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地吐痰是父权制男性的特权
由于全网都没有写这个内容分析的，所以我直接来开创这个主题的先河。
在上海生活了这些年，总是有不少人在人行道，街角吐痰，作为一个从小被教育“文明不随地吐痰”的女性我实在是匪夷所思。自己吐痰，往往也是吐在纸上。思来想去好几年我都没明白原因，所以我干脆做了一份深入调研。
根据我的观察，不管是呆的最久的上海，还是我去的外地，我都会发现随地吐痰的都是100%男性和中国人。在上海我有很长的时间工作都是给老外卖货，小时候去过美国好多个城市还有英国的诸多地方，乱扔垃圾的有，随地吐痰的闻所未闻，更是见所未见。所以我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难道这是中国人的特质？
可究竟有这么多痰要吐吗？
是生病了要吐，还是想显得自己粗旷更有男人味？
如果生病更不能吐在地上了，因为干了以后里面的细菌会随风传播，会危害公众，这就更不合理了。我把答案翻了个底朝天，最后的调研从深层次解开了最终的困惑。
1. 真的有这么多痰要吐吗？—— 生理需求与心理习惯的混淆
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来说，并没有频繁到需要随时随地吐痰的生理需求。这里可以分为几种情况：
病理性需求：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咽炎、感冒或吸烟成瘾的人，痰液分泌会确实增多，他们有更强烈的生理需求。
心理性习惯：对于很多人来说，吐痰更像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而非生理上的必需，它可能由多种因素引发：
1️⃣下意识行为：就像有些人紧张时会抖腿一样，它成了一个无意识的口腔动作。
2️⃣“清洁”的错觉：感觉喉咙里有异物，或者单纯想“清一清嗓子”，于是选择一吐为快，认为这样最“干净利落”。
3️⃣文化符号：在某些语境下，它甚至被错误地与“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
在公共场合频繁吐痰的行为，很多时候是“习惯”大于“必要”，是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控制和文明方式来替代的，为什么不这么做，答案在第二点。
2.随意吐痰行为背后的权力话语
公共空间的占有与标记：
父权制的核心表现之一，就是对空间的控制和占有。动物会通过排泄物、气味来标记领地。在公共场合无所顾忌地吐痰，在潜意识里可以被解读为 “这是我的地盘，我可以在此为所欲为”，这是一种对公共空间的粗暴占有和污染，无视其他使用者，尤其是被视为“更弱小”的女性和儿童的感受。
身体自主性的滥用：
父权制强调男性身体和欲望的不受约束。相比之下，文明规范（如克制、整洁、顾及他人）有时会被曲解为“束缚”。因此，一个公然随地吐痰的行为，可能是在表演一种“我的身体和行为不受你们这些文明规则约束”的权力感，这是一种扭曲的“自由”和“强势”的展示。
对“照料性劳动”的蔑视：
清洁工作，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在传统上被归为“女性化”的、价值较低的劳动。随地吐痰，直接制造了清洁工作，同时却蔑视了完成这份工作的人。这种行为隐含了“总会有人（通常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或清洁工）来替我收拾”的特权心态，这些人在清洁当中付出的辛苦是不需要被我关注的，因为她们不配。
100%的随地吐痰者都是男性——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社会样本。它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个明确的社会事实。这个事实，彻底排除了生理需求等借口，将问题的核心赤裸裸地指向了 “性别”这个变量。这不再是一个关于“痰”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 “谁被允许或习惯于在公共空间进行污染”的权力问题，为什么，答案在第三点。
3. 这不是生理问题，是教养与规训的“性别鸿沟”
男性与女性在呼吸系统生理上并无巨大差异，足以导致如此悬殊的行为结果。唯一的解释是后天的教养与社会规训。
被观看审讯的位置：女性从青春期开始，就深刻意识到自己处于 “被观看”的位置。她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受到更严苛的审视。一个女性若随地吐痰，她所遭受的社会鄙夷和“不检点”的指责，会远高于男性。
不受约束的观看者位置：男性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观看者”，相对隐身于这种审视之外，他们的不文明行为所面临的即时社会压力比女性要小得多。
女性被系统地规训为“空间的维护者”：
女性从小被教育要“干净”、“文雅”、“顾及他人感受”。她们的身体和行为被要求更符合“文明”的标准，任何越界行为都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和指责。这种规训已经内化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审查。
男性则常常被默认为“空间的占有者”：
社会对男性的“淘气”、“粗犷”有更高的容忍度。这种宽容逐渐演变成一种行为的特权感——一种“我可以这样做，且不会承担严重社会后果”的潜意识。
一个社会的公共文明水平，尤其是其公共空间的卫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对男性行为的规训程度，而非对女性的。当男性群体普遍将一种不文明行为视为“无伤大雅”时，这个行为就会持续存在。上海的繁华与现代，也尚未完全填平这条根深蒂固的“教养鸿沟”。
4.难道只有这个国家的人随地吐痰？
将一种不文明行为与某个民族或国家的本质挂钩是片面且不公正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1. 历史上的全球普遍性
西方国家的过去：
在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也同样饱受随地吐痰问题的困扰。工业革命带来的严重空气污染（煤烟）导致肺结核等呼吸道疾病高发，吐痰行为非常普遍。当时的社会精英和医生们同样为此感到头疼，并发起了公共卫生运动来禁止这一行为。
文献记载：
美国一些历史资料显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对抗肺结核的传播，社会各界大力倡导“不随地吐痰”的运动，并在公共场所张贴了大量宣传海报。这就说明，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
为什么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不常见？
公共卫生革命：
随着微生物学的建立（如巴斯德等人的研究），人们认识到痰是细菌和病毒（如结核杆菌）的重要传播媒介。这为禁止随地吐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政府立法与运动：
通过立法罚款和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宣传运动，逐步改变了公众的行为习惯。这是一个主动教育和强制规范相结合的过程。
社会环境改善：
空气质量改善：
重工业转移和环保法规的实施，使空气污染减轻，人们的呼吸道健康状况改善，生理上吐痰的需求减少。
公共设施完善：
卫生间、纸巾、垃圾桶等设施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文明的替代方案。
公民意识觉醒：
“公共场所”和“社会责任”的概念深入人心，个人的行为与他人健康、公共环境质量紧密联系起来。
这并非中国人的“特质”，而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意识与公民教养在性别维度上发展不均衡的集中体现。当女性在严苛的文明规训下成为公共空间的自觉维护者时，部分男性却依然享受着一种“粗放的特权”，将公共领地视为可以随意标记的私人疆域。
因此，终结这一现象的关键，远不止于公共卫生宣传。它呼唤一场更深层的文化变革：我们必须解构那种将粗鄙、失范与“男子气概”错误挂钩的陈旧叙事，并建立起对男性公共行为同等严格的社会期待与文明要求。一个真正文明的现代社会，其标志不仅仅是摩天大楼与繁华商圈，更是每一位成员——无论性别——都能在公共空间中表现出同等的自律、尊重与担当。推动这场静默的变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觉察与行动。只有当“教养的鸿沟”被填平时，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真正属于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