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黃老之學（30）：大上
原文：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之。信不足，案有不信。猷呵其貴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謂我自然。故大道廢，案有仁義；知快出，案有大偽；六親不和，案有畜茲；邦家昏亂，案有貞臣。
白話：
最好，只知有君；較好，親譽如友；較差，敬畏如父；最差，依賴如母。治理啊，得讓人民有信心，最好能無為而治。所以，治道廢，計畫救助；令輕率，下有對策；族不和，謀劃私產；國昏亂，訪求賢能。
最理想的治理，人民只知道有君王，沒覺得他做了什麼，自然而然就享有幸福太平的生活。次一等的治理，君王常來協助慰問，與百姓如朋友般親近，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備受讚譽。
較差的治理，為了防杜天災人禍，百姓繇役不休疲於奔命，人們對君王懷著敬畏之心，如同面對嚴父。而最糟糕的治理，則是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百姓流離失所徬徨無助，就像嗷嗷待哺的嬰兒般等待救助。
治理要讓人民有信心，所以政策的擬定施行都須慎重，能在無形之中治理好一切，讓百姓自然而然享有幸福，才是最好的治理。當治道衰敗時，便計畫救助來彌補；當命令失準時，下層自然各有對策；當宗族不和時，人們轉而籌算私利；當國家昏亂時，才急急去尋求賢才。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之。」這一句話，說的正是從「民」的角度，觀察政治的高下。最理想的君主，百姓只是「知道他」；再其次，人民會「親近他」；再往下，則是「敬畏他」；最差的情形，百姓「依賴他」。
這是一種以民為本由下而上的觀點，衡量治理的優劣，依據的是「民心」的自然反應，是治理水準，也是幸福程度。然而，到了漢代，武帝與儒生卻將其竄改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意思變成由上而下 — 站在帝王的觀點，傲視著臣民的仰望。
最聖明的帝王，臣民望之如天如神。在其次，臣民譽之如聖如賢。再往下，臣民畏之如龍如虎。最差的情形，臣民侮之如豬如狗。原本的民本思想，被改造成了君本的權力觀。這一改，不只是文字的差異，更是整個政治哲學的轉折。
本篇文章的原作者，應該是夏朝晚期的一位思想家。那時距今大約四千一百年前，天下又逢大洪水。由於治道弛廢遂導致洪患氾濫，百姓等著救援、政令推行不暢、氏族自行其是、缺乏人才治理，若是在大禹之世，又怎會落得如此狼狽？於是，作者觀天下之失，感於時弊，而寫下此論。
那是一段漫長的災變時代 — 洪澇綿延百年，夏朝因治水而興，也因水患而衰。為何會如此？或許正是因為夏中期以後，為了追求「民風淳樸、不爭不亂」，而刻意「不上賢」。然而，抑賢之後，治道便衰。當大洪水再臨，夏朝諸侯離散，天下動盪。
最終，諸侯與大臣共推大禹嫡系為王，以繼承夏朝之業，即「夏后」。「后」字可能是後人添加以示區分，如殷商、東周、東漢。這一刻，也象徵著 — 從氏族的「親中選賢」或邦聯的「禪讓天下」，轉變為「父傳子嗣」的時代。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之。」這一段話，不只是政治的分層，更是一種由下而上、以民為本的觀察。治理的優劣，不在於君主自評，而在於百姓的自然感受。
最好的政治，如夏朝前期 — 百姓只知有政府的存在，卻從未被打擾。那時政令簡、民風淳，天下自然大治，天下太平而人民幸福。
其次的治理，是勤於修補、時常關懷，百姓視政府如摯友，既熟悉又親近，能感受到善意與秩序。
再往下，是疲於修築、役務不息，政府如父般辛勤且變得嚴厲，百姓雖服從，心中卻有壓力與疲憊。
而最差的治理，便是徹底的失衡與崩潰 — 百姓流離、哀鴻遍野，如嬰兒般無助，只能期盼被拯救。
這個理論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取法於自然發生的事實。所以其道理適用範圍很廣。例如映照於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最理想的狀態，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如呼吸一般自然，無需刻意。自然而然在其中幸福地生活。
其次，是人們偶爾才親近自然、讚美自然，例如開車遠行，走入山林與原野，感受天地的美好與恩澤。
再往下，是人們對自然生出畏懼 —極端氣候、強颱、暴雪、酷熱、乾旱，讓人類在恐懼中學會反省，卻也疲於應對。
