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西方的经历：谈论上帝是危险的》9/[苏联] 格里切瓦（Tatiana Goricheva）

序幕

那开始于几乎一年以前。1979年的九月，我们组织了第一次非官方的、自由妇女运动。以《妇女与俄罗斯》这份杂志的创刊为开始，它已经被翻译成好多欧洲语言和非欧洲的语言，为世界所注意了。第一次，在六十年的沉默之后，俄罗斯妇女开始讨论她们的问题了。一份西方杂志，当然是前-苏维埃的，写道，不无嘲讽地：“俄罗斯妇女不是在说话，她们在嚎叫。”那也没错：哭泣的、呻吟的、为苦难折磨的妇女们可以在我们的报纸上倾诉自己了。当然，也有神学或客观的讨论，但是那些倾诉使得报纸有活力。妇女们开始以公开和自由的方式谈论在我们这个国家人们闭口不谈的事情了：生活的残酷，每天都以近乎战斗的姿态生活；窒息的生活氛围、以及那些高楼大厦给人的压抑感；所谓的自由医疗的令人绝望的状况；家庭的崩溃；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卖淫等等，许多其他的事。

《妇女与俄罗斯》杂志是颗炸弹。妇女问题讨论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所有，成人的、未成人的。妇女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明显的、最为迫切的。我们的妇女所承受的压力是男人的两倍甚或三倍。她们像男人一样工作，因为家庭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她们为家庭所折磨，在俄罗斯社会，没有什么可以让她们感兴趣的。人们只能酗酒、到处排队、抵制不断增加的饥饿——不自愿的受难者景象在增加着：关于俄罗斯普通妇女的形象。

我们不仅仅关心这些社会问题。主持这一运动的妇女都是基督教信仰者。所以，这一运动叫作“玛利亚”。我们看到任何社会变化都不能解放男人或女人，除非他们与那最主要的事情相连，那遍及每个灵魂和整个社会的精神革命。KGB早就摸清了妇女杂志的编辑们：Julia Voznesenskaya, Natalia Malakhovskaya, Tatiana Mamonova，还有我。先前，我们就曾经被威胁、监视，被逮捕过。但随着《妇女与俄罗斯》的出现，真正的迫害开始了。感谢西方妇女的支持，尽管，我们与她们那女权主义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KGB没有在最先的日子里把我们取缔掉。我们的团体活动了一年，非常活跃：我们组织妇女会议，继续出版报纸，反对阿富汗的战争，帮助所有我们能帮助的人。

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前的一周，我们被迫选择：进监狱还是流亡。我们选择了西方。所以，1980年7月20日，妇女运动第一批组织者，来到了维也纳。我们的位置迅速被其他的基督教妇女所代替，要取缔掉在俄罗斯的妇女运动是几乎不可能的。我的忏悔修父希望我接受流亡，而不要进监狱，他给了我他的祝福。所以，流亡也是我服从教会的一种方式。

在国外

 1980年7月29日

我到了维也纳。有什么感觉呢？觉到了自由？不！在俄罗斯我也是自由的。自由是上帝的礼物。那是义务，而不是责任。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规范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有它的表达规范，每一份感情似乎都有非常出色的包装。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寻求愉悦于人，迫不及待地等着以某种方式为人们服务。西方秩序里，人始终是中心，这一人、神同形同性的形式，让我非常惊讶。

在俄罗斯，我们要花将近一半的力气用来对付与我们单调、困难的生活条件相连的成千上万个障碍：街上的噪音，商店里的人群，食品店外的长队，交通工具上的拥挤和斗殴，普遍的粗俗和贪婪——你不会在这里有这些困难。但有另外一些东西：这里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那么迷人，以至人们不再向往天堂了。

1980年8月1日

第一次会谈，和交流。比我们进入西方还为难的，是那些接连不断地公开露面。我在无数的房子里演讲，那里有热情的听众，那里有喝彩。而不久前，我还在列宁格勒，每天都可能会被在街上抓住，塞进小轿车或是送进一家精神病医院。似乎还仅仅是昨天，与我谈论同一个话题的学生朋友们迅速地从我周围散开，跑到街道的另一面；我的父母们以我为耻。

