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7月:资本“局中局”(2025年,总第37期)

于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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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企二代、多宝文、汪林朋、骑手三色码。

定下这期“结绳”的主题时,我想起了父亲。

“你做生意就算赚的钱再多,在村里的名声也都比不上XX做人大代表。”在他心里,这种落差是显而易见的。听他多次跟人聊天复述,我渐渐理解了那些关于考公的建议。

然而,父亲的视线外,我所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场景:资本巨鳄掌控世界。只要稍加搜索,社交平台上到处存在诸如犹太人组成的财阀如何权势滔天、挑起国家冲突的秘辛。早年,宋鸿兵正是凭借《货币战争》系列作品而名声大噪。

这套语言已渗进日常。资本愈发呈现被用来解释一切的倾向,财经博主的分析中,一颗葡萄、一杯茶饮、一顿快餐都牵扯了成千上百亿的资金。乃至于开起玩笑,不少段子、模因图片也用“我被资本做局”衬底。

吊诡的是,眼下,我们似乎越来越少看到经济学家的专业时评,反倒转型情感博主的新闻受到关注。

也许父亲的体悟不无道理。资本之外,可能还有某种东西在发挥作用。7月,香港富豪李嘉诚原本要转手的码头业务,不也仍在无限期洽谈中吗?

坦白说,一如对政界的无知那般,我其实对商业同样没有太多追根究底的兴趣。奈何自己两边都难以置身事外,于是,随着娃哈哈继承权争夺为代表的故事涌来,我尝试在7月的“结绳”里,尽可能讨论自觉应该更被强调的企业家精神。

关注部分话题,包括民营企业接班、“多宝文”潮流、商界精英身故,以及上海推行的骑手“三色码”新规。


讨论


01丨何谓企业家精神?

美国的大公司正在大力裁员,并且希望让公众知道。

7月,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过去五年富国银行员工持续缩减,20个季度累计减少23%。科技领域亦是如此。英特尔正着手裁员15%,微软也新宣布一项波及9000人的瘦身计划。

除了大规模裁员,更多企业选择放缓招聘速度、合并岗位,或者在员工离职后留下空缺。最终结果仍然是员工队伍规模缩小。老板们不仅对此毫无歉意,甚至还将之吹捧为AI时代的成就,或者单纯用于取悦投资者。[1]

面对不算景气的经济环境,这些做法确实凸显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并且容易招致社会多方的批评。相比起来,京东显得尤为特别。

第一财经梳理,2月上线外卖服务后,京东在骑手招聘方面不断加码。到6月,京东外卖全职骑手规模已突破10万人,提前约两个月完成目标。该公司称会加快招聘,近期将扩招至15万名全职骑手。[2]

作为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的故事常常和“社会责任”交织在一起。

2017年,第一财经发布的采访节目里,刘强东用员工宿舍大楼的建设来凸显“以人为本”。他还表示,京东正在走向全面技术化,基于自动化和AI,“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3]

采访者秦朔事后撰文解释,刘强东所说的“实现共产主义”,指的是AI等新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可以解放人的劳动,并按每个人的不同需求高效分配产品。刘强东也通过微博声明,网络上的一些讨论断章取义,而他最大的追求,就是希望公司“能不断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价值”。[4][5]

有评论觉得刘强东闪烁其词,“如果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的幻觉中,这些大佬的商业帝国怎么可能建立起来”,但至少表明上,京东近年呈现出的姿态,不少都像布局外卖这般指向社会关怀。[6]

有意思的是,7月,刘强东以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身份出席中欧企业家座谈会,被《新闻联播》报道后,广为传播的观点把这种殊荣与背书归结为“京东主动扛起社会责任”。[7]

不过,需要提醒,这家公司的风评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极具刘强东个人色彩的“兄弟论”方面。

一篇文章总结,2018年刘强东宣称,“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2022年,他又强调“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和坚持”,自己“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然而2023年,随着“我不会躺平,也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论调一出,舆论场加剧分化。2024年,刘强东对内直言,“不想拼没错,但你不是我的兄弟,是路人。”[8]

