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1968「第二章：回响」
夜色，如同一块巨大而沉重的幕布，缓缓覆盖了燥热的京城。蝉鸣声歇，白日的喧嚣沉淀下来，转化为一种潜伏在城市肌理深处的、更为凝重的寂静。然而，在那份名为《安康》的文本投下一粒石子之后，三个人的内心，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海啸。
革委会办公楼，二楼西侧的尽头，李建国的办公室是这里深夜唯一还亮着灯的房间。
房门从里面反锁着，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光亮。一盏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在办公桌上投下一圈孤零零的、明亮的光晕。光晕之外，房间的大部分都隐没在浓重的阴影里，墙上巨幅的领袖画像，也只有下半部分被微光照亮，显得神情莫测。
而李建国，就坐在这片光晕的中央。他没有抽烟，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在需要高度集中精神思考问题时，他需要的是绝对的清醒，而非尼古丁带来的片刻麻痹。
那叠洁白的、仿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纸张，正平摊在他的面前。
他已经把这份名为《安康》的文件，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了三遍。
他的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这与室内的温度无关。第一遍，他感到了荒谬和愤怒；第二遍，他感到了困惑和一种隐秘的危险；到了第三遍，他只剩下一种冰冷的、近乎于恐惧的清醒。
他的桌上放着一支红蓝铅笔，但他几乎没有在文件上画下任何东西。因为他发现，自己惯用的那套“阶级分析”方法，在这份文件面前，竟然完全失效了。
他试图给这份文件定性。他想在旁边批注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些熟悉的标签。但每当他要落笔时，却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滞涩。
比如那句“个体是承载一切社会现象的唯一物理基底”，他本能地想批判这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但对方却用“物理基底”这个他无法反驳的词，堵死了他批判的路径。是的，国家、阶级，这些宏大的概念，如果抽离了每一个具体的人，它们还能存在于哪里？存在于空气中吗？这个问题，他从未想过，也不敢深想。
又比如那段关于“自我所有权”的论述，从“神经系统是意识的物理执行场所”开始，一步步推导出“个体天然拥有对其身体和思想的绝对所有权”。这个推导过程，环环相扣，冷静得像一道数学证明题。他找不到可以插入批判的逻辑缝隙。他只能笼统地斥之为“极端自私自利”，但这批判显得如此空洞，就像用一柄木槌去敲击一块精钢。
李建国感到了深深的挫败感。他感觉自己不像在审查一份反动宣传品，而是在面对一个自异类的、拥有完全不同思维方式的智慧体。这份文件里没有口号，没有煽动，甚至没有愤怒。它只是平静地、一步步地，从最基础的物理事实出发，构建起了一个与他所处的世界完全对立、却又在逻辑上自洽得可怕的“理想国”。
他拿起铅笔，在纸上用力地写下了几个名字。
“首都兵团”、“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这些是首都高校红卫兵中势力最大、斗争也最复杂的几个派系。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政治阴谋。这份东西，会不会是某个对立派系，为了搞垮他们学校的革委会，故意制造出来的政治炸弹？他们先将这份东西塞进顾惟言的材料里，再借卫东这个愣头青的嘴在大会上念出来，从而引发混乱，坐实自己这边“政治嗅觉不灵敏”、“立场不坚定”的罪名。
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李建国旋即又推翻了这个猜测。
不对。风格不对。
无论是哪个派系，他们写的批判文章、攻击檄文，李建国都看过太多了。那些文章，哪怕用词再激烈，思想再偏激，但它们的“语言系统”是相同的。所有人都共享着同一套词汇，也引用着同样的语录，遵循着同样的斗争范式。而眼前这份《安康》，它的语言、它的逻辑、它的世界观，完全是这个“系统”之外的产物。它不是体系内的“异端”，而是体系外的“异物”。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只剩下……这是顾惟言，或者他背后的一小撮反动学术权威，在绝望之中，幻想出来的一个“反动理论体系”？
李建国拿起另一份材料，那是顾惟言的个人档案。物理学家，留洋背景，解放后思想改造态度一直不算积极……这些标签，似乎能对得上。但李建国看着档案上那张顾惟言年轻时意气风发的黑白照片，又摇了摇头。他了解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许有风骨，有牢骚，但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时代彻底摧垮了。他们最多只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打转，或者用一些酸腐的旧诗词来表达不满。他们绝对构建不出这样一个……结构如此宏大、逻辑如此冷酷、甚至带着某种未来主义色彩的理论。
