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p of Manifest Destiny

乔治RR马丁的《热夜之梦》提到，在密西西比河里航行的蒸汽船们，平均寿命大概只有四到五年。如此短寿，令我震惊。我模糊想起刚来日本不久，曾去看过一家私人美术馆策划的鬼怪主题的浮世绘展，其中一幅绘于明治时期的百鬼夜行之中，混着一只不知名的小鬼，通体平平无奇，没什么特征，导致我现在完全记不起其样貌。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帽子，或者说我以为那是他的帽子。那是一艘船，横过来、戴在他头上，正中间，赫然是侧轮船那标志的，你根本忽视不掉的大轮桨。侧轮船对日本人造成的冲击之深刻，以这幅画的形式冲击到了我。我挺好奇，同样使用侧轮桨的军舰，会和它的表兄弟姐妹们拥有相同的命运吗？没想到的是，这么一艘船活了20年，而且在那20年的世界历史中无比活跃。

0.

查资料时第一个出乎我意料的发现是，佩里的船队走的并非太平洋航线。当然不是因为我所担心的，如此弱不经风的船扛不住太平洋的风浪。而是彼时的美国还没有太平洋沿岸的海军基地与船厂，我们的主角——密西西比号一代目——是由位于费城的船厂建造的，刚于1840年升任海军准将（彼时美国海军的最高军阶）的佩里，亲自监督了它与另外一艘战舰密苏里号的建造，怀着以它们为起点，将美国海军带入蒸汽时代的野望。同时，为了保证轮桨的效率，侧轮船的吃水区间限制非常严苛：吃水浅了轮桨划不到水，吃水深了则轮桨在入水时产生了斜向下的推力向量而出水前又会产生斜向上的推力向量，大大增加能耗。所以吃水区间限制带来的副作用便是装载量减少，可以储备的燃料——也就是煤更少。煤更少，续航能力便差。所以解决之道之一，便是依旧保留了桅杆，密西西比号、密苏里号、以及后来参加了黑船事件的另一艘蒸汽侧轮船Susquehanna号都保留了桅杆，来缓解续航压力。（没有错，10年后佩里的野望仍未实现，进入江户湾的美国舰队中，有至少一半仍是传统的三桅帆船。）但反过来，如果风帆作为主动力，而轮桨的转速慢于行船速度时，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这便不是用桨推动海水，船在航行时白白伸出两块大桨，增加阻力。这也是侧轮船损耗快的原因之一。当然人自然是足够聪明的，为了缓解这个痛点，又发明了折叠或者收纳轮桨的补丁。不管什么年代，补丁的目的之一，总是为了弥补上次补丁带来的副作用。

而另一个解决之道，非常符合彼时国际政治的思考习惯与政策惯性：通过增加殖民地、来增加自己国家信赖的补煤港口。在19世纪前半叶，侧轮船军舰满载煤也只能续航1000到1500海里，如果航程更长，便得依赖风帆，例如1852年密西西比号从弗吉尼亚出发，整场旅行，开到东京的前一站——上海时，补过8次煤，平均补煤距离约1850海里，而其中半数港口由英国掌控。鉴于1815年刚打完第二次独立战争，英美关系仍处于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与暧昧对于舰队并非好事，意味着随时会因突发状况被赶出港口或根本拒绝其入港补给之请求。事实上这并非是未然的风险评估，密西西比号旅途中的第二站，圣赫勒拿岛（也就是拿破仑终焉之地）要求密西西比号在24小时内完成补给并离开。而密西西比号刚完成的是任务中最长的航段——2990海里，甚至比前面横跨大西洋的航段更长。对于当时的航运来讲，煤的重要性远远盖过了其他补给品，我们从他们对港口称呼的变化上能瞥见一二：coal station chain——煤站链。这便是佩里去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至少5400海里的漫漫太平洋航线上，为美国争取一个安全的煤站，然后，建立整条安全的，属于美国的太平洋煤站链。

而这得益于美国从1845年开始至1848年，接连获得了俄勒冈（从英国手中）与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手中），成为了太平洋国家。也拥有了太平洋煤站链的起点：旧金山、蒙特雷与洛杉矶。当然，彼时的绝对海洋霸主英国，更早就开始筹划自己的太平洋煤站链。

1.

