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西方的经历：谈论上帝是危险的》5/[苏联] 格里切瓦（Tatiana Goricheva）
精神饥渴
在地铁里，我打开我的祷告书，开始读荣耀圣母的赞美诗。一个年轻人坐在我旁边。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也盯着我的书本：他与我一起读着。我们对面坐着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也辨认出了封面上的“东正教祷告书”的字样。全然惊讶与兴奋地，他们相互看了看。当我离开列车的时候，年轻人也站了起来，追到我后面：“您从哪儿找到的？请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所有我能告诉他们的是，我自己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找祷告书；在苏联，这甚至比找到一本圣经还难。
在苏联，有着精神和灵魂的饥渴。为此能做何解释呢？这不仅仅是官方主持无神论的结果，也不仅是人们想逃离苏联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借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用寻找生命的意义去概括——那将变得过于抽象。也不是简单地因为曾存在过多的意识形态、政治煽动和普遍的谎言的原因。它不同于哲学性的觉醒。今天，在苏联所发生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现象。
那倒是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人们转变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不会说话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转变，在通常情况下，即使是那些最睿智的修父也无法做到。在一本无神论书上对福音书援引的一句话能改变一个人全部的生命。
“忏悔吧，因为天国即将来临。”这些主的语词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是再适用不过了。
知识分子的忏悔
改变和忏悔对于反抗众罪之母的傲慢来说，是最为必须的了。众所周知，知识分子比其他的人更容易堕入这个陋习中。他们尤其为他们那自认为有才智、自认为优越的想法所束缚：“富人很难进入天堂。”但是，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财富是他们很难放弃的某些东西：才能、知识、天赋。而且，知识分子还被沿袭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个人主义的“宽泛”崇拜所毒害着。对他们来说，比别人要难得多，走向十字架和真理的窄门。然而，这些还是发生了。第一次，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走向了教会，成批成批地，公开地、严肃地。知识分子忏悔了。
有趣的是，这一忏悔的热情在当代俄罗斯是那么的强大，以至有时存在变成虚无主义-自我摧毁的危险。许多的人不仅放弃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职业，而且甚至也全部转变了文化取向，书本、及影响世界的任何尝试。
Vladimir I.，曾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逻辑学家，大学的骄傲，写道，“因为健康因素”，他再也无法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他放弃了他的教书职业，挑了一个收入非常低的工作，成了一个电梯服务员。（我们研究小组中一半的人是电梯服务员。）但是，他没有加入我们的讨论小组，他没有加入任何团体。他把他所有的藏书都送给了朋友。他家的墙壁上，只有圣像，他取下了他长期以来所有的画作。他早晚都在教堂，其他的时间，很难见到他。
Victor M.，是另一个例子。这个年轻人作为建筑家和作家，曾有过非常出色的过去，但现在，他全放弃了。听说，他和他的妻子搬到了偏僻的乡村，在那儿作一个教堂看守人，一想起异教的过去，除了厌恶，他没有其他任何感觉。
没有激进主张的基督教有成为功利主义的危险；但是激进也存在另一个极端，它会转化成对上帝作品的憎恨。通常，信仰者们对魔鬼的害怕远甚于对上帝的爱。在简单的人和新近皈依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发现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长老和修父从来不曾鼓励过这一与世界完全脱离的尖锐地、激进地作法。相反，他们鼓舞人们不要去逃离世界而是去改变它。一个人不应放弃自己的才能，而应尽可能地把它改造成为对上帝的奉献。
一个从乌克兰来的朝圣者来到了我们的教堂。她惊讶于教堂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她甚至更加惊讶，当听说我们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时。她忍不住哭了——她的小孩不信教。她请求我们为她的孩子祷告并说，“请至少祷告一次；你们的祷告会被上帝听到。”
