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到权力：彼得·蒂尔、J.D. 万斯与美国右翼如何误用勒内·吉拉尔的思想

5 月 25 日

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的遗产

去年夏天，我意外地在两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第一个是在一篇文章的拼图照片中，那篇文章是《Talking Points Memo》的乔什·科文斯基（Josh Kovensky）在J.D. 万斯（J.D. Vance）成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后写的，题为《通往威权右翼的旅程》（A Journey Through the Authoritarian Right）。在那张拼图中，除了有一个肌肉男眼中射出激光、反民主博主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以及彼得·蒂尔（Peter Thiel）手中搓着美元钞票的照片外，还有我在斯坦福大学时的教授和朋友——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当时我人在法国，读完那篇文章几小时后，我又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出租车窗外看到了吉拉尔的脸——这次是印在一辆轻轨列车上的巨幅贴纸。原来，他是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中世纪普罗旺斯小城新公共交通系统中，被永久纪念的十几位本地英雄之一。那么，阿维尼翁这座富有历史的法国城市和美国的右翼威权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这位在2015年去世、曾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著名哲学家，如今被两方都声称“与他有关系”。但只有一方的说法是真的。美国右翼对吉拉尔思想的误用，不只是学术圈里的事，它对我们的政治讨论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我清楚地知道，美国右翼错误地“继承”吉拉尔思想的源头在哪里。1990年代，我曾在斯坦福校区参加一个小型读书小组。我们隔周在一间1989年洛马普列塔大地震后留下的拖车房里聚会。这个小组成员包括几位访问学者、少数前学生以及吉拉尔在校园里的朋友，而这个小组的领读人正是吉拉尔本人。尽管当时他已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理论贯穿了我们所有讨论的核心，但在这十人左右的私密圈子里，有一位成员后来在可见度和政治影响力上超过了吉拉尔本人——他就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

蒂尔曾参与这个读书小组的事实，在一些介绍他与吉拉尔关系的文章中被简略提及。无论是记者、播客主持人，还是年轻创业者，都希望通过蒂尔对吉拉尔思想的推崇，找到一把“万能钥匙”，借此揭开蒂尔的谜团，解释他如何成功从风投中脱颖而出，乃至为何在2016年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确，一些渴望成为亿万富翁的人，真的在亚马逊上买了《祭牲与成神》（Violence and the Sacred）或《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这类吉拉尔的书，试图从中找到通往财富的大门。这种场景虽然看起来有点荒诞，却很可能真的发生过——就像那些“一个神奇小窍门让你快速致富和健康”的广告一样，这些人试图用哲学理论当作发财“秘籍”。

透过吉拉尔看蒂尔：寻找万能钥匙

有些人翻阅吉拉尔的书，目的却恰恰相反——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揭穿甚至贬低彼得·蒂尔。就像《哈泼斯》杂志（Harper’s）的山姆·克里斯（Sam Kriss）所说：“吉拉尔主义已成为反动思潮中一门神秘的新教义。”（Girardianism has become a secret doctrine of a strange new frontier in reactionary thought，原文：Overwhelming and Collective Murder）他这番话也被“认识你的敌人”播客（Know Your Enemy）的主持人和作家约翰·甘兹（John Ganz）在长达90分钟的节目中引用，该期名为《勒内·吉拉尔与新右翼》（René Girard and the New Right）。这期节目总体上对吉拉尔的思想做出了较为丰富、认真、且有深度的介绍。但即便如此，他们和克里斯一样，在暗示吉拉尔思想与蒂尔右翼立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时，依然缺乏说服力。事实上，我看到的所有批评蒂尔“崇拜”吉拉尔的讨论，都呈现出相似的模式：他们试图借此机会贬低吉拉尔，以便拉低蒂尔的地位，从而削弱整个右翼阵营的影响。和蒂尔的追随者一样，这些批评者也是因为蒂尔才去看吉拉尔的作品。但他们想实现的“神奇技巧”不是致富，而是寻找一种心理安慰——希望能确认蒂尔所谓“思想支柱”其实并不牢靠。

不过，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外行误读”，而是蒂尔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右翼人士在有意扭曲吉拉尔的思想。这种刻意改造带来了现实层面的后果。蒂尔确实深入阅读过吉拉尔的作品，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世界观，但他对吉拉尔核心思想的“选择性吸收”却歪曲了原意。这种扭曲不只发生在蒂尔身上，他的政治门徒J.D. 万斯也同样如此。仔细分析蒂尔和万斯如何误解甚至利用吉拉尔的思想，就能看出这些误读如何影响他们对“权力”的理解与运作方式。这不仅改变了学术上的讨论，更影响了现实政治的运作方式。

J.D. 万斯：颠倒“现代对受害者的关怀”（The Modern Concern for Victims）

勒内·吉拉尔的“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认为，人类的欲望并非天生的，而是通过模仿他人产生的。当我们模仿别人的欲望时，就会产生竞争，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相同的东西（比如地位或资源），结果就容易引发冲突。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人类历史上常用“替罪羊”机制——把集体的愤怒发泄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这个行为短暂地让群体重新团结起来，但却掩盖了暴力的真相，用神话包装为“受罚者罪有应得”。

吉拉尔指出，犹太-基督教传统首次揭露了这一机制：它为受害者发声，揭示了替罪羊制度的荒谬与不公。例如，《诗篇》（Psalms）、“受苦的仆人”（Suffering Servant）、以及约瑟与兄弟们的故事等，逐渐揭开了模仿冲突和祭祀暴力的面纱，推动人类社会开始反思并拒绝这种恶性循环。

吉拉尔在 1990 年代我们读书小组时期，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对受害者的关怀”（the modern concern for victims）这一概念，并认为它是当代文明最核心的价值。他在 1996 年说过：

对受害者的关怀，具备了真正“绝对原则”（Absolute）的所有特征。它能抵挡所有质疑，是唯一一种不会被怀疑击溃的信念……
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种对受害者的关注，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绝对”，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线索都指向它的深刻意义，它或许能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来解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整个历史，似乎都在朝这个主题聚拢……

在吉拉尔看来，对受害者的关心，是源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一种道德责任。但他也指出，这种“受害者关怀”有一个危险的阴暗面：人们可以借“受害者”的身份，来为自己的攻击行为辩护。

在当今社会，政治领袖和舆论领袖经常以“自己或自己支持的群体是受害者”为由，来推动攻击性政策，或压制反对声音。宣称“我们受到了压迫”，变成了一种语言策略，借此正当化进一步制造新的“受害者”。

我们对“替罪羊机制”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文化氛围：既然大家都知道“随便找个人背锅”是不对的，那么现在人们就更倾向于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或者站在其他“被害者”的一边，以此来为自己的暴力或排斥行为找理由。这种逻辑的悖论，正是许多现代政治运动的核心：打着“受害者”的旗号，去进行新的排斥与伤害。

吉拉尔在1993年2月的一次聚会中曾说过一句非常有预见性的话：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唯一可以用暴力对待的对象，就是那些被你认定为‘暴力者’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宣传……大家总是声称自己是在对抗别人的暴力。”

彼得·蒂尔和J.D. 万斯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他们表面上认同吉拉尔的哲学，但实际上却将“替罪羊机制”的理解运用到了扭曲的方向。

以 J.D. 万斯的一个真实例子来说，他曾表示吉拉尔的思想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经常在不自觉中寻找“替罪羊”。在他 202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如何加入反抗者：关于祖母和皈依天主教》（How I Joined the Resistance: On Mamaw and Becoming Catholic）中，他写道，吉拉尔提出的“替罪羊理论”让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信仰。吉拉尔让他明白，人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失败和问题，推到别人头上，把别人当成替罪羊。他在文章中承认，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并说：“这一切必须改变。是时候停止找替罪羊了。”

然而，仅仅四年后，在总统竞选期间，J.D. 万斯却参与传播了一个针对海地移民的虚假谣言。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 Ohio），他与唐纳德·特朗普一道，宣扬一种早已被证伪的说法：这些移民会偷吃当地人的宠物。通过放大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万斯其实正是在制造“替罪羊”，把一个弱势群体当成社会问题的替代责任人。他把“关心受害者”的道德立场颠倒过来，用来合理化对移民的排斥，声称这是为了保护那些“被外来者伤害”的本地居民。这种颠倒恰好说明了：吉拉尔所提出的思想，其实很容易被误用，变成继续制造“替罪羊”的工具——也就是吉拉尔本来想要揭露和反对的东西。根据吉拉尔的模仿理论，万斯应该清楚，有些“特殊标志”会吸引暴力群体的注意，并被当作正当化攻击的理由。吉拉尔把这些称为“迫害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 of persecution），包括：社会边缘身份、文化差异、遭遇不幸、经济脆弱等。

而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正好符合这些特征：他们社会地位边缘，刚来到一个资源匮乏、人际关系薄弱的小镇；他们说克里奥尔语，有着当地人不熟悉的传统文化，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因政治动荡而逃难，几乎一无所有，带着“只求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来到美国；他们经济条件差，容易被误认为在“抢工作”或“占用公共资源”。

吉拉尔还指出另一个常见的“迫害刻板印象”叫做“行为异常”（behavioral deviance）。这次万斯和特朗普传播的就是典型例子——把这些移民描绘成“吃邻居宠物”的怪人，荒谬却极具煽动力。这种“怪异标签”会强化他们的“外来者”身份，为社会仇视提供借口。

大众天然容易被这些标志吸引，因为它们能方便地投射责任、发泄情绪。结果，这些海地移民成了社区集体焦虑和恐惧的替罪羊。

更令人震惊的是，万斯曾公开说：“如果我必须编造一些故事，才能让美国媒体关注美国人民的痛苦，那我就会这么做。”这句话等于他亲口承认，为了政治目的，他愿意故意制造虚假叙事——而这正是吉拉尔所极力反对的“替罪羊机制”。

无论是极度虚伪还是自欺欺人，万斯这种做法的本质，是把非海地裔的本地人（以及他们的宠物）描绘成“真正的受害者”，同时把对海地移民的伤害合理化。这正是吉拉尔所说的：“对受害者的关怀”被彻底扭曲，反而成为继续迫害他人的借口。

“铁杆的、原教旨的吉拉尔信徒”？

J.D. 万斯对吉拉尔思想的“认同”，更多像是一种姿态表演，而不是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解。问题在于，如今的万斯已经拥有了不小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浅尝辄止”的态度就变得危险起来。在斯普林菲尔德，他放大了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无根据恐惧；再结合他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立场，这种言行让人不禁联想到历史上那些因“去人性化叙事”而导致的系统性迫害。当一个人误解吉拉尔只是知识上的问题，但一旦把这种误解变成政策和行动的依据，就可能演变成全国范围内制造“替罪羊”的操作手册。

虽然彼得·蒂尔并没有直接教万斯误解吉拉尔，但在万斯心中，蒂尔地位崇高，而吉拉尔又是蒂尔的思想偶像，于是吉拉尔就成了万斯“模仿链”上的一颗耀眼奖品。哪怕他对吉拉尔的理解并不深入，也忍不住要拿来用。蒂尔不仅深刻影响了万斯的政治走向，还把他引入了吉拉尔的思想世界，而万斯后来就把吉拉尔的理论当成了给自己行为辩护的工具，也拿它作为自己“有思想、有深度”的标志。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彼得·蒂尔本身，情况会变得更复杂。他对吉拉尔的理解远比万斯深入得多，加上他雄厚的财富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力，使得这份理解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后果。蒂尔真正掌握了“模仿理论”的核心，并把它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他似乎认为，吉拉尔所说的“模仿冲突不断升级，社会结构越来越难以承受”这些现象，说明西方世界面临的威胁是根本性的，必须采取果断且激进的应对措施。蒂尔曾表示，美国的“宪政机制”（constitutional machinery）反而阻碍了这种必要的“果断行动”。换句话说，在蒂尔眼中，借用吉拉尔的思想，可能意味着：要想拯救西方，就必须打破传统的民主制度，甚至不惜挑战宪法的基本原则。