1841年1月，一艘挂着英国旗帜的军舰悄然驶入了宁静的蒙特雷湾，这是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省的行政中心，城中只有数百名居民。当时正值冬季清晨，大雾弥漫，码头上看守的墨西哥士兵直到舰上的水兵即将登陆时才惊觉。

舰艇的指挥官名为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他奉命前来代表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向墨西哥地方官员提出商业协议，但实际任务则更加敏感：试探当地对英国在此设立据点的反应。这项秘密任务源自英国驻墨西哥公使理查德·帕肯汉（Richard Pakenham）的指令。帕肯汉此时正身处墨西哥城，忧心忡忡地关注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的最新报告显示，墨西哥政府的统治已濒临崩溃，而太平洋沿岸肥沃却空旷的加利福尼亚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殖民之地。

19世纪40年代的墨西哥正陷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境。自1821年独立以来，墨西哥政局始终不稳，各派系军阀轮番上台，财政亏空，外债缠身，经济结构严重依赖银矿出口，结果加剧了内部的动荡。尤其在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失败后，中央政府在遥远的边疆更显脆弱无力。墨西哥的地方长官往往既缺乏人力物力，也缺乏忠诚度，他们更倾向于与外国势力私下交易，而非效忠墨西哥城。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1841年英国的“蒙特雷事件”成为一次敏感的外交试探。当道格拉斯率领水兵登岸并向当地总督胡安·阿尔瓦拉多（Juan Alvarado）递交文件时，阿尔瓦拉多迅速意识到这场拜访背后可能隐藏的意图——殖民甚至兼并。他犹豫再三，最终以“需要请示墨西哥中央政府”为由搁置请求，婉拒了英国人驻军或设立贸易站的提议。

虽然此次行动未能直接达成英国在加利福尼亚的殖民计划，但并未终结伦敦对这一地区的野心。帕肯汉在随后呈交给英国外相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的密电中强调，加利福尼亚不仅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更拥有绝佳的天然良港，特别是旧金山湾和蒙特雷湾，能够完美地填补英国在太平洋东岸的战略布局。

事实上，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已经在环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据点。这些据点包括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岛、澳大利亚的悉尼、新西兰的奥克兰、中国的香港和厦门，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等港口。在南美洲，英国也通过商业特权与阿根廷、智利等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在福克兰群岛设有军事基地。然而，这一系列港口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空白区域，尤其是北美的加拿大温哥华到南美洲智利的瓦尔帕莱索的港口之间距离将近4000海里，舰艇在这一段航程中缺乏稳定可靠的补给站点。舰队便可能面临燃料耗尽的危险，或必须依赖中立但不确定的补给港，如夏威夷的檀香山。这种战略风险让英国急于寻找一个中途补给基地，以确保加拿大与南美殖民地之间的战略连通性。

加利福尼亚，特别是旧金山湾，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加拿大与南美之间，完全满足了英国海军的战略需求。如果英国能够掌握加利福尼亚地区，这不仅有利于英国皇家海军保障其在东太平洋地区的长期存在，也能巩固其在北美大陆与南美洲之间航线上战略主动权。

帕肯汉和英国海军部的多次报告都强调了这一点：拥有加利福尼亚将极大地增强英国在美洲西岸的控制力，进一步巩固全球性的海上霸权。然而，历史的走向并未按英国人的设想进行。

2.

