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1|歷史地層的生命:AI 如何改變社會關係的生成

Forrest St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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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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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AI)如何改變社會關係?本文從歷史地層出發,分析 AI 降低行動成本後對舊結構的加固、鬆動與重組,並探討新社會關係如何穩定、自我再生產,最終形成新的歷史地層。

AI 如何改變社會關係演變的道路條件,並參與新的歷史地層生成

歷史地層的生命:AI 改變道路條件,新社會關係經穩定、自我維持而形成新的歷史地層。

引言:穩定為什麼沒有終結歷史

在前文的探討中,我們已經揭示了一個經常被現代人忽略的文明真相:舊的社會形態並沒有隨著新制度和新技術的出現而自動消失,而是以「歷史地層」的形式沉積在現代社會之中(Part 9)。這些成熟的歷史地層絕非死寂的化石,它們具有強大的自我維持能力,甚至能夠主動吸收最新技術,使自身在全新的時代繼續存在(Part 10)。

既然成熟的舊結構具有如此強大的穩定性和延續力,那麼隨之而來的一個根本追問便是:如果穩定結構具有如此強大的自我維持能力,歷史為什麼沒有停止?

新的社會關係,乃至新的社會形態,究竟是如何從看似堅不可摧的舊世界內部持續產生的?

本文將目光投向那些正在發生的生成過程:觀察穩定結構如何重新產生不適配,AI 等新技術如何改變不同社會關係形成和發展的難度與速度,以及新的社會關係如何逐漸穩定、形成新的社會結構,並最終沉積為新的歷史地層。

第一部分:穩定不是靜止——舊結構如何不斷產生新的不適配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打破對「穩定」的錯覺。一個社會能夠長期維持,並不意味著其內部矛盾已經徹底消失,也不意味著它與現實條件完成了永久的適配。人的需求不斷變化,而人口、資源、技術、利益關係、組織方式以及外部環境也始終處於變動之中。因此,社會的穩定從來不是運動的終結,而是各種力量和關係在持續變化中形成的暫時平衡。

1. 動態平衡與擾動的必然性

社會在持續運作的過程中,構成這種平衡條件的各種因素本身就會此消彼長。人口數量與構成不斷變化,生活水準和生產能力的提高也不斷催生新的需求,財富與權力在長期運作中不斷累積和分化,新的社會力量也隨之產生。這意味著,即使沒有戰爭、革命或重大災難的外力衝擊,一個長期處於和平發展狀態的社會,也會僅僅因為自身的發展而逐漸改變最初維持平衡的條件。

例如,當人口增長和生活水準提高不斷擴大對土地、能源及公共資源的需求時,資源供給卻不可能無限擴張,資源的相對稀缺便會更加突出。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圍繞資源佔有、分配與發展機會產生的矛盾,往往隨之加深。

與此同時,社會越是長期穩定運作,既有權力與財富就越容易累積並向少數人集中,社會機會的分配管道也隨之日益狹窄。原本用於維持社會運轉的制度安排,會逐漸與既得利益深度結合,反過來成為維護既有利益格局、阻礙新力量進入原有結構的工具。舊有制度仍然能夠維持基本秩序,卻越來越無力回應不斷出現的新需求、新利益和新力量。於是,最初促成社會穩定的結構本身,悄然變異為滋生新矛盾的溫床。

更為深刻的是,舊結構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也會成為下一輪問題產生的條件。分工大幅提高了效率,卻也使社會協調變得越來越複雜;專業化大幅提高了知識和技能水準,卻也形成了越來越高的專業壁壘;全球化拓寬了資源配置與交換的範圍,卻也把不同地區和生產體系連結成更加複雜的相互依賴的網路。舊有的平衡,正是在其自身不斷走向成熟的過程中,逐漸與新的現實產生巨大的撕裂。

矛盾,不是社會運作中需要被消除的雜音,而是推動結構演變的內在動力。當這種暫時的平衡被擾動,新的不適配、新的力量和新的關係,便有可能從舊的歷史地層中破土而出。然而,矛盾本身不會自動創造歷史;它只有經過人的判斷、選擇、競爭、妥協與創造,才可能真正轉化為新的社會關係。