我和彼得·蒂尔是在二十多岁时认识的，当时我们都参加了吉拉尔带领的读书小组。蒂尔是个非常聪明、参与度很高的成员。了解他职业生涯的人都知道，他对吉拉尔和“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的热情一直是真诚的。他最近甚至称自己是一个“铁杆、原教旨的吉拉尔信徒”（hardcore, unreconstructed Girardian）。蒂尔确实将他对模仿理论的深刻理解，应用在了各种创新的商业实践中。他投资的许多企业都围绕“竞争”“对名声的渴望”和“模仿欲望”展开，而这些正是他积累巨额财富的关键。

就像电影《社交网络》中展现的那样，Facebook 最初就是一个建立在竞争和“牺牲元素”基础上的平台。扎克伯格在哈佛最早做的那个“Facemash”网站，让学生们对比同学照片、投票谁更“好看”，本质上就是把排斥与羞辱变成了游戏。蒂尔从扎克伯格的演示中看出了这种“模仿潜力”，于是成为 Facebook 的第一位投资人，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有人说吉拉尔可能会觉得这很讽刺，也有人称他为“点赞之父”（The Godfather of the ‘Like）。

蒂尔的创业投资展现了他准确把握“模仿时代精神”的能力——不仅抓住了竞争，还利用了人们对社交认同和联系的渴望。他投的公司如 LinkedIn、Spotify 等，如今已经成为数以亿计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过，问题出现在他的政治理念上。正是在这个领域，蒂尔对模仿理论的应用开始变得令人担忧。

虽然彼得·蒂尔在商业上很懂得如何运用“模仿理论”，但他的政治理念就显得模糊得多，也不那么一致，特别是在是否真正符合吉拉尔思想这一点上。整体来看，蒂尔的立场偏保守。他自己在2023年回忆大学时期，形容当时的自己是“那种右翼自由意志主义的校园青年”（a right-wing campus-Libertarian type）。从斯坦福时期起，蒂尔就一直是“政治正确”的坚定反对者。1995年，他和朋友大卫·O·萨克斯（David O. Sacks）合著了一本书，叫《多元神话》（The Diversity Myth），专门批评多元文化政策，尤其是在名校里的推行方式。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削弱了学术能力和公平竞争，反而让思想变得单一，并鼓励一种“人人都是受害者”的文化。蒂尔当时还向吉拉尔索取推荐语，并真的得到了。吉拉尔在书封上写了一句非常温和、带点距离感的话：“这两位斯坦福的年轻毕业生详尽地记录了校园状况，这应该有助于让大学管理者们坚定立场。”（Two recent Stanford graduates document the situation there with a thoroughness that should help stiffen the spine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这句话虽然不激烈，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蒂尔的观点，但来自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依然为蒂尔增添了学术光环。

不过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这其实是一种“模式”：蒂尔经常把吉拉尔这种含蓄、谨慎的表态，当作是对他政治立场的“间接背书”，哪怕他的一些主张其实已经和吉拉尔的本意背道而驰了。

蒂尔的另一个导师：罗伯特·哈默顿-凯利（Robert Hamerton-Kelly）

彼得·蒂尔在模仿理论方面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导师，这个人的影响有助于解释他为何在政治立场上偏离了吉拉尔的路线——他就是罗伯特·哈默顿-凯利（Robert Hamerton-Kelly）。哈默顿-凯利是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牧师，也是一个狂热的吉拉尔追随者。他是一位宗教学者，信仰的是带有加尔文主义色彩的卫理公会教义（Calvinist-inspired Methodism），这使得他对人性的看法带有一种悲观主义色彩，类似于霍布斯（Hobbes）或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他的世界观融合了基督教的“特殊拯救论”与一种近乎诺斯替主义（Gnostic）的“暴力本体论”，也就是认为暴力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他公开批评那些强调“积极模仿”（positive mimesis）的吉拉尔学者——这种说法认为模仿也可以带来正向、非暴力的连锁反应。他觉得这些人太天真、太理想化，完全误解了人性。相比吉拉尔对“模仿性暴力”复杂、渐进的解释，哈默顿-凯利走得更极端。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献祭机制”不仅仅是文化演化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而是写进人类本能里的“自动反应机制”。

有评论指出，这种极端立场其实是陷入了一个误区：它试图把吉拉尔本来开放、启示性的“人类学视角”硬塞进一个僵化、系统化的理论框架中。哈默顿-凯利把“模仿带来的暴力”当成是必然的、自动的反应，忽略了吉拉尔理论中的关键细节。比如吉拉尔强调，“模仿欲望”是一种极端的“向他人敞开”，而暴力和战争并不是生理本能驱动的结果，而是社会与文化条件下的选择。哈默顿-凯利却把这部分看成是吉拉尔为了迎合启蒙时代价值观才加上的“润饰”，而不是理论本身的重要组成。

要真正理解彼得·蒂尔如何接受模仿理论，就必须认识到哈默顿-凯利的影响。当初正是哈默顿-凯利组织了那个吉拉尔读书小组，而且每次聚会他都会到场，经常在讨论中插话、表达观点，甚至直接与吉拉尔辩论。对不熟悉他的人来说，他的存在感非常强烈，甚至有些压迫感。我当时会带录音机去记录读书会内容，但每次哈默顿-凯利开始发言时，我都会悄悄按下暂停键，因为我更想保留下的是吉拉尔的讲话内容。

蒂尔早在学生时代就认识了哈默顿-凯利，并且是通过这层关系加入了吉拉尔的读书小组。这段友谊非常关键，因为它让蒂尔接触模仿理论的过程中，带上了一种“加尔文主义滤镜”（Calvinistic lens）。而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视角，正好与他对施米特（Schmitt）、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等思想家的人性观产生共鸣——这些人都倾向于认为人性本质阴暗、冲突不可避免。在哈默顿-凯利的影响下，蒂尔接收到的是一种经过筛选的“吉拉尔版本”。这种版本刻意淡化了“积极模仿”（即模仿可以带来正面改变）和“结构性暴力是可以改变的”这些观点，转而强调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这种解释方式，很可能深刻影响了蒂尔后来的政治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读书小组虽然认真听讲，但气氛温和，并不是那种能激发吉拉尔锋利思维火花的环境。当时的吉拉尔已经七十多岁，依然是思想巨人，但他身边不再是那些法国的知识分子对手，比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这些人的争论曾逼得他不断捍卫和打磨自己的理论。比如在1983年，他曾与希腊裔法国哲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有一段精彩交锋。卡斯托里亚迪斯说：“你总是从受害者角度看待希腊神话！”吉拉尔当场反驳：“我哪是继续那种看法？我是第一个从受害者角度解读《俄狄浦斯神话》的人！”（I’m not continuing anything. I’m the first to see the Oedipus myth in terms of victims.）相比之下，我们在斯坦福的讨论就平和得多，吉拉尔通常只是静静地倾听，让话题自然展开，除非真的觉得有必要，他很少激烈回应。

哈默顿-凯利在读书小组中的角色，有点像一个高中篮球教练，老是带自己学生去跟他认识的一位NBA明星朋友练球——而他每次都会亲自上场，想跟那位明星打一对一。我并不是说吉拉尔不欣赏哈默顿-凯利的观点，但经常会给人一种印象：哈默顿-凯利利用这次“面对面”机会，试图引出吉拉尔一些言论，以此支持他自己的一套神学观点。而吉拉尔本人似乎更享受的是与一群愿意倾听的学者和旧友交流他的新想法。在小组讨论中，偶尔会浮现一些保守倾向的观点，要维持平衡，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引导节奏。而我觉得吉拉尔本人也在以一种安静、沉稳的方式，巧妙地保持着这种微妙平衡。

“施特劳斯时刻”（The Straussian Moment）：2004年的蒂尔

自从1990年代末获得第一笔财富成功以来，彼得·蒂尔一直在两种身份之间游走：一方面，他是职业资本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思想抱负的“知识分子”——自称是“铁杆、原教旨的吉拉尔信徒”，坚定地投入于模仿理论和各种宏大思想。二十多年来，随着他财富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扩大，蒂尔频繁出现在各种论坛和访谈中。他谈吐彬彬有礼，思考深入，在很多议题上都乐于分享自己的观点，虽然并不总是那么坦率透明。

蒂尔身上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特质。《On the Edge》一书的作者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曾采访蒂尔，并在接受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访谈时回忆（Nate Silver on How Kamala Harris Changed the Odds）：他本来只是想简单问一句：“你觉得自己成功有没有运气成分？”结果蒂尔滔滔不绝地讲了30分钟，似乎用一大堆旁支话题把一个核心观点——“他其实相信命运是注定的”（预定论）——巧妙埋藏了起来。很明显，这位前国际象棋冠军讲话的方式就像下棋，每句话背后都有布局、位置感和“伪装”。但不太确定的是，他究竟是在“语言竞技”，还是在故意用一层层看似深刻的模糊表达，掩盖他真实的意图。

在我看来，2004年的那场会议，以及蒂尔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施特劳斯时刻》（The Straussian Moment），就像一道缝隙，让我们难得地透过他的伪装，看清了他真正的思想轮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蒂尔在那次会议上摊了不少底牌。即使过去了二十年，那篇论文以及整场会议的背景——包括它是如何促成、由谁资助的——至今仍是了解蒂尔政治与思想野心最清晰的窗口之一。对于那些想知道“这位吉拉尔门徒到底是怎么思考的”人来说，这篇2004年的文章简直是宝藏。它不仅揭示了蒂尔内心深信人性最真实的写照，是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暴力、源头性的冷酷和加尔文主义的“原罪论”的混合体；也展现了他如何把这些与一个被“简化处理”的模仿理论拼接在一起，构建出一幅未来图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甚至轻描淡写地提出：他对“现实”的某些认知，完全可以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为，甚至是军事行动——这种大胆令人震惊。讽刺的是，在会议论文集的序言中，蒂尔的另一位导师、也是会议共同主办人——我们之前提到的哈默顿-凯利——竟然成了提醒他“踩刹车”的那个人。哈默顿-凯利在序言里委婉但明显地暗示，蒂尔那种“准备发动一场圣战来对抗伊斯兰”的姿态，可能得收一收。这从侧面也说明了蒂尔当时的表态有多么激进，连本就悲观看待人性的哈默顿-凯利都觉得“过了”。

《施特劳斯时刻》这篇文章非常奇特。蒂尔在文中主张，启蒙时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理想——比如理性主义、个人权利、经济优先等——已经不足以应对那些出于意识形态驱动的敌人所带来的威胁。他认为，2001年“9·11”恐怖袭击暴露了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弱点：自由主义强调宽容与和平协商，但它忽视了政治本身就存在冲突本质、暴力的原始力量，以及理性说服的局限性——尤其是当对手是出于宗教信仰或生死存亡感驱动时。蒂尔的观点是，西方社会必须重新思考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他引用了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等思想家，主张只有采取更现实主义、更强硬的政治方式，才能在自由主义自身的“太过宽容”中生存下来。