1845年7月，一位名未署名的杂志编辑在《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吞并》（Annexatio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这一词汇：“我们的天命昭然若揭，就是在这片上帝赐予我们的大陆上开枝散叶。”这个概念瞬间引爆了公众舆论，迅速成为1840年代美国领土扩张运动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这里稍稍岔开一点。日语将这个专有名词翻译为『明白な神意』，我认为是将原本英语语境中其包含的宗教意味展现得更直接的。当然，中文的天命一词也同样带有宗教意味的，但是激烈的文化上的改革决定性地冲淡了我们当今使用的语词中的系统性宗教的内涵。所以你总要多想一想，或者足够了解英语，才会品出「天命」这个词中包含的使命感与强迫感。

回到《吞并》，这篇文章是为美国吞并得州摇旗呐喊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彼时北美利坚大陆上正在上演东升西降，西边的墨西哥自独立之后，始终难以对其北方领土施加足够的控制力。那厢是英国觊觎加利福尼亚，这厢是1836年得克萨斯宣布独立（虽然墨西哥一直拒不承认），随后得克萨斯的亲美派系立即开始推进得克萨斯与美国的合并事宜。但在美国内部，是否接纳得克萨斯一直存在争议，主要阻力便是作为支持蓄奴的得克萨斯加入美国后，将改变国政的权力格局。到了1843年，时任总统约翰·泰勒被认为是「昭昭天命」的信徒，他绕开国会授权、先斩后奏地完成了与得克萨斯的谈判。当然，除了观念上的驱动力，泰勒上任不久便与所属的辉格党分道扬镳，把自己与吞并得克萨斯绑定，是他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拉票的「救命稻草」。但即使他这么做，缺乏党派的支持，还是难以获胜。不过这样的情绪动员已经足够作为他的筹码，逼迫民主党改换更符合泰勒政见（也即接受吞并得克萨斯）的候选人，以换取泰勒的退选与背书。

得克萨斯最终于1845年12月正式完成了加入美国的程序。美墨两国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滑入战争，密西西比号第一次参与到战争之中。之后的历史似乎验证了美国人的宗教狂热，因为美墨战争的胜利，美国领土一次性拓展到了太平洋的海岸，在英国得逞之前抢到了加利福尼亚。

「昭昭天命」其中的宗教根基，直接源于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的意识形态。十九世纪初的复兴派新教强化了美国特殊论（也有翻译为美国例外论）——即美国在上帝宏大计划中肩负特殊使命的观念。主要的福音派牧师宣称，天国将从美国降临并扩散至世界。（millennium (a prophesied era of peace and divine rule) would begin in America and spread outward. ）例如，第二次大觉醒的重要人物莱曼·比彻牧师（Lyman Beecher）起初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至1835年，他已坚信“一切天意的发展”都昭示美国将成为基督国度在人间的发轫之地。比彻断言，美国的自由与新教基督教的传播是上帝所指定的“在道德与 政治层面引领世界解放”的神圣手段。这一千禧愿景将宗教宿命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比彻看来，美国共和主义与新教布道并行不悖——救赎灵魂与传播自由，同为上帝旨意下的同一使命。到1840年代，这种观点已为新教神职人员及平民信徒广泛认同。从讲坛到政治演说，再到报刊舆论，都不断回响着上帝“拣选”美国民族承担特殊天命的说法。因此，当扩张热潮兴起之时，它自然披上了宗教使命与天命的外衣。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开拓西部不仅关乎经济机遇或国家实力，更是一种将自由与信仰的疆域拓展至彼岸的正义呼召。这一宗教理想主义与扩张主义政治的结合，正是公众对“天命昭昭”抱以热烈支持的关键所在。

我联想到了在看资料时的另外一条线索：美国独立后的20年里，至少发生了3次基于税收的武装叛乱，3次基于挑战州权或联邦权的叛乱。和《星球大战》第六集的结尾一样，皇帝被打倒了，新共和国成立了，普天同庆；但实际的情况我们要去《曼达洛人》里看：其合法性相当不稳固，治理能力也久久滞留在核心地区。所以联邦政府一边用大棒：即分别颁布了《调用民兵法》与《叛乱法》；另一边用胡萝卜：部分税种被废除，同时扩大选举权，让更多的白人男性有票可投，才逐渐平息了国内的合法性危机。