直截地、突然地，我被上帝折服了，不能想象，人们可以由语词、手势或语言与他相识。如果上主经由他自己所说的祷告向我显现，人们还能找到与这一祷告相似的言辞吗？另外，它们能将自己烙印在每一个灵魂上，对我们的时代说话并解决它的问题吗？
整座冰山必须融化
当上帝讲道，去抵达男人、女人们的灵魂的时候，他必须改变他作为渔夫的经验。要看穿现代人的灵魂，他必须融化整座冰山：他必须征服历史、教育、政治、生活的琐碎纷杂、道德的溃败、唯美主义、革命——想到两千年来人们所堆积起来的所有的事情！必须回归到清澈而单纯的幸福戒律：“那些心内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能看到上帝。”
看起来难以置信的事在俄罗斯发生了：福音书和教父们的著作出现在冰山的顶端；它们被重新阅读了。那是极为现代的、极为强烈的和绝对必要的阅读。
今天，这一时刻在俄罗斯降临，真理正在被揭示，以它所有的力量，如基督所说的，“他是生命。”
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人民经常如此描绘他们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感觉：“你走到街上，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阳光灿烂，鸟声嘀啭——但，那里没有生命。”在俄罗斯的修院，我发现了最幸福、最欢快的人们，他们充满喜乐。无神论者消失了，就像当生命到来，死亡也就此消失了一样。我想起一位修父，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住在乡间，通过祷告，他治愈了很多人。他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一天，来了个病人——显然害着重病；他患有癌症。瓦斯里修父问他，“您相信上帝吗？”那个病人答道，“不。”然后瓦斯里修父又问他，“您想活下去吗？”病人答道，“是的。” 瓦斯里修父最终治愈了这个病人，因为所有对生命的渴望都来自那赐予生命的圣灵，他供予一切。
说俄罗斯社会的生活完全为冷漠的无神主义所控制，是不对的。它更多地为无数的充满嫉妒的野蛮“命运”所引导。当我在学生中做调查时，没有人说他或她相信上帝。但许多人说，他们相信命运。世界上的每一处角落，人们都那么相信占卜：人们合计彩票的数目，然后去抢购会中奖的彩票；许多人迷恋占星术；各种各样的吉普赛人，他们的占卜和魔法极为普遍。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被一张强硬的网所笼罩，一张焦虑的网，缺乏对自己力量的相信，充满没有可能改变生活的感觉。完全被囚禁和奴役，从内到外地，这一黑暗和沉闷使得人们到魔法里寻求避难所。他们想将上帝囚禁起来并为此高兴。但其实，他们是将自己变成了奴隶。
曾经，我许多的朋友都是这样活着的，以对命运的战战兢兢地相信。基督教解放了他们。基督教用十字架取代了命运。“对于那些麻木的人来说，十字架是愚蠢的；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十字架是基督的力量。”使徒保罗如是说。命运奴役着人们，将他们捆住，如同永久的债务人。人们踌躇着难以得到欢悦。但，十字架以一个悖论的方式带来了解放，将责任放置于人们的肩上。命运使人们变得与物毫无差别，像嫩枝一样，可以曲向任何一方。十字架对我们讲述神圣之爱的无限性，告诉我们人类甚至可以改变神圣意愿：就像上帝曾经宽恕尼尼微城民（Nineveh）一样[见《旧约》]，他同样也会宽恕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十字架说，祷告可以做任何的事。而我的转变把我带回了童年。
柔弱之美
早先，像其他人一样，我活在贪婪里：对知识、能力、书籍和朋友的贪婪。我总是害怕浪费时间。但这些都逝去得非常地快，一闪即逝，像失去控制的火车头，没有可能辨认出窗外的风景。记忆并不能保存印象。二十五岁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年老的妇人。我觉得我非常的累，已然经历了生命中的一切。然后，我的转变到来了。很明显的是，上帝不仅改变了我的理解力，还有我的灵魂、心灵，以及我的感觉的所有方面。我觉得回到了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候。我的灵魂变得纯洁，天真和坦率；它重新学会了对世界的惊奇，且抛弃了外表的防护。世界以崭新的方式向我呈现，非常直接地；它触动我，让我喜悦。奇怪地是，我几乎再也想不起来几个月前，我那“成年时期”的样子。就像我灵魂的外衣被抛掉了，而先前我以此来保护自己，以使自己在人群中觉得安全。一道冰墙曾在真正的我的周围生长着：尖刻、自我满足、势利、冷漠的感觉。我对人们的评价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并以此来区分他们：有着与我一样的人，精英，而剩下的都是大众和兽群。所有这些都消失了。我变得柔弱了。但，那是多美呀！我可以自由呼吸了。自从我发现了上帝，没有一天，我发现他不在我的身边，没有一天，我觉得他沉默了。我们的忏悔修父说，这是对新近皈依者的神圣礼物——神恩的充溢；正是以这种方式，人们喜爱那些非常弱小的、无助的孩子。
对强者的考验
