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本土文化和历史发展简论

§5.1混沌下的实践-帝国的建立-人的工具性降格

最成功的奴役制度，不是人被奴役，沦为奴隶，而是让奴隶为自己身上的镣铐感到荣耀，可以从容行走于闹市之中，意识不到被权力的凌辱和个体人格的遗失。

战国以来政治实践起源于周礼，这种不完美人造物年久失修，诸侯通过强国兼并弱国，拿到了实在的利益，这个无原则的战争兼并，被当时的社会精英们进行总结。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倘若必然要发生战争，战争要比较的，无非是军队的规模和士兵的身体素质，再加上国内粮食物资的多少，以及军事统领是否具有军事才能。

倘若双方之间必然要发生战争，在这三者中占据优势的一方，胜利的几率必然更大。战国的军事实践告诉人们，一个诸侯国想要和同等体量的国家作战，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要最大程度集中资源，不管是人或者物。

最大的战争潜力，也即是资源的最大集中，决策权的最大集中，做到极端，也就是军事和农业完整结合，把一个国家构建成一个巨大的军营，大众从人降级为工具，平时生产积累粮食物资，战争时期则成为士兵，被集中起来的权力统领。

这种集权模式，和封建模式有冲突，周天子虽然管不了天下的秩序，但是诸侯们却管得着自己封地内的秩序。封建等差秩序，虽然世官世禄，但是只为自己上一级负责。

这种层级结构，影响了同一意志的形成，以及对大众资源的榨取，所以即使华北平原的各诸侯国积累几百年，更有所谓的文化，最后却被秦国兼并。

其内在的原因，就是秦国远离华北平原的周礼，更原始得多，国内的封建体系不成熟。据说秦景公大墓，规模上超越了周礼，人殉数量众多，那个时代关东六国早已经视人殉为残忍。而秦国内的贵族墓穴，埋葬器物也没有像关东六国贵族一样，具有华丽的青铜铭文，这是不符合六国的潮流的。

没有这种封建体系的阻碍，秦国天然本能地完成了这种资源的集中，最后获得了战国最后的胜利。

秦帝国被树立起来了，原本人们能在封建制度的层级负责中，得到的最后喘息空间，现在也消失了，秦灭六国，证明了秦国农战合一的时代高效，帝国建立了，人们的个体性尊严再也没有一丝空间，成了帝国的工具，资源。

所谓的法家，不是在书斋中想出来的，它和周礼一样，是在混沌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奇葩。

不过，其中有智者们的推进和加速，例如荀况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周礼崩溃，学术四散，学术的实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各个诸侯需要吸纳，培养实用性的人才为自己所用。

赵国建立的稷下学宫，也就是这种地方，它不强调爱智求真，强调的是实用，聚集了当时的所谓智者，荀况就是这种人。

荀况虽然是儒家的重点人物，却成为所谓的法家的李斯和韩非的老师，其中的渊源，大概就是我于上一部分说的祭司地位的沦丧。

从信仰说起，孔丘以混沌的感性思维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他来说，祭祀这种沟通神明的行为有必要，但是他大概是不信有一个神明存在的。

孔丘的人本是群体有限的人本，周礼本身也就是这样实用的，它是不思考只实践的，现实的内容是：人高于其他，但是在礼才是最高的。

他的一个学生问他，祭祀的时候，能不能把羊省下来，他没有说原因，为了节省而不杀羊，或者是因为我看到羊害怕得颤抖，感觉这羊没有必要杀，没有头尾。反正孔丘的答案是说，你爱那一只羊，我爱这种礼。

从这里分析，孔丘很可能是的不信神的，他爱这种礼，因为这种礼的实践环节可以突出其对群体的凝结作用。

无可辩驳的，人是感性的，当你遇到某种不公平，即便再睿智的人，也会有片刻失神，只要这个人是能知觉的个体，这都是必然的。所以孔丘才说，礼乐并用，当你遇到了这种不公，需要转移注意力在音乐身上，缓一缓，心情就好了。

我要说，正是这种没有确定的超越世俗的信仰，诸子时代，没有这种那种类似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献身。没有对至善的确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善的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也就胜利了，能支配物质的权力也胜利了。

所以说，假设我推断为本土文化缺乏这种向善的坚实的信仰，正是因为混沌精神之下，李耳孔丘这些人缺乏一种坚定的伦理坚持。没有西方那种决绝向善，向真理不惜一切的超绝现实的姿态，甚至可以做到不怕死。