不能否认,前述讲话的对象并非重合,甚至改革触及的更多属于高管利益,但在当前严峻的职场环境下,被其中反差激起负面情绪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搜狐科技分析,刘强东“新兄弟论”背后,是京东的业绩增长焦虑。当办公室挂上“没有业绩连呼吸都是错的”的横幅时,仔细区分每个个体的感受,就已不在商业叙事的考虑范围之内。[9]

如果说刘强东是通过“兄弟论”拉近与员工的距离,从而向外扩充京东的美誉度,那么,在雷军和他创立的小米那里,讲述故事的方法就更为触及用户,更加显得低姿态。

在社交平台,雷军频繁地向他的“粉丝”输出“汇报”这类表达,以至于“粉丝”开始自觉代入老板角色;小米SU7首批交付仪式现场,雷军亲自给用户开车门,造就微博“千亿CEO给我开门”热搜,尽管他不觉得是自己在“搞流量”。[10][11]

营销并非雷军唯一想避开谈论的点。2025投资者大会上,针对终极问题“小米的护城河是什么”,他列举了三项:人车家全生态、小米模式、技术为本——没有外界普遍调侃的“米粉”。[12][13]

根据《汽车商业评论》描述,雷军成立小米之初,便提出公司核心竞争力首要在于“米粉”文化,之后的营销乃至企业组织架构都与此高度捆绑。雷军卖的不是“产品”属性的车,他卖的是“生活方式”意义上的车。[14]

所以,在2024年的年度演讲,雷军介绍小米SU7时,几乎没有提及与车本身相关的数据或信息。他给“米粉”带来的是让人动情的用户画像:这群人,不甘于平庸,还在为梦想奋斗;心中有火、眼里有光,浑身都闪耀着乐观与自信的光芒。[15]

“粉丝”基本盘为小米创造了一个个销售奇迹:不仅在小米SU7系列如此,同样复现在6月推向市场的小米YU7系列上。但时有暧昧的态度,却不能将这种经济生态的反噬撇除干净。[16]

《华夏时报》报道,3月29日晚,一辆小米SU7标准版在安徽铜陵枞阳高速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车辆起火致三名年轻女孩遇难。受此影响,小米股价连续三日下跌,市值蒸发近1300亿港元。这起悲剧显然暴露了雷军和小米引以为傲的方法论的漏洞,比如对所谓“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未尽足够提醒义务,但是,“粉丝”文化多少让严肃的讨论脱轨。[17]

遇难者家属控诉:“小米的技术人员该死,不成熟的东西为什么要推出来害人,我孩子死的冤,雷军,我还是你的粉丝,你必须给说法”。[18]

对于雷军,他继续动用情绪化表达,称“质疑批评是狂风暴雨般的,过去一个月是最艰难的”——难怪有评论不客气地写道:“连卖起惨来,雷军都是最惨的那个,比三个年轻人的家庭更惨。”[19]

忠实的“米粉”一方面指着遇难者家属,“车企为啥要给你打电话慰问啊,如果车质量有问题也应该是警察问责小米吧”,另一方面涌到雷军的回应微博下留言,称“雷总有担当,但是老实人不能被欺负”,“无需道歉,难道刀砍人了要找卖菜刀的吗”。[20]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还有评论觉得,像小米这般承诺“勘查找原因,不逃避责任”表态已经十分难得,如此“民族企业要呵护”。[21]

媒体人梁文道很是无奈。他在播客节目《八分半》里提醒,真正呵护民族企业的做法,并非诉诸性别歧视,也不是动辄指责恶意抹黑、收了钱。企业想要长期发展,赢得消费者尊重,一定不能掩盖大大小小的问题。

1978年,一辆由福特生产、主打物美价廉的汽车Pinto行驶中油箱因撞击而爆炸,导致车上三位青少女当场死亡。自Pinto问世的七年来,汽车被撞爆炸的事件已发生过数十起。而之所以造成这类事故的关键,正是福特对Pinto油箱的设计存在缺陷。