奇怪的是，这篇论文居然真的存在。当时是2004年，而就在两年前的2002年，彼得·蒂尔刚刚把 PayPal 卖给了 eBay，一举成为亿万富翁；他也已经是 Facebook 的首位投资人兼董事会成员；他的对冲基金 Clarium Capital 管理着超过 2.5 亿美元资金，因大胆的宏观经济押注而声名鹊起。按理说，他本可以安心做个投资人、继续赚钱，但他却写了一篇长达25页、约1.2万字的学术论文。在文中，他自信满满地引用奥古斯丁（Augustine）、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轻松批评洛克（John Locke），甚至讽刺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懦夫”，还发表了许多意味深长、甚至有些阴森的断言，比如：

“如今，哪怕只是为了生存，我们每个人都被迫重新看待这个世界，思考一些陌生甚至怪异的新思想，从而从那段被误称为‘启蒙时代’的漫长而有利可图的思想沉睡中苏醒……”

“当一个人选择不作决定，其实也是在做选择——而这种选择几乎注定是错误的，它背后默认的前提是：人类本质上是良善的、没有问题的……”

“对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根本无法否认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德语）结尾所发出的那个激烈号召——要采取行动。”

就在他商业版图一路绿灯、事业顺风顺水的同时，彼得·蒂尔却抽出时间写了一篇复杂严肃的长文，内容像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政治立场鲜明的研究生写的深度论文，也像是一份“动员令”——呼吁那些有使命感的“基督教政治家”，在面对激进伊斯兰挑战时，为捍卫西方价值观挺身而出、采取“必要的行动”。他还亲自出资，在斯坦福大学组织了一场名为“政治与末日”（Politics & Apocalypse）的闭门小型会议，只有受邀人士才能参加。他和哈默顿-凯利邀请了勒内·吉拉尔出席，并促成会议论文结集出版（Politics and Apocalypse）——包括他自己和吉拉尔的文章（The Evangelical Subversion of Myth），由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费用由他的对冲基金 Clarium Capital 赞助。

这一切让人不得不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一个刚刚成为亿万富翁的人，要投入精力去做一件听起来更像“政治宣言”的学术项目？

答案似乎不仅仅是在于蒂尔对“9·11”这类重大事件的反应，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内心的危机——一种游离于两种身份之间，甚至超越这两种身份的挣扎：一边是成功的企业家，一边是严肃的思想者。当时的蒂尔36岁，正深陷一种“意义感缺失”的困扰。他通过创业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些成就却远远没达到他最初的雄心。比如 PayPal，原本被设想为一种去中心化、能让人摆脱政府货币的新型全球支付手段，结果最后却变成了一个依附传统银行、用来在 eBay 上购物的“支付小尾巴”。他也对硅谷的投资方向感到失望——那里越来越偏向社交媒体和“微创新”，而不是那些真正大胆、颠覆性的项目。蒂尔当然很聪明，他知道 Facebook 会大获成功，但他也清楚，这个平台背后的动力，其实正是吉拉尔（引用帕斯卡）所说的那种“娱乐逃避”（divertissement）——也就是人类用各种方式逃避面对人生意义和终极问题的那种倾向。而问题是：他自己正是这些“逃避工具”的推动者之一。他推动这些“娱乐系统”的存在，从模仿理论角度看，就意味着他自己也在参与一种“升级版的逃避”。作为一个极度好胜、竞争意识极强的人，蒂尔正是吉拉尔笔下那种“超级模仿型人格”（hyper-mimetic）的代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轻而易举地赢。他到底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吗？对财富满意吗？当然是。但他仍然觉得远远不够。他后来创办的一家风投机构，打出的标语就明确表达了这种失望：“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符。”（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

与其逐条分析《施特劳斯时刻》中的每一个观点，不如把这篇文章看作是蒂尔抱负的体现——它表达的是他在思想和政治层面上“掌控权力”的意志。蒂尔在试图将模仿理论应用到现实中的生存危机时，其实自己也深陷在“模仿欲望”中——那种对地位和优越感的强烈竞争冲动。他后来在给J.D. 万斯那一届法学院学生演讲时，也正是讲的这一套。他很清楚，模仿欲望是极其难以自我觉察的，就算是最精通模仿理论的人，也常常无法真正掌控它。正如吉拉尔曾说的：“几乎没人能意识到自己的缺陷。”（Almost no one is aware of his own shortcoming）对蒂尔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他早已明白，模仿理论在现实中很容易反噬自己。吉拉尔指出，即使是像科学研究这样高尚的活动，如果动机不清晰，也可能只是某种“欲望的伪装”——也就是“娱乐逃避”（divertissement）的一种形式。吉拉尔在 1988 年的一次访谈（The World of René Girard: Interviews）中还说过：“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从事正义的政治行动，实际上只是被野心驱动，却给自己找了个好听的理由。”（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give themselves a good conscience in political action when they are simply motivated by ambition.）这并不是说蒂尔从硅谷转向现实政治、思考世界大问题的过程中没有真诚的理想抱负；而是说，他可能还有很多不自觉的欲望在起作用。他确实很看重自我一致性，也努力从模仿理论中保持清醒，但他应该也明白：当一个有钱有势的“思想信徒”试图把自己的理念直接注入社会制度时，其中的“盲区”总是难以避免。不过，蒂尔是睁着眼冒这些风险的。这也许说明，在他心中，危机已经非常迫切，以至于他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哪怕这些行动可能打破常规、超出社会制度的边界。

蒂尔拥有哲学背景（他在斯坦福主修哲学并获得学士学位），再加上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模仿理论，使他在风险投资界显得格外深思熟虑、与众不同。“9·11”恐袭发生后，他重新阅读了几位重要思想家的作品：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他曾在吉拉尔的圆桌讨论中介绍过施特劳斯的思想）、以及德国法学思想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施米特曾说：“商业，是一种极高效但最终通向无聊或荒谬目标的手段。”（business is the superbly functioning means to some pathetic or senseless end）这句话正好呼应了吉拉尔对“娱乐性逃避”（divertissement）的批判。很容易想象2003年的蒂尔，驾驶着他的奥迪S5，在硅谷的280高速上穿梭于会议和阅读之间，陷入一种“模仿式的不安”状态。吉拉尔把这种感觉称为“现代人因为身份模糊而被强加上的未满足的自大妄想”（the unfulfilled megalomania that is literally forced upon men by the undefined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modern world）。那时的蒂尔，正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一头连着他在大学获得的哲学学位，另一头则是13年后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为特朗普发表演讲时那句响亮的自我介绍：“我是彼得·蒂尔，我打造公司……”但他也是那个依旧在深入阅读、与伟大思想家对话的彼得·蒂尔。他始终感受到“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他后来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接受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采访（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iel）时曾说：“我们始终要回归理性、大脑和思想作为核心价值……但不能只停留在内心世界，我们还应该在现实中采取行动。”（We have to always go back to intellect, mind, and rationality as core values…but it can’t be just interiority; we should be acting in our world）这句话，极有可能在“9·11”之前就已经在他心中反复回响了。恐袭事件只是把他内心的思想冲突推向了更激烈的阶段。

为了把这种内心的不安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蒂尔策划了那场名为“政治与末日”（Politics & Apocalypse）的会议，这个项目既是他在思想上的一次自我表达，也是他迈向政治舞台的一步。这场会议促使他正式把自己从大学时期就在思考的“后自由主义”理念写成文字。《施特劳斯时刻》这篇文章，正是他将这些思想第一次完整地公开呈现。他把这篇文章带到会议上，分享给一群教授与学者——包括他一直敬仰的吉拉尔。这不仅是对他内在不安的回应，也标志着他开始将“思想型自我”与“改变世界的野心”合二为一。

所以，《施特劳斯时刻》既是一份“9·11”之后的政治动员书，也可以看作是蒂尔个人的“动员令”。在这篇文章里，全球局势的危机与他自身的存在焦虑交织在一起，这正是“政治版彼得·蒂尔”的诞生时刻。这篇文章读起来既富有思想吸引力，又透露出明显的内在矛盾。它是蒂尔试图回应一个他眼中“已经破碎的世界”的努力。他所设想的未来，是由一群愿意“单边行动”、必要时甚至秘密行动、甚至突破民主规则的人来稳定世界秩序。这种设想，与他刚在2003年创立的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 的理念不谋而合——该公司与政府情报部门关系密切，强调用技术手段处理安全与秩序问题。后来，蒂尔也持续大力资助那些愿意“打破传统民主流程”的政治候选人，推动对现有政治体系的重构。总的来说，从写作到办会再到出版，这一整套行为，是蒂尔试图化解内心危机、确立自己“思想行动者”角色的尝试。

“9·11 的残酷现实，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的基础，”蒂尔写道。他认为，启蒙时代强调的理性、宽容和个人权利这些自由主义理想，面对激进伊斯兰等不认同我们价值观、也不遵守自由原则的敌人时，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这种观点听起来和伊拉克战争时期流行的新保守主义口号——“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很相似，但蒂尔在这里赋予了它更强的思想深度。他大量引用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理论，试图让这种立场看起来更加严谨而哲学化。

他试图将施米特的“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强调“朋友/敌人”二元对立）与施特劳斯提倡的“深奥智慧”和“隐藏的等级秩序”结合在一起，编织出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体系。但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吉拉尔的思想会让这套体系变得复杂得多。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与“朋友/敌人”区分

蒂尔论点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对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那句名言的高度认同：“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朋友和敌人。”（the political lies in the task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riend and enemy）蒂尔写道：“政治就是一片战场，人们在这里被迫做出选择——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蒂尔试图引导那些有信仰、有责任感的“基督教政治家”（Christian statesman or stateswoman），去做出明智而果断的行动决策。但问题在于，他这种“划分敌我”的标准，其实与基督教传统中强调的普世包容精神是相冲突的。他所提倡的这种分裂人类的方式，正是吉拉尔所批判的“典型的异教式姿态”（pagan religious gesturepar excellence）——通过排斥某些人，来维持所谓“神圣与污秽”的边界。例如，圣保罗曾宣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社会中“圈内人”和“外人”的对立。

蒂尔的立场，实际上和吉拉尔晚期的思想形成了直接冲突。特别是在《直面终结之战》（Battling to the End）这本书中，吉拉尔专门批评了施米特的“朋友/敌人”框架，认为它在现代世界中既过时又危险。吉拉尔指出，当代社会对“受害者”的关注越来越高，同时全球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人类对彼此的共通性认识越深，就越难把“敌人”彻底非人化。继续用“朋友/敌人”这种分裂逻辑来看待世界，只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力。

按照吉拉尔的观点，过去那些用来疏导暴力的等级制度和“神圣边界”正在逐渐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模仿性竞争的加剧。随着这种社会结构的“去区分化”（undifferentiation）——也就是莎士比亚所说的“等级、先后、位置”的丧失——冲突会变得更直接、更激烈，整个社会也更容易滑向混乱。吉拉尔的理论直接挑战了施米特那套“敌我划分是政治基础”的核心假设，因此也让蒂尔那篇充满战斗号召的宣言，始终笼罩在一种未能解决的内在张力之中。

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把“敌人”绝对化、非人化，往往会引发极端暴力甚至种族灭绝。吉拉尔明确警告说：

