或职务高、或岗位重要、或与某人亲近、或仅是小事、或为指证他人。
武警手持枪头戴钢盔入室抓人（抓错邻近其他公司的人，抓错不同单位但同名同姓的人。），抄家搬物，街上警车横冲直撞，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抄海关、清码头、查银行、封账户，人人坐立不安，恐怖至极。需不需要这样才能遏制走私惩治走私犯罪呢？
人人自危，人心惶惶，逃的逃跑的跑，致使湛江民众有事的无事的，有牵联无牵联的都产生出一种印象，就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太可怕，共产党太残暴太残酷太骇人了。
整个案件给太多人造成创伤，心理上不但影响一代人，而且会在多代人内心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需不需要这样做呢？是大抓大捕暴风骤雨般地办案效果好呢？还是象1996年时中央打私工作组的办案方式效果好呢？现在这样做是利多还是弊多，还是利弊相当呢？中央工作组全盘考虑后，是不是觉得弊大于利呢？
三十年代，中共苏区清查改组派、AB团、肃反扩大化，无辜被杀的人比真正有错误的人大几十倍。
五十年代反右扩大化，无辜者与真正右派比的倍数更是几何级数（1957年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达55万人，1980年5月除6人外都以是错划“右派分子”而平反摘帽。）。
我们党的思维为什么老是喜大好功走极端，抓了一大批又一批人把案件搞大，大到全国解放以来最大的走私案（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这样影响大功劳也大，功劳大奖赏多升职快。
反右运动影响够大了，最后的效果是不是很大呢？
六七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更是大到史无前例，最后为什么又变成十年浩劫变成全国全民族的大灾难呢？
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满天遍地都是水稻亩产超万斤超十万斤。这是造假，是为树典型，造影响贪天功。
七十年代以粮为纲，湛江人连旱坡地也种上水稻。
八十年代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甘蔗，湛江人又砍了树木种甘蔗。湛江市委下令发展“两水一牧”，雷州市委领导陈光保书记干大的，建万亩连片养虾场，万亩连片水果。因此，推了稻田变虾场，挖了甘蔗变果园。结果，被雷州市的百姓编成了雷州歌“万亩虾场万亩衰，万亩荔枝无片叶。”
养虾场是不是一定要搞一万亩（联片），果园是不是一定要搞一万亩（联片）？同样，湛江走私案件是不是一定要抓很多很多人呢？是不是一定要办成全国解放以来案值最大、涉案人员最多的特大走私案（湛江“9898”特走私案）呢？
昔有推了无辜的稻田毁了无辜的蔗林筑成万亩大虾场万亩巨水果园，今是否也有多抓人滥抓人捕无辜的人办成全国解放以来特大走私案件呢？
前者是为了政绩后者是否也是为了政绩呢？我想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领导对这个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我也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以往的工作也时时刻刻追求取得更大的成绩。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理解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领导的，就象我非常理解我自己一样。
万亩虾场万亩衰，万亩荔枝无片叶，最后得不尝失，农民没了稻田没了饭吃，虾养不了海水白茫茫又种不了田，影响极坏极深极大。滥捕乱抓人办成全国有史以来特大走私案，这个得失账有没有算过呢？真理和谬论只差一步，正义过了头便是作恶，甚至罪恶大于正义，我们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有没有想过呢？
监仓内呼噜声已普遍响起，我仍无法入睡，脑袋仍不停思索。
叶振成在党内不算高级干部，但也算是中级官员了，全国这样级别的官员只有十万八万人。陈敏（湛江市计委主任，首批被抓的10个人，后无罪释放，陈敏当过兵应能扛住打。）、黄昌炎（我的顶头上司，后无罪释放，黄昌炎也当过兵应能扛住打。）等这样的官员，全国应只有四五十万，就是普通的国家干部，全国也只有五六百万人。叶振成如果犯罪便是给全国几百万干部抹黑，叶振成如果无罪被捕入狱，便是整个干部队伍蒙冤。