可法院审理发现,与召回后的改造费用相比,福特选择放任事故发生,因为赔付带来的成本更少。消息一出,公众哗然,福特的声誉由此一落千丈。[22]

小米尚未走到福特的处境。事实上,小米股价在舆论发酵的一两周之内就逐渐上涨,如今已回到事故发生前的水平,小米汽车照样广受欢迎。鉴于事故调查报告尚未公布,此间转折,恐怕仍有“粉丝”文化影响。

不过,小米这条宽阔的“护城河”——哪怕“粉丝”不在小米如今的叙事中心——也难以使雷军始终全身而退。这方面,已故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便属例证。

7月里,闹得沸沸扬扬的财产继承权之争,让宗庆后从看似盖棺定论的高高在上地位跌落。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称,外界原以为是宗庆后独女的现任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正面临三名同父异母弟妹的起诉。[23]

2024年宗庆后去世时,舆论对这位企业家赞誉有加:生活俭朴、婚姻稳定、照顾员工、热爱祖国……几乎集合了一个理想公众人物的所有标签。结果一年过后,宗庆后全家都被批成“演员”。[24]

作家吴晓波回忆,2007年,宗庆后就发起舆论攻势,他发誓要赶走早年帮助哇哈哈完成产权改革的法国企业,“让中国人拥有中国品牌”。

2017年,吴晓波受邀主持一场活动,宗庆后同台。对话中,宗庆后忽然向来自腾讯的马化腾、代表联想的杨元庆发问:“我们现在的服务器后台,到底是在美国人的手里,还是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大数据都在美国人那里,我们还有什么机密?”

吴晓波觉得,宗庆后能轻易从“爱国”角度出发,唤起听众内心某种民族主义情愫。宗庆后“人设”的建立,便是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细节构成——它们喜闻乐见,迎合很多人对“中国式民族企业家”的想象。[25]

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精神?7月7日去世的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曾深耕中国近代史,在著作《大商人》里系统梳过理张謇、卢作孚等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事迹。

傅国涌认为,经济创造力、价值观、社会责任感、管理制度化,这四个特征属于衡量企业家的基本要件,共同构成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

而具体看,在经济合理的基础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这是西方文化里典型的“企业家精神”写照。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虽然也求新、求多、求大,可毕竟冒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匮乏,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西方有所不同。

几乎被遗忘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已不是造桥修路、做善事那么简单,而具有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深刻内涵”。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26]


关注


01丨“企二代”的接班

2015年前后,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关键的接班阶段。从数量上看,2024年民营经济主体占比高达96.4%。上海大学教授纪莺莺与团队就“企二代”问题开展了研究。根据在浙江实地走访的发现,无论“企二代”继承家族资产与否,代际互动都发挥巨大作用。

有的“企二代”缺乏子承父业的兴趣,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缺乏父母关爱,却被要求满足父母的期望。有男性受访者表示,重男轻女的观念让自己而非姐姐背负接班重担,他不愿仅因为性别获得重视。

另一些父母颇为开放,为子女提供非传统教育,让他们追寻自己的道路。对于这些家庭,过上健康快乐的生活比继续经营家族企业更重要。

有意思的是,在更包容环境里学习的“企二代”当中,一部分人最终还是承担起家族责任——他们逐渐体会到父母对企业的奉献,并希望努力超越他们的成就。

Z世代展现出日益强烈的自我意识,但他们也更加重视家庭,追求积极的社会反馈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精神满足感。纪莺莺指出,“企二代”身上同样出现类似趋势。如果“企一代”不再执着于让子女继承家族企业,转而更注重与后者建立紧密的情感沟通,企业或许更有可能留在家族手中。[27]


02丨资本与“多宝文”

“一胎生子九十九”——6月上线的微短剧《麒麟送子,天降喜福》,凭借如此夸张的情节设定出圈,并很快在批评声中被下架。[28]