“卡尔·施米特的法律意志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二战之后的现实告诉我们，极端化的升级根本停不下来。他的那套理念，已经彻底失败了。”

即使是罗伯特·哈默顿-凯利——那个总是用一种悲观、宿命论的视角来看待吉拉尔理论，把人类暴力当作几乎不可避免的基本机制的人——也承认施米特的理论框架存在问题。在他为“政治与末日”会议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哈默顿-凯利对蒂尔做了一个含蓄的批评。他指出，施米特提出的“朋友/敌人”政治定义虽然“极具澄清力”，但这种清晰，其实是因为它暴露出这种政治观本质上是一种牺牲性结构。

吉拉尔指出，随着我们逐渐揭示出过去那些“牺牲机制”的运作原理，那些曾用于引导和控制暴力的传统结构也随之失去了效力。但他也强调，在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如果我们还试图重新建立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界限，只会让冲突更加激烈。他主张，我们真正该做的，不是去恢复那些僵硬的旧秩序，而是要学会面对和管理“模仿造成的差异消失”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这才是维持制度平衡的关键。

如果吉拉尔读过蒂尔这篇论文，他一定会对其中充满对抗性的语气感到警惕。在他的晚期著作《直面终结之战》（Battling to the End）中，吉拉尔曾明确警告，不要跟那些渴望加速冲突的人站在一起。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受害者”这一角色，这让“正当政治行动”和“滥用暴力”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会让我们“失去敌人”——也就是说，连敌人都难以清晰界定了。

施米特的思想遗产，本身就因他在1930年代加入纳粹党而变得极具争议。他不仅参与为纳粹政权的集权统治和反犹政策提供法律辩护，还在理论上为极权主义背书。尽管施米特在1936年被纳粹政府解除官方职务（据说是因为党内怀疑他的忠诚度），但他从未公开为自己支持纳粹的行为道歉或反省。这段历史给他的思想蒙上了阴影，也使得今天任何引用他的人都必须非常谨慎。

蒂尔表面上说自己并不想完全回到施米特那种“极端政治观”（robust conception of the political），但他对施米特的高度引用与推崇，实际上已经在论述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对现代世俗价值的批判，几乎完全是通过施米特的视角来展开的，而他为施米特思想所花的大量篇幅，也让整篇文章显得与施米特的世界观难以切割。

“人性的问题”

蒂尔写道：“敌人，是那种让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人性根本问题的存在。”接着他引用施米特的话：“政治的高光时刻，是我们以清晰具体的方式认出谁是敌人的时刻。”

很明显，蒂尔在说的是奥萨马·本·拉登——他在文章中提到本·拉登多达八次——甚至还指向整个伊斯兰世界，他在某处还把伊斯兰称为“西方命中注定的敌人”。蒂尔写道：“当本·拉登宣布要对‘异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十字军’开战时，施米特绝不会建议我们理性地采取温和应对。他会主张发起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作为我们重新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方式。”

蒂尔一开篇就展现出的那种强烈好战姿态，明显受到了施米特的影响。在整篇文章的前半部分，他几乎是借着施米特给予的“理论许可”，猛烈抨击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认为它让西方变得焦虑、软弱，面对一个视这场冲突为“生死以上意义”的敌人时，毫无防备。

他提出了所谓“施米特的令人不安的挑战”（Schmitt’s troubling challenge）：在“9·11”之后，西方必须有为信念而牺牲的觉悟。蒂尔写道：“如果一个阵营里的每个人都像霍布斯那样，把活着看得比死更重要，那这个阵营的人就会在面对战斗和冲突时选择逃跑。而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仍然坚持战斗的敌人，逃跑最终只会意味着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蒂尔在这篇文章的标题页上，是以 Clarium Capital（他的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出现的。他显然不只是想参与关于“西方未来”的学术讨论，而是似乎在设想自己将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甚至可能在思考要不要亲自“对敌出征”。

整篇文章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正在和自己激烈对话的蒂尔。他受到现实事件和阅读的双重触动，试图找出“我是谁”“我该如何发挥作用”。他似乎在寻找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来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意义与目标。在文中，蒂尔反复强调一个观点：西方已经遗忘了“人性”。他用这个词与“古老传统”“自然状态”“人类本质”等词交替使用。但无论怎么说，他真正指的都是——他所认为的人类天性中的暴力与邪恶。他甚至有一处直接用“humanity”（人类）这个词，来代表我们这个物种“默认的暴力倾向”。在这一点上，蒂尔采纳了施米特所推崇的那种“暴力本体论”，也就是认为人类本性就是有问题的。他也主动靠拢施米特尊敬的一批思想家，这些人被认为是“真正的政治理论家”，包括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博叙埃（Bossuet）、费希特（Fichte）、德·梅斯特尔（de Maistre）等人。正如施米特那句著名的话所说：“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都以人是邪恶的为前提……他们都认同‘人性有问题’这一点。”（All genuine political theories presuppose man to be evil… all agree on the idea of a problematic human nature.）

但在吉拉尔看来，尽管人类的模仿能力确实非常容易引发冲突和暴力，而且这些冲突常常会不断升级、反复循环，但模仿本身却是“本质上是好的”，因为它代表着人类对他人的一种“极度开放”的姿态。正是这种开放性，让我们有自由去模仿那些好的榜样，让人类有可能远离嫉妒、冲突和邪恶，走向成长与善意。虽然模仿性的欲望常常导致暴力，但它同样也是人际关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

吉拉尔曾说：“模仿欲望就是一切。它可能会杀人，会引发竞争，但它也是英雄主义、对他人奉献，以及一切美好行为的根基。”（Mimetic desire is everything. It can be murderous, it is rivalrous. But it is also the basis of heroism, and devotion to others, and everything.）

吉拉尔区分了“创造”（creation，他认为本质上是善的）与“文化”（culture，往往是在模仿过程中通过制造替罪羊发展出来的）。这种模仿他人的能力——也就是那种“极度开放”——虽然经常会引发暴力，但它本身并不是暴力的源头。他举过孩子的欲望作为例子：小孩的模仿通常是为了与他人建立联系、学习新事物，这是积极的模仿。在吉拉尔眼中，暴力和牺牲的确很常见，也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但它们不是人类本性的必然产物，而是可以被理解、被管理、甚至被超越的结果。

他曾对我说，他基本上认同英国神学家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的观点。米尔班克是后现代神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认为：暴力与负面力量并不是“从存在本身就注定必要”的，而是在暴力意外进入人类社会结构之后，才变得“悲剧性地必要”——也就是说，暴力本来不是必须的，但一旦开始，就容易自我强化，持续下去。吉拉尔在他的论文《族群冲突与模仿理论》（Ethnic Conflict and Mimetic Theory）中也表达过类似看法：

“把人类看作‘天生暴力’的观点，和把人类看作‘天生温和’一样，都不可信。如果暴力和战争真的是由我们的生理构造所触发，那人类就根本不可能压抑攻击冲动——但现实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许多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蒂尔和哈默顿-凯利的看法却不同。他们倾向于将“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献祭行为”当作一种写进基因的、不可避免的机制。对哈默顿-凯利来说，这种“反应机制”在基督教启示出现之前就是绝对的，这也支撑了他那种非常排他性的“基督教特殊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也因此受到不少批评。而蒂尔则深受施米特、施特劳斯、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等人的思想影响，也同样把“人性”简化成一种根本性的暴力冲动。在这种前提下，他就可以设想出一个明确划分“善”与“恶”的道德世界——一个他自己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舞台。

很明显，蒂尔在模仿性暴力的理解上，跟随了哈默顿-凯利的观点——一种比吉拉尔更极端、更悲观的看法。但不太清楚的是：他自己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甚至是否真的意识到，他已经和吉拉尔的思想产生了分歧。

正如前文提到的，就在一年前，蒂尔还自称是一个“铁杆、原教旨的吉拉尔信徒”。但考虑到他一贯擅长用模糊而巧妙的语言包装自己的观点，我们很难判断，他这种“自我认同”到底是出于真心想与吉拉尔保持一致，还是另有目的。

“敌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具象化而成的身影”

蒂尔与吉拉尔思想分歧的一个鲜明例子，是他如何解读施米特那句著名的话：“敌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作为一个具象化的存在。”这一句通常与施米特联系在一起，而蒂尔引用它，是为了强化他关于“必须认清并正面对抗外部敌人”的观点。他写道：

“政治就是战场，人类在其中被迫划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施米特说：‘政治的高光时刻，是人们以清晰具体的方式认出敌人的时刻。’敌人，是那个迫使我们重新面对人性根本问题的存在；‘敌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作为一个具体人物出现。’而这些争议性极强的根本问题是永恒存在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单方面地‘退出政治’。那些试图逃避政治的人，其实只是陷入了彻底的自我欺骗。”

但蒂尔其实误解了那句“敌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具象化”的真正含义。他把这句话原本所表达的自我反思的邀请，扭曲成了专注对付外部敌人的正当理由。这句话其实并不是施米特本人的话，而是出自他的一位诗人朋友——特奥多尔·多伊布勒（Theodor Däubler）。而在学者海因里希·迈耶（Heinrich Meier）的著作《施米特的教训》（The Lesson of Carl Schmitt）中，这句话的真实语境，其实是在引导人们进行深入的自我审视。迈耶是蒂尔经常引用的学者之一。原意是这样的：

“我们之所以了解自己，是因为我们了解敌人；而我们之所以界定敌人，也是在界定自己。我们所认定的敌人，是那个让我们产生疑问的人，或是我们在试图了解自己、向自己和他人揭示自我时，主动质疑的人。
敌人，虽然违背其意愿，却成为我们自我认识旅程中的一种‘帮手’。而当这种自我认知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时，它本身也可能成为敌意的源头。”

根据海因里希·迈耶的解释，施米特对“敌人”的概念，其实是与自我反思和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的。敌人就像一面镜子，迫使我们面对“我们是谁”，引导我们深入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

但蒂尔完全忽略了这个内省的层面。他引用这句话，不是为了反观自身，而是当作一把“外指的武器”，用来号召大家对抗外部敌人。他没有问自己“我是谁？我的问题是什么？”，而是把问题抛向别人。他实际上是在质问他的两个“假想敌”：“你们怎么能忘了‘邪恶’这回事？”——对启蒙自由派，他在质问他们为何天真；而对伊斯兰世界，他则将其描绘为邪恶的化身。

这种说法，本来可以引导我们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但蒂尔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修辞工具，用来强化“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对立划分。这种做法更符合施米特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吉拉尔的。吉拉尔主张的是理解和化解冲突，而不是进一步加深对立。

蒂尔对这句话的误读，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它无意间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他急切地想要接受施米特那种激进的立场，渴望找到一个“命中注定的敌人”，来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意义和目标”，却完全忽略了这句话真正提供的那个——自我反思的机会。

在他那篇长达一万两千字的论文中，几乎看不到任何自我审视的痕迹。在一个本该沉下心来反思的历史节点，蒂尔却发出了“行动起来”的号召。这种做法反映出一种明显的倾向：他所理解的“模仿性冲突”和“基督教信仰”，不是用来培养谦卑与共情的，而是用来为“寻找敌人”这件事提供理论支持。