这里，这些都离我远去了。我只是非常的累，希望好好睡一觉，去呼吸维也纳的空气。对我提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俄罗斯的妇女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有何区别？1917年的革命给俄罗斯妇女们带来了什么？你们将来的计划是什么？”

在无数次面对从各种报纸和杂志来的记者们的新闻会谈之后，我是多么希望能有天主教徒、新教徒，那些我的信仰友人到来啊！但是，没有一个。我们是被首先当作女权主义者的。非常漂亮的女人、有理解力、独立而激进。我很惊讶，那些女权主义者们称她们自己是迷人的女人。看到这一幕让我震惊，美国女诗人Robin以那优雅而活泼的脸蛋，对人们说，“我是迷人的女性。”

当然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运动的宗教特征；他们被这些为独裁专政所迫害的不幸妇女们的殉难理想所吸引。那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时代有“进步”妇女，医生、接生员，他们在倾听从自然传来的声音，他们更加接近了宇宙（cosmos）。因为心理原因，我们这些从俄罗斯来的人也赞赏西方女权主义。她们将事情进行到底的奋斗、无所畏惧地挑战和批评公众观点，她们显示出的具有感染力的勇气和创造力。

会谈的一个重点，即，我们区别于女权主义运动的一点，是基督教。在这儿，我解说得非常吃力，去说明，我们俄罗斯女权主义运动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去说明，为什么现代俄罗斯妇女只是在教堂里才找到了自由、安慰，以及生活和行动的力量。

我们中间，只有教会与“妇女问题”有关。只有俄罗斯神职人员才能解决教育、不幸的婚姻、堕胎和酗酒的问题。今天，进教堂的人百分之九十是妇女。我想告诉我的西方朋友们，教堂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事物，它是基督的神秘身体。但，他们对神秘一无所知。作为补充，我尝试从人文角度来与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我以存在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的方式来谈论基督教，说，在基督教中，我们战胜了我们的童年和片面性，变成了赋有价值的成人。

我告诉他们，基督教远不止是道德的古典教条和戒律的集合。而，他们把那最靠近我们、与我们相似的圣母，理解成一个向我们灌输恐惧的道德形象。

我有着好运气——对那些已经不再愿意听到基督教这个词的人，宣说圣母。在她被当成是一个死了道德理想的地方，充满热爱地说着她，而在那里人们却是根本就没有记起她或是害怕她的必要。这是我曾渴望的吗？

当然了，我也没能说服西方的女权运动者们。但使得她们看到基督教也行动起来了，她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站起来反抗是获得了一定胜利的，这些都是好事。或许上主也会向她们显示，我们这些被当作妇女典型的人，是远超于一切的勇气和英雄主义的：用彼得前书的话来说，“这些人心中藏着的是那不朽的宝石：温柔而安静的灵魂。”

1980年8月20日

第一次，我看到电视里转播宗教节目。感谢上帝，我们还曾有过无神论和非宗教的教育。屏幕上说话的那个人，比那些领薪水的无神论者笨拙的言谈还甚， 似乎想把更多的人从教堂赶出去。一个穿着时髦，自我满足的牧师，谈论着爱。他说话的方式，没有任何布道的色彩。就像是与另一个认得的人闲聊。他是个无聊的蹩脚演员，伴以那技术性的、训练过的手势。姓名不详。第一次，我明白了，谈论上帝是多么危险啊。

每一个词都是奉献——溢满信任和崇敬。否则，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1980年9月5日

那雅致、却又壮观的美，快乐而让人共鸣的欧洲之美，从汽车的窗户流了进来。我再次想到了我们的街道，小小的火车站，灰蒙蒙的天空、无边无际的田野，路旁堆着的垃圾，新翻开的、未曾耕种的泥土，孤儿们，与我们国家的精神是那么相象。

