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记：自由、DIY与政治化——51人在Bound Art Book Fair ( Manchester, 2024)

在构思这篇随笔的时候，我的手机里正循环着DIIV的音乐，狂风在曼彻斯特红砖房之间肆虐。这个美国的摇滚乐队将在书展后紧接着的第八天晚上演出，不出意外那个周一夜晚将挤满穿着慈善店二手衣服的纹身青年。选择周一晚上进行演出是一种态度。在这群人看来，周一并没有也不应该被工作和常规定义。它应该和任何一天都一样，是可以被任意支配的，也可以让身体在轻飘与疲惫之间找到释放的平衡点。

这大概映衬了曼彻斯特独立艺术书展Bound Art Book Fair的宗旨，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自由、DIY与政治化。书展在曼彻斯特大学品牌下的美术馆Whitworth Art Gallery举办，为期周末两天。2024年展览了77个独立出版商和艺术创作个体的作品，同时包括分布在3个地点的9场公共座谈活动。

这是51人在曼彻斯特的第二次书展，也是我人生中第二次以书商的身份进行文化传播。按照惯例我们会在读者购买书后询问他们是否有愿意和购买的书拍一张合照，以作为我们社交媒体平台的数字记录。我一股脑将照片甩进和陈韵的微信对话框，情致激昂地向她讲述每个照片中主角的故事。和他们的对话让我仅通过周末两天时间便变成了一个充实的自我。我明白“自我”是个被滥用的陈词，这样说听起来也些许夸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书展恰巧在我经历存在主义危机的风暴中，拉近了我与“理性构想中的理想的我”的关系，也让我用两天时间完成了一场微型民族志，作为一个外来者和观察员重新探访曼彻斯特这座城市以及身处其中的我。

1. 去摆摊：从工人阶级住宅区到牛津路高雅画廊

曼彻斯特是我居住了三年的城市。于我而言，曼彻斯特是初来前被浪漫化的雨城，是幻想中的独立音乐圣地和后朋音乐风格的发源地，也是到达第一天在高校区高频看到亚文化风格穿着时的释放感，是高昂的学费和频繁的罢工，是老旧的连排平房和市中心酒吧的日夜笙歌，是教学楼、图书馆、咖啡店、卧室和厨房里的老鼠，是24小时派对不停歇的资本主义中心，也是一张张在支援巴勒斯坦游街中写满愤怒和希望的不同颜色的面孔。

曼彻斯特鲜活、立体，在全球历史轨迹上依然活跃。然而我与它皆是彼此的陌生人。我只是一名沉默着为它带去资本收入的外来躯体，而它只是我在当下无处落脚时的暂住游园。然而两天的摆摊经历，让我重新思考我与它之间的关系。这仿佛是我们走得最近的一次预谋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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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家出发，走向美术馆。居住地在曼城东南市郊。这里在19世纪曾是私有基金会重点开发的公园风景高档私人住宅区，而当今的街道景象与其充满皇家古典风格的街区名字却毫无关联：这片“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不再有旧日高墙，只剩下一排排低矮的复试红砖牌楼和凌乱散落在每个大门口的垃圾桶，仿佛是昔日大英帝国在全球化竞争下衰落的象征。向西经过Rusholme街区。这是众多留学生在出国前担惊受怕的“印巴区”（其最有名的东南走向美食一条街名为curry mile，坐落众多南亚和中东的美食）。这里在20世纪初被规划为廉价房和政府救济房区域，二战后南亚移民逐渐迁入并定居。进入21世纪，Rusholme成为曼城多元文化街区的典型样本。我热爱这片区域。美味的香料茶、烤肉店随处可见。延伸到马路边的新鲜蔬果摊拥有不同形态的辣椒和东方奇异果，是英国本地超市无法提供的视觉味觉享受。

美术馆与Rusholme隔着一条马路相望。马路南部是失修的廉房，北部是铺满金黄落叶的公园和被宠物狗追逐的爬树松鼠。美术馆在公园的东北角，智慧地与廉价地产拉开距离，给自己充足的空间并以学者和艺术家的身份探讨反思英国的帝国历史，捍卫着思想潮流领航者的角色。每次从Rusholme进入美术馆和更北边的学校校园，我总忍不住想：这条象征地理区隔和身份区隔的隐形线，是得经过多少人和时代的反复说教才被画出的当代鸿沟？

