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是”与“时”——兼论中国哲学之有本体论
在中西哲学对话的长久争论中，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深具根本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国哲学有没有“本体论”？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对中国思想传统的理解，更深层牵动着中西语言、世界观乃至更为普遍的存在论的根基。
“本体论”是对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翻译，又译作“存在论”；该词中的on是希腊语系动词eimi的现在分词形式，英语中与being对翻——西方哲学的ontology的确是植根于西方语言之中的。
对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本体论，长期以来就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由系动词发展为根本性的哲学概念，这是印欧语言特有的现象；汉语中的系动词在语言中缺少相应的地位，并未演化出西方哲学中的“存在”意义，因此中国哲学是没有本体论的，它也并不能象西方哲学那样关心“存在”问题。另一些人则主张，中国虽无可以对应ontology的词，却有自己的道本体或气本体，在地位上与西方的“存在”相当，因而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特色的本体论。
语言是有自身的生命和思想力的，不同文化群体的原创性思想也的确都带着自身语言的特点。因此，要回答中国哲学是否也具有本体论这个问题，解决分歧，必须回到汉语言文字本身。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说过：“汉字是思想的文字。在汉字的形体里，显示有哲学的工作。”若不认识汉字这一独特的象形文字，即不可侈论中国哲学。然而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工作的众多学者皆不具备古文字学功底，基本上可以说大都不认识古汉字。本文这里就来尝试从汉文字自身的形体着手，直切于本原，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是否有本体论的问题。
汉语中的系动词比西方语言丰富，但使用最广、最主要的系词则是“是”；因此很多人主张将ontology翻译为“是论”。考文字之源，“是”字本即“时”字，二者只是同一字之分化，这从而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性必定直接就是时间性，而存在论则必是时义论。
汉字的“时”字，其金文字形如图一，从“日”从“之”或“止”；它不是一个形声字，里面的“之”或“止”是足的部件，表示行走；即如“之”字，其本身也是“走”的构形部件之一；因此“时”整字会意就是“日走”，即太阳的行走。《诗经》有“我日斯迈，而月斯征。”这里“迈”也从“之”，就是行走；“征”之本字为“正”，取象为一足朝向一城，是行军、行走之义。在古人的观念里，日月皆是行走着的大生命，它们的行走发生为了时间。
“是”字与“时”字则是同一字之分化。“是”的甲金文字形如图二，也是从“日”从“之”或“止”或“正”，所会意也是日之行走；其篆书如图三，定形为从“日”从“正”。“正”是“征”的本字，取象是“止”朝向一城，表示出征攻打，故而也有行走之义。即使是在现代汉字的形体里，“是”与“走”字都是很相似的，其上部为“日”，下部从“走”，也是日的行走之象。
因此，两相比较，“是”字即“时”字；古代文字的部件位置尚未定形，“时”为“日”与“正”的左右放置，“是”则为“日”与“正”的上下放置，实同为一字之衍递分化而成。《广韵》与《尔雅》释“时”字皆云：“时，是也。”《诗经》中多有“时”字，历代注释家也解之为“是”字；比如“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还有“于时处处，于时庐旅。”《毛诗正义》中皆解之为：“时，是也。”再如“时周之命”，《毛诗正义》亦解“时”为“是”；朱熹之注亦云：“时，是也。”