蒂尔的这种立场，实际上与吉拉尔对政治行动的看法形成了鲜明对立。吉拉尔虽然承认“政治中确实存在合理、健康的行动”，但他几十年来始终对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非常容易陷入模仿性的螺旋式冲突，越演越烈。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被卷入一场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剧烈变革之中，我们只能尽量不那么糟糕地去应对它们（nous devons essayer de gérer le moins mal possible）。”这句话提醒我们：任何政治行动都不应被模仿欲望所绑架。吉拉尔指出，人际关系中的怨恨和嫉妒，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政治思想和行为。而蒂尔的这篇文章，既缺乏必要的自我觉察（比如他对那句多伊布勒名言的误解），又处处强调“识别敌人”和“采取强硬手段”，这种方式正是吉拉尔所一贯高度警惕的典型例子。

蒂尔在文章中曾短暂地表示，似乎愿意对施米特的“敌我划分”框架保持一点距离。他提到：“施米特把世界划分为朋友和敌人，这种分法潜藏着一个危险的动态过程，它会摧毁这种划分本身。”他所说的这个“危险的动态”，其实正是吉拉尔所说的模仿性对抗（mimetic rivalry）：当两个对手渴望的是同一个目标时，他们的冲突不会让彼此更有区别，反而会越来越像，把原本的界限抹平，最后变成彼此的“翻版”。

蒂尔以一种“若隐若现、点到即止”的方式承认了一个事实：我们越是陷入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就越容易变得像我们所谓的‘敌人’。

即使蒂尔隐约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仍试图摆脱模仿理论所带来的困境——明明他对这套理论非常熟悉，但它已经把他逼到了思想的角落。他写道：“我们必须谨慎选择敌人，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种“打了折扣”的承认，却也显得相当矛盾和无力。这就好比，福楼拜如果说出那句著名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Madame Bovary, c’est moi）之后，又立马补一句：“不过这不是重点，我其实很讨厌她和她那种人！”

蒂尔在这里，实际上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他仍在几十年前施米特那条早已被时代淘汰的路上前行，却固执地继续演这出戏。他不愿真正放下“朋友/敌人”的二元思维，只是主张：“我们应该更聪明地挑敌人。”

其实，蒂尔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真要放弃“敌我划分”这一框架，那就等于推翻了他整篇文章的核心立场——也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必须识别并对抗那些威胁我们生存的敌人。对蒂尔来说，要构建一个超越“朋友/敌人”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就像要想象一盘没有黑白对弈的国际象棋棋盘一样——根本无法成立。

他在文章中确实短暂意识到：一旦把敌人当作“圣战”的对象，自己最终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从而失去了“我们”和“他们”之间本该存在的区别。他承认了这个困境。他甚至表示，不认同施米特提出的那些“极端到近乎黑暗的解决方案”——这里暗示的，可能正是施米特当年与纳粹合作的历史。到了这一步，蒂尔仿佛走到了一片搁浅的海滩。他坦率地写道：“我们陷入了僵局。”（We are at an impasse）

在这个“思想上的死胡同”时刻，蒂尔并没有多停留在“大规模屠杀本身的道德恐怖”上。对他来说，之所以不能采纳施米特那套极端方案，并不是因为良知受到了震撼，而是因为技术现实发生了变化。他说：“施米特在他那些黑暗沉思中偏好的极端解决方式，在1945年之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科技毁灭力无限的世界。”

蒂尔把“问题出在科技发展”上，而不是“问题出在人类曾经实施过大屠杀”，这一点令人非常不安。更具体地说，他似乎完全回避了对大屠杀所代表的道德崩塌的正面回应。这种沉默部分可以理解为：一旦他承认了“施米特的朋友/敌人理论”在纳粹暴行中彻底失败，那就等于动摇了他自己整篇文章赖以构建的政治逻辑。

“谨慎前行”

对蒂尔来说，世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陷入僵局”。不过他在文章下一部分用的副标题——“谨慎前行”（Proceed with Caution）——已经暗示这个僵局只是暂时的。他很快找到了突破口：求助于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施特劳斯的思想给了他一针“思想肾上腺素”，让他得以继续前进。施特劳斯主张：伟大的思想家往往会把他们最激进的观点藏在复杂、隐晦的写作之下——这一点毫无疑问非常吸引蒂尔这种善于布局的人。他一定对“隐藏的真相”和“由精英少数人守护真理”的理念充满共鸣。

施米特试图为“朋友/敌人”理论寻找合法化路径，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但施特劳斯似乎暗示，还有许多“法外之路”可走，这也让蒂尔重新燃起希望。他写道：“可行的道路比最初看起来的要多。”

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和启蒙运动削弱了过去那种能凝聚社会的“建构神话”。在他看来，启蒙思想对“理性”和“透明”的痴迷，其实是把那些维系社会秩序的“高贵谎言”给剥光了。而蒂尔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机会：如果公开的民主讨论没办法解决问题，大众又不了解人性真实的一面，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维持这场表面上的政治秀？

他渴望回到那种宏大、无拘束的领导模式——就像现代版的亚历山大大帝，用一剑斩断当代世界的乱麻。

那么，蒂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居然在这种问题上出奇地“不谨慎”，暗示我们需要一种不受代议制民主“制衡机制”限制的政治架构（a political framework that operates outside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他还设想了一种“特殊架构”，其中包含情报、间谍等隐秘手段，可以“有效补充美国体制”。换句话说，蒂尔开始试探性地接纳一种“影子精英前锋队”的概念——一个在黑暗中行动、不受民主监督的力量。

这也正是施特劳斯“深奥写作”（esoteric writing）理念与蒂尔野心高度契合的地方：如果某些真相对大众来说太危险，那就不仅有理由由少数“觉醒者”掌握并引导社会，更是必要的。

正是靠着施特劳斯的这一套思路，蒂尔在思想僵局中“起死回生”，重新点燃了他的“行动计划”。但讽刺的是，他提出的“谨慎前行”，其实并不谨慎——他只是用施特劳斯的哲学当作跳板，为一套可能破坏开放社会原则的议程找理由。在这种思路下，民主制度、公开辩论和我们熟悉的政治秩序，反而成了他眼中“阻碍必须果断行动的障碍”。

不过，他的论点中也隐含着一个不安的认识：一旦他承认“朋友/敌人”的分法最终走向道德死角——需要用冷酷的“野蛮”来打败敌人——那就等于放弃了“我们比他们更有道德”的立场，这种对立也就不再成立了。这其实让他自己所依赖的敌我框架，悄然失效。

在试图通过施特劳斯解决思想僵局失败后，蒂尔又转向了吉拉尔。他试图把吉拉尔的观点纳入自己“人性本恶”的叙事中，将吉拉尔、施米特和施特劳斯并列引用，硬说吉拉尔也承认了一种“被启蒙时代粉饰掉的、关于人类暴力的可怕真相”，还声称“有一天，这个真相将被彻底揭示”。他为了证明这一点，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吉拉尔在《从世界奠基以来隐秘的事》（Things Hidde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中说的一句话：“如今，没有一个问题比‘人之为人’的问题更关乎未来。”（No single question has more of a future today than the question of man.）

蒂尔把这句“人之为人”的问题，与他文中提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起源的问题”“城邦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等——它们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人性的本质问题”。而在蒂尔笔下，这个“人性问题”其实就是他一贯主张的委婉说法：人性是邪恶的。在他引用的思想家中，几乎所有人——除了吉拉尔——都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个观点。

于是，蒂尔试图让吉拉尔的“人性之问”变成施米特所说的那句：“人的危险性之问”。

但事实上，吉拉尔这句话的原意并不是在说“人是邪恶的”。他是在讨论人类独特的模仿行为，以及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进化机制上的根本差异。

可对蒂尔来说，这还不够。他需要吉拉尔站在“人性根本就是坏的”这一边。因为如果像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和施米特所认为的那样，个体本质上是邪恶的，那么二元对立就会继续存在，敌人就可以被明确指出，“果断行动”也就可以再次正当化，就像过去那些“没有太多限制的年代”一样。

回到这个点上，蒂尔其实是在重新打已经输了的仗。他强行拉吉拉尔“入伙”，好像只要借来一位新权威，就能让“朋友/敌人”的划分再次成立。但这么做恰恰暴露了他有多被困在这个逻辑里：他其实知道，模仿理论已经揭示这个二元对立只是“镜中倒影”，不能真的复活。可他依然试图用吉拉尔的名义，给那个已经“死去的划分”注入新的生命——带着一种近乎末日般的紧迫感。他拉着施特劳斯和吉拉尔一起，想说服自己，也说服读者：即使这让我们“变得和敌人一样”，我们还是必须对一个“比我们更邪恶的敌人”果断出手。

“必须采取行动”

在讲到吉拉尔的部分，蒂尔一开始确实对模仿理论做了相对准确的总结。他解释说，在吉拉尔看来，人类本质上就是模仿性极强的生物——“巨大的模仿机器”（gigantic imitation machines）。我们的模仿能力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文化上，更体现在“欲望本身”。在古代社会，模仿性冲突最终常常会演变成“众人对一人”的暴力——也就是整群人联合起来，把暴力发泄在一个替罪羊身上，通过牺牲这个无辜者来恢复社会秩序与和平。但在现代社会，“猫已经从袋子里跑出来了”：我们已经意识到替罪羊其实是无辜的，而过去那些通过“祭祀”来控制暴力的机制，如今也在逐渐瓦解。

蒂尔说得没错：“对吉拉尔来说，现代世界带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性’。”因为当那些原本由制度与规则——也就是牺牲逻辑——维持的秩序开始崩溃，暴力就会失控，模仿性冲突可能无处不在。

但就在他似乎要忠实呈现吉拉尔思想的时候，蒂尔突然来了一个“偷换概念”。他前一句还在说 “在吉拉尔看来……”，准确描述吉拉尔的观点，下一句却变成了 “从一个吉拉尔式的视角来看……”，然后开始偷偷植入他自己的想法——试图模糊“吉拉尔真实说过的”和“他希望吉拉尔说过的”之间的界限。结果，蒂尔最终讲出一个打着“吉拉尔”旗号的故事，却在推崇一种吉拉尔本人肯定会警惕，甚至完全反对的政治行动方式。

在整篇文章中，蒂尔反复表达了他对“逃避决策”的不满。他写道：“你无法通过一个决定来避免所有决定”，还有，“那些被回避的决定，往往才是最重要的”。这些话大多是用来批评启蒙自由主义者、联合国（他讽刺说那是“愚人讲的故事”）以及其他他眼中的“软弱目标”。但其实，吉拉尔也成了他这种不耐烦情绪的对象。吉拉尔既有对人类未来的“末世式预警”，又强调政治上的克制谨慎，这种矛盾让蒂尔感到非常挫败。从某种角度看，蒂尔这篇文章就像是一连串“试探进攻”，他不断测试吉拉尔理论的防线，看哪里可以被他自己的激进观点所“借道穿透”。

这个过程很微妙——尤其是这篇文章还是他在吉拉尔本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的——所以他必须同时动用“模糊处理”与“恭维包装”。一方面，蒂尔大力拔高吉拉尔的地位，说他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终极真相”；但另一方面，他又悄悄地想把这个“真相”塞进他自己设定的政治框架中，用来支持他那套更强硬的世界观。