2. 人的行動:將矛盾轉化為歷史

然而,舊結構與新現實之間的「不適配」,並不會自動生成新制度。真正把矛盾轉化為歷史變化的,始終是人的行動。

在矛盾的裂痕中,不同力量會作出截然不同的反應:維護既有結構的力量,會試圖尋找更有效的工具來維持舊有平衡;受到舊結構限制的人,則會尋找能夠降低門檻、打破壁壘的新工具;新崛起的利益群體,則會尋找新的組織與表達方式。新事物從來不是矛盾自動「生出來」的,而是人在矛盾中行動、選擇、競爭與創造的結果。

3. AI:舊世界內部長出的新力量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人工智慧(AI)的定位。AI 並不是從文明之外突然降臨的神秘力量,它恰恰產生於舊世界自身長期累積的現實條件之中。它是科學研究、運算能力、資料累積、商業競爭與國家投入的必然產物,更是人類為了應對資訊超載、組織複雜化以及擴展認知能力的迫切需求而孕育的結果。AI 本身,就是舊結構內部矛盾、需求、競爭與能力累積共同生成的新力量。

第二部分:從崎嶇山路到高速公路——AI 如何改變社會關係演進的難度與速度

如果說歷史的運動依賴於人的行動,那麼技術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就引出了本文的核心觀點:AI 並不決定歷史的方向,但它深刻地改變了不同社會關係發展道路的通行條件。

過去,許多新的社會關係和制度安排發展緩慢,甚至未能真正形成,並不一定是因為人們從未設想過它們,而是因為建立與維持這些關係的成本過高。可以把這種狀態理解為在崎嶇山路上跋涉:道路並非不存在,只是通行艱難,許多嘗試因此走不遠,甚至走不下去。

1. 成本下降如何改變力量對比

AI 進入社會後,首先且最直接改變的,是「完成一件事所需的成本」。它大幅降低了資訊取得、知識處理、跨節點溝通、決策分析以及監督與執行的成本。這種變化絕不僅僅意味著效率提高。當一種社會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成本發生變化時,處在其中的不同主體能夠調動的能力也會隨之改變,原有的力量對比因此開始重新調整。

但成本下降不會平均地增強所有人。AI 降低知識與認知門檻,使一般人與小型組織更容易獲得過去需要專業機構才能掌握的部分能力,從而削弱某些傳統中介和知識壁壘;與此同時,掌握大型模型、資料、運算能力與平台的大型組織,也能夠以更低成本管理、協調與控制更加複雜的系統。同一項技術變化,由此可能同時增強原本處在不同位置的社會力量。

這種變化進入不同制度環境,還會形成不同的權力組合。在開放社會中,掌握 AI 平台與認知基礎設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憑藉模型、運算能力、資料與資訊入口獲得新的結構性影響力;AI 不只影響人們能接觸到什麼資訊,也越來越深入地參與資訊的整理、解讀與呈現。在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中,AI 也可能被納入既有國家機器,用來降低資訊處理、社會監控、審查與組織管理的成本。技術提供的是新的能力;但這些能力由誰掌握、進入什麼制度、服務什麼關係,並沒有預先確定的答案。

2. 基礎設施的控制權與歷史選擇

AI 的出現,並不是在原有崎嶇山路旁憑空修建另一條與歷史無關的高速公路,而更像是使原有道路在延伸過程中被拓寬、鋪平。過去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才能建立、維持和擴展的社會關係,現在可能以更低成本持續運作;原本難以跨地域展開的協作、組織與控制,也可能更快進入更廣闊的社會空間。

然而,道路變得更加通暢,並不意味著所有主體都獲得了相同的通行能力。當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動依賴新的技術基礎設施時,運算能力、模型、資料與平台便不只是工具,也成為新的結構性資源。誰掌握關鍵節點,誰就更有能力設定使用門檻、運作規則與資訊流動方式。AI 一方面降低社會關係運作的門檻,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依賴這些基礎設施的主體受到新的制約。

因此,道路條件發生變化,並不能替人類決定最終的方向。我們既不能預設 AI 必然帶來權力的去中心化,也不能斷言它必然走向更強的集中。不同力量將如何重新組合,哪些關係會得到加固,哪些關係會被削弱,又有哪些新關係會由此產生,仍取決於人在具體社會條件中的競爭、妥協、判斷與選擇。

