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西方的经历：谈论上帝是危险的》6/[苏联] 格里切瓦（Tatiana Goricheva）

缘起

有段时间，列宁格勒有名的诗人塞戈（Sergei Stratonovskii）与我相识了。塞戈是那一类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员，陀斯妥耶夫斯基曾如此描述过：“他们不需要很多次机会。只要给他们一次机会，能让他们思考就行了。”塞戈是个不可知论者。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1970年代的初期，我们圈子里的每个人都已是信徒了。有些人在经过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精神寻求后，走向了基督。有的非常简单地就来了，因为我们的圈子里，如果不是信徒，就会被看成是圈外的、退步人士。成为一个基督徒和有潜力继续发展，这两者被看成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无神论者甚或不可知论者，是很难继续下去的。从信仰的角度说，像其他每个人一样，塞戈是那么诚恳，本质上是那么习惯于自我-批评。他对信仰继续持怀疑态度。

最困扰他的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他无法理解，宗教为何总是欧洲文化的起源和它的滋生地，以至“文化”（culture）一词也是来源于“礼拜”（cult）。塞戈建议我们组建一个宗教哲学的研究小组，来研究教父和现代神学家的著作。于是，1973年，就有了我们研究小组的第一次聚会。

37号房地下室

我们总是在不同的地点见面。

当我们在潮湿但宽敞的37号房的地下室聚集时，我们的研究小组就开始变得特别受欢迎了。每个星期五，成群的人、有时是上百人涌向那个地方。因为没有足够的椅子，他们就坐在地上。他们挤满了房间，悄无声息地听着报告。我们总是从最简单的话题开始，以便可以达成一个共同的基础。那时，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对我们关闭，就像今天对许多“非正式的知识分子”一样。那时，在革命之前的教会作家们的著作还没有被从书架上撤走。所以，我们可以阅读格利高利（Gregory the Theologian）、巴茨尔（Basil the Great）、奥利金、大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 the Great）和德尔图良。我们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沉浸于他们的作品中。古代语言的表述法没有使我们退却，他们过去铺设得极为冗长的问题和争论也不曾熄灭我们的热情。这些作者与我们贴得很近，我们像是发现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东西，但，在精神上，无疑比我们自己要纯净和超越得多。这里，无懈可击的教会权威指导着我们。

那些走向我们研究小组的人

什么样的人走向我们的研究小组呢？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在那里相聚，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有不属于官方话语圈的艺术家、诗人；有在某个地方找个简单工作以便谋生的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在地下出版。有物理学家，和发现事物深层奥秘的数学家。高年级的学生，以及一些知道在革命后依旧存在的、在1930年被摧毁的宗教圈子的老人。有著作获得全球声誉的科学家。也有另一些人，没有了他们，俄罗斯就不成其为俄罗斯：那些明显疯狂的、与另一个世界和其他陆地居民保持着联系的人。甚至一个“非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来了：非法是因为，他发现了“可信的”马克思，并从这个立场批评我们的社团是一个“资本主义团体”。他那稀罕但激切的批评通常都会将每个人逗笑，因为我们中已没有人如此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了。听他说话，通常很富有喜剧色彩，古板着面孔，非常严肃地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但，总体来说，我们有一群介于二十五岁和四十岁之间的、寻找新东西且对此非常饥渴的人。研究小组的核心是五六个新近皈依的东正教徒。他们总是参加讨论并且散发讲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着上帝。当我看到他们纯洁而快乐的面容时，我几乎难以相信，事情怎么就一下子完全不同了。

一些信仰者的故事

萨沙（Sasha.P.），现在他是一个无法与保罗书信分开的人，他已将它们完全熟记于心。每天，他都将年轻人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给他们大声朗读保罗书信，然后，与他们讨论。我认识萨沙已有十多年了。他现在二十八岁。在学校，他总是班级的第一名，出色的数学天才，有名的诗人。二十岁的时候，他着迷于尼采和弗洛伊德。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学会了酗酒，学会了放纵自己，对所有东西失去了兴趣，迅速地堕落了。不仅我，许多的朋友都记得，他是怎样站在咖啡馆的桌子前，默默地、茫然若失地长久呆望着某一处的样子。后来，他被送去了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在他生命里的第一次，他认识了基督教。他开始了生命中新的旅程。当他从医院出来后，他立刻就去了教堂，受洗了，觉得重生了。我很多的熟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他们在成年后受洗的时候：他们确切地感觉到在他们自身中，这一奇迹般的力量，使得他们的信仰牢固且不可动摇。