蒂尔的文章中确实充满一种很强的“能量”——一种不安分的冲劲，这股劲一方面成就了他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隐隐不安。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纽约客》2011年那篇描写蒂尔的文章（《No Death, No Taxes》）中，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年轻时的蒂尔在下象棋时，如果发现自己的王要输，就会直接把棋盘扫掉。读他的这篇文章，既让人想起那种“宁可推翻整个棋局，也不接受失败”的气质，也会联想到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短篇小说《必须采取行动》（Action Will Be Taken），小说里的主人公烦躁地抱怨：“我总是觉得电话不够用，没法跟上我体内源源不断的冲劲。”

蒂尔提出的“施特劳斯式视角”（Straussian perspective），本质上是一种“后政治”方案——由少数精英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政策。他自己当然知道，这种观点是吉拉尔绝不会支持的，所以他在构造自己的“吉拉尔式立场”时非常小心，从不直接说吉拉尔就是这么想的。他只是有意地引导读者产生那种误解，既能避免被指控歪曲吉拉尔，又能借吉拉尔的权威为自己的立场背书。

到了吉拉尔部分，蒂尔那种“有分寸的模糊”几乎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误导。他把自己“人性本恶”的暴力观点，与一个“当下世界极度危险、需要宪法之外秘密精英出手”的局面，包装成是吉拉尔理论的“自然延伸”。他声称，当前“政治辩论的失败”，将导致一种“暴力与全球化的融合，最终一切对暴力的限制都会被取消”。按照蒂尔的逻辑，我们必须立即识别并提前打击人类内在的暴力倾向——这是他制造紧张气氛、推动自己议程的策略，而他却披上了“吉拉尔思想”的外衣。

蒂尔这种黑暗的世界观，还延伸到了他对文化停滞的抱怨。在他看来，当代文化之所以令人沮丧，是因为我们没能实现像《星际迷航》或《杰森一家》（The Jetsons）中那种理想化的未来。他曾对《华尔街日报》说（Technology = Salvation），现代科幻“都是在讲失败的科学，或者压根儿没用的科学”（about science that is bad or doesn’t work）。在他眼里，今天科幻作品充斥的反乌托邦情节，说明整个社会已经病了。但问题是：科幻的这种变化，难道不能是艺术风格的演变、市场偏好，或者——按照吉拉尔的说法——模仿驱动下的潮流跟风吗？它真的就是“文明衰败”的铁证吗？不可否认，我们的世界确实正在经历动荡、复杂、变化迅速。但蒂尔对“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怀旧，并不只是对文化停滞的感叹，而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耐烦，对现状的极度失望。他甚至把“没有飞行汽车”这种科技落空，作为自己支持激进政治变革的又一个理由。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制度内解决不了问题，而在于制度本身成了障碍，必须打破。于是，蒂尔所谋求的，不再只是“批判当下”，而是彻底改写未来。

蒂尔喜欢冒险，这种性格让他所推动的思想变得更加危险。他那些激进、反主流的投资策略并非总是成功，比如他管理的 Clarium Capital 就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遭遇了惨烈亏损。而现在，他似乎正把这种高风险思维从投资领域转移到社会层面，搞一场更庞大、更难以收场的“社会实验”——后果可能远比投资失败严重得多。

在这种背景下，吉拉尔大量与他立场相反的观点，对蒂尔来说简直就是“精神上的绊脚石”——数量之多，态度之明确，很可能让他产生强烈的认知失调，甚至觉得被吉拉尔“背叛”了。

我们前面提到过吉拉尔的一句话：“我们正被卷入一场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剧烈变化，我们只能尽量不那么糟糕地去应对它。”（字面意思是“尽可能不那么糟地去管理它”）这绝非是对激进行动的呼吁。

而蒂尔提出的那套“绕开法律、超越政治”的方案，不只是想“管理风暴”，而是想亲手制造一场风暴。他拒绝了吉拉尔所认可的、虽有缺陷但仍必要的集中治理架构，这种做法反而可能引发他声称要反对的那场更大的混乱。吉拉尔的警告十分明确，也毫不留情：即便制度不完美，只要它们还能限制暴力，我们就不能随便拆除它们。否则，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更大的暴力和毁灭。蒂尔也许自认为是文明的捍卫者，但他提出的那些激进主张，很可能正在加速文明的崩塌。

以下是一些其他相关的吉拉尔语录：

“变化已经够快了，那些想要过度加速的人，背后的动机往往和怨恨脱不了关系。”（Changes take place rather quickly, and those who want to accelerate the movements too much have motivations that are not far from resentment.）“有很多人在搞政治的时候，把自己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只是被野心驱使。”（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give themselves a good conscience in political action when they are simply motivated by ambition.）“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能轻易消除那些还存在的差异。”（Above all, what must not be done is weaken the differences that still exist.）

这段话是吉拉尔思想的核心之一，也延伸到了他在《族群冲突与模仿理论》（Ethnic Conflict and Mimetic Theory）中的观点。他指出，即使是出于“减少冲突”的善意动机，削弱人群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战争确实困扰着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消除所有社会组织，尤其是中央集权式的组织。这样的观点确实具有诱惑力，毕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中央集权是常态，而大多数战争也确实是由这些中央集权组织发动和持续的。但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中央集权组织确实容易引发冲突，但一旦它们崩溃，所带来的暴力和苦难甚至可能比最糟糕的战争还要严重。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人为了躲雨，居然跳进了湖里。

吉拉尔的警告，正好精准对应了彼得·蒂尔的“后政治”愿景。蒂尔主张抛弃我们现在的中央集权式治理——这种体制虽然有缺陷，但却在防止社会暴力失控方面至关重要。而蒂尔的做法，反而是在主动招致极端混乱。他相信精英可以介入社会，绕过传统政治结构推动变革，这种想法其实就像吉拉尔批评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幻想：以为拆掉有缺陷的系统，就能迎来更好的世界，而不会引发更大的暴力失控。但蒂尔的立场更加令人不安。他不仅不怕“跳湖”（象征彻底的社会崩解和混乱），他简直就是想跳进去。对他来说，现代社会那种“慢慢下雨”的温和崩溃过程太缓慢、太无聊，他更愿意迎接彻底的混乱，把它当作实现自己激进变革蓝图的“燃料”——哪怕代价惨重，他也在所不惜。

“斯宾格勒式的时刻”

彼得·蒂尔的文章一开头就用一句响亮的话吸引注意力——“21世纪是从2001年9月11日的一声巨响开始的。”但文章结尾却像是小声叹了一口气：“在如何权衡暴力与和平的问题上，一位有基督信仰的政治家，在每一个难以决断的情境中，最好还是选择和平。”

这让人很错愕——他前面还在猛烈强调人类模仿性暴力的末日风险，还大谈需要打破常规、挑战体制的激进方案，结果最后竟然温和地建议未来领导人尽量在“接近”的情况下偏向和平？

这结尾太让人泄气了。蒂尔整篇文章里都在表达他对“中庸”“理性辩论”和“宪政制衡”的鄙视，可结尾却突然变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建议，要“衡量”暴力与和平之间的比例——这不正是他一再讽刺的启蒙时代自由派思维方式吗？

这样的收尾显得格外奇怪：蒂尔仿佛忽然退回到他原本嘲笑的“谨慎斟酌”模式中。难道我们不是刚刚被他花了几十页说服——“别再空谈共识，别再靠话语取代果断决策”吗？结果结尾却软了下去，像是他明明攻击了“自由共识”、呼唤“果敢政治”，但最终只能给出一条和他讨厌的“渐进式理性”几乎一模一样的建议。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幕呢？

也许蒂尔就像施特劳斯当年一样，最终也意识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多么危险。他自己在文章前面也提到过施特劳斯遇到的困难：“一旦哲学家的深奥理论被拿来尝试付诸实践，就会产生大量自我矛盾的问题。”

如果连施特劳斯这样的思想大师都难以把抽象哲学和现实战略融合起来，那也许蒂尔在写到文章结尾时，也感受到了自己的理论在现实面前有多么脆弱。他那些精心挑选、引述英雄人物的“金句”或许也掩盖不了他内心的疑虑。当他写到最后，也许他也意识到自己其实很脆弱——就像吉拉尔曾经评论另一份激进政治宣言时说的那样：“我只看到一个独自玩玩具的小孩子。”（I only see the small child playing all alone with his toys.）

所以我们不应把蒂尔那种“虎头蛇尾”的结尾当作他真实的立场。了解蒂尔喜欢“战略性模糊”、又崇拜施特劳斯那种隐藏意图的写法，更合理的解释是：他这是在有意误导读者，就像施特劳斯那套“隐晦写作”的伎俩，真正的想法藏在别的地方。

事实上，这篇文章真正的“高潮”并不在结尾，而是在前面那个标题为“谨慎前行”（Proceed With Caution.）的段落里。在那里，蒂尔把自己跟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悲观主义、反民主思想对齐了。他把最核心的宣言藏在那一段，只有最专注的读者才会注意到。

蒂尔写道：“对于一位施特劳斯主义者来说，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结尾呼吁行动的主张……”接着，蒂尔引用了斯宾格勒那本书最后四句话，原文如下：

但对于我们这些被命运安置在这段文化历史中的人来说——恰逢金钱庆祝着它最后的胜利，而它的继承者“凯撒式统治”（Caesarism）正悄然且不可阻挡地到来——我们的意志和必须要走的方向已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被确定了，没有这个方向，人生毫无意义。我们并没有“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自由，我们只有两种自由：要么去做“必须做的事”，要么什么也不做。历史的必然性所提出的任务，终将完成——无论人们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强行裹挟。——“命运引导愿意顺从的人，拖着不愿的人走。”（The Fates lead the willing; the unwilling they drag.）

这，其实才是蒂尔真正的高潮和核心宣言——它是隐藏在文章中的一次“暗号式”动员，一个伪装成哲学引文的行动号召，将他的整篇宣言与某种意图打破民主规范、建立后自由主义精英统治的战略思想对齐。他把这段意味深长、充满宿命论色彩的宣言，藏在文章中较早的一段，而且特意用德语和拉丁语不翻译出来——这正是施特劳斯式的“隐晦写作”技巧。他在用这种方式，向“懂行的人”暗示：他认同斯宾格勒那种对自由民主的否定，也接纳那种“威权主义是历史必然”的观点。而那些普通读者，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段“隐藏的高潮”。

蒂尔在文章这一部分还刻意强调了施特劳斯关于“隐藏写作”的理论，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解读。他详细解释哲学家如何在作品中“藏起危险真相”，只写给“少数看得懂的人”。

也许，他真的像吉拉尔说的那样，“在玩玩具”：他在这里设定了一场游戏的规则——一个把真实意图“藏在表面”的游戏，等着那些足够敏锐的人去发现。而他还引用施特劳斯的观点说：

施特劳斯坚信，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些真相的人。过去那些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们其实早就知道这些事——但为了不被迫害，他们采用了一种“隐晦写作”的方式，这种写作“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而是写给值得信赖、足够聪明的读者”。

蒂尔在文章中特别强调施特劳斯的写作方法，其实是在公开设置一个“隐秘信号”——他引用的斯宾格勒那段话，其实才是这篇宣言的真正高潮与核心信息。他甚至提到，那些哲学家可能只会写下“三四句话”来传达他们的真实观点——而他引用的斯宾格勒原文，正好就是这样的几句话。

文章结尾看起来平淡、理性，实际上是故意设置的“障眼法”，用来转移注意力、避免麻烦。施特劳斯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公开暴露“危险真相”的人，可能会面临“死刑”——蒂尔显然也明白这种风险，所以他模仿施特劳斯，把真正激进的想法藏在“只有内行人才看得懂”的地方，而在明面上装出一副“理性、和平、温和”的模样来安抚一般读者。

