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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思考:庇隆主义国家建筑中现代性的面孔(194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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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6日上海大学夏婷婷老师在复旦大学所作的讲座《新文化史视域下的庇隆主义运动》令笔者深受启发,《明天是圣庇隆日》是该视域下庇隆主义研究的代表性作品。笔者拟就本人的兴趣领域,遴选相关论文,规避被哔的表述,就庇隆主义、城市规划与建筑作一摘录。


本文节译自Anahi Ballent于2018年发表的Faces of Modernity i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Peronist State, 1943–1955。

译者:玻璃离子水门汀

阿根廷史学家费德利科·芬切尓斯坦(Federico Finchelstein)认为,法东斯主义是一种通用的跨国意识形态,可以在墨导最初的设想之外进行解释或改编。从该视角出发,法东斯主义作为影响庇隆主义及其政治文化形成的一个因素,具备新的意义。庇隆主义在精神与气质上属于法东斯主义时代,因为它通过大规模改造建筑环境,推动宏伟的国家复兴愿景。

建筑与城市规划可被视为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以推动社会的变革。积极主动的城市规划、全新的公共建筑与雄心勃勃的住房政策传播了一系列与庇隆主义政治相关的正面形象——尽管这些活动在风格或美学方面并不连贯、统一。

第一批相关研究出现于1960s,这批研究遵循了当时的既定范式,即将现代主义美学同民主制度等同,将乡土建筑(vernacular)、新古典主义美学与独裁统治等同,庇隆主义主导的城市化自然被纳入后者。第二批研究出现于1980s,学者发掘了现代主义在庇隆主义文化生产中的作用,更为广泛地反思庇隆政府的美学多样性及其政治意义。这种反思使得人们意识到,想要解释庇隆政府时期技术(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美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

意大利建筑理论家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于1980年发表了著名论文《红色维也纳:社主义维也纳的住房政策》(Vienna Rossa: La política residenziale nella Vienna socialista),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政治与建筑形式/美学并非直接联系,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建筑所处的城市环境,或建筑自身的技术层次,都是相对独立的。这些观点为本文提供了指导方向。

本文的逻辑思路如下:首先分析庇隆政府在文化领域项目的实现情况,从而揭示国家推动建筑生产与城市规划的条件;其次,分析三个由庇隆主义者进行的建筑/城市建设案例,这些案例能够展现国家机构、政府决策、技术创新、城市条件与美学思想的不同衔接。

1947年11月,庇隆与知识分子、艺术家、教育家等举行一系列会议,建筑与城市规划被纳入艺术领域的范畴。庇隆始终希望建立一个统筹全国文化工作者的国家机构,赞助他们的创作活动,该设想仅在政权末期短暂实现。由于国家并未强加任何特定的美学标准、庇隆主义本身就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况且庇隆政府中存在着不同的技术团队,因此建筑/城市建设之中从未采取单一的美学标准。建筑生产始终包含各类风格:激进或温和的现代主义建筑,乡土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这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建筑与政治无关。与此相反,建筑与城市形象反而是宣传活动的积极对象,这些宣传有助于建立庇隆主义的政治身份。一言以蔽之,庇隆主义建筑符合美国历史学家玛拉·斯通(Marla Stone)分析意大利法东斯主义时提出的“霸权多元主义”(hegemonic pluralism)概念。


三个建筑/规划案例:

埃塞伊萨国际机场(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Ministro Pistarini),由公共工程部门建造。领导该部门的是军事工程师胡安·皮斯塔里尼(Juan Pistarini),他于1930s加入了军方的天主教民族主义派系。皮斯塔里尼希望在布市西南部建造该机场,且配合以相应的机场员工居住区、其他劳工居住区。埃维塔城(Ciudad Evita)始于1948年,由意大利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路易吉·皮奇纳托(Luigi Piccinato)负责。皮奇纳托曾负责在意大利墨导时期清理蓬蒂内沼泽地,并在该地建造新城市,他还参与了柯布西耶在印度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在他的倡议下,阿根廷的住宅项目主要采用美国的乡村风格建筑。这些新建的居住区由各个社会阶层共享,减小了居住隔离。

机场构成技术-经济现代化项目,埃维塔城构成社会现代化项目。前者主要表现为现代主义建筑,后者主要表现为美国的乡村风格建筑。换而言之,公共建筑、技术建筑与私人住宅建筑的风格是迥异的。现代主义是未来的象征,乡村风格是传统的投射,这表明庇隆主义试图构想一种根植于阿根廷历史上的现代主义。

“布宜诺斯艾利斯规划研究室”(Estudio para el Plan de Buenos Aires, EPBA):出身于激进公民联盟分支派系的埃米利奥·西利(Emilio Siri)于1946年被庇隆任命为布市市长,这位新人大量任用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弟子们于1947年成立了EPBA,遵循CIAM的城市规划原则,设计了1938年布市规划。他们希望让城市更加集中,将市中心恢复成柯布西耶倡导的“市民中心”,限制城市的扩张浪潮。遵循庇隆主义的要求,他们希望建造超高密度的高层公寓楼,以便为城市腾出大片绿地。由于庇隆政府的权力并没有那么大,这种过于激进的建筑方案难以实现。

埃娃·庇隆基金会(Fundación Eva Perón)的总部及其住房项目:总部是独特、简约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基金会负责的住房项目则是乡村风格建筑。总部位于布市南区的劳工居住区,邻近阿根廷劳工联合总会(CGT)。


上述三个项目由国家内部的不同技术部门负责,符合“霸权多元主义”的表现。每个案例都凸显了庇隆主义秩序的不同视觉感受:埃塞伊萨国际机场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EPBA体现新政治力量的动力,埃娃·庇隆基金会体现庇隆夫妇与民众的融洽。这些项目通过国家权力促成,体现着对国家现代化与民众主义未来的乐观预测。在庇隆主义的指导下,阿根廷既要保持与过去的联系,又要开创富有想象力与英雄主义精神的现代化未来,于是产生了各种美学的大杂烩。

CC BY-NC-ND 4.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