和欧洲比起来……对于一个俄国人来说，它就像个小屋子，但，又不曾是被压缩的。阿尔卑斯山，花朵，树木，所有都比我在画上见到的更美。但是一颗受伤的心，不会接受这一切：透过汽车窗户的风景越是美丽，我心里刺骨的伤痛就越是强烈。想起了莱蒙托夫的话语：“生活就像是一次奇怪节日的宴会。”

整个月来，我周围的面孔都是微笑的、可爱的，充满好的意愿，愿意帮忙。但，我的灵魂中有着痛苦。突然，我想起了米沙兄弟的面容。印象非常深刻。米沙，是我在列宁格勒精神病院经常去看望的某个人。他最近成了基督徒。他们街区的邻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幸运的是，这是一个门诊部，而不是监狱，礼拜天，人们可以看望病人。过去所有的礼拜天，我都与米沙在一起度过。他们开始对他施麻醉药，换句话说，正在慢慢将他杀死。这个曾是那么活泼的、有着明亮眼睛的年轻人，现在成了个显不出年龄的人，面容消瘦而死板，看起来呆滞而冷漠。他的面容在我的脑袋里停留了很久，让我想起那个世界，那里有着招摇的罪恶，人们不可能不对苦难作出反抗。而这里，即使是人们摆在我面前的食物也让我惊讶。每一道都是那么可口、种类是那么的多；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尝到。想起俄国，让我觉到一种默默的罪疚。外省的饥饿，孩子们没有牛奶和蔬菜，愤愤不平的长队，他们等着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的老人！这里，五十岁的妇女看起来也很年轻。我经常把年龄搞错。对我们来说，那应该是个老年妇女了。俄国妇女的身体被疾病拖跨、或出奇瘦弱；男人们的头发过早就白了、而且因为伏特加的过量而声音沙哑；患病的孩子——这些年来我都沉浸在快乐和温和的基督徒生活里，现在痛苦的回忆烧燃了我，对那些明明知道这些的人，我感到了愤怒。他们知道西方的人活得是多么“正常”、他们也清楚我们是怎样过活的。那些故意杀害自己人民的人，把曾经是世界上最富饶的一片土地变成了荒漠。一个现代作家说，“俄罗斯人的受难一定会扰乱世界的安逸。”

1980年10月7日

自由是个多么神秘的东西啊！就像空气。只有当人们失去时，才珍视它。我看到西方的人，也近乎是不自由的。主要是因为这里很少对自由的渴求。

不象在我们那里，虚无主义在这里以另一种方式显现。比如，昨天，当我们的列车到达了德国最大城市法兰克福的车站。偌大的车站，在它的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霓虹灯：MM的字样。

我问我的伙伴，“那是什么？某种特别的象征、标语，某个重要的事物？”

她答道，“嗨，仅是个香槟酒的广告而已。”

繁忙的商业世界占据了一切。比如，在电影院。人们以那么神秘和建议性的口吻谈论着琐事，谈论着洗衣粉、某种毛绒，仿佛它们是生活中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东西。

这里，即使是牧师也羞于与人们谈论那对每个人来说最不可缺少的东西——灵魂、生命的意义、拯救。这确实是个不正常的、扭曲的世界。

我想起了不久前碰到的一个牧师。我去参加由一个乡村宗教协会组织的旅游。那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年轻牧师，像个运动员一样的人，整个周末一直都在说话。我们在汽车上的两天里，他讲了所有人们希望听到的东西，关于飞机、足球、选举，还有食物。他不时大笑，以便让每个人都开心。像是我们的演艺人员。透过窗户望到的，永远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陡峭的悬崖，伴以深蓝、紫罗兰的颜色，那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诗篇的话语非常自然地进入我的脑帘：“哦，主啊，您的工作是多么出色啊；以伟大的智慧，您创造了一切。”

后来，在回去的路上，我问那个牧师，“为什么您一次也不谈到上帝？您为什么不谈论他所创造的世界的美？”他答道，“如果我开始谈上帝，我就会失去我的人群的，会变成孤单一人。”

“但是孤单从来就不是罪呀。”我说，而且觉得，他其实是不会失去他的人群的。我国的人民是怎样的听着我的呀，当我说到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教会，说到祷告的时候！而且，他们不停地问着我更多更多的问题！