排除了所有不可能，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都必定是真相。
李建国的心中，浮现出了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荒诞的念头：这份文件，或许真的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台灯将他的影子在墙壁上拉长、扭曲。
他最终停了下来。他做出了决定。
首先，这件事，必须被严格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绝不能再向外扩散一个字。今天在场的人，要挨个敲打，统一口径，就说是“一份内容不详的匿名反动传单”，已经上交专案组。
其次，卫东这个年轻人，要“保护”起来。他今天念了这份文件，他的思想肯定受到了冲击。要把他调到革委会来做些文书工作，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观察他的变化，也防止他到处乱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份《安康》文件本身。
它不能被销毁。李建国有一种野兽般的政治直觉，他感到这份东西里蕴含着一种可怕的力量。虽然他现在还无法理解和驾驭这种力量，但销毁它，就等于放弃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它也不能被上交。上交，就意味着将这个烫手的山芋，连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并交到了别人的手里。
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它变成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
李建国走到墙角的一个铁皮文件柜前，用钥匙打开了最下面一个上了双锁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他所有的核心机密。他将那叠白纸用一个牛皮纸袋仔细装好，放进了柜子的最深处，然后锁上了两道锁。
当他做完这一切后，他感到了片刻的安心，仿佛将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关进了笼子。但他内心深处却很清楚，他锁住的，或许是一个幽灵。一个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并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他无法预料的方式，穿墙而出的幽灵。
学生宿舍，302室。
夜已经深了，同寝室的同学们早已进入了梦乡，鼾声和梦话交织在一起。卫东却毫无睡意。他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摊开了一个笔记本。
台灯是不敢开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在批斗会胜利结束后的深夜，他这个“革命闯将”竟然还在为那份“大毒草”而辗转反侧。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彻底批判反动理论〈安康〉》。
然后，他的笔就停住了。
一下午加一晚上，他的脑子里，始终盘旋着那些他念出来的、古怪的句子。它们就像魔咒一样，挥之不去。他想写一篇战斗檄文，用最激昂、最革命的语言，将这份文件批倒、批臭。但他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从何下笔。
他努力回忆着那些句子。
“一个阶级不会感到痛苦，一个民族不会进行思考。”
怎么批判？难道要说“阶级能够感到痛苦”吗？这不合逻辑。难道要说“这句话的阶级立场是反动的”？可它陈述的，似乎是一个生理学事实。
“个体是自在的目的，而非实现任何集体、国家或历史进程的工具。”
这句话让他怒火中烧。这不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反面吗？这不就是对“螺丝钉精神”的彻底背叛吗？他奋笔疾书：“该理论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妄图瓦解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是用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来对抗无产阶级的无私奉献……”
写到这里，他又停住了。因为他想起了《安康》里的另一部分，那因为时间关系没念完的——“1.3 互助道德”。
一个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会有一整节，来谈论“互助”？
卫东感觉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一团乱麻。他所熟悉的那个黑白分明、敌我清晰的世界，仿佛被这份文件撕开了一个小口子，从里面钻进来一些灰色的、他无法定义的东西。
他想起了在台上，当他念到那些句子时，台下群众那一瞬间的安静和茫然。也想起了顾惟言那张始终低垂的、毫无表情的脸。他真的是这份文件的作者吗？
不知为何，卫东的心里，第一次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动摇。不是对革命的动摇，而是对自己“理解能力”的动摇。他感觉，自己似乎面对着一个远比顾惟言这种“死老虎”更强大、更难缠的敌人。这个敌人没有实体，它就是那些冰冷的文字和逻辑。