「昭昭天命」所刻意强调的特殊与独特，如果顺着这些线索的视角来看，我们便能发现它起到了舒缓合法性危机的作用，以创造美国人的国族身份认同的方法。将宪法中所倡导的价值观绑定到宗教的彼岸承诺（或者来世承诺），借宗教身份的认同来塑造新的国族身份认同。这样的绑定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新的身份等级：福音帝国里，用以塑造国足认同的核心宗教——新教成为国族的主体人群，天主教以及其他的人群自然被不同程度地排挤到边缘位置。

而基于宗教构造新的身份认同会带来什么问题，我们其实经验丰富。宗教固有的普世冲动（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而言便是，我听到的神的福音，也要传给世上的每一个灵魂，神赐予我们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也要传给世上的每个国家）会变成国家的帝国化冲动。但要成为帝国，需要服从的是更务实更基于实力的逻辑。两者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发生冲突。

从美墨战场回来的密西西比号便旋即被卷入了它们的冲突中。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欧洲却开始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这个我便不介绍了，欲知详情，去收听翻电2.0第四章。对的，这期节目终于图穷匕见，是来催更的。讲回密西西比号，为了应对对岸的革命浪潮，密西西比号被编入了美国的地中海舰队，被派往欧洲。以保护美国侨民与商业利益。

1848 年匈牙利革命被沙俄与奥地利联军镇压后，临时政府领袖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于 1849 年逃入奥斯曼帝国的屈塔希亚难民营。两年间，美国报纸持续跟踪这位被誉为“多瑙河上的华盛顿”的流亡者，其演说译文广为传阅；到 1851 年夏，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已出现“科苏特俱乐部”，募款力邀他“在共和国避风”。民意高涨之际，国会秋季复会后立刻围绕“是否派军舰赴达达尼尔海峡迎接科苏特”展开激辩。

　　支持阵营在参众两院形成跨党派联合。首先出手的是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参议员亨利・S・富特（Henry S. Foote），11 月 20 日他提交联名决议，主张用海军旗舰 USS Mississippi“护送科苏特与其同僚安全来美，费用由国会承担” 。纽约辉格党人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在 12 月 10 日长篇演说中把科苏特比作杰斐逊：“我们的宣言写下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如今匈牙利仅请求庇护——我们若拒绝，将背叛独立革命的神圣记忆。” 。密歇根民主党元老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也连演两日力挺：“既然国会三月已授权总统向奥斯曼交涉，此刻理应完成使命，证明共和国是压迫者的噩梦、放逐者的家园。” 。除这三位重量级人物外，新罕布什尔自由土党参议员约翰・帕克・黑尔、伊利诺伊民主党众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等也签名附和。支持派的核心论点有三：其一，道义——美国自许为自由典范，有责任庇护为自由抗争的难民；其二，外交象征——向欧洲专制列强示意，美洲仍坚持 1776 年的普世原则；其三，政治资本——给予科苏特国礼待遇顺应国内大众情感，可为两党在中期选举累积声望。

　　反对者集中在南部与保守辉格圈。佐治亚辉格党参议员约翰・麦克弗森・伯里恩（John M. Berrien）提出修正案，要求在欢迎辞后再添一段“重申美国不干涉欧洲政争之恒例”，并把“欢迎”扩展至所有匈牙利流亡者，以淡化科苏特的个人英雄色彩 。维吉尼亚民主党领袖罗伯特・M・T・亨特、南卡罗来纳民主党人安德鲁・P・巴特勒也警告：倘若热情过度，华盛顿《告别辞》中“永不卷入欧洲纷争”的戒律将被掏空，且可能刺激奥地利与俄国对美商航与侨民设限。密西西比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更担忧科苏特激进的民族自决论会被北方废奴派借来鼓动南部奴隶：一旦联邦为欧洲革命张目，南方就难再用“国内制度例外论”抵御欧洲对美国蓄奴的干涉。

