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贫穷与政治》：社会流动性比你想象得高，关键在文化价值观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接触的大多是自由派主导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受制于“政治正确”的氛围，课堂上很少有人公开探讨保守派经济学家的思想。直到最近，我读了保守派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代表作《财富、贫穷与政治》，才真正体会到：在讨论贫富问题时，离开了经济事实，很多观点和决策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索威尔强调，只有基于真实的经济数据，才能做出正确的社会决策。
他提出一个颠覆常识的重要观点：贫穷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富裕才是例外。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一直处于贫困状态；我们真正要研究的，不是“为什么有人是穷人”，而是“为什么有人能变得富裕”。贫穷的根源并不在于“分配不公”，而在于“生产不足”。一个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有人抢走了他的收入，而是因为他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价值来摆脱贫困——无论原因是地理、文化还是社会因素。
索威尔认为，创造财富依赖于多个因素的交互：地理、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等。以地理为例，封闭地区、缺乏交通、贫瘠土壤、缺乏水路和大型牲畜的区域，经济活动能力受限，信息流通迟缓，难以创造出高效的生产体系。例如，全球约10-12%的人口生活在山区，这些地区普遍贫穷、与现代经济脱节。山区居民与外界接触有限，思想交流匮乏。正如他所言：“只有在更大的文化域中人才才能获得知识，也才能将自然资源转化为财富。”
土壤与气候的差异也影响了经济产出。在热带，气候温暖，食物常年可得、无法存储，人们缺乏“时间紧迫感”；而在温带，必须在有限的生长季内储备过冬的粮食，这种生存压力催生了更强的规划能力与纪律意识。因此，从温带迁徙到热带的群体，往往比当地人更成功。例如，东南亚的华人、西非的黎巴嫩人，虽然对当地地理不熟，却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财富积累，反超本地居民。
除了客观条件，主观能动性和族群文化也是较大的影响因素。索威尔指出，如果“环境”指的是人们眼前的生活条件，那就难以解释为何同处一个环境中的某些族群会表现得更好。这是因为文化的影响可能远大于物理环境。
一些国家的移民群体常常携带原有文化迁入新环境，通过勤奋、重视教育实现阶层跃升。东南亚华人、美国福建移民、黎巴嫩裔商人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即便初到时极为贫困，但在短短一两代之内，他们的子女往往已跻身社会精英，远超资源更多的本地人。这种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自其文化内部对知识、技能、教育与做事纪律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索维尔本人出身于贫穷的黑人社区，却坚决反对“结构性歧视”和“受害者叙事”。在他看来，黑人贫困的根源并非种族压迫，而是内部文化问题：单亲家庭比例高、不重视学习、依赖平权法案和福利制度、缺乏长期教育与职业规划等。
更严重的是，黑人群体将“贫民窟文化”视为身份认同，对标准英语、得体谈吐和规矩举止抱有强烈的反感。一旦有黑人少年认真学习，就容易被同伴孤立和嘲笑，被指责为“模仿白人”。这种现象，与中国高考刚恢复时部分农村地区流行的“读书无用论”颇为相似。
篮球明星 Kareem Abdul Jabbar 曾回忆，他所有课程都拿A时，别人就讨厌他；当他说一口标准英语时，又被叫作“朋克”，迫使他不得不模仿贫民窟黑人的举止。索维尔认为，黑人群体更应将精力放在价值观与责任感的培养，而不是以种族歧视为借口，把一切失败都归因于外部环境。
我在波士顿大学读书时也观察到了黑人的文化态度。班级里有两位黑人同学，其余是西欧裔、东欧裔、古巴裔、拉丁裔、印度裔和华人等。成绩最突出的往往是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而黑人同学几乎总是垫底，还常常迟到、缺交作业。课下聊天时，她们谈棒球、橄榄球时充满热情，但一涉及学术便兴趣全无。
一次媒体法律课上，一位白人老师因黑人学生长期不及格而不满，当场说出：“有些加分进来的人，不好好学。” 这句话随即被举报为种族歧视事件。这一经历，让我有点理解索维尔所说的——文化与态度可能比外部政策更能决定一个群体的长远表现。
