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7年：如果香港成為新加坡————後中共時代的香港未來想像

【一】倒塌的不是香港，是高牆

2047年7月1日，香港——曾被稱為「東方明珠」，後來被稱為「紅色警戒之城」——迎來了它歷史上的第三次誕生。

第一次，是1842年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殖民政權建立；
第二次，是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進入「一國兩制」時代；
第三次，發生在2044年4月12日凌晨2點17分，北京發出緊急聲明：

「為維護社會穩定及重建國家體制，自即日起中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運作，由中國國防委員會直接接管。」

但那道命令，沒有送達。

因為在幾個小時之前，中國政權已經陷入全境通訊癱瘓與武裝叛亂。
無數省級軍區各自為政、外交部與國家廣電總局陷入沉默，央視畫面黑屏。

北京失聯了。

而香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必須自己決定未來。

當時的行政長官早已被北京在一年多前換成臨時軍管專員。立法會解散、政務司長叛逃至新加坡。港島一夜之間，成為無主之地。警方停止勤務，港鐵暫停營運。

但市民沒有慌亂。

反而比以往任何一次「緊急狀態」更加冷靜。
中環出現自發義工維持交通，深水埗街坊組織自衛巡邏隊。大埔的社區中心用來收留老人，柴灣的年輕人開始用開源軟件建立臨時訊息網。

這不是革命，不是暴動，也不是殖民復辟。
那是——一個倖存城市的自我重建。

有人把那天稱為「香港新日」。
但更多人說，那只是我們終於被遺忘、於是得以活下來的一天。

【二】臨時政府成立與國際承認

臨時市政會議是在港島中環的一間律師樓誕生的。

那間律所原本在 2030 年國安法擴權後被迫關門，卻保留了香港最後一批願意承擔風險的法律人：

• 早年「反送中」時期的義務律師

• 流亡歸港的年輕法律系教授

• 曾在旺角被捕、服刑三年後決定留下來的前線抗爭者

他們不是政客，甚至不想掌權。
但他們知道：這座城市不能沒有制度。

他們草擬了《臨時市政憲章》，恢復區議會選舉制度、建立臨時議會。
六個月內選出 60 席代表，承諾兩年內完成憲政改組、舉行全民市政公投。

這是這座城市久違的政治承諾。

沒有金紫荊廣場，沒有五星紅旗，沒有政協代表坐鎮。
只有布條寫成的選舉通告、手工張貼的民意問卷、在人行天橋上臨時架起的市政論壇。

這不是體制的復興，而是制度的重生。

🌍 國際社會的反應

第一個發聲的是 台灣外交部，表示：

「高度關切香港局勢，並尊重港人自我治理選擇。」

接著是 加拿大：歡迎因政治鎮壓而流亡的港人歸國，並支持聯合國派出觀察團進駐。

再來是歐盟、美國、日本、新加坡、澳洲……
最沉默的是北京——它已經無力發聲。

臨時政府沒有宣布獨立，這是極其重要的政治選擇。

臨時市政會議主席對媒體說的一句話，後來被寫入中學公民課本：

「我們不是要脫離中國，而是要在歷史崩潰的瞬間，保存一點文明的尊嚴。」

這不是港獨，也不是革命。
這只是城市保衛戰——不為疆界，而為制度、記憶與選擇的空間。

【三】我們不是獨立國，我們是倖存者

2045年秋天，香港與中國新成立的「華夏聯邦臨時議會」簽訂了一份歷史性的協議。
協議條文被公開張貼在金鐘前政府總部的大樓門口，題為：

《關於香港特別城市體政治地位的共同聲明》

這份聲明中，中央政府首度正式承認：

• 香港未來三十年內，不受北京派遣任何行政人員干預本地事務；

• 所有立法、司法、外交、教育、媒體、文化、海關、財政與貨幣政策，由香港市政議會全權負責；

• 外交及國防由中央代為處理，駐港設有非武裝聯絡機構，不得干預市政。

其中最具爭議的一句條文是：

「香港為中華聯邦體系下具國際法人格的城市實體，享有與一主權地區相等的功能與權限。」

這讓香港正式踏入了**「非國家國家」**的邊界地帶。

有外媒形容香港成為「東方版的梵蒂岡」或「亞洲的科索沃」。
但港人自己怎麼看？

在油麻地的社區報《火堆日報》上，一位年輕寫作者這樣寫道：

「我們不是國，也不是殖民地；不是中國，也不是中國以外。
我們不是一種制度成功的產物，而是一個歷史事故後遺留下來的倫理殘片。
我們是被歷史壓過，卻從廢墟中站起來的——倖存者。」

