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中國滲透》為何不能接受中國崛起？_節錄

第一章 何謂中國特色的政治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與世界作戰。這場戰爭主要是為了掌控和影響對手的決策思考過程，透過強迫、貪腐和暴力等祕密行動，以達成改變結果的最終目的。中國當然希望不費一兵一卒就能贏得這場戰爭，但它日益強大的軍事和準軍事力量，正在背後邪惡地支持其不斷擴大的影響力戰爭。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說，這場戰爭目的是致力將中國「復興」至昔日的帝國榮景，再次成為「中原帝國」，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個無所不能的霸權國家。這是一場確保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口、資源，以及中國歷史上所謂的「蠻夷之邦」（無論是鄰近國家還是遠在世界各地）都在其掌控中的總爭奪戰。

就像天朝帝王在巔峰時期一樣，中共將這些蠻夷國家分類為兩種：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霸權地位的朝貢國，或是將之視為潛在的敵人。儘管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充滿了對和平國家偉大復興的高尚假象，但中共其實並不希望與各國平起平坐；相反地，它試圖將其包羅萬象的文明強加給其他相對弱小的國家。總而言之，習近平「中國夢」的意識形態最終是以極權主義、列寧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原則為主要底蘊。

對於中共來說，這是一場為了實現區域性和全球性霸權的全面性戰爭，內容包含軍事、經濟、訊息和政治作戰等元素。尤其是，中共的政治作戰手段既具攻擊性又具防禦性，並以「超限戰」的形式在國際舞台上廣泛進行。

為何不能接受中國崛起？

作為這項研究的序曲，對以下關鍵問題的了解至關重要：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求區域和最終全球霸權很重要？為什麼世界不能接受和容忍「中國崛起」？（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機構和外國支持者，經常使用且看似不具威脅性的詞語。）為什麼世界應該關注中國的長期戰略—企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目標，究竟有什麼需要擔心的？

上述問題的答案其實顯而易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強制性、擴張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軍事力強大、殘酷壓迫、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國家。根據美國退役海軍上校詹姆斯．法內爾的說法：「當擴張主義的極權政權（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挑戰和限制時，世界已經看到了其可能的下場。在這種霸權的世界中，人民只是國家的臣民，只是國家的附屬財產，而民主、不可剝奪的權利、有限政府和法治等理念則將毫無保障可言。」

我認為探討上述問題之前，先探討有關極權主義的一些共同特徵是有助於澄清問題的本質，比如：將個人定義為僅是國家的臣民；控制媒體機構、經濟部門和教育機構；由單一政黨掌握政府之外的指揮鏈；缺乏權力制衡；個人崇拜和軍國主義；以及一個關於屈辱的歷史敘事，導致極端民族主義和對侵略的自覺權利。這些界定性特徵在二十世紀曾在世界上見證過，例如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和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蘇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德國、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義大利、帝國主義的日本和紅色高棉最高領導人波布（Pol Pot）的柬埔寨。這種政治結構和論述，長期以來為帝國和獨裁政權的治理框架奠定了基礎。極權法西斯主義與中國特色，並沒有什麼新的或本質上的差別。

然而，當代極權的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是前所未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代技術力量和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的迅速匯聚，根據加拿大著名的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認為上述因素使得中國成為「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脅」。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一個企圖控制世界資源的新興霸主，表面上是為了造福中國，或者實際上是為了造福十四億中國人中約九千萬名的共產黨員。根據二○一六年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最富有的一％家庭擁有該國三分之一的財富，而最貧窮的二五％家庭只擁有全國財富的一％。」 上述數據凸顯中國是財富分配非常不均的國家。

中共已經證明，它可以有效地利用民主體制的開放性，來實現對那些民主國家的霸權統治地位。如果可能的話，它想要以和平方式實現這一目標，雖然過程中不會完全放棄鬥爭手段，但最理想情況是根本不需要動用武力，亦即「不戰而屈人之兵」。中華人民共和國再三表示，它現在具備足夠強大的能力和自信心，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爭奪區域霸權。