去摆摊。这个词无法用英文直接翻译。“to set up stall”？看似含义接近，但是“set up stall”只得以涵盖活动前的一小部分准备工作。在中文语境中，“去摆摊”既是行动，又是目的，也是通往最终目的的路径。一方面来讲，“摊贩”象征着市民文化，用随机应变的智慧在街头生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高，但自由度也高。“摆摊”出于生活所需，所获也基于公平交易的原则。去摆摊的艺术创作者们大部分都来自英国北部，且有艺术相关学位或大学教育经历。大家热爱摆摊，也很珍视每一次摆摊的机会。摊贩们也都是志趣相投之人，尤其在Bound Art Book Fair，可以看到一些常年参加的熟客。创作者们都在为了与读者见面而努力更新自己的作品，希望呈现出最高质量的造诣，期待不经意间被暗访的高级图书管理员或策展人抛出橄榄枝。然而另一方面来看，艺术摆摊并不能算是纯粹的市民文化，因为消费艺术品具有一定的阶级身份门槛；但创作者们也绝不是有闲阶级，至少在曼城的参展人们不全是，或者大多数不是。他们不一定有稳定的收入，却都拥有引以为傲的艺术家身份。只要会设计、懂写作、并且有作品，人人都可以以艺术家自居。亦或者在他们众多的社会身份中，艺术家是他们最接近自我的生命状态。

在极度崇尚自我表达和个人主义的英国艺术环境中，我也会不自觉地被迫自我意识过剩，试图站在这些艺术家的角度思考：我是什么身份？我既不是创作者也不是艺术家，没有学过艺术也没有犀利的艺术见解，那我是不是唯一的身处局内的局外人？我在艺术社群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是否可以和其他艺术展商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交流？当别人将我误认为图书的创作者并投以崇拜的眼光时，我该以什么方式接住他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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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绞尽脑汁，尽量对自我的建构保持忠诚：我是个前途未卜的社会学在读自费博士生，是上学之余咬着牙打零工弥补高额生活花销的高校行政文员，是曾经善于用写作和音乐与自己和他人联结的“文青”，是时刻觉得中文表达在英国社会中格格不入且孤立无援的自弃状态，是时而讨厌一切关于自己与周遭环境、但又一次次在朋友和家人的言语中重获温暖的披着笑脸的行尸走肉。最重要的是，在当下、在此时，我是51人在世界各地书展中的摆摊志愿者。51人不能没有我，我的生命注定被51人经过。

和很多试图在异国建立生活的人一样，我曾放弃追问关于自我的议题，放弃掉“你可以有所作为”的畅想，以安稳和无聊的玩乐证明我的生活很如意；但放弃清醒带来的混沌状态让我一度讨厌自己，也找不到自己在英国的价值。但这次我选择反思、记录，选择浪费时间和不计目的得作为，在忙碌的风暴中继续尝试和体验。这或许就是英国生活对我的形塑吧。它抛弃我，我抛弃我自己，它却又在合适的时机给我一些不一样的机会，让我重拾破碎的旧相册，再用它弥漫在空气中的创意提醒我重新拼凑一张属于自己当下的拼贴画。它让我离开自己，又重新寻找并捡拾自己。

去摆摊，是我从工人阶级住宅区走向牛津路高雅画廊的短暂历史进程。一个两手空空的人带着不属于自己的流通资本，进入了高密度的文化生产传播空间，扮演着被他人信任的马戏团团长角色，只为呈现一出流光溢彩的短暂表演。在这其中，团长意识到，原来她也可以拥有自己的马戏团，只要敢想敢做，像51人出版的作品一样，真诚、记录、从自我出发进行创作。创作是自我接受的表达方式。

2. DIY：作为潮流的反文化

参与书展的剩余76个展商大多充满了DIY精神。这里的艺术原则是创作自由，艺术没有好坏之分，更多是注重对情境和氛围的再现。因此很多创作成品并不能归结为“一本成熟的书”，它们并没有文字，或者仅由几句短诗和零碎的词语构成。还有很多作品更像是在用摄影集展现精美的印刷工艺，或者是对树、水波纹、阳光、电子蒸汽波和街边窗户的迷恋。有的出版团体只售卖被放大的口号，“Make Love, No War”以醒目的亮粉平铺在A3纸上，就足以吸引个性青年们购买。还有一些立场为“anti-profit”的自制杂志，仅由两到四个核心成员创作并运营。他们为爱发电并一人多职，设计、印刷、装订、售卖，在小范围内和到访书展的读者共筑亲密关系。