1980年12月25日

这里，我第一次被记者们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没想成为牧师？”

我必须说，这个问题在一个俄国妇女听来是发疯的。为什么我们女权主义者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必须首先找到一个答案。主的话语自动来了，“让那会成为最先的，成为你的奴仆吧。”在我们的教堂里，没有讨论过世界平等或不平等的问题。那里，法律是完全不同的。天堂已来到了地上。我们的妇女对神职人员有深深的崇敬，但她们也同样理解每个神职人员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妇女们知道，修父的十字架远远难于妇女的十字架，后者不曾有精神上的献祭，处在简单、不显眼的位置上的人，更容易获得拯救。在我们那些现在甚至可以说是维护着教堂的妇女中间，还有另一种说法：“上帝挑选了世界上愚蠢的人去使聪明的人蒙羞，挑选了弱小的去使强壮的蒙羞，挑选了那些不起眼的和低下的人使显耀的人蒙羞。”

1980年12月26日

今天，生命中的第一次，我在教堂说话了。这是献给玛利亚的一个大教堂。当F修父邀请我在做弥撒前说几句话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可曾梦想过有这样的荣耀，在教堂，在主的房子里演讲？但，既然F修父邀请了，为了遵从他，我鼓起勇气，说了几句。我用德文说的，上主给了我语词和力量去讲述我们正走在受祝福和辉煌的通往十字架之路的俄罗斯教会的事。我谈到我们与上帝的不可思议的交流，说“上主甚至能使亚伯拉罕的孩子们复活。”我想向我的听众们传达一种近乎奇迹的感觉，以便能让他们认识到，我们对上帝那无边的崇敬，但同时我也感到我自己得救了——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价值——而是经由一场严重、致命的疾病，被上帝拯救了。

1981年2月3日

流亡会使我挫败吗？有时，我对上帝哭泣，不要让我在这里丢失我的存在、我的灵魂；上帝不会让那些空虚和厌倦杀掉我。我为此祷告，我曾将浪漫主义而诗意的“疯狂”看作是不成熟，我曾在基督教里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为过去的嗜好而感到羞耻，因为我已将那些看作是异教的，我一度拒绝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因为我觉得，他太“歇斯底里”了、对真正的信仰并不“清醒”。所有那些都不势利，都是出自新近变化的崇高热情。事实上，我明白了，虚无主义是可厌的，它很可笑、甚至索然无味。转变之后，所有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代文化对我来说，像日常衣服一样，仅由肤浅的自恋和空洞构成。在耶酥----那所有中最恬美的之后，其他所有的面包对我来说，都是粗糙和没有味道的。现在，这种感觉去了哪里？

像以前一样，我以祷告而生活；就像那时我带着内部欢悦的感觉走进教堂，就像走进自己的家一样。但，在那儿，在俄罗斯，整个生活都是漫溢的，精深而难以驾弩的。那儿没有空虚，除去永远存在的巨大困难外，深处的感觉是幸福的；与自我获释一起来到的幸福感：幸福使得我们不会受到伤害。俄罗斯今天正穿过地狱的第九个圈层，生活在那里的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

1981年3月4日

这里的教堂没有乞丐，人们穿得都很好、很高雅。对我来说，有些奇怪在教堂里看到他们。这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男人，与俄罗斯的另一个巨大区别。但有可以迅速看到，每个人的样子都不是祷告时应有的。大多数人机械的、冷淡的站在那里，双手交叉在胸前。在俄罗斯教堂，今天只有好奇的参观者是这样站着的。最近，当与俄罗斯流亡者们谈到这点的时候，我尖锐地说，“在我们的教堂，只有KGB的人才会那样站着。”一个妇女反驳道，“但是我们从小孩时起就在教堂里，我们对此已习惯了。”

在昨天的布道中，我甚至听到了更为恼人的话，从一个俄国修父、一个移民那里。“我们这些参观教堂的人……”一个人不是活在教堂里。而是参观它。那是我从来不曾想象过的，人们竟然可以习惯教堂。这说明教堂变成了世界上最无聊的建筑。这说明人们可以消解掉那可以移动山脉、救活死人的信仰的神秘性。