他烦躁地合上笔记本，把笔扔到一边。批判文章写不下去了，可那些逻辑的碎片，还在他的脑海里自行组合、碰撞。
“互不侵犯原则”、“自愿联合体”、“道德政治反比定律”……这些他今天下午才第一次看到的词汇，像一群陌生的飞蛾，在他封闭的思维空间里胡乱飞舞，搅得他心神不宁。
他躺了下来，用被子蒙住了头。他强迫自己去想领袖的教导，去想那些激动人心的口号。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那些冰冷的呓语，始终在耳边回响。
“牛棚”。
一间废弃的、充满霉味的地下锅炉房，成了顾惟言和另外几个“牛鬼蛇神”的临时居所。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悬在头顶的、昏暗的小灯泡，日夜不熄地亮着。
顾惟言躺在一张用几块木板搭成的通铺上，身体因为白天长时间的“喷气式”而酸痛欲裂。同屋的人早已沉沉睡去，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和绝望混合的气味。
然而，顾惟言的精神，却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的清醒状态。
他的眼睛紧紧闭着，但他的脑海里，却是一片璀璨的星空。
那些被卫东念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句子，此刻，正被他用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和逻辑能力，一点点地重新拼接、组合、推演。
他是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这意味着，他的思维方式，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截然不同。他习惯于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去构建一个理论体系。而《安康》这份文件，正是在用他最熟悉、最欣赏的方式，去构建一个社会学的宇宙。
“个体是承载一切社会现象的唯一物理基底。”——这是公理一，是整个体系的“奇点”。
“基于神经科学，意识的唯一载体是个体大脑，因此，个体拥有自我所有权。”——这是推论一，从物理事实到权利主张的第一步，无懈可击。
“侵犯他人的自我所有权，是唯一不正义的行为。”——这是“互不侵犯原则”，是这个宇宙中的基本力。
“将劳动投入无主之物，创造了财产权，侵犯财产即侵犯生命能量的延伸。”——这是将权利从“自身”拓展到“外部世界”的关键桥梁，逻辑上同样自洽。
顾惟言在黑暗中，无声地、战栗地，推演着这个理论体系。他仿佛在看一位与牛顿、爱因斯坦同样级别的思想大师，用几条简单的公理，构建起一个全新的、恢弘的宇宙模型。只不过，这个模型所描述的，不是星辰的运行，而是人类社会的秩序。
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纯粹的智识上的震撼。这种震撼，他只在年轻时第一次读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体验过。那是一种见证了“神迹”的感觉——不是宗教的神迹，而是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秩序和和谐之美的神迹。
这个理论是完美的吗？不，他立刻想到了很多问题。资源的初始分配问题，如何处理外部性，如何维系一个纯自愿社会的凝聚力……但《安康》似乎也预见到了这些。卫东念的最后一节，那个“互助道德”，似乎就是为了解决凝聚力的问题。而那个卫东匆匆概括的关于“两个阶段”的论述，似乎是在探讨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
这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体系。
紧随而来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
他比李建国、比卫东，更清楚这份文件的“反动”程度。它不是在批判某个政策，也不是在反对某个领导。它是在从根基上，用物理学和生物学做铲子，彻底铲除了支撑这个时代所有理论的土壤。如果说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一座大厦，那么《安康》不是往大厦上扔石头，它是直接宣布，建造这座大厦的地基，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
这是一种文明级别的颠覆。
谁写的？顾惟言的脑中同样闪过这个问题。但他很快就否定了任何他能想到的人。这份文件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所认识的、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学者。那份对“熵”、“神经科学”、“非零和博弈”的熟练运用，以及那种毫不妥协的、从第一原理推导一切的决绝，带着一种……一种他无法理解的、仿佛来自未来的决断力。
他蜷缩在肮脏的木板上，身体因为疼痛和寒冷而发抖，精神却因为激动和恐惧而燃烧。
他知道，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秘密的持有者。不是持有那份文件，而是持有对这份文件的“理解”。李建国他们看到的，是一篇“反动文章”；而他看到的，是一张通往全新世界的、逻辑缜密的星图。
而在这片黑暗的宇宙里，仅仅是“看见”这片星图本身，就是一种足以致命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