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块钱的幸福与一部电影的诞生——《共和国》映后夜谈
八月的墨尔本，夜色降临得很快。
19:10，空气中有一点书的味道。导演在前面的大屏幕从巴黎接入，“行行行，那我们开始吧。”
从云南到“共和国”
导演的讲述很平静，却藏着故事的弧线。
他拍过云南十几岁少年的故事，也拍过一位老人的日常。两部长片的间隔里，他开始思考：下一部，想拍关于青年的电影。
机会来自一次群展——一位年轻艺术家告诉他，有个地方叫“共和国”。导演第一次去，并没见到核心人物李尔洋，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坐下来聊了独立电影。聊得来，当天就开机拍摄。那是2020年8月。
共和国的消失
影片拍完三四个月后，“共和国”不复存在。
空间被重新装修成“正常人生活”的模样，李尔洋去了西藏，留下的衣物、柜子由朋友和房东收拾。
“空间结束了，人也离开了。”
纪录片与电影：没有界限
“对我来说，纪录片就是电影。”
导演不去区分题材，而是用电影的语言拍真实的人物与环境。他不干预现场，不移动桌上的杂物，也不指导人物怎么做——只等待事情自然发生。
这样的等待，有时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拍《共和国》时，他放下了以往的电影经验，第一次感到这是“我的电影”，不再参照别人怎么拍，而是自己判断——这就是电影。
关系与感受
和李尔洋，他们是朋友，也有价值观上的争论。
导演回忆，在“共和国”的空间里，他常常感到莫名的安心——甚至拍摄时睡着，打呼噜声被录进素材。
在釜山，他陪着李尔洋看完整部《共和国》。片子放完，李的第一句话是——“挺震撼的。”
导演说，影片的风格与李的生活并非一回事，它呈现的是电影化的真实，而生活的原貌，只有亲历才能感受。
有人问纪录片伦理，他回答：“我的拍摄对象都会留在我的生命里，不可能完全割裂。情感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
五块钱的幸福与生活选择
有人提到片中的细节——一个人唱歌一下午赚了五块钱，花四块买苹果，一块留着第二天买烧饼，开心得不得了。
导演说，这不是“躺平”，而是清晰地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我不跟你们玩了，我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片中人物的“单纯”最打动他。导演进一步表达，对于一部电影中的人物，哪怕是单纯的坏，也让人觉得真实、可爱。
创作的起点
导演出生在农村，高二辍学，从小渴望表达——画画、写作、拍照、做音乐，直到找到纪录片。
“我一拿起摄像机，就知道自己要干嘛。”
有人问，影片所呈现的空间和人群，是否可以看作一种社会运动。
导演回应：“我们不是在组织社会运动。虽然影像内容与社会议题密切相关，但我更多关注的是电影语言上的探索与个人表达。”
他希望有一天，观众一看画面，就能说：“这是他的电影。”
别处书社的日常
在这场交流中，彼此的自我介绍就是一幅生动的群像——有老师、建筑设计师、文学编辑，也有在金融、建筑领域穿梭的朋友；有人在工地与乐队之间切换节奏，有人活跃于墨尔本大学的读书与写作社团，还有别处书社的常驻面孔。有人近年投身艺术创作与电影制作，有人正准备踏入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不同的身份与际遇在此交汇，像各色光影汇聚于银幕之前，映照出交流中层叠而丰沛的气息。
导演说：“不用把以前电影人的经验太当回事，有强烈想法的人，做出来的东西都很好。”
这一晚，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交流。
《共和国》里的空间已经消失，但书社里的灯光亮着，下一部电影、下一次放映、下一次关于生活方式的讨论，都会从这里继续。
导演简介｜晋江1989年生于洛阳，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现生活和工作于日本。作品以敏锐的社会洞察与独特的叙事风格闻名，曾获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入围、柏林电影节入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TIDF）入选等国际荣誉。代表作包括《上阿甲》《一天》《半截岭》《共和国》，其影像既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也持续关注社会现实，被誉为当代中国纪录片领域的重要声音之一。
导演映后原话选录
“我在拍《共和国》的整个过程中，不再去考虑任何电影了，我几乎也没有看什么电影。那一刻我决定——在这里，我拿起摄影机，把机器开机，我拍到的东西，这个就是电影。”
“影片中我特意保留了两个很奇怪的空镜，角度是人平时在空间中不会有的视角。它其实有点像解剖一个空间的感觉。我很早就开始思考真实的问题。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读到一本艺术小说，其中提到人们为什么要描述逻辑——那是不断探究真实、探究人性最深处的方式。于是，我把摄影机放在平常人在这个空间中不会去看的角落，作为一种尝试。”
“我跟李尔洋的关系，其实很显然，他很多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关掉摄影机的时候，我们就像朋友之间一样，会讨论、会交流。但他这个人，确实有很强的感染力，甚至有号召力。刚接触他时，我也被他的热情所打动。即便我不认可他的一些价值观，我依然会在很多时候维护他。”
“他最后一次被带走的那天上午，我们还在聊天。突然没了回复，下午一点多传来消息，说他们都被带走了。后来他弟弟来，把我们的信带进去，他就从里面给我们回信。不能用手机，但可以写信。”
“我不把纪录片和剧情片分开，本来就是一回事。纪录电影和剧情片的区别只是人物和环境的真实与否，拍摄方法、电影语言是一样的。纪录片的每一场戏都要等待真实发生，像剧情片的NG一样，有些场景拍了很多次，最后只用一两次。剧情片可以控制光线、天气，纪录片只能等。”
“我不干预现场，不清理场景、不指导人物，因为摄像机一旦干预，痕迹就会很重。拍摄对象要能自然面对镜头，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早年帮别人拍摄时，看到拍摄对象很僵硬，后来才知道之前有人指导过他。要让他恢复自然，过程很难。”
“我拍摄的时间很长，它必然会面临边际的问题。我又不是用一台 360 度摄像机拍摄 24 小时，然后直接放给大家看；即便那样，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呈现所谓的真实。只有当你亲自置身于那个环境时，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种“真实”。”
我从来不认为纪录片有提供真实的义务，它和故事片一样，好的故事片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观众相信了它，跟着哭、跟着笑，被爱情或友情所打动。那是因为你信了那个画面。纪录片也是如此，它最终仍然是一种观感的营造，让人相信这些事情曾经在某个空间里真实发生过，但并非原版原貌的真实。因此，我和尔洋虽然没有具体深入地聊过这些问题，但我相信他能够理解：这是一部电影作品，而他的生活是他的生活，两者并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