索维尔还提出了“保护的悖论”：越是过度保护弱势群体，反而可能让他们的能力不断退化，最终失去创造财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从而在经济地位上愈发落后。例如，美国推行最低薪资法案，原意是提高底层黑人的小时收入，却导致雇主因成本增加而更倾向雇佣熟练工，非熟练的黑人反而更难就业，犯罪率随之上升。又如，美国在上世纪实施平权法案，对黑人学生实行考试加分，使更多黑人进入顶尖高中，但毕业率却直线下降；反观加州大学在取消加分政策后，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顺利毕业人数在四年内增加了55%，理工科毕业人数更增加了51%。这些数据说明，政策倾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长期处境——真正决定他们能否向上流动的，是自身的能力、文化与适应环境的方式。
此外，索威尔还澄清了一个常见误区：所谓“阶层固化”并不成立。很多人误以为“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但实际上，不同阶层的内部成员一直在变化，个体在一生中，随着年龄、经验、技能增长，收入水平会显著增加。数据显示，56%的家庭在生命某一阶段进入过最高10%收入群体；25岁时只有13%的家庭进入前20%的收入阶层，到60岁时这个比例却高达73%。此外，密歇根大学的长期追踪研究发现，1975年处于最低20%收入组的人群中，其中95%在1991年已经提高收入，其中29%已进入最高20%的收入群体。因此，“阶层固化”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所谓阶层差距不过是年龄差距。
这个现象和中国、日本、欧洲的现状也很相似，年轻人基本上是月光族，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中老年人的手里。毕竟，从体力经济进入复杂的知识经济时代之后，技能学习和经验积累的周期延长，财富积累更需要时间沉淀，“熬年龄”成为常态。如果能对每个人进行一生的经济地位追踪（学界难以承担如此高昂的成本），社会的实际流动性会远超人们的想象。
然而，媒体和政客却故意混淆“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的概念，将一切结果的不平等归因于制度压迫，以激发民众仇恨，谋求政治选票。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不同人对同样机会的把握能力是不同的。比如，比如，在纽约三所顶尖公立高中里，亚裔学生比例是白人的两倍，福建移民刚到美国时贫困潦倒，但第二代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就能超越白人；1959年古巴难民因革命逃到美国，大多沦为体力劳动者，但30年后，其后代年均收入已超过5万美元，是美国白人的两倍，1990年他们掌握的商业总收入甚至超过整个古巴。这难道能说明本地白人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吗？真正拉开差距的，不仅是外部环境因素，部分原因也是特定人群内部的价值观。
在自由派主导的学术界，成就往往被解读为“特权”。索维尔对此直言不讳：应当承认族群的努力与成就。例如，爱尔兰人与犹太人初来美国时也曾贫困潦倒，但通过世代奋斗实现了阶层跃迁。若在讨论经济不平等时，刻意回避行为、生产效率与价值创造，只关注结果差异，那就是一种政治操作，而非理性分析。
他反驳自由派“财富来自贪婪”的说法，相反，财富源于创造价值。洛克菲勒通过改良煤油生产与运输系统，让普通人能在夜晚点灯；福特的流水线大幅降低汽车成本，让工人阶层也能买车。只要企业主足够“贪婪”，人们就愿意付钱吗？不可能。相反，这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财富，是生产价值的副产品，而非掠夺他人的结果。
总之，索维尔通过这本书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贫穷是常态，富裕是例外；创造财富不仅依赖环境与机遇，更根植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价值观和做事方式。这对理解经济公平、社会流动与政策制定，提供了不同于主流的视角。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将本书与《国家为什么失败》对读。《国家为什么失败》强调政治制度决定贫富，关注制度是汲取型还是包容型；《贫穷的本质》则探讨贫穷难以消除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如何顺应穷人的思维方式来促成改变。而索威尔的出发点则不同，他认为很多研究默认富裕是常态，贫穷是例外，而事实恰好相反。
三本书观点各有侧重，结合阅读会更全面。毕竟，经济学的一大难题就是因果难以孤立识别：在物理化学中可以隔离变量做实验，但在经济学里，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很难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因而更难得出单一、绝对的因果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