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十周年 | 律师王全璋经历的抓捕、牢狱和他的临时生活

• 作者：龚江宇

编者按：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23个省份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展开大规模抓捕，近300人遭带走、传唤、或失联，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师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距他2020年4月刑满出狱也已过去五年，可王全璋的生活却远远没有恢复正常。

自2020年出狱，人权律师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满临时感。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内，一家人已经搬了六次家。

2023年9月初，我在北京第一次见王全璋。彼时刚刚入秋，天气却还很热。王全璋正在家里收拾杂物，他身高约一米七，身材消瘦，戴着眼镜，一身陈旧的短袖T恤和牛仔裤，浅色衣服上沾点了油漆，满是灰尘。他和妻子李文足、10岁的孩子刚搬到这个位于北京北郊的小区不久，一些纸箱和木材板就散落在客厅地板上。

新家里，厨房的一侧堆着几个盛满纯净水的大型水箱，上下叠起来几乎和一个成年人一样高，其中一个已经大约用空了三分之一；另一个角落里摆放着几个煤气罐；不远处，客厅的一个柜子上，散着一些充电宝和监控摄像头——这都是王全璋一家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生活并没有随着王全璋的出狱而恢复正常，他的家总是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停电、停水、停燃气。他在防盗门外装了摄像头，但很快就会遭到破坏，他就再装一个新的。为了方便装摄像头，他甚至改造了家里的电路。

门外，每天24小时守着十几个便衣警察和受雇于警察的临时安保人员。王全璋的家位于六层公寓楼的顶层，而这些监视人员以两三人为一组，分别驻在单元门外和楼道的一层、三层和五层。他们在楼梯间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铺上毯子靠着休息，刷手机短视频，打发无聊的时间。

【能否发展催债业务】鉴于每次出行都有大批人跟随，走哪跟哪，连上个茅房，他们也要守在茅房门口。突发奇想，我能否发展“上门催债”业务，让这些人给我壮壮阵势，如果可行，北京的债权人可以联系我了，但是会不会被认定为黑社会呢？ pic.twitter.com/FaeE...

— 全章律师的理想国 (@quanzhanglawyer) January 13, 2024

王全璋发布在X的视频显示他在日常出行时受到大批便衣人员跟踪。

我在尝试进入他公寓单元门时受到一名便衣盘问，谎称拜访朋友才得以进入楼道。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针对律师和维权者的抓捕行动。根据如今已经解散的香港人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共有286名律师、活动家和他们的家属遭到抓捕或传唤。王全璋当时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是被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王全璋于2015年8月被捕，201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出狱不等于完全恢复自由。法律学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将这种做法称为“伪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用来描述中国政府运用各种手段阻止获释的政治犯讲述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39起“伪释放”案例，受害者被拘禁在家中、宾馆或特定场所。

常年处在监控下甚至改变了王全璋的生活习惯。在餐厅吃饭时，他总是不专注于食物，也不看向和他共同用餐的人，而是不断左顾右盼。看到我疑惑，他自顾自地笑笑，并对我解释他只是在观察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

“和我一起吃饭的人会认为我不尊重人，因为我总是不看对方，但我其实在认真听对方说话，”王全璋说。“我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这样，会让外国人觉得我很奇怪。”

法学生

1976年2月15日，王全璋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偏远农村。这一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局面开始转变。王全璋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在毛时代是被批斗的对象，但改革开放后，地位高过了普通的农民。“又红又专”——王全璋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

1996年，王全璋进入山东大学法学院。当时的中国已走出了文革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法治正在向现代化方向发展。1982年，中国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八二宪法。1998年，中共十五大又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很快，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迅速涌现出市场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1979年，中国的律师只有212人，到了王全璋大学毕业时的2000年，律师总数达117,260人。

对王全璋来说，大学生活很新鲜，思想也“非常活跃”，他开始接触到和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各种观念。“老师天天在批评政府，”他说，“学的理论、贯彻的理论，都是对社会的批判。”他还记得第一次学到“正当程序”的概念，那时他才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也可能是非法的。

