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道

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為開端，可是一旦走錯了路，就會演變為奴役的平等。醬紫意義上的平等是反文明的，花朵和野草一定要清楚有別，參天大樹和灌木叢一定要貴賤有別。

我們不能忘記，大多數人類根本沒有產生文明，只能學習外來文明。在已經存在的文明中，也只有極少數人有能力理解，更不用說創造那是最高成就。

大多數人只能選擇 做園丁還是做破壞者。在迄今為止的大部分意識形態平等主義者，都是破壞者。他們的價值觀進入主流，就是文明衰落和文明替代的預兆。

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大家一點都不平等。西方政體獨占95%，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幾個文明加起來也只佔了一個零頭。所以在我心目中，多元文化論無論在事實層面還是在價值層面，都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當然，比方說唐朝的時候來了一個朝鮮人說：「我們各文明是平等的，朝鮮文明是一隻，越南文明是一隻，日本文明是一隻，突厥是一隻，你們大唐文明也是一隻。」然後大唐人很禮貌地說：「對，是這樣，多元文化，我們是平等的。」但他很可能在心裡說：親愛的，我們不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無論從深度上還是數量上，你有的我全有，我的很多東西你連知道都不知道。

西方也講多元文化，意思是這裡有一棵大樹，從別的灌木叢裡面摘幾個果子，掛在我的聖誕樹上，多幾個花樣，好看些。情況就是這樣。

我所謂的西方正典，就是基督教的傳統和自由的傳統。日耳曼自由的傳統主要體現於英國的封建自由。這兩種傳統產生了我們現在西方文明的主流。但它不可避免地在產生主流的同時，在西方內部產生了反西方的力量。

19世紀初葉到中葉，秩序的積累進一步豐富，秩序分化越來越多，能夠養活的「麵包蟲」也越來越多。於是在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團體才開始第一次分化。也就是說，儘管知識分子都是秩序的消費者，都是不能生產勞動、又不能自我保護的人，但最初那些知識分子仍然是親社會的、仍然是建構性的。他們製造出來的理論，是總結基督教社會是怎樣建構出來的、應該怎樣展開的。

在此之後發生的變化，產生了基督教文明史上第一批解構性的知識分子。馬克思就是這批解構性知識分子當中的一個，但他不是唯一的一個。它可以說是麵包太多了以後（吃飽撐的），必然要產生出來的那些各種寄生蟲當中最肥大的一個。但與此同時，還有許多中此類的寄生蟲，比如尼采和弗洛伊德這類人。他們產生出來的主要原因也就是麵包太多了。

他們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是18世紀、19世紀那些建構性的知識分子，也就是為秩序生產服務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還在繼續他們先輩的工作，還在試圖一方面總結建設社會的各種規律，一方面提出更好的建設社會的各種方案、各種憲法（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資產階級憲法的各種此類方案）。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這種人，就是要把原來的文明基礎加以破壞。馬克思企圖破壞財產權這一文明的基礎，弗洛伊德企圖破壞理性這一文明的基礎。

財產權這一文明的基礎，追溯到最後是要追溯到日耳曼封建制度建立的初期：武力保護財產權，佔有是財產權的來源。理性這個概念追溯到源頭，要追溯到天主教和希臘哲學相結合的那個起點。教會保護理性，通過信仰劃定的邊界，確保理性在什麼情況下是能夠發揮作用的，在什麼情況下是會毀滅自身的，保證它在現在自己的軌道上能夠發展下來。

19世紀末葉，政治經濟學方面反對財產、反對自衛能力、反對自治團體的各種理論開始產生。在哲學層面上，反對理性本身、反對信仰和理性的邊界、主張唯意志論、用唯意志論來代替、破壞自由意志和拆解人格概念的各種哲學和心理學理論開始普及。

產生這些理論，就標誌著知識分子團體的腐敗已經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說，如果你廚房裡儲存的麵包實在是太多的話，無論你怎麼樣打掃衛生，都沒有辦法避免蟑螂橫生。

假從本質上來講，西方歷史就是唯一的歷史，殖民地和外圍世界的歷史都只是西方歷史的回聲和跡象。在外圍歷史產生的共產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它就是西方核心地帶的投射。你可以廣義地說是左右之分，也可以說是基督教和日耳曼傳統，跟新的立志國家和多元文化傳統之間的衝突。

可以毫無疑問地說，19世紀晚期以來，世俗教育產生出來的左翼知識分子和慣例，就是西方文明內部的反西方勢力。他們產生的兩種結果，第一就是西方內部的吏治國家（福利國家）。吏治國家是自治團體的反面。封建的自由和基督教的自由都要求你通過自治團體管理自己，像洛克時代那些長老會，或者像倫敦、布里斯托那樣的自治城市，就是這兩種西方政體的場域。那樣，或者是像麥考利建立的英國文官制度那樣，用經過高等教育產生出來的文官管理國事，那麼議會的作用就變成象徵性的了，自治團體自我管理的傳統就受到了破壞。

這些東西都是西方內部的反西方，因為它在西方內部沒有辦法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它自然要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第三世界，就像倫敦的馬克思產生了聖彼得堡的列寧，就是這個道理。因為中心部分的競爭太激烈、抵抗太大，你在中心部分混不下去，仍然可以到邊緣地帶混。商鞅在魏國基本上是碰壁的，但他跑到邊緣地帶的秦國去，他馬上就變成國師了。列寧那種人在英國和法國大概是要碰壁的，但他跑到俄國去，在抵抗力更加薄弱的地方就能成了，共產主義在波蘭、德國不成功，然後對中國和朝鮮馬上就成功了。這就是一個抵抗力量強弱的問題。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產生出一個拉斯基，在殖民地和外圍世界就產生了1萬個恩克魯瑪和胡志明。波爾布特是從法國來的。所以別人說法國不好，其實恩克魯瑪這些人是誰教出來的？那不就是英國學院左派教出來的嗎？