追問未來,不是為了宣布歷史必然走向何處,而是為了在新的社會關係和權力結構尚未定型之前,看清正在發生的力量變化。

第三部分:道路條件變化的三種歷史後果——加固、鬆動與重組

當 AI 改變社會關係運作的成本以後,舊結構並不會朝著同一個方向變化。有些關係因為獲得新的技術能力而更加穩固;有些關係賴以存在的條件則被削弱;還有一些舊關係沒有消失,而是與新的技術能力重新結合,形成過去不存在的結構。

這就是道路條件改變以後出現的三種歷史後果:加固、鬆動與重組。

1. 加固:古老的權力關係獲得新的技術器官

新技術並不會天然站在新制度一邊。只要它降低了舊結構維持自身的成本,技術進步同樣可以使古老的權力關係獲得新的生命力。

明代的廠衛制度提供了一個直觀的歷史參照。錦衣衛由皇帝直接控制,東廠隨後成為由宦官主持的偵察機構,成化年間又一度設立西廠。《明史》記載,西廠偵事範圍遍及京師及各地,甚至王府也不能置身其外;相關歷史研究也將錦衣衛、東廠和西廠視為直接服務皇權的偵緝體系。

但這種監控能力始終受到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偵察仰賴人力,跟監仰賴人力,資訊蒐集、傳遞與分析同樣仰賴龐大的人工作業網絡。權力可以高度集中,但它能夠持續觀察的人數、處理的資訊量以及覆蓋的空間仍然有限。

現代數位技術與 AI 改變的正是這些條件。

今天,監視攝影機、人臉辨識、手機資料、大規模資料庫與自動分析系統,已經能把原本分散的監控活動串連起來。Freedom House 2026 年中國報告指出,具有人臉辨識功能的監視攝影機廣泛覆蓋城市與大眾運輸系統,警方使用的手機資料擷取設備也已擴大使用;Human Rights Watch 則記錄了中國警方將人臉辨識、語音辨識、大數據平台與其他技術納入大規模監控體系,並用於追蹤異議人士與壓制抗議活動。[1][2]

這裡並不是說明代廠衛與今天的數位監控存在一條簡單的制度傳承關係,而是在說明一種更普遍的歷史機制:古老的權力關係可以吸收新的技術能力,從而顯著降低維持控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過去必須仰賴龐大偵察網絡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可以由感測器、資料庫和演算法持續輔助完成。技術並沒有因為自身的現代性而自動消解古老的支配關係,它同樣能夠成為舊結構的新器官。

因此,一種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所服務的社會關係是否先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2. 鬆動:舊關係失去賴以存在的條件

技術並非總是在強化舊結構,它同樣可能從底部抽離舊關係賴以存在的基石。

某些長期存在的社會關係之所以能夠維繫,並非僅僅出於制度或傳統的慣性,而是因為知識、資訊與認知能力被特定的社會群體集中掌握。當一般人無法跨越這道能力壁壘時,便不得不依賴既有的知識中介來取得、理解與詮釋那些被集中掌握的知識。這種因「能力落差」而形成的依附,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固化為社會結構中的穩定關係。

印刷術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歷史座標。在前印刷時代,神學知識及其詮釋權高度集中。印刷術並未直接摧毀宗教權威,而是透過大幅降低文本複製與傳播成本,讓越來越多一般信徒獲得了更直接接觸宗教思想的管道。促成歷史改變的因素,不是原有權威的瞬間崩塌,而是一般人對傳統知識中介的高度依賴開始鬆動。

技術未必從外部擊碎舊結構,它也可以透過降低繞開既有中介的成本,逐漸削弱支撐原有依附關係的現實條件。

今天,生成式 AI 正在帶來類似的變化。如果說印刷術打破的是文字知識的傳播壟斷,那麼生成式 AI 衝擊的,則是知識被整理、解讀與建構的認知中介過程。

在現代社會中,資訊資源、認知範圍以及形塑詮釋框架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的權力資源。誰掌握了知識的詮釋權,誰能夠為複雜現實提供理解框架,誰就在社會關係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長期以來,這種認知權力集中在相對穩定的中介鏈結之中,成為既有權威與依附關係賴以穩定的重要基礎。