如果老百姓看到这么大的官都被冤枉入狱，老百姓自问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如果老百姓知道中央工作组是在乱抓滥捕，打人逼供，不把人当人，不把命当命，草菅人命，他们怎么认同共产党。
如果党和国家不保护老百姓，不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反而乱抓滥捕老百姓，糟踏老百姓，老百姓又怎样爱党爱国呢？就如母亲不保护儿女，儿女是爱母亲留在母亲身边还是选择离开母亲呢？对不保护你不值得你骄傲的祖国，你能不能责备纷纷移民或逃离祖国的公民不爱祖国吗？
中央工作组领导是共产党的官员，叶振成也是共产党的干部是您们中央工作组领导的同类同僚，您们何必抓捕没有罪证的叶振成，何必煎叶振成煎得那么急。您们如果煎不死叶振成，或死灰复燃，下层的官员怎么认同党中央跟随中央干革命呢？这个损失是不是更大，在全国党员干部中的影响是不是极为严重的呢？
我还在继续思索。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最早的省份，（后提审我的中央工作组个别官员对着我骂说“都在说你们广东是靠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你们广东他妈的其实是靠走私发达起来的。”这是后话。）1984年，湛江市便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湛江港又是中国七大港口之一，湛江的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十分活跃。中央工作组抓了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抄海关、查边防、清码头、封厂房商铺后，出现了外商不敢入境，进出口货物远走他处（港口），湛江的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一落千丈。表面看，影响的是湛江一个地方，实际影响了整个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和经商。这一影响应还会长期下去，至少在湛江是如此。
据说，全国走私漏税使国家税收损失几十亿。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减少了，湛江未来或国家将来的损失是不是仅仅几十亿呢？这样打私这样办案是否顾此失彼呢？甚至弊大于利呢！这个案件在国际上的影响会不会负面大于正面呢？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不顾党、国家和司法部门形象和威信，不顾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政治经济学》中说“这些大人物是多么危险又多么可羡，他们的光荣与人民的不幸掺和在一起”。中央工作组的政绩立功和我的不幸痛苦也掺和在一起了。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他们为了烧熟自己的鸡蛋，可以把别人的房子点燃。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有没有为办成全国解放以来最大的特大的走私案件（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为了自己的政绩，点燃了湛江所有人的房子。为了搞下叶振成，不惜点燃我的房子，把我活活烧死。
我的思索久久无法结束了，我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
监仓内被迫充冤大头
12月9日傍晚
晚上，监仓内囚人登记加菜和购买货物。监霸杨香荣主笔登记。监霸杨香荣对我说“周光华和肥仔（判了死刑的囚犯）一直都是我出钱加菜一齐吃，现在你来了，你出一半钱，监头许全让床铺给你睡，你买些香烟感谢许全他吧!”
杨香荣监霸一再安慰我，开支是大了些，但你们湛江来的人加菜买货都是湛江财政给钱,用多少钱报销多少钱。
我觉得杨香荣监霸，这个安排还可以，只要能使得或讨得监霸监头他们开心就行了，但说我的加菜购物等开销都由湛江财政实报实销,我产生了怀疑。我在外面风光时的加菜购物都不能由财政实报实销,现在坐牢可以由政府财政出钱坐牢?