這篇文章被無數中學生引用在公民科報告裡，亦被許多移民港人掛在客廳牆上。

🏛 臨時政府制度化：香港自治議會的建立

2046年，臨時市政會議轉型為正式的：

「香港自治議會」

並設立了以下核心制度：

機構名稱職能說明香港總理辦公室（Office of Chief Minister）由市民直選產生的行政領袖，任期三年，最多連任一次市政議會（Civic Assembly）100席，按比例代表制選出，涵蓋港島、九龍、新界、離島等選區憲政法庭（Constitutional Court）負責憲章解釋與基本法監督，具備最終終審權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專責調查、重審過去政治暴力與冤獄案件社區自治中心每區設立地區公投制度、社福審議平台、與自組民兵備援系統

這不是烏托邦，制度並不完美。
選舉中亦出現黑金、資訊戰與投訴舞弊。

但比起過去的沉默、無權與封閉，這已是翻天覆地的轉變。

一位曾被褫奪律師資格的老人，在重建法院開庭當天坐在旁聽席，悄悄說了一句：

「這裡，不再審思想了。」

【四】記憶不再犯法

2047年6月3日晚上，維多利亞公園。

沒有封鎖線，沒有警車，沒有高牆。

十萬人手持電子蠟燭，靜靜地站在草地上，仰望著重新豎立的——國殤之柱。

坐在前排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坐著輪椅。
她曾在三十年前多次因悼念六四被控「非法集會」，如今成為了香港記憶協會的名譽顧問。

她抬頭望向那座雕像，眼中噙著淚。

✴️ 重現的記憶：新國殤之柱

那天，矗立在草地中央的並非原件，而是由數百位本地藝術家與歷史學者共同打造的複製版本。

原柱早在2021年被港大移除，據說其後被切割、部分運至海外，部分被秘密運出中國大陸，至今下落不明。

新的國殤之柱底座，刻著一句話：

「六四不是歷史，是我們活過的部分。
記憶，不再犯法。」

悼念會無人高呼口號，也沒有任何政黨旗幟。

現場只有一片靜默。
一位年輕的詩人登上臨時搭建的小台，朗讀一首他為這座城市所寫的詩：

他們說記憶是可以刪除的
他們說歷史是可以選擇的
他們說，你可以忘了名字，忘了時間，
忘了那晚火光中斷掉的聲音

但我們還在這裡——
手裡握著光
眼裡握著淚
心裡握著那年沒有握到的手

掌聲在那一刻響起，又很快沉沒在人群中。

一位中學教師在草地上，對著身邊的學生輕聲說道：

「現在可以拍照，但不要自拍，這不是展覽，是告別。」

不是對六四的告別，
而是對那個我們無法為自己作主的年代的告別。

📘 背後的修復行動

2046年起，臨時政府設立「記憶重建小組」，由公共歷史學者、倖存證人、社區檔案義工共同協作。

• 修復資料館中遭刪改的1989年紀錄；

• 從流亡者與海外檔案機構中追回新聞片段；

• 建立「政治記憶資料庫」，將個人故事、法庭記錄、訪談逐步數碼化。

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審判誰，
而是要讓這座城市，再也不必活在選擇性遺忘的陰影下。

這是一章沒有勝利者的歷史。

但正因如此，
當我們終於能點燃一支燭光，並不再為此付出自由或代價，
我們才終於擁有了「文明」最根本的東西——記得的權利。

【五】我們成為了什麼？

2047年，這是一座活著的城市。
不是重獲自由的勝利者，而是從死亡邊緣走回來的倖存者。

這一年，《香港自治憲章》正式通過，寫進首條文字是：

「本市因歷史所致，成為世界唯一一個曾歷經殖民、極權、流亡、自治，並最終由人民集體選擇命運的城市體。其主權未必獨立，但其意志為自主。」

👤 歸來的人

2047年6月，在深水埗一間獨立書店的開幕儀式上，一位滿頭白髮的老者緩緩走入門口，人群立刻靜了下來。

那是黎智英。

被囚近20年後，他於2042年獲釋，身體消瘦、聲音依舊洪亮。他沒有重新創辦報社，只在每週固定寫一封《致後生的信》，刊登於《自由地》週刊。

戴耀廷成為新憲章起草團的顧問。他曾因「47人案」被判監十年，出獄後長年居於偏遠地區，2040年代初受邀加入臨時法律重建團隊。他說：

「這不是復仇，也不是『我們對了』，而是讓制度再次可以被信任。」

何俊仁沒有參選任何職位，成為「民間法律診所」的義務顧問。

何桂藍於2024年被判囚七年，其後在歐洲展開人權倡議工作。2046年，她與周庭一同返港，成立「城市婦女協會」，協助政治犯家屬就業、心理支援與紀錄重建。

周庭於2023年9月流亡加拿大，在海外長期參與港人倡議，並於2046年歸港。她說：

「這座城市，給過我們恐懼，也給過我們名字。如今，讓我們給它一個未來。」

🌍 留守與流亡的人

鄭文傑長年定居英國，在2044年香港政局逆轉後回港。他拒絕出席所有公開場合，只在一次封閉式圓桌會議上低聲說：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沒死而已。能回來，已經夠了。」