王全璋的第一次法律实践是在大四下学期。当时中国流行“气功热”，一度有数千万人修炼气功，山东大学里就有好几个“练功点”。1999年，中国政府将法轮功认定为邪教和非法组织，并对其进行取缔。同年9月，司法部劳教局发布了一份通知，对法轮功劳教人员可单独编队，集中收容​​。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行政处罚，这意味着公安机关可以在不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人关入劳教场所一到三年。直到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才被正式废除。

那时起，王全璋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代理法轮功案件，主要帮助当事人撰写诉状。有时，他也会去劳教所会见当事人，据他回忆，那时的劳教所管理很松，几乎每次都可以见到。

大学毕业后，王全璋考入山东潍坊的一个区检察院，并被分配到其下属的反贪局。他不喜欢体制内的环境，几个月后，在开始检察院的工作前，就跳槽到山东省图书馆。两年后，他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后被派到一个企业担任法律顾问。

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和讨论，并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和后续进展，让很多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曙光。当时积极参与孙志刚案讨论，并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的法律博士许志永，2007年《经济观察报》上写道：“从2003年开始，以孙志刚案为标志，媒体、法律学者和公众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古往今来维护权利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人们把2003年称为新起点，这是因为孙志刚之死成为震撼国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经由这一事件，一个以捍卫公民权利为特点的法律职业群体开始崛起。”

此时的王全璋已经开始从事少量的维权案件。2004年，王全璋偶然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呼吁废除劳教制度的文章，作者是孙文广，当时是山东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既惊讶又兴奋，看到文末还留有电话，他便打过去，发现他们仅相距几公里，就骑着自行车去和孙文广见面。他们有着对法治相同的理念与志向，建立起紧密的友谊。孙文广不会电脑打字，王全璋就帮他记录、排版；孙文广参加人大代表基层选举，王全璋则去拍照，再发给香港的媒体。

中国在2003年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政府的支持下，土地经营权买卖开始大规模流行开来。王全璋发现，虽然该法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在实践中，这部法律经常得不到执行，农民维权困难。在孙文广的推荐下，王全璋在业余时间去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农民之子做法律老师，负责向农民讲授法律课程。

2007年，王全璋辞去了山东省图书馆的工作，全职从事律师职业。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代理维权案件，给他带来了麻烦，不得不离开山东的律所。2009年，他搬家到北京，当年年底，进入NGO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根据此前从事农民维权教学的经验，他负责撰写关于中国基层民主的研究报告。

风雨欲来

许志永在2007年的乐观预言没有变成现实。2013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遭宣传部门篡改，引发了采编部门的抗议及大量网民声援；多名微博大V在网络谣言专项整治行动中被销号或禁言，薛蛮子电视认罪；传知行、立人大学等NGO被取缔或限制活动空间；就连许志永自己也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抓，之后被判刑四年​。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们也不例外，他们开始感受到环境在收紧。

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备受争议的新刑事诉讼法，该法中存在大量用以限制犯罪嫌疑人和律师权利的模糊条款，还规定了后来被普遍用于政治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2013年，又发生“靖江事件”，被外界称为新刑诉法实施后第一次公权滥用打压律师的恶性案件”。这个案件的代理律师就是王全璋。

2013年4月6日，在江苏省靖江市代理法轮功学员朱亚年案时，王全璋在法庭上和法官爆发了冲突。当天庭审到最后阶段，王全璋向审判长提交一份材料，因只有一份，他用手机拍照备份。这一幕被法警看到了，就在庭审快结束时，法警在发现他在庭上违规使用手机拍摄材料后带走了他。接着，他因“违反法庭秩序”被处行政拘留十天。

靖江事件引发了舆论关注，上百名律师在网上联署发起要求释放王全璋的公开信，关注者们前往靖江市举起标语表示声援。迫于外界压力，王全璋在约48小时后被释放。

靖江事件发生后，王全璋此前就职的律所不满意他长期代理敏感案件，他被迫辞职，而创办个人律所的努力，也因为司法局的阻挠失败了。

参与靖江事件联署的另一位律师周世锋向王全璋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自己创办的锋锐律师事务所工作。周世锋于2007年成立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这是中国最知名的代理维权案件的律所之一。“对于权力来讲，他们认为这些反对派集中了起来。”王全璋说，他指的就是锋锐律师事务所。