英國或是歐洲的學院左派是什麼呢？他就是在基督教和日耳曼的西方內部產生出來的，可以說是左派勢力，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是反對西方政體的勢力。他們把投影投到第三世界，於是就產生出了紅色高棉，產生出恩克魯瑪，產生出穆加貝和曼德拉這種人。

我們要明白穆加貝和曼德拉的區別是在哪裡。他就是毛澤東和孫中山的區別。曼德拉是孫中山，穆加貝就是毛澤東。如果你用比較膚淺的角度來看，你認為孫中山實在是一個好人，曼德拉簡直是一個聖人，穆加貝則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混蛋和獨裁者，毛澤東是一個殺人魔王。但你不要忘記，這兩者是同一株植物的不同組成部分。

比較膚淺的看法就會認為：製造理論、但還沒有來得及實踐的人是好人，負責實踐的那些人是壞人。其實任何理論在它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過程中間，都會出現 龍種 變成跳蚤的過程，沒有事情真正會像理論那麼美好的。孔子說出的理論也是很美好的，但是現實中的儒家能夠像王安石或者張居正那樣就已經了不起了，一般比他們都要差得多。

理論上是孫中山，那麼實際上就會通過蔣介石快進到毛澤東；理論上是曼德拉，那麼實際上你很難避免它通過祖馬發展到穆加貝。整個道理就是這個樣子。思想層面的東西和現實層面是有暗通的。你要是从演化論的角度上來解釋的話，這一切是非常容易解釋的。

左派包括西方的福利國家勢力和西方的世俗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自己的社會內部是弱者，是失意的人。他們看統治英國的貴族勢力是不順眼的，看統治美國的自由企業家也是不順眼的。他們錢不夠多，權力不夠大，只有一點就是他們的理論影響。他們可以通過他們的理論對西方文明從內部下毒，通過培養出恩克魯瑪、培養出胡志明、培養出波爾布特這樣的徒子徒孫，通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再把中心地帶慘遭失敗的革命帶到邊緣地帶去建立革命根據地，然後反過來進攻中心地帶。這是從至少十月革命以來實施的一條經典路徑。

我想在共產主義失敗以後，肯定會有人在伊斯蘭世界身上，像法農這樣的人僅僅是個開頭，會發明出新的理論，找出新的迂回進攻西方文明中心的辦法。未來的發展趨勢雖然是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基本格局其實不難預料。

就是首先你要看西方的中心地帶，在巴黎或者倫敦左派知識分子中間，在自由主義的核心地帶，像馬克思利用英國的自由保護來批判資本主義一樣，利用西方民主的保護產生出反對西方的新理論。然後這些理論在東方首先產生出像孫中山和曼德拉這樣貌似聖人的角色。然後在孫中山和曼德拉的旗幟下，通過蔣介石再產生出自己的毛澤東。這個過程大概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中國引進西方經典，隨著第一民國被顛覆、革命政權在1920年代的默契取代，以猶太-基督教傳統和保守自由主義傳統為核心的西方正典在中國衰弱，人文主義、無神論傳統和功利主義、社會主義傳統為核心的西方負典在中國變成了主流。

中國引進的主要負典就是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精神分析學派。負典就是解構的意思：解構個人責任的虛擬和人格完整的建構。

西方負典存在的隱含前提是政治和社會責任已經有其他人承擔，它只負責唱反調。如果有人根據譴責建築師腐敗的雜文去修房子，下場很可能比最腐敗的建築師更糟。

依據西方負典為正典的共同體，在一個仍然以西方正典為正典的世界上，沒有舒適和安全。它的處境非常類似一顆腎臟移植到另一個身體裡，必須隨時服用抗排異藥物才能緩和、而不能消滅可怕而自然的結構性衝突。這就是免疫排斥反應。它習慣的母體如果不是已經化為塵土，就是至今未能誕生。它對自己被迫身處的世界也有微弱而自然的免疫排斥反應，例如它總是對新一代的西方負典，如波勒斯坦、齊澤克之類更有親和力，甚至對更深蒂固的老資格西方正典，如特蘭布萊克、斯通之類都懷有抵觸的態度。

我們大概是在90年代末以後，對真正能夠稱得上正典的東西稍微有點引進。大致有三條線索吧：

首先是猶太-基督教傳統。因為中國是無神論國家，民間走的是人文主義路線（如1980年代的啟蒙），這兩方面都與宗教不大相容，導致陌生感和怪異感。至少我的感覺是這樣。宗教是文明最核心的DNA，但我們一般只從政治經濟角度看，對這一塊是直接無視的。可以這麼說，西伯來傳統在天主教統治時期是潛伏狀態，經過新教改革，浮出水面，成為主流動力，然後生長出近代一些新教國家，像荷蘭、英國、美國。如果說今天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正統的話，這就是正統，但卻是中國人最陌生的，因為中國人從本質上來講比較世俗，不懂神學。

一條是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的傳統。這實際上是當今世界的擎天白玉柱，中國文明的晚期性質或者說沒落性質恰恰體現於它對中世紀以前的法律精神完全不能理解，哪怕是用比較負面的方式。零星的引進似乎並沒有增進理解層次，只是胡亂地塞進了資料庫，例如薩姆納和梅特蘭的著作。

一條是希臘人文主義的線索。由於儒家本身就是世俗人文主義的路線，中國人對此最有親和力，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這方面，但這只是西方比較外圍的部分。西方人文科學政體的底層設在神學與法學，其後是史學、政治哲學與經濟學，最後才點綴脈絡，由根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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