但，我也听说了另外一些事情。俄努弗利娅修母告诉我，进修院后的一天，起床后，她没有了上帝存在的感觉，而且灵魂中感到冰冷，并有声音告诉她说，她的整个信仰都是骗局，根本就没有上帝，也从来不会有一个上帝。自从进修院后，俄努弗利娅修母一直就是一个拥有坚定和火热般信仰的妇女，此时，她觉得自己是个反神论者。这种被上帝遗弃的感觉持续了好几年。上帝缺席了，她周围的世界变成一个黑暗而阴沉的洞穴。俄努弗利娅修母把所有这些都告诉了长老。他解释说，上帝只对那些坚强的孩子给予这样的考验，那些被特别拣选的、他深爱的孩子。上帝希望人们自己也体验空虚；他不想让任何东西束缚住他的自由。很明显的是，圣恩是对我们自由的支持，也是对它的限制。上帝希望我们能自由地爱他，没有任何理由的——就像他爱我们一样。上帝像他曾做的那样，会使被他拣选至他的“孤独”中的人站立起来。他希望人们成为奴隶，或仅仅是他的小孩，更希望人们成为他真正的朋友。这一对被上帝遗弃的受难的分享，极为鲜明地体现在戈戈他的耶酥基督身上。
新的视点
我们的生活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我们获取了一个新的视点：我们的注意力由表象转向本质：它向内走去。尽管，早先的时候，我们总是埋怨社会、KGB或者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那所有的麻烦和问题，现在，我们明白，是因为我们自身存在的那许多的罪恶，才导致我们的郁闷。俄罗斯人谈话中典型的，那无休止和无聊的抱怨现在结束了：“那是谁的错？我们能做什么？”一个好的时刻开始了，一个创造新生活的时刻。我们在自身中发现，俄罗斯强权并不是以暴力或KGB而施加影响，而是通过焦虑和谎言。它真正的基础在于这个复杂的人类社会。依照教父时代的传统，我们的修院被称作“拯救机构”和我们的修父“医生”：那些许久以来患着重病的、无论是普通医生还是出色的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都无法治愈的人，只有向所有“技艺”的主管、毫不利己地为崇高目标而奋斗的苦修者们求救：那是一些在灵魂与精神的战斗中，每天都取得胜利的人们，他们拥有能“看清”灵魂、这一已从世界上丢失的技艺。
最困难的亦已准备了
不久前，我被邀请去一个音乐学校为成人们做一次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演讲。我没有对我的听众施加任何压力，只是非常平静地说着。我试图以一种由内部而发的宁静与他们进行交流，在休息的时候，我祷告着。大概有四十个听众，对演讲内容很少认识：工程师、物理学家和工人。他们的年龄介于二十和五十之间。我的演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次讲道：我不再讲存在主义了，而是谈起了基督教。那引起意想不到的、有些混乱的结果：事实证明，我的演讲给人们的长久期待带来了火光。我也想起了耶酥的话语，“最困难的亦已准备了。”
他们让我早晨去；没有人离开过。每个人都为问题所吸引。就仿佛，坐在我面前的都是一些渴得快要死去的人们。我描述性的与他们讲着一切：为什么见证基督可以带来快乐而且是必须的，与教会的婚姻是什么，自杀的罪恶。我开始感到羞愧，围绕在我身边的那么多忧伤的人们，连得到福音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时间里，我回答了如何和哪里可以受洗的问题。昨天，在我们的教堂，有三个听众中的女孩受洗了。她们中的一个，是她工作单位的重要负责人。我告诉她，她受洗的事将会被转告给她的单位。她仅仅摇了摇手，然后笑了。
我的教训
在忏悔中，我的忏悔修父第一次对我要求严格起来。第一次，他说，有些东西对我是禁止的。他不允许我用“我”这个词语。我刚从修院回来。我在那里度过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几天。但也不是说：我的灵魂是一个还没有一下子可以盛纳很多东西的器皿。我回到了城市，像一颗发射出去的炸弹。充满先前没有的力量，我不停地跑到朋友们那里，告诉他们修院的故事——怎样祷告，怎样读圣诗集，饮食和睡眠是多么的少。许多的朋友看起来对我所告诉他们的都很渴望。他们想亲自去那个修院，以便找到“圣灵”。只有我那一直都是慈和的忏悔修父，突然一反常态。他注意到了存在于我那狂热里的傲慢，于是，他禁止我使用“我”这个语词。
那时，我根本就不能理解。然后，上帝给了我一些妇人的例子，让我明白。我认识到了真正的美是什么，它应是沉默、什么都不说。
人们经常可以在教堂碰见一些令人惊异的面孔，那些面容里没有多余的线条，甚至没有任何属世的杂质。它们就仿佛是圣像，从那里，祷告的纯净火花烧尽了所有的热情、空虚和沉重。有个站在我们教堂的妇人，总是在偏僻的角落里，悄无声息的。她从不与任何人说话，第一个来到教堂，最后一个离开。双眼在她温和而快乐的脸上闪耀着。那么难以置信、同时又是近乎隐藏着的美，使得人们不禁会以藏在田野里的宝物来作比，为那宝物，人们抛弃了其他一切。很久以来，我就想与她说说话。有天，我朝她走去，笨拙而不知所措地问道，“您每天都像这样站在教堂里吗？”
一个非常明快的微笑浮上面容：“我也不知道。”
我得到了我的教训：不要出于好奇心四处驻足眺望；不要好奇；忘记你自己。
远甚于体会到个人价值的感觉
在新近皈依的人当中，罪恶的感觉很强烈。他们为过去所折磨着，那里，他们的生活比罪犯们还差劲，因为他们想自己尝试一切——没有老师！觉得罪恶，是一种新的、崇高的感觉。它不会被俄罗斯、卡夫卡风格的（Kafkaesque）弥漫全世界的罪恶和诅咒的混合体所困扰。