接下来是第二个故事：关于一个聪明的、有胆量的、有天分的妇女，伽莉娜（Galina .G）。离开学校后，她形成这样的观点，真正自由和富有创造性的人生活在框架和社会规则之外。她脱离“布尔乔亚”的生活背景，进入到艺术家的地下圈子里。于是，常见的艺术家的生活开始了：在夜晚写作，非官方的阅读，无休止的、但通常都是空洞的知识分子讨论。一切都是自由的：爱情，随兴趣任意更换恋爱对象，处在异常兴奋和混乱的生存状态里。然后，陷入虚无，就想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庆幸的是，没有成功。纯粹出于偶然，她碰到了一些练习瑜珈的人。自从那时起，她的生活迅速改变了。伽莉娜不再酗酒，仅吃水果和蔬菜，凝神专注于自己。作为瑜珈练习者，她走进教堂去感受神圣的“力量”。（那些练习瑜珈的人经常告诉我，他们在教堂里冥想效果最好。）然后，她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她开始相信，十字架的意义，像瑜珈的咒语一样，是通往绝对和自我-认识的真正道路。最后，她加入了与教堂里年老的妇女们一起的合唱队，而不再像先前一样，仅是说“阿门，阿门”，开始学会说最为奥秘的基督教祷告的词语。在很短的几个星期里，她“感到”基督教是完全不同于印度教的一门宗教。她明白了，基督教与她更近，它安置了一股特别的力量给她，并给予她祝福，由此，她觉到了自由。后来，她称瑜珈是“幼稚园”。

另一个例子是萨拉瓦（Slava D.）。过去，他是一个事业成功的苏维埃社会学家，参加无数的社会学会议，甚至是国际性的会议。但就像那个领域的人常有的情况一样：在党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号召实行最后一次党日的决议。但，夜晚，与朋友们一起时，他又开始讲反苏维埃的笑话。在某一点上，他的良心被触动了，开始明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车臣入侵之后，他就上交了党证。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他以前的朋友，那一切曾使他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他对每个人、对这个政体、对这个国家、对周围所有被奴役的人都怀有憎恨。他的妻子，一个安静而腼腆的人，把他带向了基督教。后来有一次，他对我忏悔说，“我注意到，当人们祷告时，他们是多么好看啊。”现在，他在研究奥利金，他被要求在我们的研究小组做关于这个神学家的报告。

我可以给出成打这样的故事，每一个都是唯一的。如果人们细细想想这些人的命运，就会明白，信仰不是一时冲动的精神上的热情。转变，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精神和思想层面，而且改变了他们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这一改变是持久而完全的，包含了肉体和灵魂。基督教重新创造了人。他们学会用新的眼光去看事物；他们的声音变得深沉而安静；不安和紧张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他们的整个存在显得自然与和谐。

研究小组主要的演讲者和重要成员，都是东正教徒。当然，在其中也有天主教徒和不可知论者。天主教徒们在列宁格勒组建了一个小型的讨论组：我们的一些人，礼拜三的时候，去那里做玫瑰祷告。从天主教朋友们，我们第一次知道了Fatima的圣母（the Mother of God in Fatima），和她所说的关于俄罗斯的话语。这不仅让我们高兴，而且我们有了一种充满自豪的感觉：全世界的信仰都基于俄罗斯基督教的信仰之上。