1923年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里提出美洲不应该干涉旧大陆的政治，相对应的，旧大陆的殖民也不应该玷污新大陆。这在日后被逐步发展成门罗主义。到了19世纪末，也就是全球政治迈入帝国主义政治的成熟期时，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直言不讳地点出了他眼中的门罗主义核心：美洲，无论南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他国不得插手。当然，是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替他撑腰，所以有自信把话说得这么满。不过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还缺乏自信，更希望通过自我表态来换来欧洲不要干涉美洲。而对于当时的国会而言，其没有明说的意思便是不希望大部分已经废奴的欧洲国家找到干涉美国南方的蓄奴州的借口。这也就是前面所说，南方不愿意接受科苏特时，提出反对干涉的所指。

　回到科苏特的故事。最终，12 月 15 日参议院以 36 票对 12 票通过欢迎决议 ；众议院翌日无记名鼓掌通过，并请 USS Mississippi 护送科苏特北上。伯里恩的“中立修正案”被以 26 ∶ 14 否决。但是决议全文亦未提任何对外政策承诺，维系了可退可进的模糊空间。对政府而言，成本受到控制——舰船原已在地中海执行常规任务，额外支出主要限于餐饮与场面布置；外交抗议最终以“庇护权乃人道传统”软化。对国内各派，支持者赢得道义高地与选民喝彩，反对者则借辩论固化“不干涉”原则与南北议题的界线。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1849 — 1851 年间，地中海分舰队收到的通电、公函与口头“追加说明”频繁相互抵牾：一方面，海军部和国务院不断强调“绝对中立”“不得卷入欧洲动乱”，要求 USS Mississippi 只保护侨民与商船；另一方面，又在民意与国会的推动下，临时追加“护送科苏特”“展示共和国道义”等任务，把同一艘旗舰从旁观者变成了政治舞台的主角。

最終妥协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档案里看到的那一串“且战且走”的指令：保护侨民——但别靠太近；别介入革命——但请把革命领袖接回纽约；Mississippi 的航迹因此被拉成一条折线，正好勾勒出华府决策层在门罗主义与昭昭天命之间左右拉扯的轨迹，也预示着美国外交将从“守边”转向“出海”，却暂时无法彻底摆脱自我矛盾。

3.

1851年回到了美国的密西西比号，立刻被他的制造者佩里选中，编入远东舰队，成为佩里出访日本的旗舰。其穿越旧世界的旅程我们前面已经提过，所以我们直接快进至1853年，这次远征队的所有船只终于在上海集结完毕，其中有个小细节，佩里将旗舰改换为了舰队里的另一艘蒸汽战舰——USS Susquehanna，原因是它1850年刚下水，更新、更大、也就是更能吓唬日本人的意思。确实，仅仅就欧洲的标准而言，从传统的三桅帆船进化到蒸汽侧轮船，舰船长度已然增加了近三分之一。拿舰队里的四艘船比较。最新的Susquehanna257英尺，密西西比229英尺。另外两艘帆船Plymouth只有147英尺，Saratoga146英尺。所以我猜，就连那个时代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蒸汽战舰时也会倒吸一口凉气。更别谈日本人了，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在长崎目睹过荷兰的商船。所以当1853年7月，四艘周身涂上黑漆的庞然巨舰突然出现在江户湾入口，其中两艘还有烟囱和高过本地平房的巨轮，即使幕府高层已经接到了荷兰人的警告，大概率仍然被吓得不轻。（對，1852年佩里从美国出发后，荷兰人就已得知此消息然后传达给了幕府。原因很简单，俄国、荷兰、美国都在抢夺首个打开日本门户的地位从而获得某些独占的好处。对，英国这次主动退到了二线，因为他们在华发动战争一事，即使在这么一个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压力，结合他们向来未从日本那里获得什么贸易机会，于是心甘情愿躲在后面观望。）