但，不管怎样，这是教堂。我必须爱它。我现在竭力去爱这里那做一切都娇好和自我满足的教堂，这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与教堂本身的理念相违背。

或许，这里的教堂的“裸露”是对我有帮助的另一种东西，现在我进入的教堂，它没有任何外部的荣耀。现在，我径直走向上帝，并直接与他交谈。但，在俄罗斯，你经常有一种自豪的感觉，在外人看来：你站在教堂里，那么多人看着你，你像是个英雄，你也仿佛是个新人。现在站在教堂里是很时兴的，就像成为革命者是一度时兴的一样。当然了，这是个好的潮流。也同样有着来自善的吸引力。不管怎样，它是个潮流。那里有些扰人的事。每一个潮流都是个面具，是一个欺骗性的假相，福音书里说，这样的人会有他们的报应的。我很高兴，我的信仰已经去掉了它外部的荣耀，现在，我是个流亡者。通往上帝的路必须被藏起来，上帝看到那隐藏起来的，也必然会在某一天再次将它显示。在西方，教堂，任何教会，都无视传统，浸泡在空洞里，神性放弃 ，很难去想象它其中还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俄罗斯最优秀的人正不断走向保守的、不可动摇的俄罗斯教会，它还没有对世界起作用，它也没有任何广告或护教学。但西方教会无视它自己的努力，而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也使得它失去了更多的人。就像它的精神和力量已经消逝了一样。西方的教会迎来了它的困难时刻，比东方的还要艰难。每一处的教会都走向十字架。只有在俄罗斯，才可以看到十字架是胜利的。这里，一切都是隐蔽的，不能被看到。

1981年3月21日

找到了！我找到解决办法了。不是那些看到的，而是那些相信的，他们得到的祝福多于那些先看到然后才信的人。所以在西方的信徒们一定比我们这些俄罗斯走向信仰的信徒得到更多的祝福。那儿，像托马斯，我们看到了他的伤口，并触摸着他那现在不朽的身躯。我们感觉到上帝，我们理解他比我们周围的世界要真实得多。

但是，在这儿，我碰不到任何有相同经验的人。但，毫无疑问，我碰到了真正的信仰者。

1981年4月2日

我在汉堡的教会会议上。年轻人的肤浅和他们倾向于政治煽动的观点，让我难受和不愉快。那被称作是教会的节日。但是，在那儿，几乎没有谈论信仰和教会！我仿佛坐在一次年轻共产党员的会议上，仿佛是革命胜利最初的几年在俄罗斯的样子。很难辨认出人群中人的面容，很难从争吵中辨认出声音，从语词中辨认出思想。我被当作德国和平主义的熟人，而参加这次会议。为和平而战斗的意愿是好的，也是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和平。但，对于俄罗斯基督徒来说，除了内部的和平和自由之外，无所谓任何外在的和平。St Seraphim Sarovki说过，“如果你有内部的和平，你身边成千上万的人会得救。”但是，这里的年轻人显然不是谈论着这样的生活，而是简单的外部生活。我很难过，听到基督徒这样说，“流血甚于死亡。”

现在发生在俄罗斯青年们身上的事情，与这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们是那些准备放弃物质生活以使他们的灵魂和精神不会死亡的人。可惜的是，今天的西方，还不能真正理解受难那重生和净化的力量；他们依旧不明白，重要的并不是身体的痛苦甚或死亡，而是内部必须更新的意义。将生命献给基督的殉难者们是带着快乐去做的。被束缚的俄罗斯教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上帝的受难不是使我们远离了他，而是使得我们与他更近。对我来说，人格的迷失是极权主义的开始。它同样也会被埋葬于激进主义和动荡之中。

1981年5月2日

我看到许多俄罗斯流亡者，昨天的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激动、疲惫、紧张，像是在西方迷失了、被击败了、孤独无援。他们不再坚持着反抗他们外部环境，内部的火熄灭了。那是英雄主义风格的人的缺点；他们必须有敌人才能活着，他们需要极端的状态、危险、站在外围。我也喜欢那些，但同时又为它感到羞耻，因为上帝进入那些洗净了热情的心灵：上帝，安静的光。