王全璋回忆，在709大抓捕爆发前，就有很多迹象显示危险正在来临。“心里已经有不安了，”王全璋说，“只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成为一个牺牲品。”

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一文，称美国“……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

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15年5月，锋锐律所员工吴淦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进行了一场讽刺司法不公的行为艺术，因此被行政拘留，不久又转为刑事拘留。同月，大批警察前往周世锋的家乡内蒙古鄂尔多斯进行调查。6月，官方媒体发布了攻击锋锐律所律师王宇的文章。

王全璋预感到风雨欲来。他说，有时，他甚至会出现不明所以的幻觉，在一些场景中，他和自己的当事人共同出现在拘留所。

709

2015年7月8日夜晚，王宇的丈夫带着儿子前往机场，准备送他到澳大利亚留学。两人在机场被捕，和他们失去联系的王宇在线上群组里发出消息。几个小时后，9日凌晨，王宇在Telegram群组中发出自己被强行破门的消息。

此时，王全璋正在浙江安吉办一起案子。他看到王宇的消息，还给她出主意：用棍子把门顶上。“（当时）心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王全璋回忆。他意识到王宇被抓了。

他开始向身边同事“交代后事”，请他们帮忙处理如果他被捕后的一些事宜，同事们只是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虽说如此，王全璋未预想马上会被追捕，仍旧照常办理案件业务。9日当天，他飞到山东，去东平县办理另一起案件。

10日，警察搜查了锋锐律师事务所，并带走了周世锋等四名成员。王全璋正在东平县一家酒店里准备吃早餐，收到了朋友的消息：“快跑！”

王全璋没有迟疑，抠出手机电池，很快收拾好行李离开酒店，随意上一辆出租车，再换下一辆出租车，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济南市区里转。

他原计划当天飞去苏州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并定好了机票。他来到机场，几经犹豫，没有上飞机。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一直坐在机场大厅。济南市的机场很小，每晚都关门。机场关闭的时候，他还没走，机场的工作人员便把他带到了一个宾馆，因必须登记身份证入住，他也拒绝了。

无处可去的王全璋重新回到济南市区，到一家咖啡馆暂时落脚。他用咖啡馆的网络打开手机看消息，已有一百多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他用手机写下一份《告父母书》，发到一个维权律师的群聊里。接着，他继续待在咖啡馆，等待警察来抓自己。等了两个小时，警察没有来，他感到恐惧和疲惫，但决定继续逃亡。

接下来的四五天里，王全璋就在济南市四处游荡，巴士成了主要的栖身之所。白天随便看到一辆公交车就坐上去，不管开到哪里；夜晚就睡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外面的长椅上。“那时候脸色应该很难看了，”王全璋回忆。有时，他乘上一辆巴士，会在车上睡几个小时，一直到终点站。

颠沛中，他渐渐平静下来，开始着手安顿更多的事：撕掉一些文件、办案的委托书，以免日后成为警方的证据；给在北京的父母、姐姐写信，再打车到快递站寄出；到银行还上自家房子的十万元贷款，撤销房屋抵押；回家换了一双鞋，再把房屋的钥匙交给朋友。

他记得有一晚，他来到母校山东大学旁。那里是一个繁华的夜市，人群拥挤。“特别有安全感，”王全璋回忆，“那里谁也不认识你。”他喝了一碗羊肉汤，感到久违的舒适和惬意。

喝羊汤时，他突然想起一位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的回民朋友张庭夫，饭后打车到了他的家里。一见面，二人就拥抱在一起。巧的是，朋友家电视里正播放着美国之音对王全璋的报道。王全璋记得，张庭夫很爽快地接纳他，并准备了两把刀保护他。他终于能睡个好觉。

新闻中的被捕律师人数还在增加，此时已超过两百人。王全璋觉得自己“放下了”：“几百个律师被抓了，我怎么可能跑得了。”