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从日月之行而来，日月之行即天之行，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月之行不仅是昼与夜的推移，也是南北反复回归带来的春秋四时的推移，《系辞》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日月在行走，天下万物则莫不跟从日月的行走而自强不息。所谓一叶知秋者，天地之幾息也；冬至而一阳来复，天地之幾息也；万物之蛰与伸，皆时从于日月之是，捕捉天地之幾息；是故《周易》处处皆曰：“时义大矣哉。”而所谓大人君子，则必是善于以自身的行走跟随日月的行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语言中系动词发展为“存在”这样的哲学概念，系动词的受义或赋义即反应了语言本身对存在的领会。如果说，“时，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时间观就构成了它的“是”观，也即对万物存在性的理解——万物的存在本质皆处于时间性的流变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周易哲学中的“易”，也即所谓的“时义”，周易在整体上就是以“时义”为基本精神的，而“时义”即“是义”，即存在性。
反观西方语言中的几大系动词源头，则没有一个是具有如此明确而直接的时间性的；西方语言的系动词主要是从静态的“站立”而受义，此如海德格尔考察希腊语系动词词根es-的语源意义时所言：“这个正直的直立，它直向上而成此立，出现而立，常住而立，希腊人就把它领会为存在。”系动词表示“站立”而不是动态的、时间性的“行走”，因而西方语言的系动词主要用于对某种静态本质的判断，而不反映存在性本质的流变。
汉语中的存在性与时间性则可以直接等价，它明确体现在历代字书中的这句话上：“时，是也。”从中可直接推知，存在即时间，时间即存在。当我们说：“我是什么”，“它是什么”，须自觉于汉语言中的中国本土存在论性的意义，其意味着：“我”或者“它”乃是处于时间性中的存在物，某个往时的存在性本质经过时间性的演化，成为了此时呈现着的本质；它将来还会继续演化，获得未来的新的存在本质。
“是”在造字之本源上取象于“行走”，而非静态的“站立”，这是中西哲学差异在语言上的表现。翻译家们主张将西方的ontology翻译为“是论”，其实是不确的，因为西方的ontology偏重于静态而缺少时义；还是“存在论”比较好，“存”、“在”二字才是静态的站立。
西方的存在论到黑格尔后，才发展出辩证运动的特性，才具有了行走的时义，要让精神表现在时间性之中。黑格尔创作辩证逻辑，也是为着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判断系词而苦恼的，他想方设法要让这个静死的东西活起来，伤了不少脑筋，却还反遭传统逻辑学家们的嘲笑攻击。他却不知道，汉语中的判断系词“是”天生就是活的，就是行走着的，就是时间性；因而诸如“A是B”这样的汉语命题，天然地就具有辩证运动、存在自反的时间性意义。比如：夕阳是朝日，长庚是启明，此“是”即通过行走而完成变化。黑格尔将西方静态的系动词努力搞活，其存在论也就具有了“时义论”的特点，其辩证逻辑所要表明的无非则是：存在性本质的“是”，即其时间维度上的发展演化。
到了海德格尔，他的存在论也在向时义论靠拢，他的《存在与时间》的主题就是如此。Simon Critchley曾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过一个精炼的小结：“《存在与时间》的基本观点极简单：存在即时间(Being is time)。这乃是说，对于人这个存在而言，去存在即意味着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短暂生存。存在即时间，而时间有限，它随着我们的死亡到达终点。”
Being is time，这句话直译即“存在即时间”，它是存在主义反抗巴门尼德传统的要旨。在巴门尼德这里，存在是恒久的“静立”，因而其实不具有真正的时间性；但海德格尔却是要通过此在的生存恢复“存在”的动态，从而恢复其时义。这句话立刻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字书和朱熹等人的话：“时，是也。”可谓此语之直译。日是行走着的大生命，它的行走就构成了时间。对照而言，海德格尔乃谓：此在也是行走着的生命，也具有自身的时义；此在对于时间的最本真的领会，不在外界日月的“是”之中，而是在于此在自身的“是”之中——现象学的思路。
小结来说，汉语中的“是”，其本源即“时”；中国哲学的“是论”，实质上就是周易所代表着的“时义论”，它就是中国哲学的存在论或本体论。这是汉语言文字自身告诉我们的，可以说非常清晰而直观，已根本无须争议。西方传统的ontology以静态的存在本质为主，它的确是中国哲学所缺少的；但是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存在论却在突破西方的传统框架，而将时间性纳入其中。如此则可明白，周易的时义论就确凿无疑地是中国哲学的“是论”。中国哲学中的其它存在论问题皆独具特色，并且相较于西方存在论而言有显著的优点，这一切都须从汉语言文字这个原点出发来展开深入讨论。
延伸阅读： 本文主要观点及部分文字皆来自《存在究原》一书，是对该书的碎片化呈现；存在论问题牵涉极为深广，此文难免管中窥豹，读者若欲了解与此交涉着的系统性思想全体，请参原作www.kobo.com/ca/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