蒂尔真正的结尾，其实是一个大胆的宣言：他认同一种“命运驱动”的后民主秩序，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已经走向衰败，而斯宾格勒所说的“凯撒式统治”（即威权领导）将是它不可避免的继承者。

这一判断，也印证了一个与蒂尔私交甚深的吉拉尔派学者曾对作者透露的担忧：他认为蒂尔的政治行动，并不是为了“挽救制度”，而是为了“推翻制度”。他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并不是因为他希望控制这个“威权者”，而是把特朗普当作“混乱的代理人”——一个能破坏现有秩序、制造危机，从而迫使美国人接受一套他理想中的“后自由主义秩序”的人物。

蒂尔把这些真正的观点藏在文章中间，而不是写在结尾，这正是施特劳斯式“隐晦写作”的手法。他既通过这种方式向“同道中人”发出信号，又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这种写法不仅可以防止被大众误解或攻击，也是一种“智力筛选”机制：只有足够敏锐、能看懂他“暗语”的人，才配理解他的真正立场。

换句话说，蒂尔在 2004 年写下这篇文章时，并不是单纯在玩哲学游戏，而是悄悄地发出一个政治宣言——他认定自由民主终将崩溃，他要推动一种“命运决定的”威权体制替而代之。

这背后的含义非常深远：蒂尔不仅是亿万富翁、在政商界具有广泛影响力，他还在借助他所崇拜的思想大师们的名义，为一场激进的社会重塑寻找理论正当性。他的“隐晦写作”说明，他完全清楚自己主张的争议性，也因此选择小心地传播这些思想，避免正面对抗，但却在暗中集结志同道合者。

理解这一“隐藏高潮”后，我们就能重新看待整篇《施特劳斯时刻》这篇文章：它不是一篇关于哲学温和探索的散文，而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政治宣言，主张果断甚至革命性的行动。蒂尔通过模仿施特劳斯的方式，正在用一层“面纱”操控话语，试图把社会推向他所信奉的方向。

“动机离怨恨不远”

在文章《保罗与弗兰切斯卡的模仿欲望》（The Mimetic Desire of Paolo and Francesca）中，勒内·吉拉尔分析了《神曲·地狱篇》中的一个故事：保罗与弗兰切斯卡是一对恋人，他们在一起读了一本书，书中讲述的是兰斯洛特与王后桂妮薇儿的禁忌之恋。两人因模仿书中人物而陷入婚外情，最终堕入地狱。他们无法抗拒那种被爱情点燃的激情，但这激情也让他们看不清悲剧的结局。

吉拉尔分析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但丁称那本书是“叛徒”。他写道：“是那本书和写书的人背叛了我们。”（意大利语原句：Galeotto fu il libro e chi lo scrisse）“Galeotto”（加雷奥托）原是亚瑟王传说中的一个角色，他帮兰斯洛特和王后秘密见面，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诱人背叛的人”的代称。但丁的意思是，当保罗和弗兰切斯卡模仿书中描写的爱情故事时，书本和作者就成了他们的“背叛者”。书的“背叛”就在于：它用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行为榜样。就像加雷奥托在传说中撮合了禁忌之恋，那本描写爱情的书对保罗和弗兰切斯卡来说，也不是一个“中立的物品”，而是直接促使他们堕落的“罪魁祸首”。

人们很难不把保罗和弗兰切斯卡的故事，联想到彼得·蒂尔与那些深深影响了他人生哲学的书之间的关系。就像那对被书中爱情冲昏头脑的恋人一样，蒂尔也被施米特、施特劳斯、斯宾格勒和吉拉尔的作品深深吸引。蒂尔自称是个“叛逆的大学生”，而别人形容他经常遭受霸凌和排挤。作为一个聪明但常常孤立的学生，蒂尔被那些与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的教授和思想家吸引。他们的作品复杂、视角悲观，强化了蒂尔作为“聪明的异见者”的自我认同——他认为那些乐观的看法太幼稚、太传统。这些思想家笔下的世界观既宏大又野心勃勃，不仅试图解释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有时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行动蓝图”。

蒂尔的思想之旅，就像保罗和弗兰切斯卡的爱情故事一样：他不是把那些书当作单纯的理论来看，而是当成可以照着去行动的剧本，用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轨迹。这些书中充满了关于权力、命运和人类冲突的宏大理论，为他提供了一个理解世界、定位自我的视角。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些“榜样”是在指引现实，还是在误导、甚至背叛我们？蒂尔选择的那些思想家，可能就像“危险的中间人”（diabolical go-betweens），引导他的欲望，推动他采取一些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

蒂尔早期对这些思想家的着迷，可能既因为他们的理论叙述足够宏大吸引人，也因为他们强化了他“逆主流”的自我认同。这些思想家让他觉得：做个“局外人”不是失败，而是一种独特的优越感。他们对民主、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批判，让蒂尔觉得，自己不是被边缘化的受害者，而是站在真知灼见那一边的人，是挑战现状、超越时代的“先知”。

我在1990年代遇到蒂尔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那时的他，给人的感觉并不是那种满腹怨气的人。他对知识非常投入，自信、谦逊，对所有人都很有礼貌，提的问题也很有深度。他曾在读书小组中就施特劳斯（Leo Strauss）做过一次分享，那次演讲其实已经初步展示了他后来在《施特劳斯时刻》一文中发展的思想。而到了1995年，他就出版了《多元神话》这本书，猛烈抨击“政治正确”。我当时还有点惊讶地问：“你已经出书了？”我买了书读完，感觉挺失望的。不是说他和合著者萨克斯没有道理，而是他们的观点太平淡、太浅显，而且特别急切地攻击一些容易下手的对象。

蒂尔似乎从未动摇过自己早期形成的信念。他就像那种高中时读了安·兰德（Ayn Rand）之后就再也没回头的人一样，一直坚持着反“政治正确”的立场，越活越坚定。他会去找吉拉尔，并不是因为吉拉尔讲莎士比亚或者尼采的课程吸引他，而是因为他听说这位教授“有一套跟时代格格不入的世界观”。这说明蒂尔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反主流”的存在主义立场。甚至在接触到施米特之前，他脑子里就已经在用“朋友/敌人”的区分来思考问题了。他对观点、教授的接受与否，往往不是基于内容本身，而是取决于这些人是否符合他内心划定的阵营。

有些人猜测，蒂尔之所以长期强烈反对“政治正确”，可能和他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时遭受的排挤有关。一位同学曾说：“他总是通过‘这些自由派以前对我不好’的视角来看人。”不管这个说法是否准确，有一点可以肯定——蒂尔在斯坦福时期对“政治正确”的反感非常深刻。这种反感不仅影响了他在《多元神话》等著作中攻击过的一些对象，也深深影响了他自己。这种情绪不只是染上了他的世界观，更变成了他的世界观。

从某种角度看，《施特劳斯时刻》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篇“反政治正确”的檄文，虽然里面从没直接提到“政治正确”这个词，但整篇文章都隐含着批判和敌意。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问：蒂尔对政治正确的执念，会不会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施米特的观点，蒂尔在遇到施米特之前就已经把人生定义成“对抗与敌对”，那么他后来引用施米特提出的“朋友/敌人”区分，其实只是找到了一个符合自己预设立场的理论支持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蒂尔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就是“反对型”的，总是在寻找敌人和阵营——那么无论他批判的对象是自由派学术圈、某个社交平台（他曾在《华尔街日报》中说 Facebook 打败 MySpace 意味着“真人战胜了假人”）、政治正确，还是某个地缘政治对手，其实都不那么重要。关键不在于“是谁”，而是“得有个目标”。这种模式也正呼应了吉拉尔的一句话：“那些想把政治运动推得太快的人，其动机常常和怨恨差不了多少。”只要“对立”本身有用，敌人的身份就可以随时更换。

而蒂尔这些年来不断“换靶子”的表现，似乎正验证了这一点。20年前他还称伊斯兰教是“西方命中注定的敌人”，甚至呼吁发动“圣战”。可到了2023年，他在一次采访中却轻描淡写地说：“我现在一点也不怕伊斯兰了，对它没什么负面情绪。”然后话锋一转，宣称“现在很明显，真正的敌人是习近平领导下的极权中国。”

蒂尔对“真正敌人”的不断转变非常引人注目，这说明对他来说，敌人是谁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敌人”这个角色的功能。不管是校园和硅谷里的进步派思想、伊斯兰教，还是中国，这些对象都只是他采取对立立场的“靶子”。对蒂尔来说，冲突是一种赋予人生意义、推动行动、理清世界复杂性的手段。

也可以说，“反政治正确”已经变成了蒂尔思想上的一种障碍——比如，它让他误以为自己和勒内·吉拉尔站在同一阵线，实际上却疏远了他们之间真实的思想差异。

蒂尔之所以确信吉拉尔和他世界观一致，可能源自他们在斯坦福读书小组中的互动。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个小组的氛围跟吉拉尔早年在法国和斯坦福的同事——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让-皮埃尔·迪皮（Jean-Pierre Dupuy）和罗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那种充满思想交锋的场域完全不同。那些人都是吉拉尔的亲密朋友，也是政治倾向自由、开放的学者。如果他们当时在场，小组中由哈默顿-凯利主导的那种保守倾向和“反政治正确”的声音，肯定会受到更强烈的质疑和平衡。这种偏差性的氛围，让蒂尔误以为他精心培育的那种“反政治正确温室”，正好符合吉拉尔的思想，结果其实大错特错。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斯坦福，常被当作“政治正确重灾区”而成为全国舆论焦点，引发很多文化批评者的强烈反弹。作家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在1988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的导言中就猛烈抨击这种现象，把当时一些大学教授比作“文革红卫兵”，认为他们正在用“种族、性别和阶级”标准选书，取代经典文学，而斯坦福就是这种激进学者的代表。到了蒂尔上大学的年代，这类批判已经在社会上引发共鸣，“反政治正确”的风潮也开始在校内校外蔓延。这种舆论环境，显然深刻影响了蒂尔的早期世界观，也点燃了他长期坚持至今的“反政治正确”激情。

两种极权主义

吉拉尔偶尔会谈到“政治正确”，但这其实是他更核心关切——“现代社会对受害者的关注”——的延伸。在他看来，“政治正确”是一种对“同情受害者”这一现代伦理的扭曲使用，他称之为“第二种极权主义”（second totalitarianism）。它表现为一种为了显得比犹太-基督教伦理更道德、更进步，而过度膨胀的左翼意识形态。吉拉尔警告说，这种做法反而会制造新的替罪羊、加剧社会撕裂。他认为，政治正确已经不再是对受害者的真诚关怀，而是披着正义外衣的道德作秀，甚至成了一种迫害他人的工具。

到了1990年代，蒂尔深受这些思想影响。当时，纳粹主义和苏联式的“第一种极权主义”已经瓦解，吉拉尔指出：“目前，那些老式的极权意识形态基本都垮了。”但他同时提醒，“第一种极权主义的危险仍在——它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而相比之下，那种打着“保护弱者”旗号的“第二种极权主义”，却正在兴起，“威胁正日益增强。”