新华社旗下《半月谈》的评论表示,微短剧的“想象力”不能没有底线,倘若完全不加约束,将很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和无知,随后笔锋一转,强调“用夸张设定和狗血冲突替代扎实叙事的表达方式,观众已不再买账,纵然一时获得了点击量,也终将被公众抛弃”。[29]

恐怕现实并非如此简单。《麒麟送子,天降喜福》背后,市场对“多宝文”的追捧越发明显。

“多宝文”小说中,女主角大多意外与男主角发生一夜情,独自生下多胞胎。数年后,多胞胎成长为多个天才儿童,为女主角排忧解难,并在其与男主角重逢后推动两人相爱。《文艺理论与批评》刊发论文介绍,这类作品语言浅白,情节单一,却依托免费阅读平台吸引了庞大读者群。

研究者称,“多宝文”兴起是读者选择的结果,并与免费阅读平台密切相关。不同于付费网文平台设立排行榜推荐小说,番茄小说为代表的免费阅读平台选择“依靠数据分析与算法实践”,“通过个性化推荐使用户更愿意点击、留存和阅读”,“推荐效率的高低将直接与番茄小说的商业成绩挂钩”。[30]

另有制片人认为,“多宝文”背后的小说世界提供的满足感,与既往的自律和自嘲要求背道而驰,更倾向于疯狂世界里的虚无主义欢愉。本质上,它是面对社会结构难以撼动而选择的逃避与释放,以此对抗精英话语。

不过,该文章也抛出忧虑:考虑到掌握大量资本的平台影响,公众在这种创造、反叛中,究竟能找到何种意义和可能性?[31]


03丨“教父”坠楼身亡

《经济观察报》报道,7月28日晚,居然智家公告,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林朋家属通知,汪林朋于7月27日在家中不幸身故。

多位熟悉汪林朋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汪林朋于7月27日早晨在家中跳楼身故。4月,汪林朋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7月23日,居然智家表示,针对汪林朋的留置已变更为责令候查措施。

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企业频发变故。4月,金点子纺织董事长毕光钧因抑郁症去世;5月,红星美凯龙创始人车建新被云南省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留置;6月,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不幸离世;7月,在汪林朋之前,浙江建投职工董事沈康明、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都相继身故。[32]

第一财经介绍,汪林朋擅长资本运,被业界誉为“家居零售教父”。2019年,尽管遭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非议,他还是带领居然新零售集团借壳上市,并于2024年底更名为居然智家。

值得注意,当年参加上市启动仪式并致辞祝贺的原武汉市副市长徐洪兰已被“双开”。2021年,湖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徐洪兰存在重大违纪,涉嫌受贿罪。

2025年以来,湖北政商界也有多人被查。2月,曾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6月,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吴祖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7月,湖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武汉城市发展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毛爱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黄石市上市公司三丰智能董事陈巍被监察立案并实施管护。

2024年,汪林朋在直播中畅谈对商业和人生感悟:“工作伴随着乐趣,遇到问题,遇到困难,战胜它才是乐趣,真正一个对社会、对家庭负责的老板来讲,不能碰到困难就选择逃避。”[33]


04丨骑手的“三色码”

近年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其中快递、外卖骑手占了相当大比重。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报道,上海首创推出快递、外卖骑手“交通安全码”,以“绿、黄、红”三色,赋予快递、外卖骑手“安全码”并关联从业资格,新入职骑手必须“绿码”才能从业;屡教不改的“红码”骑手,则被列入行业“禁限名单”。

上海公安交管部门开发了“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将全市快递外卖骑手、车辆相关交通违法、事故等数据,全部接入平台监管,数据每日更新。自4月相关管理措施试点以来,上海交管部门已累计查处站点203家次、企业13家次。

某外卖平台上海用户服务中心总监表示,交管部门推动下,公司优化智能调度算法,将安全指标在考核中的占比提升到45%,对连续两月安全等级不达标的站点实行负责人问责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说:“一旦对骑手按下了暂停键,让他们既要考虑安全,又要快速配送,可能就会发生算法怎么样去优先匹配的问题,如果配送的速度不达标,骑手可能也会面临收入的锐减和消费者的不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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