茂名这里的囚人经济实力要比湛江的差很多，不像湛江那样采取人民公社式的大锅饭,而是除监霸杨香荣带周光华、肥子和我4个人在内间房一摊吃饭外，许全监头带一号打手陈杰、二号打手王成、三号马子杨水泉等5人在外间房一摊合伙吃饭，其余犯人则各吃各的饭，但所有犯人有钱入来或有亲友探监,都会“自愿”进贡一些钱物给杨香荣监霸和许全监头。
杨香荣监霸本来可以不出钱就有菜加和有水果饼干吃，但他说他有40亿美元的身家，他不出钱不符合他的身份和身价。若果杨香荣监霸不是这样有钱,看守所干警也不会扶他当监霸。可他有钱归有钱,他总不可能为所有人买单,我想这样做影响也不好。
肥仔是皇帝(死囚的美称),来日不多，不会拿钱出来,再说从警察管理的角度讲,让皇帝吃好点,以息事宁人，皇帝他便不会在监仓内搞是搞非搞搞震。
而周光华则是靠动脑吃饭,周光华自我介绍是电白县工商银行副行长,因贷借几千万元出去收不回而坐牢，他大哥在美国,现在办案人员怀疑他收借贷钱人贿赂，故不便叫家人和朋友送钱来,况且他又是茂名市公安局局长雷XX亲自到看守所交代过,指令看守所领导要重点关照周光华。茂名市反贪局局长又是周光华的亲戚，所以杨香荣监霸为显示其豪气,又搞不清楚周光华所讲的各种“硬”关系是真还是假而忌讳,只好让周光华“白嫖”即白吃白喝。
茂名看守所没有免费早餐供应,只有卖钱的早餐。因此，除少数有钱的囚人自己掏钱买早餐外，大多囚人没早餐吃饿肚子,而我们加买的早餐都吃不完。我们一伙三四个人每天早餐每人加3份早餐(猪杂汤粉、肉粥、肉或菜面包等各3份），午晚餐加两菜一汤,一周3个晚上在床上围坐一摊宵夜，宵夜有花生饼干等，平时还有一些水果吃。
如果我不是因为心理压力和拳头压力太大，我有时会有一两刻钟感觉自己不像是在坐牢(从吃的方面讲)。
12月9日晚
杨香荣监霸在列清单,不一会他将清单交周光华合计一下。周光华合计后说，这十几个人借你的钱合计共1.5亿元。
后杨香荣监霸又给我看，只见清单清清楚楚地列明，某月某日张三借杨香荣1500万元，李四借杨香荣930万元，王五借2000万元……
我说：“杨叔，你真是好人，借出这么多钱帮助别人，我以后若有机会出去，你也借点钱给我做生意。”
杨香荣答：“这个没问题，我现在的烟草生意还压有几千万元。”
我在庆幸人真是要讲运气,想不到我落难陷入监狱时，还会遇到这么肯帮人，又这么大方又有这么大身家的老板，我真有点与杨香荣老板相识恨晚的感觉呀!
跪下拉下裤翘高屁股脚踢阴囊
12月11日
茂名看守所第五审讯室 。
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重复追问叶振成批借钱的事，逼我承认叶振成批借出给市外贸集团公司的钱是借给我的。逼我承认送钱给叶振成。未果。
郝建民、潘锦毅又喝令强迫我跪在地下，翘高屁股，郝建民、潘锦毅两人脚踢阴囊与肛门间夹处（时踢肛门，时踢阴囊）。
从这次开始，他们下令我拉下裤子，露出屁股来踢，而不是穿着裤子踢了。他们两人这样踢射直接稳准，获得的快感也更强烈。
郝建民、潘锦毅亦不时用拳打我的头部。
12月13日
茂名看守所第五审讯室 。
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简单重复问叶振成批借钱和借飞龙公司的钱的事，逼我承认我与他们有金钱交易，我送钱给他们。
郝建民、潘锦毅又是喝令强迫我跪在地下拉下裤,翘高屁股，由他们脚踢阴囊与肛门夹处（时踢肛门，时踢阴囊）……
12月15日
茂名看守所第四审讯室 。
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几乎类同重复地问借钱送钱之类的事。重复拳击我，重复喝令强迫我跪在地下拉下裤，翘高屁股，由郝建民、潘锦毅脚踢阴囊舆肛门夹处（时踢肛门，时踢阴囊）,不时拳击我的头,巴掌扇打我的脸。
他们连续几次打我，我一直不敢出声,因为我知道像杨衢青副市长、叶振成副市长，他们这样的大官都受到棍打龟头（杨衢青被棍打阴茎）、脸被打得青肿的待遇，何况是我这个小人物。我若不服贴,刑罚将会几何级上升，特别是会将我转到湛江市委小招待所。就犹如我在湛江看守所时顽固地不听中央领导指示作供，便转押来茂名看守所一样。
当晚，我的大便又出血，我告诉一同监仓的囚人,在他的深问下，我才当着所有的犯人讲每次审讯,办案的人都打我（我羞于启齿当众说脱裤翘屁股踢阴囊踢肛门）。