而最糟糕的情形，便是生態劇變，人類無法在地表生存，被迫躲入大地母親的懷中尋求庇護 — 只能靠機械與能源維持生存，在地堡中苟延殘喘。
如今的世界，或許正處在這第三層與第四層之間 —我們既畏懼自然的報復，又仍執迷於控制與開發。地球上的人類，屬於地球生態，而不是地球生態屬於地球人。因此，人類是「下」，而非「上」。
唯有自知之明，方不失其「根本」。這個根本，涵蓋生態之中的芸芸眾生。人類從未真正「控制」過地球。所謂的氣候惡化、環境崩壞，從來不是自然的報復，而是地球生態的自然反應。只要立刻停止人們的破壞與汙染，即便什麼都不做，地球生態也會自然痊癒。
換言之，「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之」，這不僅是一種政治層級的描述，更是一種共生程度的體現。愈是無為，愈能與天地同心；愈是有為，愈陷於人欲的網羅。
這篇古老的文章，雖誕生於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卻早已洞悉了「有為政治」的演化。若將這四個層次套用於中國歷史，便可見其遞變之勢：
「知有之」，如夏代，以道法自然的道德之治為主。
「親譽之」，如商代，以道法人心的仁義之治為主。
「畏之」，如周秦漢隋唐，以道法制度的禮法之治為主。
「母之」，則如宋元明清，以道法私慾的暴亂之治為主。
當父母官充斥林立時，人間世道何其不堪？置身其中又豈能不
漢儒所竄改的《道德經》，實際上是一部「偽黃老之學」。約五百年前，它傳入歐洲，並廣為流傳。
那麼，所謂的「太上」，究竟是什麼？是食物鏈頂端的掠食者？還是宰制眾生的權力象徵？又何謂「不知有之」？
若依照被竄改的版本來理解，就像電動屠宰場裡的牲畜 — 至死都不知究竟被誰宰制。若依此修行，無論功夫再深、境界再高，最終也只會變成一個可怕的瘋子。就像神智不清、逆行經又脈走火入魔的絕世高手。
《道德經》的改編，看似微小，實則顛覆了整個思想的根基。它不是單純的誤解，而是一場深層的概念偷換。偷換之後，人們的靈魂記憶被改寫，價值與信仰被倒置。
這樣的偷換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為文明意識本身，已經開始腐敗而難以分辨。若依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來推算，如今的西方世界，正接近它的「漢武帝時期」 — 一個權力集中、意識變質的階段。
而在這個時代，「偷換概念」成為最有力的統治工具。這位「西方的漢武帝」，未必是一位政治家，他更可能是國際資本的首腦。在這樣的體系中，所謂「太上，不知有之」，是那些隱於幕後、操縱世界的無形力量；「親而譽之」，則是被人們讚美與追隨的領導者 —如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藝術家。
「畏之」，是維持秩序的管理階層 — 如司法、機構、媒體、幫會。而「侮之」，則是那被輕視、被犧牲的群體 — 凡阻礙資本擴張者，皆可被辱；凡不合遊戲規則者，皆可被侮。
治理的關鍵，在於「無為」。所以，「下知有之」最為理想 —那時的政，幾乎是無形的存在，而百姓，則自由自在，幸福安康。相反的，「母之」最為有為，政令苛暴，擾民有方，疲民有術，百姓生活在恐懼與依賴之中。
真正的無為，是關注預防與治本，治理在無形之中。這種「無形的治理」，可不是壓榨眾生的自動化，而是依循「法自然」的原則，與萬物和諧共生。讓百姓自然而然理所當然地享有安定與幸福。
除了無形治理的特色之外，「無為」還有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對有為太甚的返。「返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
「弱」之所以為「用」，是因為它顧及根本，故而「用弱」而不用強。「根本」就是人民、生態、眾生。所以，無為不是消極的不作為、不干預，而是積極地降低有為的程度，讓生態恢復健康，讓眾生重歸平衡。
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便在於全球化的消費模式。過度的「有為」，讓整個地球生態幾乎窒息。唯有降低有為程度，減少破壞降低汙染，地球才有喘息與復甦的時間。
回望歷史，我們也曾懂得「返」。四十多年前，人們在南極上空發現了臭氧層的破洞。隨即禁用氯氟烴 — 那就算是「無為」。又如，當人類在大量使用 DDT 十餘年後，竟發現連南極企鵝體內都殘留毒素，於是再次禁止使用。這，也算是「無為」。
然而，如今大量化學藥劑依舊橫行，自然生態仍在被侵蝕。因為我們的「道」，走得太邪、太窄、太深、太暗，讓人沉迷於途中，不能自拔。所以，唯有「徹底改道」，才是真正的「返」。唯有回歸自然之道，尊重萬物的節奏與限度，人類，才能再一次與天地同息，與萬物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