这种混沌精神的影响下，智者们是现实的，模糊的，漂移的，难以成为一种深刻的，固定的精神归宿。

孔丘有教无类，意思也就是他认为，人是可以被他认为的周礼塑造，塑造为新的群体“士”，安心于周礼之下的群体责任信托，在这个群体中安心，生老病死，人生圆满。

而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在熟人社会中被串联起来，每个成员的生老病死，都成为这种群体责任信托的再签约。

就例如死，当某人死亡，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按照远近亲疏，进行一次群体凝合，人们以死者为核心，再一次确定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以确保群体的延续。通过这种仪式，给不愿意遵循的人造成心理压力。

这种东西，类似于哲学追求真理带来的一种---个体确认，让个人在群体中得到一种安放，这种安放是潜意识的，有限的，但是个人却很难在这种群体中得到个体的超脱，因为不鼓励个体成为个体去思考，有这种分辨和思考，人才能够给自己勇气去做自己，去为自己珍惜的东西付出。

这种安放是盲目的，潜意识的，它形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群体的，感性的，到了汉代被权力推进，成了本土人群的一种人文典范。

他要求个体在群体中的可控和稳定。超越现世的，确定的信仰，容易引发这种可控和稳定的崩溃，于是，这种文化下的人们是害怕确定的，害怕信仰的，这种东西，超越了孔丘塑造的生老病死的群体伦理典范，也就是汉字的“人”，这个人是群体的，人们难以想象人失去温情，确定的群体，如何获得归宿。

到了孟轲那里，为了增强不受待见的儒家的学说，《孟子》直接说，君子远庖厨，孟轲所说的“人”，则成了能接纳他的理论，远离“庖厨”这种实际的事物的人，那就是权力精英啊。他代表了混沌的继续，君子高高在上，退去测量生命厚度的祭司身份，放弃了对生命的敬畏，就像厨师，为权力精英烧制食物，以求获得认可。

远离了厨房的油腻和繁琐，成为了五谷不分的世俗权力精英，他们远离大众，成了“士”，孟轲尝试用所谓的恻隐之心呼唤世俗精英们，抛开一切世俗，你们难道不能产生恻隐之心，看不到别人的痛苦吗？假如能看到，那就应该知道，我们儒家才是这种世俗的解药。

在战国这种混沌状态下，怎么可能得到呢，利益不相关的时候，大家都遮蔽在混沌之下，利益相关的时候，你孟轲就是在说梦话。

孟轲从恻隐之心阐发的人性善，最后得不到世俗的认可，大家忙着“大国兼并小国”，忙着生儿子呢，孟轲你跑那么远，有什么对寡人有利的建议吗？要立刻生效，利益可见的，不然滚蛋。

于是，荀况看到了恶，我们儒家的圣学，就你们这些猪耳朵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人性恶，你们长出了猪耳朵，长出了猪心，不辨善恶，不知好歹。你们既然是猪，那么我就要为你们准备猪圈和杀猪刀。

人既然是坏的，那么我们用严刑峻法来限制人吧，韩非李斯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把战国以来实用的农业加战争继续往深入发展，混沌的帝国就产生了。

法家立出来的那根木桩，不是立木为信，而是资源精英用本身有限的资源，告诉众人，谁听我的，我立刻就让他吃饱喝足，美人满怀，不听我的，那你就等着吧，当我集中了资源，喂好猎狗，你们这些散布于地上的野猪，等着进猪圈，挨杀猪刀吧。

世俗的资源，粮食，布匹，金银财宝，则成了无情的帝国的粘合剂，你们这些猪猡，听话就吃饱饱，不听话就是杀猪刀。

帝国完成了，人变成了猪。

§5.2赢政的霸道

秦帝国建立，嬴政从三皇五帝节选出了皇帝两个字，集结了整个帝国的资源，大大爽了一把，光是大工地，全国就搞了好几个，全国怕是有几成的人在工地上，嬴政的陵墓就是其一。

六国因为自身不彻底的农战合一，不能像秦国那样纯粹地建立为一辆无敌战车，最终六国贵族成为秦帝国的阶下囚。

六国百姓以为秦国是好相处的，等他们被投进了这个农战的熔炉，才知道秦国人不是好做的，以前他们还有封建层级负责作为保护和权力的阻碍，如今除了皇帝，所有人都是奴隶，甚至连皇帝本人都沦为权力的奴隶，人们就开始怀念起以前的日子来了，然而可能吗？权力的猛兽已经被放出了囚笼，想关回去？

