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北站数高跟鞋

我像一条疲惫的鱼，从重庆北站候车厅的一头有气无力地游向另一头。因为太无聊，我一边游一边用目光扫描从我面前经过的那些鞋子，尤其是女生穿的鞋子。当我游到自己那趟列车位于候车厅末端的检票口附近时，我在人流之中只看到3双高跟鞋。

3双！只有3双！！并且这3双鞋子也只是鞋跟比较高，它们甚至都不是传统的细高跟，而是很粗的鞋跟。等到我坐的火车开始检票时，我才终于看到一双细高跟，但鞋跟只是比较细，却并不太高，大概只有3-4厘米的高度。那双鞋的主人是一位大约40岁的女子，带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也许是2016年前后才生的二胎吧。

在《三寸金莲》里，复缠会会长戈金莲认为时髦女子烫发束胸穿高跟鞋，也是”逆反自然“。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高跟鞋不过就是西方的八寸金莲，鞋子虽然更大，却同样是束缚脚的，同样是”服美役“。甚至穿高跟鞋走路的样子都跟小脚女人走路有些相似。

不过，从我在重庆北站的观察看，高跟鞋似乎已经在年轻女性中失宠。也许，当女生不打算讨好别人的时候，她们就会更加善待自己的身体吧。

在《三寸金莲》里，冯骥才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裹脚现象已经消亡上百年，但是中国人要想真正获得行走的自由，行为的自由，看与听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说的自由，依然非常遥远。

我从墙内跳到墙外，这几年重新跳回墙内，勉强生存了几年，屡屡被禁言。在墙外习惯了想说就说，终究适应不了动不动就被割舌头的日子。如今到底还是重新回到墙外来了。像极了天足被缠，缠了又放……

说到鞋子，我就想起自己初中的一位Y老师，记得是川渝某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在1980年代末的某一年，大概是因为”不听话“，和他夫人一起被发配到我们那所如今已经葬身水库（非三峡）库底的学校教初中。

Y老师的专业是物理学，但是教我们数学（他夫人教我们物理）也得心应手。此外他还画得一手好国画，因为没人教我们美术课，他也兼做我们的美术老师。他长得文质彬彬，做什么都慢慢悠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篮球健将。教工篮球比赛的时候，Y老师就站在他那方的篮球架下，专门负责投篮，一投一个准。所以球一传到他手里，所有观赛的老师和学生都会咧开嘴准备笑。大家都知道他投的球准能进。

我上大学后没几年，初中母校其实就没了，可能是因为位置太偏，生源不好。记得有一年，我在网上搜索Y老师的名字，竟然搜到他在县城一所鞋业职业高中任教。那时他应该已经四五十岁，但依然意气风发，感觉还是年轻时走到哪里都要发光的那种样子。他在一个网页中说，他希望通过那所学校，把重庆打造成可与鞋都温州媲美的城市。

我在重庆北站候车厅浏览过的那些鞋子，有没有一双出自他的学生、我的师妹师弟之手呢？

最近几年又搜过老师的名字，他已经退休，还在画国画。记得他教我们美术课时说，第一个把葡萄画成”C“加一点的是天才，后面跟着这么画的都是蠢材。不知老师后来在国画技法方面可有创新。

初中毕业时，我们的班主任和Y老师针对我们每一个同学的个性和特长，给我们写了一段各不相同的毕业寄语。他们写给我的是王国维的治学三重境界，什么昨夜西风凋敝树、衣带渐宽终不悔之类。

他们大概想不到我会混成个无业游民、沦落到在重庆北站数高跟鞋的地步。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真的进入学术界，如今写个文章动不动就要写什么”在邪主邪的英明领导下如何如何“，我怕是每写一个字都要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