到二○三○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建立一支船艦總數大約兩倍於美國海軍規模的遠洋海軍，並擁有把高超音速導彈加入其核武「三位一體」、射程已能覆蓋美國本土全境的打擊能力，北京更將無視國際法，依靠貪汙和脅迫來實現其外交、經濟和軍事目標。 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伊利．瑞特納（Ely Ratner）的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包括「分裂和控管可能對中國行為提出集體預警的區域機構」，以及「威嚇亞洲海域內主權聲索國，這些國家試圖合法開採資源並保衛其南海主權」。

具中國特色且致命的政治作戰武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作戰機構，是其追求區域和全球霸權的關鍵性武器；中國對內部群眾的殘酷鎮壓，是其獨特政治作戰被舉世公認的特徵之一。當今，中國禁錮至少一百萬名維吾爾族人，他們被關押在所謂特別殘酷控制下的「再教育營」，中國政府因此受到國際組織，如國際特赦組織以及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嚴厲批評。 實際上，中國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鎮壓採取更加隱匿的行動——根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說法，「中國系統性的反穆斯林運動，以及對基督徒和藏傳佛教徒的壓制，可能代表了世界上對宗教自由的最大規模的官方惡行」。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政治鎮壓，遠比宗教壓制和思想控制更加致命。中共必須為造成數百萬中國人的死亡負起政治責任，這些死亡是在災難性的大規模恐怖統治期間所發生的，例如「生產大躍進」（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以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事件」這場「相對」較小規模的流血暴行。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的研究發現，單單在「生產大躍進」時期，「對中國農民的系統折磨、暴行、饑餓和殺戮」是常態。在那四年內，有超過四千五百萬人「因工作、饑餓或被毆打而死亡」，而文化大革命導致至少有額外二百萬人被謀殺。在一九五○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反右派』運動等其他運動」中，還有一百萬到二百萬人被殺害。 這種殘酷的鎮壓還包括聳人聽聞的報導，例如：中國目前大規模處決法輪功練習者和其他良心犯，「摘割器官，這些器官可以被中共官員大量出售以牟取巨大利潤」。 有關中國政府以政治作戰手段迫害中國人民，直接或間接造成的死亡人數的估算雖存在著激烈爭論，但數據顯示，在毛澤東統治時期，死亡人數可能高達七千萬人。

儘管中共確實在自己的國家犯下了大規模謀殺罪行，但它仍然牢牢掌握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權力，並持續宣揚崇拜毛澤東—他是這些致命鎮壓行動幕後的真正主謀者。中共官方英語報紙《中國日報》（China Daily）稱，中共在二○一九年十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周年期間，對毛澤東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尊敬和「虔誠」。 與俄羅斯不同的是，俄羅斯最終譴責了史達林的兇殘統治，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仍不願承認錯誤，迄今未對毛澤東近似種族滅絕的歷史罪行表達任何懺悔、贖罪之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機器「掌握了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時代使用政治符號和象徵的力量」，許多中國人熱衷於接受其極端民族主義的「愛國教育」計畫。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們面臨著無法想像的審查和思想控制，這對大多數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來說是非常難以理解的。 此外，透過其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影響力，北京政府嚴厲批評那些在中共看來企圖「遏制中國崛起」或「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國際規則或行動。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宣傳機構，譴責那些批評中國政府嚴重侵犯人權的人是「不道德」的人，並譴責那些反對海外中國惡意影響力活動的人為「種族主義者」。

二○二○年五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在向國會提交的一份報告中，強調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作戰的看法：「中國的黨國體制掌控著全球資源最豐富的宣傳工具。北京透過國營電視、印刷、廣播和網路以鞏固輿論主導權的傳播，在美國和世界各地不斷增加。」