佩里，佩里在此时的选择展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出访日本的命令下达于1849年，也就是说四年前。他一边在纽约的图书馆里研究日本，从少得可怜的、主要由荷兰人、少数由英国人撰写的考察记录之中；另一边向国会施压，要求更大的自主裁量权，否则难以成功。确实如此，日本人在过去用以拖待变成果应付掉了荷兰一次俄国一次美国两次开国的请求。而在私下，他则在1852年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我失败了，世人会把责任全部扔给我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事后证明，在这点上他似乎猜对了。1854年离开江户时，他的日记中还洋溢着兴奋，感叹自己如何为全世界（也就是指西方啦）打开了一个闭锁了两百年的国家。但1855年的各式文书上，诸如与顾问之间的通信，或者对国会的回复中，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了解释自己带回来的这份条约中缺乏清晰的通商条款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在没找到另一边的记录前，我们合理推测，国会也好舆论也好，迅速略过了本次航行所达成的其他目的（诸如美中贸易航线之间成功增加了补煤港、又或者是美国的太平洋捕鲸船队也有了补给站等等），而执著于佩里为什么没和日本人谈清楚通商条例。

另一边，日本的年轻武士吉田松阴在佩里舰队第二次开入江户湾时，趁月黑风高摸到了船上。他希望佩里能帮助他偷渡到美国。佩里十分清醒，日本政府忌惮国民私自出海，担心破坏谈判的佩里婉拒了吉田。有记录提到，吉田抱怨佩里的顾问虽说得了日语，但听力很差，很难将自己的意愿准确地传递给佩里，否则他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无论怎样，他接受了失败，甚至在被送回江户后，主动向奉行所自首。他的同伴被处以死刑，吉田因众人营救逃过一劫。之后他继承了叔父的村塾，将其发展成了明治元老的孵化器。

吉田的思想在我看来有着那个时代普遍存在于中日精英身上的那种杂乱感。他会急切地要求佩里将他偷渡至美国以学习白人的先进科技，但他又是坚定的尊王攘夷鼓吹者。我们非常熟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吉田经常鼓励学生学习西方兵法，但他自己留下来最多的资料是改造孟子，来论证忠于天皇的正当性。他认可《古事记》中天皇万世一系，将其作为合法性论证的终点。即，虽然我们现在打不过西方人，但因为天皇万世一系从没发生过中断，所以我们的道路仍然是正确的是受到天神首肯并授予的，因而也非我辈可质疑的。现在的问题都是下面（也就是幕府）腐败无能僵化。（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自身独特性的讨论都是为了找到立足于世上的正当性。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美国那里，从日本这里都可以看到，接下来如何将自己的愚行与恶行论证为立足之必要。）而攘夷的部分，作为不用被任何历史包袱的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说，所谓攘夷，因为自知根本打不过列强，所以实际议论与行动的方向全是奔着倒幕去的。可以说，他，以及那个时代的中日精英对于知识与理论的态度，其核心是面对立身之本遭受挑战后的防御性应激，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为了解除威胁，或解除威胁感。没有徐徐图之的余裕。我不是想下什么结论，诸如我们小时候学的教科书上，总是批「中体西用」的失败正是因为只想引入科技不想改革体制云云。我好奇的是，无论中日，那数十年里的人们，在座的每个人，多多少少学的尽是三脚猫功夫，而且我猜他们或许有自知之明，但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不介意使用那三脚猫功夫，然后带来伤害。我好奇的是，他们带着怎样的觉悟，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去行动的。