生成式 AI 的介入,並沒有直接推翻既有權威,但它開始改變這種權力資源的分布方式。當原本相對集中的理解、分析與判斷能力開始向更廣泛的人群擴散,傳統認知中介原有的結構優勢便開始減弱。

所謂「鬆動」,並不是某種舊架構瞬間崩塌,而是支撐它的認知支柱發生了偏移。當維持既有關係的重要權力資源不再像過去那樣集中,依賴這種資源分布而形成的權威與依附關係,也可能隨之出現裂縫。

需要警惕的是,這種「鬆動」並不必然帶來權力的去中心化。傳統認知中介的衰落,完全可能為掌握基礎模型與運算能力的新興平台讓出空間,形成新一輪的結構性壟斷。

技術沒有替歷史作出選擇,但它改變了舊關係繼續維繫的條件,並為接下來的重組打開了空間。

3. 重組:演算法與AI 如何改變制度運作的權力鏈結

更多時候,歷史既不是簡單的加固,也不是舊關係的徹底消失。

舊制度仍然存在,但新的技術能力進入其中,改變制度原有的運作方式。真正值得稱為「重組」的,不只是效率提高,而是制度如何辨識對象、啟動行動、分配裁量與配置資源開始發生變化。舊制度沒有被替代,但制度內部的權力關係與行動鏈結被重新安排。

韓國的 e-Child Happiness Support(e-CHS)系統提供了一個清楚的案例。這是一套嵌入公共行政體系的演算法決策系統。過去,兒童保護制度主要依賴受害者、目擊者、警察或其他依法負有通報義務的人員首先發現異常並進行通報,政府隨後啟動調查與介入。e-CHS 則透過整合多個公共機構的行政資料,利用預測模型辨識風險較高的兒童,再由基層公務員進行實地調查與後續判斷。韓國兒童保護機制由此增加了一條從行政資料與演算法預測出發的預防性路徑。[3]

原本的制度運作鏈大致是:

發現異常 → 通報 → 政府機構 → 調查判斷 → 介入。

新的運作鏈則增加了:

跨部門資料 → 演算法風險辨識 → 篩選對象 → 公務員調查判斷 → 介入。

政府機構沒有消失,公務員也沒有被演算法取代。真正發生變化的是:一個人如何進入國家制度的視野。

演算法開始參與決定哪些對象首先受到制度關注,人的裁量則更多轉移到模型設計、結果解讀與後續調查之中。研究因此指出,演算法決策並不只是把原有行政程序自動化,它還可能重新配置權力、重新分配裁量權,並改變責任結構。[3]

這就是「重組」與「加固」或「鬆動」的區別。

更值得注意的是,兒童保護還只是國家治理中的一個局部領域。如果類似的演算法機制進一步進入稅務、社會保障、行政審查、公共安全與公共資源配置等領域,變化就可能從單一制度逐漸延伸到國家權力更廣泛的運作領域。

傳統國家權力主要透過法律、行政機構與公務員對社會發揮作用。隨著 AI 與演算法系統越來越深入地進入資訊取得、對象辨識、資源配置與行政決策過程,國家治理可能逐漸形成一種由法律、官僚體系、演算法系統與人的判斷共同構成的混合結構。

到了這一步,AI 就不再只是政府機關使用的一項工具,而開始成為國家權力運作的基礎設施之一。它並不必然創造新的國家制度,也不能獨立決定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它改變了國家權力組織、運作與擴展的技術條件。

如果這種「人—演算法—制度」的關係進一步擴展到國家治理的核心領域,並經過長期運作形成穩定的權力關係與行動規則,那麼改變的就可能不再只是行政技術,而是國家制度的實際運作樣態。

這種重組能否最終穩定下來,並進一步沉積為新的歷史地層,則是接下來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四部分:從「道路變得容易通行」到「歷史沉積」——新的社會結構如何真正形成

當 AI 改變社會關係演進的道路條件,舊結構隨之發生加固、鬆動與重組時,一個新的問題也由此出現:那些從舊結構內部生長出來的新關係,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會不再只是局部、暫時的社會實踐,而開始沉積為新的歷史地層?