我们与浸信会教友的关系

一天，列宁格勒的“iniziativniki浸信会”（即，非官方的浸信会）知道了我们的存在。这是一些无视政府禁令，而继续培养他们的孩子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们的聚会也没有去向官方申报过。他们有意而不可动摇的选择殉难者的道路。这些浸信会教友们经常来听我们所有的报告和那经常延续几个小时的混乱的讨论。很明显，有着许多他们所无法理解的、超出他们的经验和问题域的东西存在。因为他们是一些非常淳朴而简单的人，对专业性的学术讨论没有兴趣。（在早些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清除了那些受过教育的浸信会徒们。）但是，他们把我们看作是诚挚而热情信仰上帝的人。这就让我们靠得更近了，而不在乎彼此的不同之处。当我们的讨论最后变得稍平和些的时候，一个浸信会牧师通常就会站起来，打开圣经，开始布道。他的话语中没有特别雅致的语句或措辞，没有意想不到的技巧和通常而言的哲学深度。那都是些关于简单事情的简单语句。但它们传递了怎样的力量和信心，每一个语词在看不见的审判面前做好了准备，以至我们无法避免不被它们所感动，并想起了福音书里的话：“主挑选了世界上那些不聪明的事物去使聪明的害臊，那些不重要的事物去使重要的害臊。”

当然了，我们与浸信会朋友的关系也不是一直都很融洽。我们中间依旧存在分歧，我们经常就此激烈讨论。有一天，我们决定讨论基督徒婚姻的主题。显然，对于早期过着异教生活、经历了性解放和不只一次离异的许多东正教徒来说，修士似的生活是比婚姻更理想的生活方式。成为修士，是一种弥补过去所有沉重罪过的方式。世界上，很多人都像修士那样活着（我们不能进入修院）。他们是那么渴望弥补过去的罪过，感到要放弃一切是那么的有压力，所以就选择了最为艰难的方式。然而，对浸信会教徒来说，根据路德的观点，修士生活是不被提倡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修士生活的存在。而且，他们认为模仿长老（startsy）的生活旅程是极大的罪过，我们的圣像崇拜、我们的斋戒日、我们苦修的倾向都是如此。甚至当他们公开地说到这些，而且引据圣经上的话语说，圣像只是一个图像，一个异教的图像时，他们的听众依旧保持沉默。他们知道浸信会徒们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但，当他们中的一个牧师变得越来越激动，开始反对圣母时，一股不安爆发了，像是要发生一场教派斗争。那时，我是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却不知道如何去平息异议。浸信会教徒们使我们觉得愤怒，也觉得很疏远。

后来，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开始觉得羞愧，重新邀请回我们的浸信会朋友们，当然不是为了与他们再次展开无聊和不友好的争论。

无神论者也来了

在讨论小组中，不仅有信徒，就连无神论者也来了，那些怀疑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他们对宗教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是这样一个领域，人类精神于其中显示了它极致的奥妙和神圣。有些人把福音书看作是人类历史中最为出色的书。另一些人把耶酥当成人去尊敬。第三类人，相信哲学性的绝对；第四类人相信某种神秘；第五类人仅想来赶现代精神的潮流。在讨论小组存在几年后，许多摇摆不定的人，相信了人格化的上帝、圣三位一体和使徒性质的教会。

我们是那么赞赏相互的自由，并限制着强加自己的信仰于别人身上。同时，那些相信的人，有一种感觉，即时间会证明我们是对的。而且，每天的经验都支持着这一感觉。我的哲学朋友们经常为我难过，并嘲讽我说：“她变成了一个老女人，再也不会阅读和写作了；她已经对哲学一无所知了。”但，仅仅是两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自己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一个在三十岁，另一个在三十五岁。而我是他们的教母。

密探也在那里

在组建和筹备研究小组工作的最初，它看起来是一个极大的冒险，而且注定会有危险。没人相信，我们可以存在很久。城市里经常传布着我们研究小组的组织人员已经被抓起来了的谣言。当然了，我们毫无例外地欢迎每一个来到屋里的人。我们也从来不曾有谋反的企图。但，在俄罗斯，谁都没法逃脱KGB那万能的眼睛，何况是非法的“玩法”，必然是危险的。他们必然对我们有很多猜疑。在整整十年时间里，KGB采取的是非常“温和”的措施：总有密探在我们的研究小组里。从与KGB的“交道”，我知道了，研究小组里说了什么都被上报了。在苏维埃的官方杂志Ogoniok上，曾有一篇文章来曝光我们的研究小组。我经常在路上被人截住，然后带去与KGB谈话，在那儿，他们使尽各种办法和手段，企图劝阻我再去组织任何形式的聚会。一些学生被学院开除了，另一些参加我们聚会的失去了工作，谣言遍布，攻击我们的闲话很多。但是，直到今天，列宁格勒的研究小组依旧存在的。