他开始在不同的朋友家中躲藏，有些人拒绝了他的借宿，也有人愿意收留。最后，他再次回到张庭夫的家中，张庭夫担心安全，带着王全璋换了好几个不同的住所。

长时间的流浪和逃亡让王全璋度日如年，一段时间没有被发现，也让他更加大胆起来。有时，他会骑着电动车到离住所很远的荒野或田地，打开手机用几分钟，用完就抠出电池离开。当时，有朋友送了非实名的手机卡给他。

后来和王全璋共同逃亡的还有另一名访民。王全璋说，他们之间经常爆发争吵，互相认为对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危险。这位访民在8月2日和家人取得联系后，就回了家。

同行的访民离开后，王全璋感到很放松，8月3日，他想着出门玩玩。当晚，他突然想去位于济南郊区砚山的一处泉水游泳，就带上伞、手电筒和风油精出发。在去砚山的公交车上，王全璋的非实名手机号突然收到大量验证短信，他没有在意。

到达游泳池时，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王全璋发现，竟有好几人在钓鱼和游泳。他有不好的预感，但还是换了衣服下水游泳。他一下水，其他游泳和钓鱼的人就陆续离开了。不远处，一辆大巴车的车灯亮了，发动机一直开着。他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感到无力逃跑，只是继续游泳。泳池旁的便衣显得有些不耐烦，王全璋说，他身穿白色西服，还扎着领带。

就在王全璋上岸离开的一刻，远处的大巴车车灯亮了，几个便衣冲上来，把他按倒在地。他被戴上手铐扔到一旁，只留下一个警察看守，其他人则回到车里办手续和清点现场的物品。

“当时为什么上了车呢？为什么不回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往山上跑？”王全璋止不住地心想，追悔莫及。

看守他的警察对他说：“说不定关你几天就放了。”但王全璋知道，这不可能。

囹圄

很快，王全璋被送到看守所里短暂关押。被送进监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关于一些被捕律师的官方新闻片，其中就有王全璋和王宇一次同时出庭时，王宇大骂法官是流氓的片段。只是掐头去尾，法警故意触碰一位女性嫌疑人胸部的片段被剪掉了。

三天后，王全璋被带往北京。他说，押送他的警察态度不错，路上还给他买了水饺，只是他心情低落，几乎没吃。

他先被带到北京市国安看守所，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警方又以他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对他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接着，他又被转移到一处“招待所”继续关押。其实两处地点就在一栋楼里，警察给他戴上黑头套，在楼里转上几圈，再转移到新的地点。

王全璋回忆，牢房位于一个阴冷的地下室，即使在夏天的夜晚也需要盖被子睡觉。房间有巨大的铁门，而看守人员每个夜晚换班时，都会故意制造出很大的声响，让他几乎无法入睡。在第一周里，他完全没有睡觉。

王全璋几乎每天都被提审，审讯警察详细地讯问他从前的经历，包括出国学习、维权、和使馆的接触。审讯时，警察会把他束缚在铁质审讯椅上。有一个监控正对着他拍摄，如果警察不满他的回答，就会绕到椅子后面踢他的小腿，监控拍不到。他非常痛苦，腿部青了，而审讯警察拒绝狱医为他提供药物治疗。

有时，殴打的理由只是王全璋拒绝在警方虚构的笔录上签字。而这种殴打每天都会发生。

不提审时，看守警察则强迫他坐在床上，不能做任何动作。他说，这是另一种难熬的酷刑，只要几分钟就无法忍受。

晚上，他能听到楼里传来其他犯人被殴打的惨叫和警察的骂人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期间，看守所的警察和审讯警察甚至起了冲突。看守所的警察见他身体状况太差，希望能给他吃药，而审讯警察则拒绝了。看守所的警察不愿和审讯警察合作，有一次，他的脸部被划伤，看守所的警察很紧张，一定要确认不是被打所致。