蒂尔正是在这种理解下，把自己对“政治正确”的不满合理化。他认为左翼动不动就以“受害者”自居，这种行为已经被滥用到了荒唐的程度。但问题是，蒂尔在反对“第二种极权主义”的过程中，自己却不自觉地滑向了“第一种极权主义”的阵营——也就是像J.D. 万斯那样，慢慢和那些完全漠视受害者、甚至嘲笑同情心的群体站到了一起。这种态度，吉拉尔曾明确批评，称之为“社会中最落后、最反动的力量”。（the most backward and reactionary forces in our society）

吉拉尔的目标，其实是想超越“受害者政治”的左右对立。他批评左派和右派都在滥用“关怀受害者”的话语。在一次1988年的访谈中，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想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但这种方式让我觉得有些阴暗……右派的说法是：所有关于受害者的讨论都是虚伪；左派则认为：站在受害者立场上，就是展现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这两种说法都有对的部分，也有错的地方。我要尝试跳出政治立场，重新思考这个问题。”（There is something sinister in the way everyone today identifies with victims…The theme of the right is that anything said in favor of victims is hypocrisy. For the left, to put oneself in the shoes of the victim is to represent true Christianity. There is true and false in both statements. I would like to think about this question by transcending politics.）

蒂尔只关注左派如何滥用“受害者”这个身份，却忽视了吉拉尔理论的完整内涵，也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在延续这种“替罪羊机制”的结构。他在J.D. 万斯公开将海地移民当作替罪羊时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很明显违背了吉拉尔学生应有的敏感性，反而更像是一种反动的冷酷。这说明，蒂尔其实是在“选择性地”使用吉拉尔的理论，用它来服务于他自己的一套政治目的。而像蒂尔这样拥有巨大资源与影响力的人，他的这种扭曲用法，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

吉拉尔认为，最早的“反政治正确”声音其实来自尼采。尼采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好是“政治正确”开始萌芽的时候。吉拉尔将其定义为一种对基督教“关怀受害者”伦理的感伤化或玩弄式利用。而尼采误以为“同情受害者”这一理念就是基督教的全部，他干脆将这种“同情”斥为伪善的人道主义。吉拉尔解释说：“在尼采眼中，根本没有真正的同情心，只有政治正确那一套虚伪伎俩。”（To Nietzsche…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enuine compassion; there are only the parodies of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schemers）

也就是说，尼采是最早的“第一种极权主义”发声者。他的“反政治正确”立场，直接否定了对受害者的同情，认为这根本是假的，是一种伪人道主义。尼采写道：“通过基督教，个体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变得不可牺牲；但人类这个物种，唯有通过牺牲才能存续……而基督教这种伪人道主义却想确立一个原则：任何人都不该被牺牲。”（这是尼采自己在原文中加的重点。）

吉拉尔指出，尼采确实敏锐地看到了“反牺牲”的伦理是多么激进，但他最终却选择拒绝它。也正因此，尼采的思想既有洞察力，也带着一种深深的扭曲。

蒂尔作为一名基督徒，不能像尼采那样，把“政治正确”的过度行为归咎于基督教，因此他换了一种方式，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他把“伪人道主义”这个标签，转移到了世俗左派及一切他认为属于那一阵营的东西上。

在同一篇1996年的文章中，吉拉尔指出：尽管尼采自己可能会对纳粹利用他那些“反政治正确”的言论感到震惊，但他的话语本身却正好为纳粹的极端行为提供了他们想要的“正当性”。纳粹照着尼采说的去理解，把他那些原本只是“语言上的批判”，转化成了现实中彻底的毁灭行动。也就是说，尼采本意也许只是哲学上的批评，但这些话一旦被掌权者拿去实践，后果就变成了灾难性的现实暴力。

纳粹统治之所以在历史上格外残酷、与众不同，不只是因为它极端暴力，更因为它对“受害者”的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反转。他们不是简单地忽视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是故意打压、羞辱这种同情心，想把它彻底从人类意识中抹除。纳粹选择的方式是——制造成堆的尸体、无数无辜的牺牲者，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来“淹没”人们对受害者的关怀。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向世界展示：同情弱者、保护无辜，这种理念在现实中毫无力量，是可以被大规模践踏的。他们甚至挑了极其荒唐、随意的理由来杀人，就是为了让“关心受害者”这种道德观，在羞辱和践踏中彻底失去尊严与影响力。

在吉拉尔看来，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对“同情受害者”这一现代价值的负面反应。它只有放在与“关怀受害者”这个理念的对比中，才显得清晰。1996年，他之所以强调“第二种极权主义”（以道德名义打压异见的现代进步主义），是因为“那时候，第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极权意识形态已经崩塌”。但他也警告说：“它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真的会。”

如今，随着全球各地右翼势力的崛起，那种“第一种极权主义”的复活——即便是在欧洲或美国这样的地方——也变得越来越可能，令人警惕。

蒂尔则认为，极权主义从未真正退场。他指出，中国就是“极权主义仍在运作的现代典范”——一个将思想控制与经济统治结合的“当代列宁主义政权”。他批评中国不仅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构成威胁，还剥削工人（他称之为“奴隶”）、严重破坏环境，因而应当坚决对抗。

然而，本来可能是对“国家极权主义”的合理批评，却被蒂尔内心根深蒂固的“反政治正确”情绪搅浑了。他不仅批评中国，还把美国本土的多元、公平、包容（DEI）政策、谷歌高管，甚至比尔·盖茨都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资产”——甚至暗示他们是“代理人”。这种说法虽然披着“地缘政治”的外衣，但其实常常混杂着他对“进步派思维”的敌意，特别是硅谷——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思想统一、没有反对派的单党体制”。在中国问题上，蒂尔一方面攻击“第一种极权主义”（国家专制），但同时又被他对“第二种极权主义”（政治正确、进步文化）的不满所推动。两种敌意互相交织、互相强化，让他在原则与情绪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像蒂尔这样长期公开鄙视“自称受害者”的人，是否真的在批判“受害者文化”，目的是为了恢复对真正受害者的关怀？他虽然言辞犀利地反对极权主义，但他同时又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一个有明显威权倾向、经常无视民主规范的政治人物，这和他声称反对的极权危险，其实存在某种矛盾。

如今，两种极权主义似乎都在现代社会为“受害者”提供关注的这片“无人区”中茁壮生长。这个时代因为逐渐打破了明确的对立、消解了传统神话支持的二元对立结构，反而让我们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变成一个“没有好战争”的世界。

但吉拉尔并不是说“从此世界就不再有争斗”，恰恰相反，他认为争斗可能会更多，但现代社会的“受害者意识”会让任何暴力行为都无法轻易获得正当性。正如他在《直面终结的战斗》（Battling to the End）中所说，现代暴力“已经无法再制造哪怕一个正当的神话来为自己遮羞”。

蒂尔在面对吉拉尔的理论时，一次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他无法否认吉拉尔对当代社会的洞察：那种“非黑即白”、“我们是好人，外面是坏人”的划分正在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但蒂尔又渴望采取果断行动，这就需要他重新找到冲突——并把这些冲突包装成“正义的斗争”，对抗所谓的“邪恶敌人”。为了维持这样一种早在施米特90年前就已岌岌可危的“朋友/敌人”二元结构，蒂尔不断借用吉拉尔关于“没有敌人将带来世界末日”的警告，试图把这个已崩塌的对立逻辑重新包装成“生存所必需的原则”。

但问题是，蒂尔对吉拉尔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和吉拉尔本人真正的主张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吉拉尔认为，现代世界的“反神话”趋势——即对受害者的坚定关怀——虽然会带来未知的后果，但它正逐步削弱两种极权的生存空间。

正如吉拉尔在他1996年的文章中总结的那样：“危险确实存在，这是我真切感受到的，但我们也不应过度夸大它。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世界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变革与全球化，却依然没有被这两个极权主义孪生体所吞噬……”

就像保罗和弗兰切斯卡沉迷于骑士爱情小说，蒂尔长期浸淫在那些反启蒙的思想作品中，以至于吉拉尔所提倡的那种“在两种极权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的折中之道”，在蒂尔看来，不只是软弱，甚至是无聊、虚伪的表现。

911事件之后，吉拉尔在接受《世界报》（Le Monde）采访（Celui par qui le scandale arrive）时说：“在后911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更理性、更有活力的自由主义与进步理念。”（What we still need in the post-9/11 era is a more reasonable, renewed ideology of liberalism and progress.）

如前所述，蒂尔曾质疑：在“模仿机制”瓦解了神圣的政治分类、揭穿了那些曾为敌意提供正当性的神话之后，“任何形式的政治是否还可能存在？”（any sort of politics will remain possible）

如果政治真的还有可能继续存在，那是否意味着蒂尔会接受吉拉尔提出的“重振自由主义与进步思想”的建议？表面上看，这似乎和蒂尔在文章结尾所描绘的“政治家在暴力与和平之间保持平衡”的理想形象还有些契合。

但问题在于：吉拉尔是真的相信这种温和渐进的路径。而从蒂尔过往的种种暗示来看，如果“剩下的政治”只是这种缓慢演进的“自由主义与进步”，他大概率根本不屑一顾。

蒂尔文章中的一些“假动作”——比如表面上好像在担忧政治的终结，实际上却暗藏着对其消亡的期待——正体现了他整篇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思维逻辑。他那些“如何在和平与暴力之间保持精妙平衡”的说法，其实更像是一种修辞上的包装，并非真正的结论。真正的结论，其实早就藏在他借助德语、拉丁语以及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论述中——那就是他所推崇的“凯撒主义”（Caesarism）：一种由强人领袖主导的政治体制，这种领袖集中权力、绕过宪法规则，以“恢复秩序”为名行专断之实。

我们可以推测，2003年，当蒂尔刚卖掉PayPal、创办Palantir时，他正思考“什么才是值得过的人生”。那时的他回想起童年对飞行汽车、空中城市的梦想，尽管已功成名就，却依然感到一种空虚——这正是“模仿性欲望”的典型反应：越成功，越迷茫。为了摆脱这种无意义感，他全身心投入到阅读和深度思考中——一套让他在硅谷显得独一无二的知识路线。

蒂尔坚信“真理”存在，也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真理，而且他确信，正是通过阅读——特别是阅读勒内·吉拉尔——他接触到了这种真理。他认为自己属于“那个第一次真正理解人类历史真相的非凡一代”，而他自己，甚至是这个群体中更加非凡的一小撮人里，唯一一个真正打算采取行动的人。

但问题在于：吉拉尔提供的“真理”其实把他带到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十字路口。如果真的接受吉拉尔的洞见，那通向未来的道路，大概只剩下温和的人文主义、渐进的自由主义这类方式——而这些，恰恰对蒂尔毫无吸引力。

于是他转向施米特、施特劳斯和斯宾格勒，幻想着一个“后民主”的崭新世界。在2003年这个时刻，蒂尔既相信命运已定，又刚刚成为亿万富翁，还自认掌握了人类历史的真相——他大概就像小说中的角色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小说之中：他仿佛无所不能，却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如今是2025年，特朗普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而蒂尔的门徒J.D. 万斯也已入主白宫。此时，蒂尔那种“推翻民主规范、建立后自由主义精英秩序”的构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实。这对他来说，可能比飞行汽车的梦想还要令人兴奋——他也许真的觉得，自己要见证甚至实现一个超越梦想的新时代。但希望他最终会明白：他也不过是这个不断展开的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而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是他说了算。

原文：From Philosophy to Power: The Misuse of René Girard by Peter Thiel, J.D. Vance and the American Right By Paul Les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