他们七嘴八舌地鼓动我，说审讯的人下次再打你，你即冲跑出审讯室来喊救命。
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逼我承认，叶振成从湛江市财政局批借给湛江市外贸集团有限公司的钱，是借给我或帮我借的。
这些借款是清清楚楚的事情，中央工作组为何硬要将市外贸集团公司的借款塞到我身上？为何硬将白的说成黑的？圆的说成方的？明显是要硬将我往叶振成身上捆。
再有一种可能就是黄昌炎接受了中央工作组的指示，中央工作组离间计离间黄昌炎成功，黄昌炎将他本人签名的市外贸集团向市财政局的借款往我身上推。
但借款有合同、有汇款去向、有收款人写的收据。借款这是白纸黑字，能推得了（其实借款有借有还，且外贸集团借市财政局的款已还清，能有什么问题。）吗？能推到我身上吗？这样也太过分太黑了。
我自问，我是否也按中央工作组的指示揭发黄昌炎？按中央工作组的指示编造罪状给黄昌炎？但当我看到黄昌炎恳求的目光，也许是在恳求我帮他，至少不要咬他。
我看到黄昌炎现已落泊胡须拉喳的样子，他已不能像刚入狱时那样处之泰然了，他已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折磨（黄昌炎后来告诉我，他也被打了，只是没有我被逼打那么多那么重），我的心也软了下来，我也就打消了“咬”黄昌炎的念头，我压迫强逼自己将黄昌炎尽可能往好处想。
我不肯承认，叶振成从市财政局批借给市外贸集团公司的借款，外贸集团公司又再借给我或帮我借的，也不“咬”回黄昌炎一口。
监霸杨老板的“奢侈”生活
12月12日晚
今晚，监仓又登记购货物（茂名看守所内隔三五天登记购物一次）,小山东（山东籍囚人）登记买30元苹果。杨香荣监霸老板看了一下小山东的账说“你家里才寄来50元，你连早餐和日用品都没买,却买苹果干什么?”小山东答道“买水果给一只给你吃嘛。”杨香荣监霸老板推辞,小山东又坚持，最后杨香荣监霸老板也就算了。
小山东是监霸杨香荣监霸杨老板的私家勤务员,二十来岁，人长得高大白净,只是衣服穿得破旧点。
小山东在厨房犯人送来开水后, 即调好水温，在靠近水池边的水坭台稍尖角处铺好坐垫,用香皂洗干净毛巾，拿好更换的内衣裤,完毕就请杨香荣监霸老板冲凉。
杨香荣监霸老板坐定后,小山东帮杨香荣监霸老板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宽衣（脱衣服），帮杨香荣监霸老板脱完内裤衩赤条条后，小山东然后湿着毛巾蘸着洗头液为杨香荣监霸老板洗头,洗完头擦干头发后又沾香浴液洗杨香荣监霸身体各个部位，再为杨香荣监霸老板擦背和全身按摩。
冲完热水澡毕。小山东又用干毛巾从上到下，包括监霸杨香荣的屁股阴囊等身体每个细小部位和零部件都一一抹干，最后小山东再拿来干净洒了花露水的喷香的衣服，从内衣到外衣逐件帮杨香荣监霸穿上。
整个脱衣、穿衣、擦洗和抹干身过程，杨香荣监霸只是抬抬手叉叉腿伸伸脖即可。
电影《末代皇帝》中，看到的末代皇帝傅仪的生活也不过如此而已。
服侍杨老板穿好衣服后,又为杨香荣监霸老板按摩双脚,之后洗杨香荣监霸老板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听说杨老板是看守所唯一有热水冲凉的人，因为整个看守所仅有杨香荣监霸老板才有40亿美元身家，当年香港首富李嘉诚的身家也多不了杨香荣监霸老板多少，监仓内也只有他的衣服单独洗)。
小山东服侍杨香荣监霸老板周到舒服，杨香荣监霸老板也不会亏待他，有时杨香荣监霸老板会将我们几个人吃剩的早餐和菜汁，分点给小山东享用，杨香荣监霸老板自己享用的金丝咸鱼,有时也会夹一个不爱吃的咸鱼头给小山东。
我私下问在这个监仓呆的时间最长又稍中立的老贵州陈清益（囚人），他愤愤然地告诉我说“小山东以前也与其他人一样，白天一个小时挨打一次，当时杨香荣监霸老板也在监仓内，只是现在小山东帮杨香荣监霸老板冲凉擦背后才不再挨打。”
酷刑—再在审讯室施用
12月18日下午2时
茂名市第一看守所第四审讯室。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
郝建民：万利威公司承包还讲了一下，麻章外贸有限公司连讲都没讲过。你家人还参与麻章外贸公司的生意。
李明：李静听。
郝建民：万利威贸易公司是一间什么性质的公司?