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制度牽連到美國機構，例如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最近《華盛頓郵報》批評其「實際上將中國反對言論自由的作法輸入美國」。事實上，中共定期對包括萬豪國際飯店（Marriott）、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紀梵希（Givenchy）和范思哲（Versace）在內的世界知名品牌進行審查。 好萊塢也已經被「收買」，以「避免觸及中共認為敏感的問題，並對全球觀眾製作呈現中國正面形象的軟性宣傳電影」。 北京在傳達其強制審查要求方面非常清楚，如《環球時報》的一條標題所反映：「全球品牌最好遠離政治。」該文章譴責了所謂的「言論自由」，並對不遵守中共政策的人提出明確和隱含的威脅。 北京還出口「暴力的積極手段」到外國，以支持其在國外的政治作戰活動，這將在本書的後續章節中詳細說明。

以經濟脅迫與公共輿論戰威脅全球

經濟脅迫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作戰工具中特別顯著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利用其「全球帶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俗稱「一帶一路」﹞）的承諾，建立了《中國日報》所描述的「世界經濟合作的新平台」。 美國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助理國務卿大衛．史達威不客氣地描述了一帶一路和其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脅迫計畫，指出北京利用「市場扭曲的經濟誘因和處罰、影響操作以及威嚇」，來說服其他國家遵從其政治和安全議程。 此外，美國當時的副總統邁克．彭斯（Michael Pence）更具體詳細說明了美國對中國使用破壞性的外國直接投資、市場進入和債務陷阱，來迫使外國政府屈服於其意願的擔憂。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官員羅伯特．斯帕爾丁（Robert S. Spalding III）將一帶一路描述為「基礎設施戰爭」，他寫道，這可能是中國無限制侵略中最微妙且最貪腐的部分。雖然它總是包裝成表面上看似慷慨的「雙贏」發展交易，但最終目標是透過提供基礎設施，但不完全交出設施的控制權，企圖將一切始終掌握在北京的手中。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塑造了國內和國外的公共輿論，旨在「破壞學術自由、審查外國媒體、限制訊息自由流動，以及限制公民社會」。 正如川普總統向國會報告的那樣，「除了媒體，中共使用一系列行動來推動其在美國和其他開放民主國家的利益。中共統戰機構和代理人瞄準了美國和世界各地的企業、大學、智庫、學者、記者，以及地方、州和聯邦政府官員等，試圖影響各國輿論論述，以抑制針對中共國內的外部影響勢力。」

澳洲和紐西蘭、歐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島國、南美洲、北極圈國家和非洲都已經緩慢地認識到，中國的惡意影響力已滲透到他們的國家，並企圖擴大追求北京的外交、經濟和軍事利益。 加拿大和美國對中共統一戰線行動和其他形式的脅迫、壓制和暴力攻擊在其境內的成效，同樣感到震驚。 新冠疫情大流行也提醒了許多國家，中國的有害意圖和惡性影響力的危害性，儘管中共進行了極具侵略性的全球宣傳活動試圖加以掩蓋。

前澳洲總理馬爾科姆．滕博爾（Malcolm B. Turnbull）的高級顧問約翰．加諾（John Garnaut）指出，許多國家對於中國政治作戰的影響力已經慢慢覺醒，尤其在如何反制中國政治作戰的基本共識不足上：「有如大夢初醒般地突然湧現，全球十多個國家的政治領袖、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社會活動家正在努力應對一種被不同程度地描述為『銳實力』『統戰工作』和 『影響力操作』的中國境外影響勢力。」 他補充說：但是仍有「十多個 『其他國家』 正參與這場辯論……但沒有一個國家進行了持續而激烈的討論，更別提達成政治共識了。」

政治作戰各國都有，但皆不比中國全面且隱祕

當然，政治作戰的使用並不僅限於中國。所有國家都進行諸如傳統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影響力操作，來影響他國的政策和行動，以確保自己的國家利益。例如，在冷戰期間，美國及其合作夥伴和盟友參與了一場最終成功的政治作戰，旨在推翻蘇聯建立用於分隔世界部分地區的鐵幕。但中國的政治作戰版本與其他國家不同，根據新加坡前外交部次長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的說法，中國試圖透過其影響力和政治作戰行動實現更多的目標。