日本人看待吉田的心态因此同等复杂。事后成为吉田弟子兼朋友的木户孝允得知吉田的计划后，第一反应是劝阻，责怪吉田过于冲动，该举难以成功，败露反倒可能连累整个长州藩的异议武士。而这个态度在倒幕的强藩阵营里也不少见。但20年后 ，明治的政局逐渐稳定后，吉田的行为，在其更年轻的学生口中（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已经隐去了鲁莽的部分，转变成了「为探求先进知识、勇于以身挑战幕府僵化统治」的先行者。而随着帝国越来越军国化，吉田思想中的任何提倡反思的部分都被掩盖起来，他成为了对天皇绝对忠诚、论证天皇神圣性并鼓舞皇民牺牲一切为国效忠的最高教育者。学校课堂上反复宣讲，要求学生做「小吉田松阴」。所以到了战后，他自然接下了活人的黑锅，成为种下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被雪藏。

有一件写在黑船事件的维基百科日文条目下的轶事，1945年9月2日，第三代密苏里号开进了东京湾，在其右弦甲板上，日本正式签署投降文书并呈交于盟国。在盟国的代表背后，特意挂了一面只有31颗星星的美国国旗，它是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的博物馆里专程取来的。当年密西西比号从诺福克港出发时挂着的正是这面星条旗，而后在上海转移到了Susquehanna号上，而后在第二次前往江户时又转移到了Pawhatan号上。也就是说，吉田松阴曾求佩里偷渡自己出国时，他们头上哗啦哗啦作响的，便是这面星条旗。

4.

后来，密西西比号仍然服膺于远东舰队，出现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大沽口。而从一本彼时驻上海的美国领事的中国行记中我发现，1859年8月，这位领事要求远东舰队进入上海保护美国侨民，于是密西西比号领命，将两百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送上租界。美国领事需要海军陆战队从谁手中保护出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猜想是不是太平天国，后来在《天国之秋》里我看到了这么一句话。「1859年8月19日，英法联军在上海攻打太平军。」

四年后，密西西比号在另一场内战中被摧毁。1863年，北方海军不顾密西西比号的吃水深度，命令其带领舰队进入内河抢占哈德逊港，不出意外的搁浅，舰长为了不让南方获得该船，点燃了火药库。密西西比号葬身火海。

有人将密西西比号视为美国昭昭天命的象征。想到其结局，我觉得格外贴切。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也出现了不少昭昭天命的宣教，无论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还是其他国家的。它们以星火燎原的势态出现，将未来的欣欣向荣变成一种神圣的承诺。我们只要稍稍联想一下自身的经验，就会知道，每一个这样的承诺背后一定有想要掩盖的问题。一方面是：1840年代到1850年代的20年间，仅仅纽约市，便爆发过3次死亡人数超过5000的霍乱大流行，要知道彼时的纽约人口只有10万至20万之间。1853年的新奥尔良被黄热病大流行夺取了8000条人命。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暴露无疑。在拥挤不堪、污水横流的城市中，暴力犯罪也猖獗一时。1857年的「死兔子帮」引发了严重的城市暴乱；1855年路易斯维尔发生了针对爱尔兰移民的血腥星期一的暴动。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很熟悉这样一种认知失调了，即一个美好的、明示或暗示承诺的故事，是可以和日常生活的难以为继并行不悖的，甚至还能舒缓日常生活带来的焦虑与绝望。如果对人性宽容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实在无法苛责。不过代价便是，掩盖的问题总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找回来，清算。另一方面是：昭昭天命希望通过「做大蛋糕」的承诺来缓解分蛋糕的不公，精神上是神的天国降临，物质上便用西进运动来证明承诺的应验。但向西的过程却制造出更多的撕裂，政府的治理能力根本追不上开拓者的脚步，许多镇子建立后数年都没能建立起基本的司法机构如法院，也没能建起教堂，让西部直接堕入法外之地的局面。而更加根本的，已经在蓄奴/废奴制度上 如履薄冰的美国，在每一次昭昭天命带来新的土地时，都会在能否蓄奴问题上，将原本昭昭天命想要捏合的国家再撕裂一遍。杰斐逊直言划线而治、规定新北方州自由、新南方州蓄奴的密苏里妥协案将敲响美国的丧钟。然后一场吞噬掉将近70万条人命的内战终于部分解决了昭昭天命想要掩盖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