尼采说过“所有的伟大都诞生于宁静。”

1981年5月10日

这个奇怪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多么艰难啊，感谢上帝，允许我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在另一个星球上，我的思想被更新了，从陈词滥调和旧的模式中脱离出来了，还有我的身体。亦应忘掉以往的味道、颜色和期盼。必须从过往熟悉的事物中脱离出来，从防备性的状态里，从我自己的懒惰和自私的避难所脱离出来。必须脱离那个世界，那个充满回忆的、是自己的家乡和根的世界。我应该重新变得无助，就如同我成为基督徒的最初日子一样。无助，那意味着需要上帝。

空虚围绕着流亡者。花朵没有香味，人们没有面容，树木没有名字。必须成为与自己不同的人，一个僧侣，去接受和热爱周围火星的世界。必须以不间断的祷告而活着。这是确定的。直到上帝来到这个空虚的空间，那时一切都将充满和谐。这几个月里，我的上帝比他先前离我更近了。

我还有一个可信赖的支撑，教会。流亡前，在忏悔修父给我祝福时，他说，“记住，你不是去流亡。你是去完成使命。”

流亡使得人们要么是完全的屈从于彻底的空虚之中——这里有多少郁闷的流亡者呀，有些人甚至自杀了——或者用爱克服虚无。我注意到，如果我的心里有着宁静和光芒，环绕我的一切就会又变得生动和活泼了。甚至是石头般的法兰克福天空也开始呼吸，以新的、激昂的节奏而存在。我甚至可以与它们交谈。    

1983年5月7日

今天是美好的礼拜五。现在是黄昏，我刚刚由教堂回来。这是今年最大的、最无以伦比的一次崇拜。我们唱了“大海的波涛”，关于波涛吞没了埃及长老的歌。实际上，它象征着，此世之王的秩序的末日的到来。昨天，那个回扬着主的话语的地方抓住了我的灵魂，让我不能呼吸：“现在，此世要将遭到审判，现在，此世的王将被赶出去。”那时发生的，是那么自然和简单；我们的折磨者将不再对我们有作用。

这段时间来，他一直折磨着我，利用我那愚蠢的骄傲、我那没有理智的心胸和我的懒惰！我发现演讲是那么的难。现在，我在公众场合出现了近乎三年了，我做报告，看到上百、上千的人。但，我依旧无法适应。上次，在南奥地利，那个有许多小镇的地方。我走进W画家村。阿尔卑斯山环绕着，哗哗流淌的小溪，有着高高圆屋顶的教堂，这些在我看来，都像是不真实的、玩具一样，我被压抑着，只感到沉重和孤独。夏日那蜜般的热浪覆盖着空气，四围很安静，虫子们的叫声显得响亮。这是周日，在路上，不时碰到幸福的情侣，他们愉快而惬意。我的目的地是教堂，我要去那儿，用祷告去掉沉重。这一沉重无可比拟。或许因为，我是个流亡者，人们剥去了我身体的肌肤，我是指，我的家乡、我的根、我的语言和所有环绕着我的世界。我也害怕说话，害怕克服我的沉重、呆滞的“主体”或去接近友好的人，去告诉他们那些非常崇高、危险而又必须的事：那在俄罗斯点燃我全部身心的圣火，那信仰的见证，那只属于某个个人和上帝的神圣。我能够，这个沉浸在那近乎费解的忧愁里的人，能够变成一只老鼠，赶紧跑开，我能够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告诉他们这些吗？所有这些都是诱惑。

我开始恨我自己和这些人。扮以他们的“布尔乔亚”性格，他们能够理解左翼社会的人们，而实际上，对持有另一种气质和价值观的、生活在这个沉睡而无聊世界里的他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走进教堂，看到了布告：正面的革新，给家庭的建议，男人的训练课程，最后，“俄罗斯的精神复活，T.Goricheva。”我是在一个好的团体里。

