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世界上“最好的人民”还要采取如临大敌的行动（转）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上级机构，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企图让医务人员习惯于用同行评议、课题申报、期刊发表来持续兑换体制内安享尊荣，这不过是个体为了换取政策宽待或蝇头小利而配合出卖自身合理权利，从而自我噤声达到当权者愚民的目的。无论武汉新冠病毒疫情还是广西水库溃坝，都是一场不明不白的死亡。大家看见的死亡是这样发生的——没有大规模的民变冲突场面，没有民间传媒的死亡镜头，没有见证人，甚至没有被文宣系统拍到，似乎死亡很遥远，暴力机关仿佛也撇清得干干净净，灾难中的普通人突然“死亡”，不符常理，竟然就这样死了。包括医患在内的普通人生终结在一个滥权和腐败的社会中，死在改革大时代一个偏僻的幽静角落，不明不白，死无对证。死者不会说话，真相任人掩盖。倘若不能够培养普通人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理解及认同，则不可能建立可抵御像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上级机构，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王晖等人一样的恶行持续施暴，也就难以确保悲剧不会重演。

当人们普遍了解到传染病直报系统如何一直失效到现在、监控系统是如何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权、所谓英雄如何被人为造神时，也就会理解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上级机构，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王晖等人以所谓的经济技术发展持续滥权和腐败，并对剥夺医患合理权利保持疯狂的热情，这显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距离比我们想像的更加遥远。医务人员和患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共同全力守护随时会崩溃的脆弱文明，那么等待的迟早是一场不明不白的死亡。只记得去年的“基孔肯雅热”叠加了八月阴雨连绵，仿佛回到口罩时期。我觉得自己患上了“政治性抑郁”，成了这场闹剧里陪着演戏的龙套，抗拒踏入那栋楼，急切地想要逃离。这些滥权腐败以及灾难被视为秘密，民间也许只能靠幸存者个人发帖互相求证“是不是真的”。

如果有一个人出了车祸，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但有的人却会觉得这都是命：为什么偏偏是自己的亲人在那个时间点出事？为什么不是别人？包括广西六蓝水库溃坝，除了少数执着的人去追问悲剧的根源之外，多数人都在为救援中的艰苦卓绝而感动，甚至是为新的救援技术而骄傲。是什么样的执政者把人民培养成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为什么受灾或受害者宁可这一切悲剧都没有发生，无灾无难的正常想法都很难呢？近年来当权者曾投入资金对广西六蓝水库灌区及相关设施进行改造，由此引发外界对于工程建设、资金使用以及水库日常管理等问题的质疑。回忆一下1962年刘少奇的那句“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为什么杀伤力那么大？这样来理解，是不是对执政者很多如临大敌的动作就释然了？对他们来说，不被记录，比水库“缺口”更紧要。

一些网民还质疑官方通报的死亡数字与灾难体量明显不成比例，愤怒地纠正——是溃坝，不是缺口。在翻检历史报道时有细心网民发现，2024年湖南团洲垸洞庭湖大堤决口8米，媒体尚且用的是“决堤”；如今六蓝水库整体垮塌约50米，却成了“缺口”。像1975年的河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不被记录，比溃坝更紧要，因为一旦信息没有传递，事实在人的意识中就没有发生。魔幻社会里缺而不崩的大坝溃口，是因为隐蔽在地方的执政者联手高科技产业底层“接口”的黑手承包商，采用“低成本、高覆盖”的分布式监控，导致普通人根本无法张口为其自身权利呐喊。这是一个让深度思想者无处立足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让深度思想者无以报效祖国的时代。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王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