李明：是外贸的驻港公司，是一间香港公司。
郝建民：麻章外贸有限公司呢?
李明：我不知道怎么讲
郝建民：讲!是什么公司?
李明：是一间国内注册的公司。
郝建民：两家公司有没有进出口权?
李明：没有。
郝建民：两家公司是什么关系?
李明：我不知怎么讲。
郝建民：麻章外贸有限公司配合万利威公司生意，是不是?
李明：答一个公司在香港，一个公司在国内，两个独立的公司。
郝建民：你是香港钟表店的大客户，经常买劳力士表?
李明：我没有买过劳力士表。我吃饭钱都难找，怎么会是香港钟表店的大客户。
郝建民：你买过多少支路易十三酒?
李明：在香港没买过。
郝建民：在哪里买过? (李答不出来。)
郝建民：(指令潘锦毅)写上，沉默不语,态度不老实。
李明：在云南买过一支。
郝建民：送给叶振成?
李明：我没送过酒给叶振成。
郝建民：没送过酒?送过什么?
李明：我什么都没送过给叶振成
郝建民：你什么都不承认,跪下!
随即，郝建民、潘锦毅两人又喝令我四脚着地，拉下裤子，故伎重演，只是这次的打我的力度要比上几次加重，时间约15分钟。
从审讯室出来时,我想起了同仓囚人们的鼓动,离审讯室门口不远处，看守所的杨医生(女)等4人站在空地上讲话,我经过他们身边时,边走边说他们审问时打我。
到看守所值班室交接时(潘锦毅交接),看守所的杨股长值班，张管教也站在他的身旁(管北二仓的),我当着杨股长、张管教讲,他们审讯时打我。
潘锦毅质问我：谁打你? 后从部队刚转业不久的管教(据说是姓叶的副所长)带我回仓路上，问他们打我什么地方，我说，他们每次都拳打我的 头(脱裤被踢等其他难以启齿)。
郝建民、潘锦毅审讯我都是闭门审讯,我告诉看守所管教他们打我后，18日晚8时左右，郝建民、潘锦毅又来提审我，重复问一些问题，最主要是打开门,我想是他们在告诉看守所的警察们,他们今晚审讯并没有打人。
当晚，看守所很多管教都知道我被审讯的人殴打，而且被多次殴打。
当晚，有一位好心的管教主动敲窗叫我，很气愤地对我讲,规定审讯不准刑讯逼供。他鼓励我说，他们打你，你明天可找（看守所）潘所长反映。
我从12月8日，第一次受酷刑起，监仓铁门一响,犹如一股寒气掠过我的心头,听到呼喊我的名字，我的心就发抖，步出监仓门口，双脚就酥麻麻。
监仓到审讯室的不足100米的路 我走起来犹如千里之途。我见到郝建民、潘锦毅两人，我就不寒而栗。步入审讯室前(都是郝建民在审讯室，潘锦毅跟在我后面),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边走边侧眼后看，房门一闭我便心惊肉跳。我坐在凳子上，双脚直打哆嗦，他们向我走来,我就很本能地侧贴向墙壁。他们一举手，我赶紧双手抱头。他们大声喝令，我便一骨碌地滑跪地下，很熟练地翘起屁股等候脚踢……当脚踢到阴囊与肛门夹处,我的阴茎和屁股痉挛抽畜不止，有时踢在阴囊或肛门上，更是疼痛欲晕……我有时被踢到射精，每次都被踢到尿湿裤衩。
郝建民、潘锦毅交换，拳脚交替，痛辱交加，百感交集。但我知道我远离家乡,置身于天南地北不分的完全陌生的环境，犹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笼中困兽。我头撑强大无比、至高无上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面对毒蛇、猛兽般惨无人道的狂虐暴戻之徒，我只能紧闭双唇，咬紧牙根，强忍眼泪,屈辱地忍受着。
事情一完毕,我便狼狈不堪地抽起裤子，像摆脱魔掌般逃回监仓。回到监仓内，我仍心神不定，犹如劫后余生，心有余悸。我仿佛被人强奸（鸡奸），不，应该是有被多人轮奸（鸡奸）的感觉。