羅冠聰在倫敦成家立業，成為知名學者。他於2044年後重返香港，2046年應邀出任「香港未來發展論壇」主席。他不登記戶籍、不定居，只每年在中環主持一次「未來之夜」，召集青年與國際學者對話。

每年開場白都一樣：

「我們的城市，還在寫故事。」

黃之鋒原定於2027年1月出獄，2025年6月在獄中再次被控勾結外國勢力，案件審訊持續多年，最終於2040年代初釋放。他之後選擇回歸教育界，不參政、不接受媒體訪問，只在屯門開設「城市記憶寫作坊」。據說每年考進港大文學院的學生，有一半來自那裡。

✊ 還在的聲音

鄒幸彤於2025年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件纏訟多年。2045年出獄後，被推選為第一屆憲政法庭常任法官。那一年，她拒絕著法袍，穿黑衣出庭。她在憲章生效典禮上說：

「不再有國安法，不再有因思想入罪。不是因為權力赦免，而是因為制度重建。從今天起，這城市唯一的法，是由人民寫下的。」

梁天琦早於2016年被判監，理大圍城時仍在獄中。他出獄後保持低調，沒有重返政治，只在2040年代初公開發表文章〈後抗爭時代，我們何以為家〉，其中寫道：

「我不曾在理大，但我知道那裡的每一道煙、每一聲哭喊，都是我們共同走過的路。香港不會死。」

許智峯在重新投入立法工作後，成為「環境與都市更新委員會」召集人，推動多項綠能政策與城市規劃改革。他說：

「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做過錯事。但還願意留下來改的，才值得被記得。」

🕯️ 我們成為了什麼？

在2047年夏天，一場題為「我們是誰」的城市論壇，在遮打花園舉行。沒有人設置舞台，只有草地上互相傾聽、書寫與回憶的群體。

沒有一個人能代表這座城市。
但每一個人，都在這城市裡留下痕跡。

這是一場歷史的逆流。

不是高唱凱歌的勝利宣言，而是歷經壓抑、牢獄與流亡後，仍選擇站出來說：「我們還在這裡。」

我們成為了什麼？

我們成為了：

• 仍相信可以討論未來的人；

• 願意把受過的傷，化作他人庇護所的人；

• 在歷史的廢墟上重建制度、語言與彼此的城市人。

不是國，也不是族。

但是一種仍然能相認的共同體。

2047年，香港還在。

它不是變成了新加坡，而是成為了香港。

【六】無名者

不是所有的名字都會被記住，
但這些人，構成了我們得以存活的理由。

是那個在反送中時為前線遞水的中年婦人，撐著傘站在後巷，只說了一句：

「小心啲。」

是那個在地鐵站口派發護目鏡、自己卻被警棍打到手指骨折的義工。他的名字沒有上新聞，但手上的傷疤陪了他一輩子。

是那位在中學教室裡偷偷教學生「議會民主是什麼」的老師，後來被家長舉報、教育局調查，最後選擇辭職，遠走他鄉。

是2044年政權崩塌那夜，無人指揮卻自發維持交通的計程車司機：

「條路要有人管。」

是市政論壇裡默默做義工的老人。他年輕時參與過六七暴動，晚年卻說：

「我唔再信槍，依家我信票。」

是那位在2020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年輕記者，只因記錄了警察圍捕時的一段片段，而那段影像最終成為真相的一部分。