对我们来说，对基督教的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对错误罪过的战斗，搀杂着焦虑和怀疑。所有这些都是绝对极权主义的结果。纯粹的极权主义不会需要某个谨守信用的人。相反，极权主义在它还没站稳之前，会把这些都清除掉。当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开始撒谎的时候，极权主义就庆祝它的胜利了。普遍的撒谎的倾向，卷席在某种不道德和错误的东西里，同样也诞生出虚假的力量。那力量看起来是永恒与不可动摇的，人民却是沉浸在失望中。毫无希望的沉重氛围压迫着人民，没有限度。在这种精神真空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去找到个人的价值，“值得尊敬的东西”，像Solzhenitsyn所说的“不要再在谎言中生活。”
反政府主义者也会开始为人权的斗争。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就是去防止人们堕入到无希望中去，而是应该振奋起精神去战斗。所以，今天在苏联，那些争取人权的战斗者们，甚至是以他们的鲜血，试图着去战胜焦虑，去重新建立人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反政府主义者，以解放人格为开始。新时期的基督教必须比这走得更远。现在，反政府主义者们，站胜了他们的焦虑和失望，但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再也不依照战斗时的原则去塑造他们的生活样式了。他们发现了其他的价值，积极的、创造性的。在英雄主义里，除了好的一方面之外，他们也发现了危险的潜质——对自我的爱、过度的夸张、还有自负。他们也发现了英雄主义里虚弱的一面，也看到了无所畏惧可能潜入那自我满足的、崇高的苏维埃人道主义精神中去。在苏维埃学校，我们被高尔基的句子所填满：“人——一个骄傲的语词。”
无神论者的力量和支柱，成为基督教的障碍。新皈依者对上帝的恐惧，远远超过了自私自利和无所畏惧；人类自我中心的感觉，在美丽而自我获释的察觉到自己有罪的光芒下，显得苍白无力：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觉得有罪的感觉越是强烈，就越是加深了对那些被压迫者和受难者的责任感。在俄罗斯修院，我们发现了恰恰满足我们愿望的普世精神。那里，人们为全世界的人祷告，暮昏的祷告中，这一点经常被提出：“现在，让我们祷告，兄弟们姐妹们，为了那些不能为自己祷告的人，也为那些没有人能够为他们祷告的人。让我们向圣母祷告。‘在您的护佑下…’”
教堂里一切都是新的
今天，在俄罗斯，还是有着太多的哲学和思想。像十九世纪末一样：俄罗斯知识分子想阅读从西方传来的一切。大量的翻译在地下文学圈里传阅着。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酒吧里，关于雅斯培斯、胡塞尔、萨特和列维-施特劳斯的讨论整晚地进行着。我仍旧记得，我与我的朋友们经常讨论时间的问题，我们都赞同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的看法，即理性主义的哲学仅能描述过去。理解和理性，致力于使事情变得确实，并与那将要到来的、已然完成的、早先就有的东西之间存在着联系。我们喜欢海德格尔对尼采的研究，在那里，他区分了理想主义和自由意志。从莱布尼茨到叔本华到尼采，理性主义哲学和启蒙主义，都是关于意志的哲学。在他的著作中，海德格尔解释了尼采那出名的概念，“永恒轮回”。意志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仅仅是重复过去。意志对时间报复，就创造了永恒轮回和同一的学说。但是，理智同样也存在于这一是过去的回音的永恒轮回规律中。
我们就像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小孩；觉得被自由意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学说颠来倒去，那里，过去颠覆了现在，那里，人们不能再创造什么，西西弗斯永无休止地往山上翻滚着石头，人性为我们行为的堕落、错误和愚蠢所束缚。现在，当我想起这一感觉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地狱里。因为，地狱里，典型的特征就是无聊、单调乏味。
然后，另一种东西突然照亮了一切。宽恕、赎罪的视角，早先的毫无希望，现在突然沐浴在完全的光芒里。基督教将我们从过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悔改和忏悔使以前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了。过去消失了，再也不会在那儿了。
教会战胜了那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东西。
永恒轮回的情况仅在复活那唯一的历史性事件中出现。教堂里一切都是新的：不管是，当我们怀着无知第一次走进它时，还是四、五年后再次走进它。圣餐永远都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对教会的爱，永远是第一次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