12月9日大便大出血，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这样死得不明不白，连家人现在都不知我生和死于何处,死后他们会给我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喜的是，我这样死，便可不受严刑逼供，不背弃正义,不背叛自己一贯做人的原则,不陷害他人，不助纣为虐。
12月8日之后,郝建民、潘锦毅拳击我头部，特别是脚踢阴部，以及随后的恐吓、威胁,我惶恐不安，长夜难眠，常常梦中惊醒，大小便失禁等。
郝建民、潘锦毅对我的各种折磨，我惊得如得了“缩阳症”。在同监仓囚人再三鼓动下，我也曾尝试“打飞机”,尽管我百般努力，却回天无力。直到现在与老婆见面，似无一丝性饥饿感。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病因，也就是我受了现代或受了我们共产党内的“宫刑”（似西汉朝司马迁所受的那种宫刑）。
他们有酷刑的尚方宝剑
12月19日早上9时
我敲监仓小监视窗（每间监仓开一个大小约40厘米X30厘米，用铁板锁盖住的小墙洞），呼喊来原在《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流动监仓犯人),请他帮我报告潘文伟所长,我有事找他。
上午10点钟左右，我到办公室找到看守所潘所长。
潘文伟所长：你找我有事吧?
李明：我受审,从8日到昨天，他们一直对我拳打脚踢。
潘文伟所长：上级早已有规定，我们看守所也不允许审讯打人，他们打你是不对的。
李明：我今日向你反映的事件，你是否作一个记录?
潘文伟所长：不用，我到时会讲你反映过这件事。
李明：你们看守所一定要帮我。
潘文伟所长：但你要清楚，这班人不同往常提审的人。他们是奉圣旨办案的，他们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你要慎重一点讲话。
我与潘所长讲话期间,杨医生走进来,杨医生问我“他们打你?”我答是。
他们几次提审,两批人提审都是问关于叶振成批借财政局钱的事。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逼打我认下叶振成批借的钱是借给我的?难道中央工作组想将这笔财政资金定是我借的，定我贪污用了吗?
借债还钱这很正常，何况财政借出的这笔钱已连本带利息回收，财政也得益得利（当年，各级财政都有周转资金外借支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这是各级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借钱的情况清清楚楚，明摆在那里,有借款合同、汇款单证,为何他们要硬打我认下是我借的? 还乘我不在意时偷偷加入口供笔录中，想骗我签字?
后来（1999年7月）, 他们从口供中骗不了我承认是我借财政的钱（私写上是我借的，我不肯签名）,便又搞了一个会计分录（市外贸集团下属公司）计算钱是我借的，起诉书中加以起诉,说叶振成批借钱给我。
最后，我才清清楚楚，他们是想方设法设计将我与叶振成挂钩，这就 是先逼出叶振成支持我（从市财政局批借钱给我），再逼出我送钱给叶振成作为金钱交易。这是后话。
12月20日早上8时半左右
茂名看守所第四审讯室。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
郝建民：叶振成借钱给你，你是怎么找他批的?