那么，进教堂的是些什么人呢。我更沮丧了。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但，我报告的时间开始了，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年老的、年幼的，受过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像我后来发现的——来自左翼、右翼的人，女权主义者，还有修女。

我祷告，划了十字，然后开始说话；我阴郁的情绪消失了，慢慢地，我看到成百双眼睛盯着我，我开始希望他们继续对我保持注意力。他们是来听关于俄罗斯教堂和俄罗斯的一些事情的，这个现在具有吸引力的、恐怖的、为希望和焦虑所围绕的俄罗斯，依旧是神秘的。当我看到这些眼睛，上帝曾放置在我心中的东西又回来了；不可预料的感觉从我心灵深处上升了。通常，我都说我事先准备的内容；我经常重复我自己，但它从来就不是游戏，不是回忆或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当我陈述我的话语，每一次，我都以完全新的感觉体验它，死去、再站起进入新的生命。总是像我“被造”的第一日，像在我转变的最初时刻。

报告之后——称它是陈述更合适——像往常一样，有很多的问题，人们许久都不让我离开。每一次，我都感到，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对活的——而不是概念化的——上帝、对体验的需求是多么的大。

我是多么羞愧于先前被挫败的感觉，羞愧于先前抱怨那在其中也有些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人们啊。比如，有一对夫妇，加布里埃和斯蒂芬，倾其一生去医院或老人们家里寻找那些不幸和孤独的人们。他们给出一切，心灵、肉体、财产，去帮助这些人。那是不容易的，但，这两个人都去散发光热，即使他们仍旧很年轻，即使他们还是有些洋洋得意。这两个人既不知焦虑也不知满足；他们也没有烦恼。从早到晚，他们的思想都指向，如何愉悦上帝。（当我对照我的生活，它完全由奢逸构成：书本，思想，艺术，祷告——所有这些都是奢逸。）这些在西方世界的碰到的人鼓舞了我，这些全部身心归于上帝人。他们给了我怎样的力量和精神滋养啊！

1983年7月20日

我在林茨（译注：林茨， 奥地利北部城市）的一个天主教会议上发言。发言之后，像往常一样，许多的人围住我，问我很多问题，告诉我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我在那儿站了很久，一直与他们说话，一个年老的修女，她安静而耐心地等待着，直到轮到她与我说话。这时，年轻的主持人打断了我，因为去车站的时间到了，为了不误我的火车，他说，“想说话的，还可以说最后几句。”含着眼泪，那个修女走过来，说，她每天都为俄罗斯的转变而祷告，足足有了四十年，而今天，她终于收到了活的见证，在俄罗斯有那么人以各种方式正在寻找着上帝。

我想：我那意想不到的转变，我朋友们对教堂的回归，那些都不是偶然的。不仅是俄罗斯殉难者的祷告和他们的鲜血，还有其他所有听到了圣母呼召的人的祷告，比如这个年老的修女，都是我们的基督信仰的种子，因为圣母曾那么准确和亲切地向人们语言，俄罗斯将在世界散播魔鬼的教义，但最终会重新站起、重新成为神圣俄罗斯和所有圣母的屋子。

1983年11月24日

我问我自己，现在我在世间最渴求的东西是什么。我像是发现自己突然回到了里加修院中间那散发着松木香味的小木教堂里。我多想重新回到，在那座教堂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做的感觉。我愿以我的精神还有全部肉体，去懂得我先前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所有思想原来是那么的错啊，直到我羞愧得脸都红了。那时，我多么希望这样的快乐降临我，就像天使们从天堂降临，当它们看到一个悔改着的罪人时。

我会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将额头放在温暖的木头地板上，当修女们以飘渺、空灵的

声音唱道，“主啊，我已呼唤着您，倾听我吧”，或当那避难所的修父以轻柔的声音说，“赞美归于您，因为您让我们看到了光”。在这一轻盈中，有一股潜伏的力量，它可以创造和摧毁全部世界。

但，如果我能再次体验到它，那必然是在超出此世的另一个世界里。                

-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