STAT Magazine算是那一届的明星书展摊。它唱着“Anti-Manchester”和“Anti-Profit”的口号，两个主创来自曼彻斯特周边的一个区，高调且专业地做着文化艺术个体杂志出版项目。两人带着印着“Abolish Manchester”的不同尺寸的海报，以及最新出版的一两期杂志，在书展中炸出了一个奇迹：第一天卖完了它们所有的库存，因而当晚不得不为第二天疯狂加印。这或许就是小规模独立出版的春天吧。

我对“Abolish Manchester”的立场感到好奇。在我的认知中，Abolism（或者Abolitionism）是种当今社会运动思潮。Abolish指的是废除某种制度，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意指反体制、反系统，反抗由英法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殖民历史时期建立起的社会秩序，以及当今秩序下残存的种族、性别不平等以及不同形式的剥削和压迫。Abolism常常被使用于全球移民研究，自由主义者学者们呼吁Border Abolism（废除边界），倡导减少边境控制、减少国际政策对移民行为的限制，因为人人都应该有自由移动的权利，并且从解构语言的角度呼吁没有移民和难免应该被扣上“非法”的帽子（“No one is illegal”）。这是分布全球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对西方主导的强权政治的激进反思。

周天下午离书展结束还有将近两小时，我终于有时间参观其他展位。我问STAT展商怎么理解“Abolish Manchester”，又是怎么想到把Abolism这个用于全球移民和后殖民语境的词联系到英国局部。小哥高高瘦瘦，很年轻，骨骼分明的脸和一头橙色短发，开口慢慢悠悠的北方口音飘来：“Well…我们的主旨是舍弃曼彻斯特中心化观念，去关注英格兰西北其他地区在文化艺术上的重要性。”这里补充一点英国区划知识：大家所说的曼城/曼彻斯特（Manchester），只是Great Manchester（大曼彻斯特县）之下的一个区，而后者由十个片区构成。STAT来自Wigan区，是大曼彻斯特县最西边的区，占地面积几乎是曼彻斯特区的两倍，但在文化艺术领域几乎无人提及。

STAT试图重塑“英格兰西北部”（North-west England）文化地理身份的含义。他们倡导挑战曼彻斯特作为区域发展中心的话语权威，在自己的杂志与社交媒体上展示不同西北地区的历史、人文，和文化艺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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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消费环境中，思想的生产需要一句口号、一个展示特立独行态度的标签，继而在DIY的教旨下辅以视觉设计，便有很大机会打开市场，在与消费者短暂接触中足以挑动他们的视觉神经。DIY是朋克运动的社会遗产，是走进西方白人青年一代心理的直通车，是他们的生活旨趣，也是随时享有特定受众的时尚潮流标签。在这里，艺术家们可以发挥创意、思辨和动手能力，并通过分享活动将作品传播出去，而无需承受产量或初始价值的压力。这是英国对文化艺术生产者的宠溺和包容。

DIY也是高度政治化的。DIY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体声音的价值，并用这种自我表达实践去反抗主流告诉你的关于“正确”和“常规”的社会标准。这种政治属性可以追溯到英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朋克运动：只会三个和弦也可以组乐队，没有经纪人也可以自己定场地巡演，工人阶级也可以引领时尚潮流。DIY深植于反文化（counter culture）范畴，比如在Bound Art Book Fair中展商们用“anti”的反主流立场来建立自己的身份，吸引对独立创作感兴趣的读者。文化身份的建立除了依赖于拥有类似价值观的人群，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他们有相同的“敌人”。商业价值（profit）和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是Bound Art的对立面，选择“anti”也是创作者们在饱和的艺术市场下艰难生存并书写存在感的蹊径。

然而Abolish Manchester也只有来到了Manchester才能激起讨论。对中心的批判，只有进入中心并成为中心才能被听见。它不会落脚到Wigan，如果只在Wigan美术馆展出只会无人问津。因此，DIY成为了一句快时尚宣言，反文化也成为中心人群的交流语言。那些酷孩子们会在昂贵的曼城学区房里贴上这些海报，穿着印着标语的T恤和朋友们在派对中合照，在市中心酒吧中与陌生人展开关于Abolish Manchester的讨论，激情澎湃地谈论政治理想，咒骂资本主义对世界带来的危害。