李明：叶振成批借钱给市外贸集团公司，不是批借给我的。
郝建民：你不肯承认叶振成批借钱给你，说明你们背后是有交易的。
问话到9时左右，驻茂名看守所的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的科长进入审讯室巡视,郝建民问他有何事，该科长不答话,片刻则出去。
这应是看守所潘所长或管教们议论中告诉茂名市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说审讯人员审讯时打我，驻看守所的检察室人员才进来审讯窒巡视的。
我听了看守所潘文伟所长的话(他们有尚方宝剑，要我说话谨慎一点),我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冲动,检察院人员巡视审讯室后,我更是惴惴不安，觉得自己告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郝建民、潘锦毅的状,得罪了他们,而他们有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凭这一点,他们就会置我于死地。
潘锦毅检察官带我回交给看守所时，潘锦毅检察官对我说“你现在如果传话出去，叫外面的人动（打）到我们，我们就整打死你在这里。”潘锦毅检察官他们也怕死也怕报复。
我想你这么强大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省检察院的官员，你们也怕性命已捏死在你手中的我？可见你们这些中央官省官内心是虚是亏的。
如果你们代表党和国家来办事办案，依法办事办案当事人会心服口服，当事人何来萌生报复你们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省检察院的官员的念头呢？
他们因徇私枉法，刑讯逼供，行使不法手段折磨人，所以他们怕当事人报复，特别是才惧怕仍捏在自己手心中的当事人我传话出去，找人在外面对他们实施报复。
他们深知屈打我，我会产生很大的怨气和怨恨。可见他们检察官内心很虚非常非常虚，他们很怕死，非常非常怕死，故潘锦毅检察官他们才这样警告威胁我。
恐怖的监仓
12月20日上午10时半左右
我被提审回来加入正在放风的人群。因为连续几天每天中午和晚上，我们西三仓的人都听到邻监仓西四仓传来阵阵拳脚声和人的惨叫声。
西三仓监头周光华因而问西四仓监头陈波，西四仓每天打的是哪一个人？陈波指向一个二十多岁头脸青肿的外省人。
只见此人，两眼青肿得只剩一条缝，额头一块青一块黑，一块肿一块烂，整个嘴巴被打歪，门牙也被打掉了，还不知身上和内脏被打成什么样。
我看着看着，不忍心再看下去而掉转开了脸。
在场的林管教（警察）看到此人被打的太重太惨，也问西四仓监头陈波那个人为何如此。陈波答说是由于外省人在监仓内经常偷别人东西吃，所以他们才打他。
林管教（警察）听完后轻描淡写地说“不能这样打人”。
我想一个毫无安全感的外省人，哪来胆量偷别人的东西吃？哪敢天天偷东西吃？哪来天天被围殴打了还敢偷？小监仓内同时有20多个人，这个外省人怎么能在众目暌睽下偷东西？
犯人（疑犯）们围殴打人。一是为了解闷取乐。二是阻吓、控制和操纵他人，使你卖命为看守所完成生产任务创造更多钱财。三是杀鸡儆猴，震慑众人。
金院长亲自出马
12月22日下午
茂名看守所第六审讯室。
金院长来提审我(后来茂名看守所潘文伟所长告诉我，金院长是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处长,在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这次是任中央工作组粤西组组长),金院长同时还带来另广东省检察院的另两名检察官，我简称其为A检察官，B检察官。
金院长：李明，我姓金，大家叫我金院长,你也可以这样叫我。这两位是我的部下，原来提审你的那两位也是我的部下。李明，看来你在香港生活惯了，与别人就是不一样，连大小便都要到监仓外解决(我出来见到他后要求上厕所，其实我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我是见到中央工作组官员惊慌而大小便失禁)。
李明：李静听。
金院长：原来提审你的那两位（郝建民潘锦毅），现在在香港，他们刚才打电话给我，说在你的宿舍找不到你的资料。
李明：李静听。
金院长：你用什么装着（香港万利威公司的材料资料），放在什么地方?
李明：用纤维袋装着，放在厅中。
金院长：你的房（香港的住房），谁有锁匙?
李明：很多人有，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有，因这间屋我未到香港前，就有很多人有锁匙。
金院长：找不到无所谓,他们会到飞龙公司了解情况。
李明：李静听。
金院长：李明，我今日抽空来见你，等下我还有很多事情，除刚才问你的资料的事外，还听听你有没有什么讲。
李明：李静听。
金院长：你要认清形势,要识时务,有野（东西）要坦白讲。
李明：我不知道你需要我讲什么。
金院长：叶振成借过钱给你吧?
李明：他批借（财政）的钱是借给市外贸集团公司的，不是借给我的。
金院长：叶振成这次死硬啦（死定了），你不好好交代问题，到时你也可能陪(埋)他。
李明：叶振成死不死与我无关。我活几十年，不多拿任何人和公家一分一厘，不偷不抢,怎么会死?
金院长：你不坦白，态度不好，就可能会死。你不坦白，不肯讲叶振成的野（东西或事），我们想帮都帮不了你。我们没什么理由要帮你，你不肯讲叶振成的野（东西或事），你又不是我的兄弟，又不是我的朋友，你和我非亲非故，你不帮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帮你，你讲是不是?