比拉哈里．考斯甘是一位在研究中共惡意影響力方面備受尊敬的專家，他指出，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採取了將法律和隱祕合而為一的全面性作法，並結合了說服、誘導和脅迫。」重要的是，他認為中共的目標不僅僅是「指導行為，而是制約行為……換句話說，中國不僅僅想要你遵守其意願。更根本地，它希望你能以一種方式思考，進而自願地做中國想要做的事情，而不需要被明白告知。這是一種心理上的操控手法」。

當中國正進行全球政治作戰以實現其外交、經濟和軍事目標時，正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研究詳細論述，中國出口了極權主義。北京故意破壞民主和個人自由的可信度，以凸顯極權政權的制度優越性，稱之為「中國模式」。 中國的政治作戰手段在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和盟友方面特別有效，例如，北京成功地利用二○一四年至二○一七年時美國和泰國之間不斷加劇的分歧，鞏固了自己在泰國的政治利益。此外，中國持續進行超過七十年的工作，意圖摧毀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及台灣人民辛辛苦苦所贏得的民主、主權以及政治和經濟自由。

雖然近年來，在美國關於必須對抗中國帶來的威脅方面，民主黨和共和黨雙方意見趨於一致，然而在面臨如何對抗中國政治作戰威脅的具體細節上，卻仍未有足夠的關注。根據我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和國防部高級官員的討論，政府各部門之間一直存在著缺乏明確對抗中國政治作戰的意願。因此，目前在戰略和作戰層面上還欠缺一個將共同願景、行動一致性和所需資源匯聚在一起的綜合作法。直到最近，這種不利局勢還進一步惡化，因為美國政府甚至不願承認中國政治作戰的涵蓋範圍，或其在泰國和台灣已取得顯著成功的諸般事實。因此，本書的章節安排將專注於探討中國對這兩個國家的政治作戰行動。

對於中國政治作戰的學術研究仍然存在普遍不足的現象。探討此現象之所以造成學術關注相當匱乏的主要原因，包括：學術審查和自我審查，以及許多研究學者心知肚明—追求這一敏感主題的研究，可能使他們在學術環境中面臨嚴重的刁難。另外，部分原因也可能出於與「政治作戰影響力」相關的學術用語太多，詮釋的定義太笨拙且有時對於澄清事件的內容沒有太多的幫助有關。本書的一個目標是正確理解主要術語，以澄清政治作戰威脅的範圍，並達到更理想的政治回應與更好的反制效果。

儘管本書試圖在中國政治作戰這一主題上開創新局面，但諸多主題中仍有許多面向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本書未涵蓋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如何將政治作戰帶回中國—即所謂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期能「既進攻又防守」這場衝突。這個主題以及其他相關主題應成為許多個人和公共研究、教育機構未來研究的重點。

值得記住的是，曾經，美國在進行政治作戰行動方面做得相當不錯。在冷戰期間，美國政府成功地使用各種方法對抗共產主義陣營。這些方法包括：公開行動，如建立政治聯盟、開展經濟發展和宣傳傳播；以及祕密行動，如支持友好的外國單位和對抗敵對國家的反對派，進行心理戰操作、資助非共產主義政黨、組織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對抗共產主義，並支持鐵幕背後的異議分子和自由鬥士。

美國和志同道合的國家必須大力投資，採取積極行動，對抗中國的政治作戰，以保護我們的自由和主權。我們正面臨重大挑戰，該起身對抗中國政治作戰所帶來的生存威脅，以使各國和其公民免受此一威脅並能有效地予以反制。現在是我們開始在這場政治作戰競爭中反敗為勝的時候了！讓我們一起以智慧參與戰鬥，最終贏得這場「鬥智不鬥力」的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