然而我并非想从文化批判理论出发用悲观的态度去控诉晚期资本主义下人类活动无法逃离的商品化陷阱。我很喜欢Bound Art Book Fair的一大原因是这个平台创造并维系着英国北方的艺术社群，去展示英国北部艺术创作的态度，以及消费“态度”作为当今艺术消费的一大现状。你经济拮据，但依然可以很时尚、很自由地搞创作，因为你的态度就是你的资本。听起来很美好不是吗？

3. 51人在Bound Art

我很感谢陈韵对我去摆摊的信任。九月底在我初次摆摊前，陈韵和我仅简单聊了一个小时，她便将这些书背后的创作故事交给我任我自由发挥。我倒也没有让她和我自己失望，虽然很抗拒周末早起，但是依然精神亢奋地和感兴趣的读者交流。

活动几天后陈韵转发给我一条链接，主办团队向展商收集反馈问卷。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道今年活动最大的亮点，我毫不犹豫地写：“我认为51人展台是今年的最大亮点，因为我们是最独特的，远渡重洋来自东方降临曼城，给饥渴的读者带去亚洲的当代文化艺术动态和我们的态度。我们能在这里参展，是真正根植于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实践”。提及去殖民（decoloniality），是因为这个词是英国当前人文教育领域的主流，便借用这一主题为“我们在这里参展”这一事实拔高价值落脚点。

事实如此，相比之下51人在书展中如此独特，除了我们之外很难看到双语或者三语出版的作品。两天的销量和我预计的一样好，很多书被同为展商的读者们内部消化掉了。从种族角度看，我们的读者主要是英国年轻白人群体，很少有亚洲或者非白人群体有购买意愿。这和我最开始的预期稍稍有些不同。或许因为他们普遍出自中产家庭，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对审美旨趣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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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摆摊前，我满脑子都在温习一些宏观的抽象词，自认为最重要的策略是用这些词简短地概括展览书目的主要内容，就像是人工智能抓取关键词为商品贴标签。关于《亚洲木刻图绘》系列杂志，我称它们为“木刻艺术作为反战反核——反抗的艺术在亚太地区的战后历史”；关于工艺的漫画书系列，它们是“中国当代年轻人的存在主义危机和无政府主义日常反抗”；《鹿特丹街行》和《三个故事》是三语出版，我将这两本书归为一类并主要介绍它涉及到的地域文化；剩下的书会在读者拿起样本书时不经意地凑过去，抛给读者书籍设计的巧思妙行。比如《深渊模拟器》既是“关于游戏的书”又是“书的游戏化呈现”；《51摊》是“2016到2023年间对上海摊贩的记录，亦希望在政策的变动下有朝一日能自由地在街上生活”。

事实是，这些书中涉及的丰富内容和创作背景很难被只言两语界定，这似乎增加了售卖的难度；而我依然在第一次听陈韵过书单时便立刻激动地察觉到它们背后的政治反思性，以及关于反思性这一主题与英国社会文化消费者之间潜藏的巨大对话空间。因此我始终猜测《Seed of Memory》这本以后殖民为主题的英文单语出版会是这次的畅销书，在介绍书的时候也一定会强调这个词，希望观众买账。

然而有一个读者令我印象深刻，并挑战了我的理所当然。他在书展第一天下午两三点出现，中年印度裔长相，悄悄停在我们展位前，表情严肃，每本书简单翻一两秒后就会看下一本。我无法猜测他喜欢什么风格，便刻意没有和他搭话，希望给他足够的空间。只见他比较用力地查看《Seed of Memory》的首页，我便认定他是后殖民主题的受众。这时他突然热情地凑上来问我：“这是个诗集吗？你看这本了吗？”我有些羞愧，但很直接地告诉他：“我自己还没读，但这本是关于去殖民关怀作为回忆的种子，是集合了很多艺术家的写作合集。”他听了之后很困惑，“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看着书背面印着的简介，询问我一个词的意思。当下我没有选择立即谷歌该词的意思，反而是带着一点对自己和他的反应的失望，直接承认我也不清楚。

他立刻对这本书倦了，目光转到色彩丰富的《亚洲木刻图绘》杂志。我接着他的眼神讲：“这个系列杂志是关于木刻艺术作为反战主题的艺术媒介。”他继续追问：“反战？哪个战争？”“二战。”我迅速抛出答案，或许我只是为了完成问与答这种对话形式，也顾不上是否在传递准确的信息。他翻看这三本杂志，希望我推荐一本我最喜欢的。我又将选择权抛给他：“它们各有千秋。你可以参考一下目录。”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哪本内容有意思，但是喜欢第四期的色彩和配图。可惜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他，他在说要去咖啡店换点零钱之后便再也没回来了。后来我查了他问我印在《Seed of Memory》背面的词，Abya Yala，原来是美洲原住民对美洲大陆的称呼。