相比于KGB，我们更担心我们列宁格勒知识分子们的焦虑和彼此的心理承受力。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中有些人都不能相信，我们是自由存在的。怀疑开始了：研究小组是不是煽动性的？是不是KGB组建了它，来对付所有的基督徒和自由思想者，并以此来控制他们？这些议论很快就停止了。恐惧减轻了。甚至有笑话说：据说，在礼拜五，在屋里随便讲反对苏维埃的笑话，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KGB所有的密探都在37号房。

像流浪儿

有两年的时间，研究小组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教父们的著作。另外，我们也阅读、讨论与现代神学有关的主题。出于偶然，一个德国游客给我们带了些莱纳（Karl Rahner）和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书来。仅仅出于偶然，我们也接触了新教神学家的著作，精读了巴特（Karl Barth）和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著作。很多人喜欢克尔凯廓尔，对他的著作了如指掌，但，仅是将他作为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教会思想家去喜欢的。我们举办了几次关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讨论：Fr Pavel Florenskii, Father Sergei Bulgakov, 别尔嘉耶夫（Berdyaev）, Rozanov。当然了，这些作家都是五十年前的了。正是从那时起，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为苦难之火烧遍。这里，上帝几乎被杀死了，除上帝之外，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人也被谋杀了。文化、历史意识和人们可以称作民族记忆的东西都彻底且几乎完全地被消除了。

就在这个世纪的开始，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眼睛睁开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论，从唯心论到基督教现实主义。从这个世纪初的时候，这些将那如同流浪儿一般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带回了教堂。宗教哲学学会的组建，一方面，进步的和各阶层的反应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作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心声。如果阅读这些聚会的记录，就会觉得它们像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而来。尽管，那些新近发现基督教信仰深奥而神秘意义的知识分子，那时还不能为顺从、顽固而保守的东正教教会所接受。许多改革和创新被提出来，要求“更换”教会的旧体制！看看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就发现教会是过于被动了——事实上，人们可是说，它完全被当局所操纵。但，我们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谴责我们的教会，从外表上批评它，或是呼唤改革。如果它真的要改变，也仅是转变的萌芽，如果人们发现教会生活的完美性，那么转变就应向好的方向进行。因为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中，是艰难而且有些怪异的，念诵早祷和晚祷，在圣餐仪式中站立整整三个小时。今天，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很难”认识到罪恶的原因不是存在于某些地方，而恰恰存在于其自身之中，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就必须改变一个人全部的生命：忏悔。“不要觉得生病了，而要觉得有罪。”别尔嘉耶夫说。关于教会本身的理解，由此就会不同：更深层和更多的神圣性。在极权主义时代，对我们来说，生活中唯一一方纯洁而富有生气的疆土，是教会。它成为那强权的、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无所不及的。它腐蚀人的人格，但是，在教会里，一个人可以向完美的方向成长。意识形态像寄生虫一样，存在于人们的感觉里，存在于人们的不幸中。在教会，人们真诚而富有创造性的交往着，那里，没有谎言。人们的精神和肉体总是被意识形态所压迫；但是，在教会，这个二元论被克服了。这里我们发现了精神和肉体的完美。我们现在并不将教会看成是当局的机构，而是基督的身体，它能够指引所有造物复活而拥有新的生命。