到了招待所后，王全璋不再回答警察的任何问题。审讯的问题已经反复问了很多遍，这让他觉得是一种羞辱。任何时候，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两名警察监视他，两小时一班。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王全璋被送往天津市，在蓟县盘山的一处武警训练基地关押。如果说在北京时还能得到一些来自武警有限的保护，王全璋说，到了天津后，看守他的武警“全听专案组的”，“更加生不如死”。

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先向警察喊“报告”，有时刚刚睡着，就会被警察故意喊醒。他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枯萎”，“无法再活着走出去了”。

接着，警察对他实施了一种新的酷刑方式，要求他把双手举起，从早上六点保持到夜晚十点，这样的酷刑持续了两周。回忆起时，他说，“我对生命完全没有留恋。”

酷刑的目的并不是让他承认罪行。事实上，此时审讯已经停止了，警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到最后，他的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不能站两分钟。

到2016年初，审讯结束后，王全璋被转移到天津的看守所里关押。看到看守所的铁栏杆时，王全璋的第一反应竟是感到很大的保护——警察不能再打他了。

2018年12月26日，王全璋案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对抗很激烈，持续到下午一点半，他接着被送往宾馆，管教为他买来了一份肯德基。这时他才发现，身上的保暖内衣已经湿透了。“你别回看守所吃了，就在这里吃吧。”这位管教对他说道。

庭审结束后，法庭开始和王全璋就刑期谈判，以换取他在宣判时不提出上诉。王全璋说，在双方就四年刑期达成一致后，他承诺将不上诉，但拒绝认罪。“我从被抓到现在，我什么自由都没有。现在，认不认罪我说了算。”王全璋说。

2019年1月28日，王全璋被带到看守所的宣判室参加宣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法院最终违背了事先承诺，给他增加了半年刑期。

法院院长再次找到王全璋，再次试图做他的工作让他不要上诉。但王全璋心里清楚，庭审已经结束，减刑只是在骗他——同为709案受害者的周世锋律师也曾被承诺过减刑，但最终监狱拒绝承认，他坐满了七年牢。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院长问王全璋。王全璋回答：“我不知道。”那一天是2019年的除夕。

后来王全璋提出上诉。二审在4月28日举行，没有公开开庭，维持原判。到这时，他已经被羁押了两年多，之后被送到山东的监狱服剩下的十一个月刑期。

刚到监狱时，王全璋已被此前的折磨严重伤害了身体，完全没有力气，走路都会摇晃。监狱因此拒绝家人探视，一个多月后，等他养好了身体，家人才能来会见他。

王全璋说，他在山东监狱受到对“政治犯”的优待，并形容监狱的自由度相比此前是“最好的”。

他不需要参加劳动，而是被分配到“狱委会”工作，这是一个由服刑人员组成的组织，负责协助狱方管理其他犯人，由进入监狱前就是政府干部的人员组成。他甚至没有被安排任何具体工作，只是跟着主任来回走动。

由于没有认罪，王全璋被划为“严管”。但他却被分配到一监区，这是一个由表现良好和即将出狱的“宽管”犯人组成的监区，拥有整个监狱最好的条件。

王全璋形容，他得到的伙食和“外面吃的差不多”，和看守所完全不同。不仅日常能吃到山东当地的油条、包子等，有时还能得到鸭腿和烧鸡等肉类。一般犯人只有“表现好”时才能得到的奖励，他不需要达到标准就能得到。

住的地方则刚刚装修，换上了新地板，还配有电视。他形容说，就像大学生宿舍一样。

狱方还为王全璋拍摄了生活视频发送给他的父母。他说，父母不相信他得到了如此好的待遇，但这确实是真的。

每个月，他能得到两百元人民币左右的钱作为工作报酬，每个月犯人评比的奖励他也都能得到。这些零用钱用来到监狱中的超市购买零食，比如煎饼、火腿肠等等。“你好吃好喝, 别出什么事。 ”有狱警对他说，“你平平安安度过这几个月就行了。”