1. 新技術只是歷史生成的條件

前文已經表明,新技術並不等於新社會形態。AI 首先改變的是能力邊界與行動成本,而社會形態是否發生變化,要看社會分工、權力關係、資源流向與協作方式是否真正發生了穩定的重組。最先進的技術完全可能被既有結構吸收,用來降低舊關係的維持成本。因此,技術更新本身並不足以證明新的歷史地層已經形成。

真正需要判斷的,不是社會是否擁有了某種新技術,而是新的社會關係是否已經從短暫嘗試變成能夠穩定運作的現實結構。

2. 從局部實踐進入社會常態

新的社會關係若要沉積為歷史地層,首先必須在社會結構層面穩定下來。一種新的關係即使已經出現,甚至在某些領域表現出強大的效率和擴張能力,只要它仍然依附於特定技術、組織或偶然條件,就還只是舊結構內部的一種局部變化。只有當這種關係逐漸進入社會分工、權力配置、資源流動與協作機制之中,並能夠持續組織人的行動、形塑穩定預期、維持自身運作,它才開始從一種新的實踐方式轉化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3. 從社會常態走向自我再生產

成為社會常態仍然不夠。一個真正能夠沉積下來的結構,還必須逐漸擺脫對最初推動者和持續外部推動的依賴,並能夠在環境發生變化以後繼續運作,形成穿越組織更替、制度調整與世代延續的自我再生產能力。

這種能力表現為:新的分工、利益關係與行為規則逐漸進入制度、組織慣例、職業訓練和日常協作之中。後來者不需要重新發明這套關係,只要進入既有生活,就會學習它、使用它,並在一次次行動中繼續把它複製下去。久而久之,這些關係甚至不再被後來者意識為一種曾經被創造出來的安排,而逐漸成為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現實。與此同時,外部環境不會停止變化。一個能夠長期延續的結構,不能只依靠最初形成時的條件維持自身。面對技術變化、利益重組與外部危機,它必須能夠調整規則、重新組織資源與協作關係,並在新的條件下繼續運作。

因此,真正區分歷史地層與短暫社會實驗的,不是它一度多麼新穎或強大,而是它能否在初始推動力量退出以後繼續運轉,能否跨越組織更替、制度調整與時代環境的變化而維持基本結構。只有獲得這種時間上的延續能力,新的社會關係才真正具有對抗時間的厚度。

當這些新的社會關係逐漸交織成穩定的社會結構,並獲得自我再生產的能力,這種結構才真正開始沉積為新的歷史地層。但歷史沉積並不意味著歷史停止。新的地層一旦穩定下來,同樣會形成新的利益、邊界與權力關係,並在長期運作中不斷產生新的不適配。於是,穩定再次成為暫時的平衡,新的矛盾也會從中累積,並為下一輪歷史生成提供條件。

結語:歷史地層的生命,在矛盾運動中不斷生成

歷史地層之所以是「活的」,是因為它們始終處在矛盾運動之中。穩定從來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各種力量在持續角力中形成的暫時平衡。

AI 的到來,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改變了不同社會關係演進的難度與通行條件。然而,沒有哪一條道路會「自動」成為歷史。真正決定新出現的社會關係能否穩定下來、形成新的社會結構,並進一步沉積為新的歷史地層的,始終是身處具體社會關係中的人。是人的判斷、競爭、協作與抗爭,重新組織了分工與權力,使新的關係獲得自我維持的能力。

歷史地層真正的生命,不只是存續,而是在存續之中不斷產生新的歷史。技術改變了歷史發生的條件,而身處這些條件之中的人,把條件轉化為歷史。

歸根結底,人類文明的演化,正是一場漫長而壯闊的層積(Part 9)、存續(Part 10)與生成(Part 11)。

註釋

1. Freedom House, China: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6 Country Report, freedomhouse.org/zh-...

2. Human Rights Watch, US Company Must Stop Supplying China’s Regime with DNA Surveillance Tech, 2024-01-30, www.hrw.org/news/202...

3. Seok-Jin Eom & Seonghyun Kim, “The multi-dimensional paradox of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case study of e-Child Happiness Support system in Korea,” Journal of Policy Studies, 41(2), 2026, pp. 1–23, doi.org/10.52372/jps...

原創與版權聲明

本文最初於 2026 年 9 月 30 日發表於作者本人網站:

Forrest Sterling|歷史地層的生命——新的社會關係如何從舊結構內部生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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