是那個自2020年起，每年都向監獄寄信給政治犯的中學生：

「我唔識佢哋，但我唔想佢哋覺得自己無人記得。」

是我自己。
也是我們這些曾在運動中被捕、被控、被囚、被邊控的人。

我們不是英雄，
我們只是活著，並記得。

我們曾經是新聞裡的片段，
是社交媒體的標籤，
是政府報告中的統計數字，
是監獄名單上的編號。

但更重要的是——
我們曾走過街頭、曾喊過口號、曾在黑暗中相信：
這座城市，值得。

2047年的今天，那些資料檔案被解密、那段歷史重新整理時，一批由青年組成的「記憶整理團隊」在金鐘地鐵站口架起帳篷，逐一記錄每一位曾經參與過抗爭的人。

他們不是為了寫歷史課本，而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

「你還記得那天，你做過什麼嗎？」

不是所有人願意開口，
太多年了，太多苦了，
也太多背叛與遺忘了。

但每一個開口說出自己故事的人，
都成為了這座城市的延續。

有人在法庭門外排隊送便當，
有人把陌生人藏進家中避捕，
有人默默剪下那天的報紙，藏入抽屜三十年。

有人曾被朋友出賣、被警察侮辱、在看守所裡嘔吐出膽汁，
但現在，他們還站在這裡，說：

「我還在。」

歷史從未記下他們的名字，
但我們知道：
沒有他們，就不會有 2047 年還能存在的香港。

他們，就是那道裂縫中的光，
是廢墟之下，最柔韌的根。

他們讓這座城市不只是制度與建築的集合，
而是——記憶與情感的總和。

「歷史寫下誰的名字，不由我們決定；
但誰在歷史裡活過，是我們自己知道的事。」
—— 臨時市政憲章 序文（虛構）

他們沒有進入議會，也沒有站上講台，更沒有登上報紙的頭版。但正是他們，讓我們活下來，讓這座城市有機會說出2047年的今天。

✊ 無聲的前線

2019年的一個夏夜，旺角街頭，一位穿著黑衣的年輕人在人群散去後獨自留在路口。他彎腰撿起被水炮打濕的紙張，把仍完好的便利貼重新貼上牆。他從不曾在鏡頭前出現，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一名中年婦人，在831太子站事件後的幾天，帶著自家煲的湯去前線醫療站，放下便走。有人問她為什麼要做這些，她只說：「佢哋都係人。」

還有那個在理大圍城前夕，在Telegram群組中負責坐鎮轉發資訊的人，每一條撤退路線、每一則破門信息、每一次「已收」的訊息背後，是他不眠不休的堅守。如今，他已失聯多年，沒有人知道他是否安好，是否還在香港。

📷 他們的名字從未出現在新聞中：

• 一位送水工，在夜裡默默為被催淚彈薰到的抗爭者遞水、沖眼；

• 一位司機，免費接載示威者離開封鎖區；

• 一位街坊，在連儂牆重建時提供牆面、文具、甚至窗紙和膠紙；

• 一位退役教師，在課後私下向學生講述1989年的歷史與「六四」的意義；

•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我，也曾是其中之一。
我曾在清晨五點被押送看守所，曾在審訊室裡一言不發，曾在社工紙筆下寫下「情緒穩定」。但我知道，在那段歲月裡，我與千百個陌生人，曾經並肩存在。

🧭 他們讓這城市沒有走向遺忘

他們沒有身份證明，也不需要歷史證明。他們只是默默地存在於城市的縫隙之中。

有人說，歷史會遺忘小人物。但我說，是這些小人物撐起了歷史。

當香港在2044年再度成為無主之地，當政權崩潰、秩序瓦解，正是這些人所構築的信任與連結，使得城市沒有崩潰。

—

他們撿起散落的記憶，用雙手把城市拼貼回來。
他們沒喊過口號，卻走得比誰都遠。
他們的名字，或許不會被記住；但他們的身影，早已刻進我們共同走過的路上。

【七】最後的香港

香港沒有變成新加坡。
也沒有變成任何人曾經幻想的樣子。

它沒有軍隊，沒有國旗，也沒有國歌。
但它有直選的總理、有能訴諸憲政的市民、有公開悼念的廣場。

這不是一場勝利，而是一場倖存。
這不是一次終點，而是一次重新學習如何走路的開始。

2047年，是我們從歷史的廢墟中爬起來的年份。

🏛 一座記憶中的城市

沒有誰能否定這座城市曾經失落過。但也沒有人能否定，這裡的人民選擇了站起來。

在堅尼地城的海邊，現在有一面公共記憶牆，上面不是什麼烈士銅像，也不是什麼官方碑文，而是一句句匿名留言——

-「我在831那晚跑過地鐵站，直到今天還記得那種氣味。」
-「我怕，但還是選擇不離開。」
-「我不是英雄，只是想見證這裡會變好。」
-「我曾經沉默，現在學會說出來。」

記憶牆不斷更新，也不斷被重寫。這就是歷史。

🌏 香港還在——我們還在

我們曾以為，制度可以賦予我們一切；後來才明白，是人撐起制度。

我們曾以為，遺忘是前進的代價；但原來，記得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香港沒有變成新加坡。

它變成了那個曾經從未存在、卻由無數香港人用愛、痛、沉默與堅持，一點一滴刻畫出來的——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