仅有两种可能性

列宁格勒的研究小组主要关注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人类学的问题。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的人们再也无法像十七和十八世纪那时的人了，因为广岛、奥斯威辛、古拉格的歼绝经验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我们再也无法说，人是一个阶级性的、或生物性的存在，或者说什么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了。人的存在成为一个“开放领域”，“在-那里的豁裂”（海德格尔）。人是“边界上的存在”（雅斯培斯）。我们不仅赞同理论上的关于存在主义者的人类学echatologism——它们还进入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我们每天生活在边界上。成为基督徒后，我们继续发展着现代思想的echatologism。我们现在说的“新人”、“新的造物”，他不仅向可能性敞开，也有决定性的主张。他必须作出一个抉择，在上帝和魔鬼、在堕落和获释之间。我们的思想是多数派的：精神价值或物质主义，安逸的道路或基督的道路。没有第三种可能性。对我们来说，文化或日常的生活，是基于教会传统的永恒真理的活生生的注释。永恒不仅仅是一个诗意的创造或是“与蜘蛛的游戏”（Svidilov的描述，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里的一个人物形象）。永恒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实，这不可否决。“看吧，我让一切都新了”：所有现代精神的倾向和意识形态，相比于圣灵的改造，都黯然失色。

后些年，我们的聚会通常都在礼拜天举行。我们一起在教堂做礼拜、忏悔、领圣餐，然后就去某个人的家里。我们不再有固定的地址，而是不停更换我们聚会的地方，以便不给住在那儿的人带来危险。像这样，KGB依旧以老套的唯物主义头脑琢磨着：一个研究小组？在哪儿？谁家的房子？住在那儿的人，就会立刻失去工作，并被驱逐出列宁格勒。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一个人生命和生活的迫害肯定还有更多种不同的方式。

莫斯科研究小组

直到列宁格勒研究小组存在好几年后，我们才知道莫斯科知识分子也有小规模的研讨聚会。Alexander Ogorodnikov, Vladimir Poresh, Tatiana Shchtipkova的名字不胫而走。我们不断听到莫斯科研究小组惨遭迫害的传言。勒紧森（Regelson），“信徒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被捕了。当这些逮捕继续发生的时候，我们迅速认识到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们书写并印刷支持莫斯科的信件，试图与未曾被捕的同志取得联系。

莫斯科的研究小组，与我们一样，也是由新近皈依的教徒组建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总是有不同的地方：莫斯科为更现实的、更俄罗斯化的精神所主导。彼得堡/列宁格勒总是一个指向欧洲的城市，它没有根基，生长在沼泽地上。陀斯妥耶夫斯基称它是“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城市”。比如，我们列宁格勒的研究小组，成分复杂——尼采主义者、瑜珈练习者、穆斯林，东正教修士也来——莫斯科的则是更为“成熟”，仅有东正教徒，而且是公开聚会。那里进行了许多次关于俄罗斯的未来及其职责的讨论。讨论开始前，他们为俄罗斯殉教者祷告，大声提到主教、修父和那些被布尔什维克所残害致死的人们的名字。所有的主题都围绕着新俄罗斯及其它的变化。在俄罗斯，几乎不存在可能变化的痕迹、重建的希望或是回归到革命前的事物的可能。东正教信仰打开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可以有一个崭新而永恒的国家。从俄罗斯报纸上，人们不会读到这些，但它确实存在，它从死灰中复燃了：St.Boris和St.Gleb, St Sergei Radoneshskii和St Seraphim Sarovskii的俄罗斯。非常有趣的是，俄罗斯研究小组的讨论主题与列宁格勒的非常不同。我们的莫斯科朋友们也实践着相互信任的团体生活的理论。因为像众所周知的那样，在俄罗斯社会，在教会不可能有宗教生活。所以，对于无人道的、冷酷的社会架构而言，试图建立相互信任的团体生活的尝试就是对它的打击。但那也就正是今天生活在俄罗斯的新基督徒们的力量：他们不是与现存体制斗争，他们不去揭露它腐败、堕落的领导阶层的真面目，而是积极地去创建一个新的事实，去发现内在的自由。以他们的整个生活为例，他们创造了真实的、未来的教会。他们早就以新的方式生活着，早就取得了胜利。

所有莫斯科研究小组的成员现在都被捕了。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为他们的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我看来，列宁格勒小组继续聚会、而莫斯科小组却不复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是因为它那些参与者们，以过于张扬以至危险的话语表述着他们渴望成为真正基督徒的愿望，他们寻求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

主啊，求您保护您的仆人Alexander, Vladimir, Tatiana, Victor, Sergei, Gleb；不要遗弃这些跟随您走向十字架的人！

【Maria Yudina plays Beethoven Sonata No. 14 , Op. 27, No. 2 "Moonlight"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