李明：李静听。
金院长：叶振成反正都是死硬了（死定了），你没有理由去帮、去维护一个死硬的人啊，去跟他死呀!
李明：他的事我不知道，他犯什么罪，严重到要杀头?
金院长：批借粮食专项基金，就凭这一条,他就死硬啦，还要多？
李明：李静听。
金院长：我今日带着刑法书来,你看这页讲到，检察机关未掌握你的犯罪事实之前，能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的，按自首处理……能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算立功，你讲出来当你自首、检举可立功，我可以送这本书给你看。
李明：你给这本《刑事诉讼法》给我拿回去看。
金院长：这个不能给你，《刑法》可以给你。
李明：《刑法》监仓有，《刑事诉讼法》没看过（《刑事诉讼法》主要是约束公检法的，金院长当然不会给我看。）。
金院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讲?
李明：我不知道你们要问什么。
金院长：我们让你自己讲,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我们问出来、查出来的就不算自首了。有检举揭发,可立功，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李明：李静听。
金院长：你若讲,若有检举揭发,现在已经6点钟,我今晚叫他们两个来记录。
李明：可以。
晚上八点左右，第四审讯室，两个检察官提审,即上午随金院长来的A检察官，B检察官。
A检察官： 李明，你有什么讲?有什么检举揭发?
李明：我在香港卖的车,有部分卖给越南人。
A检察官：你卖汽车有没有直接发运回国内?
李明：我没有发运过汽车回国内。
A检察官：你的车不发运回国内，发运到越南算什么走私?
李明：我以为是走私。
A检察官：你不懂得什么是走私吗？
李明：我不太熟悉。你们之前提审我的检察官说，我公司承不承包，我走不走私，是由你们中央工作组说了算，那我就说给你听，由你们来确定。
A检察官：我们是要你说你犯罪的事，不是说这些。
李明：（见检察官不悦）只好沉默。
A检察官：你叫我们跑一趟，就是讲这些东西?
李明：是这件事。
A检察官：很不耐烦,很不高兴,检察官不作笔录，仅用审讯纸背面划注一下，即打电话给金院长：说李明讲了一些卖车的事，以前也讲过了。
约15分钟,金院长到。
金院长：你不是这样吧，害我派两个人来,就听你讲这些已经讲过的没用的旧东西?有没有新的东西讲?
李明：没有了。
金院长：既然这样，就由得你吧，你走。
李明起身欲走，金院长又叫住。
金院长：李明，你送多少钱给叶振成?
李明：我没送过钱给叶振成。
金院长：过年过节,连小红包都没送过?
李明：没有，没有理由秘书送红包给领导。
金院长：好，你等着戴脚镣吧!
李明：李不作答。
金院长：你知不知道，我为何叫你戴脚镣?
李明：不知道。
金院长：你现在的监仓里面有没有人戴脚镣?
李明：：有。
金院长：是什么人戴脚镣?
李明：是死刑犯。
金院长：这样，迟些就轮到你戴，你回去等着戴脚镣吧!
当晚，我回到监仓里,我越回想金院长最后的几句话,越觉得压力和威胁越来越大，我不肯按他们的指示讲送钱给叶振成，他们就要杀我。我似乎明白了金院长的手下郝建民、潘锦毅两人为何把我往死里打，原来是金院长要杀我，是金院长支持着郝建民、潘锦毅等部下打我逼我。
我惴惴不安，我不讲送钱给叶振成，不检举揭发叶振成，中央工作组他们就要打死我或砍杀我，我若讲送钱给叶振成，又违背事实和良心。
我面临着两难选择,正义感使我选择了不违背事实和良心，但我又生怕死神马上来临,我立即悲愁地告诉一名较亲近的同监仓的殷秋生（同监仓的殷秋生是湛江老乡遂溪县黄略镇人）,托他出监后到湛江，告诉我的妻子改嫁，将我的女儿交给她的爷爷奶奶抚养(我中途被打死，见不到家人，最后判死刑按政策规定亦不能见家人，故只有托他人转告)。
1998年12月22日，我立了第一份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