我也是后来回想起这些与读者交流的过程才意识到，销售的完成常常并不需要多言，图书与读者之间的心有灵犀很多都建立在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眼神。这种一见钟情并不是主流文化议程可以轻易解释的，而是具有高度的个体性。

几个大红大绿色头发、面部打着眉骨钉鼻钉的青年们激动的凑过来：“OMG好酷！这里有漫画！”。她们引来了一群穿着相似的朋友。我讲出了关于这几本漫画书的推销台词。“快看，这里有无政府主义漫画！”熙熙攘攘地卷走了一本《北京地下》，熙熙攘攘地转身走掉。

一个白发苍苍的爷爷悄悄挤进人堆，站在展位前几乎一分钟，没有移动脚步。我很惊喜他带给书展的年龄多样性，主动介绍了摊位上剩下的书。他对在亚洲语境下进行的“反抗”主题创作很了解，开始讲述自己十分久远之前曾去过中国，并对两地文化差异印象深刻。“那现在那里的环境怎么样？”他问道。我顺着这一话题分享了《51摊》的创作背景和我们来英国参加书展的旅程。他的目光停在了最后一本《三个故事》上，仿佛看到了老友，声音更轻快了：“现在很少能看到关于藏族文化的书！”他化身成了那个讲故事的人：“我是英国东南部的人，之前学校附近的村庄有一些藏族的移民。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真的经历了很多苦难，好不容易移民到英国生活。我以前还会和他们聊天，他们都特别友善。”“那您后来还和这些人有联系吗？”他顿了一下，“早就没有了。我后来离开了那个村庄。不知道现在英国还有多少藏族移民。”

很快我的注意力被其他读者带跑。几分钟后，帮我摆摊的朋友提醒我，那个爷爷要买最后一本《三个故事》。我比较惊讶，原以为爷爷在展位前静静读完那本后会默默带着他久远的回忆独自离开。因此我也感到命运的眷顾，或许这是这本书最好的归宿吧。它是本样书，被很多人翻看过，封皮和内页已经无法完美贴合。它作为商品并不完美，但却触发了一段长久以来未被讲述过且从未被记录过的另一段人生。它是完美的记忆载体。

所以当人们问我“你是哪本书的作者吗”类似的问题，我也会骄傲地说“我没有参与创作，但我是书籍和读者的沟通桥梁。”我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把关人，我会提醒读者们每本书里有很多新鲜的语境问题可供他们去探索，但也交给他们阐释文化的自由。

我也观察到，大部分读者会因为文化接近性而购买。很少人会因为我们提供的书籍和他们的生活完全陌生而消费。中文、上海北京、版画艺术、漫画形式是她们曾经学习过、生活过、或者是正在从事的工作。我们更多地是代表一种异域趣味，是他们潜藏在世界上另一个角落的第二身份。

写到这里，我想到陈韵在进行视频培训时提到的她对51人的定位：51人并不只是中国的51人，它更是坐标上海、立足亚洲的艺术出版。这根本就是我的非正式人类学摆摊实验所感兴趣的，我希望看看这个跨文化传播会在文化转译和接收过程中有哪些有趣的经历。摆摊前我会认为特殊性导致的资源稀缺性是我们所拥有的文化市场价值，而摆摊后我相信原来共性才是跨越障碍的交流语言。或许51人无法也不该成为某个特定标签之下的区域文化，因为它是世界的、是历史的。它就是它自己。

所以51人在代表英国北部的艺术市集中出现是毫无违和感的。因为出版物的纸张设计、书籍装订足以让它呈现神秘莫测的姿态，比后期的口头介绍更具冲击力；对艺术的政治角色的讨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中人类的共同经验。作品中的原始文字是区域文化的再现，书展中的口语交流是异地文化的在场，触碰与轻闻书籍时的感官是个体经验对在地文化的再造。这些有形的物质活动是一条从彼时到此时的记忆链条，它连接着几千公里，在短暂的时间里穿过我的身体，让我生出一篇八千字的喃喃絮语。我将要带着我的创作继续在路上，就像51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