“你在看守所，他们待了三年多时间，他们都没有说服你。所以到了我们这儿，我们也不可能对你怎么样。”这位狱警说。

临时生活

2020年4月4日，王全璋刑满出狱。在他出狱的前两周，警察赶走了他家的租客，把房子里的家具换成了新的，称要“迎接王全璋出狱”。

为了防止有家人或朋友迎接他出狱，警察在凌晨五点就开车把他带出监狱，再直接开车四个小时把他送回位于济南市的住所。

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虽然大规模的严厉封控已经结束，当地警察还是以疫情为由把他封在家中“隔离”十五天。整个小区都被封锁起来。

当地国保为他送来蔬菜和食物。他又让国保为他买来一些酒，监狱里唯独酒是不可能得到的，出狱后，喝酒喝的就是自由，他要把所有酒都喝一遍。

最初，警察禁止王全璋持有手机，每天只把手机交给他一小时和家人报平安。李文足就把一部手机用塑料纸包起来，藏在生日蛋糕里，这才让王全璋可以自由和外界联系。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白天仍旧照常，只是在晚上才躲在卫生间中使用。

他一直以为警察不知道这部手机的存在。直到后来，他和一位一直负责跟踪监视他的警察喝酒，这位警察在酒后告诉他，他知道李文足给他送了手机。

不久，王全璋回到北京。国保就租住在他家相邻的房子里，他搬家，国保也跟着搬家。国际人权日、美国的宪法日，或者某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访华时，他都会被堵在家中禁止外出。

王全璋说，2023年，警方突然加大了对他的骚扰力度。四月到六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搬家了大约15次。每搬到一处新的房子，房东都会在几天之内要求他搬离，尽管每一次他都和房东签订了租房合同。最严重的一次，他下午刚给房东交了租房押金，晚上就被赶出房子——他到现在还没要回押金。即使他到宾馆居住，半小时后，警察也会要求他离开。

直到八月搬入一处朋友的房子，才算暂时让警察找不到理由继续逼迁。警方改变了施压方式，断水、断电、断气，并二十四小时守在他家的门口。据王全璋所说，通常情况下，他的楼下驻扎着30至40名警察或安保人员，以“三班倒”轮换。警察跟踪他到任何地点。一位对他表现出善意的保安在第二天就被调离了监视岗位。

王全璋甚至不敢离开自己的家，他担心一但他离开，警方会把房门彻底锁住以阻止他进入。

他还数次尝试和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交涉，而每当警察发现了李文足在社交媒体上发信息后，就会把它们再次切断。夫妻之间爆发了争吵，王全璋不再想让李文足继续公开自家恢复电力的消息，以期警察晚点发觉。在晚上偷偷用一点电，他想。那是北京最炎热的夏季，没有空调的夜晚很难入睡。

几个回合后，电力公司开始拒绝继续为他修复供电，他找了一位私人电工来维修。这一次，他彻底锁死了电表箱，并全天守着以防止它再次被破坏。到了夜晚，他就把床搬到客厅，开着防盗门睡觉。

由于不堪骚扰，王全璋一家暂时离开北京，寻找别的城市生活。2024年4月，我在广东中山再次见到王全璋一家人。他于二月搬到从成都搬家到中山，选择租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镇子里，从市中心乘坐公共交通到达他的小区需要两个小时。环境已经不像在北京时那样紧张，便衣只是守在小区门外，并不骚扰来访者。他的家里也不再摆着水箱、煤气罐等应急用品，比北京的房子明显整洁干净了许多。

但骚扰仍旧如影随形，见面的几天前，警察冲进了王全璋儿子读书的教会学校进行名义上的“安全检查”，这甚至波及了附近的商户，一些商店被处以罚款。连续几次检查后，他才意识到所谓的“检查”只是针对他的儿子。为了躲避警察，孩子会在警察来临时，一个人躲进黑暗的阁楼几个小时。

王全璋不想连累到在教会学校里念书的其他孩子，最终不再送孩子去学校里上学，而是让他在家上网课，自己再对他进行辅导。

在我离开的第二天，王全璋给我发送了一条信息，说房东询问他“是否有‘客人’来访”。再过了几天，房东突然称有人要购买他的房子，要求王全璋立刻搬离，并很快将房子断电，尽管王全璋此前已经和他签订一年的房屋租契。四月底，他们再次启程，搬离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