嬴政喜欢携带帝国的虎狼四处旅游，刻碑记功，宏大的威势，让混沌精神下的所有秦国人，统统都被迷花了眼睛。

所有秦国人都多了一个帝王梦，假设当上了皇帝如何如何，刘邦这些人看到嬴政出游的排场，立刻就口水流了一地，生出了一种强权就是正义的感性认识，也即是“大丈夫当如是。”

秦帝国的体系，集中了所有的资源，统一文字，用文字编辑的法令对大众进行限制。

这种限制如何得以实现？答案就是建造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令出于一人，整个系统听命令就可以，不管你是什么人，哪怕是流氓地痞---刘邦这样的，只要把皇帝的命令，不打折扣进行，最好是为了皇帝，在重视亲缘关系的社会中，可以打自己爹妈那种程度，那你就是帝国的大好人。

皇帝的命令，通过文字被固定，再通过这个巨大高效的官僚体系，一层一层向下传递，帝国就被凝结为一体了。

但是要出问题，也就出在这个系统效率太高了，让皇帝欲罢不能，可以不断满足他的需要和命令，集中起来的力量太强大了，就像把赛车的发动机装在玩具车里，这个发动机可以跑到飞快，但是玩具车的塑料车身受不了。

嬴政向往着秦帝国千秋万代，他掌握了巨大的力量，众人也称道他的功业，他以为自己超然了，可以超越生死。

帝国再强几倍，他也不可能获得长生，最终暴毙在旅游的路上，没想到他刚一死，以前害怕他的那些人，居然蜂拥而起，纵火点燃了秦国华丽的宫殿。

嬴政虽然死了，他造就的华丽帝王幻梦，不仅照亮了同时代的野心家的欲望，也被他们实践了，甚至通过汉字留给了照见秦帝国荣耀历史的人们，从此，这个披着华丽外衣的噩梦成了诅咒，对整个文化群体来说，成了监狱，把整个群体围困至今。

就像庄周的《秋水》中说的，余某学习邯郸人优美的走路姿态，最后不仅没有学会，自己还忘记了如何走路，最后只能爬回老家。放弃思考，放弃理性的整个民族，就像猪在泥泞肮脏的猪圈中打滚，并以此为乐，再也找不到通往美好的道路。

§5.3地痞刘邦的喂猪食和杀猪刀

秦帝国的官僚体系，越不讲所谓的德行和底线，这种人在混沌的社会中，往往混得风生水起。这种无利不起早的地痞流氓，帝国立起来的时候，他们表忠心，当帝国崩溃，这些人绝对放火者。

他们是像孔丘一样灵活的人，孔丘的灵活，据他本人说是要把周礼传下去，刘邦这种地痞则是灵活利用规则，为自己捞好处。

秦帝国的建立和宏大，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赢政本人，不管他是旅游还是为了炫耀武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实用的本能，他知道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不在于他皇帝的称号，在于他和自己帝国虎狼在一起，帝国的暴力，无可匹敌的暴力才是他的底气。

嬴政没有考虑好对继承人的培养以及帝国权力的交接，他没有培养出一个能接替他的权力的人，这个继承人必须像他一样，把握住帝国的关键，能从容驾驭帝国的暴力。

帝国凝结的巨大力量，让他以为自己能一直掌控帝国，忽略了帝国权力的交接，当然很大一部分在于这种帝国权力背面的毒性，就像韩非所说的，即便是老婆儿子也不可信，和你一起睡的，担心你明天不想和她继续睡了，而受宠的儿子，担心你以后宠爱其他儿子，希望你在宠爱他的时候就死了，把权力交给他。

当嬴政暴毙于帝国心脏之外，哪怕李斯他们掩饰一时，最终能驾驭帝国暴力的帝王缺位，帝国的崩解在所难免。

秦二世只知道帝国的暴力能为他服务，却没有智慧认识到，帝国暴力就像一把刀，这把刀就是帝国的核心，倘若失去了这把刀的控制权，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有“皇帝”名号的个人而已。

与此同时，帝国其他板块的脆弱，它们还没有被嬴政打造成类似于秦国本土的铁板一块，六国各地随时可能战火重燃，只要人们发现，反抗可能带来收益，顺从是确定的死亡，人们必然会拼死反抗。

掌握帝国的秦二世，把太多人逼到崩溃的边缘，又把控不了帝国强大的暴力，陈胜吴广在这种被帝国机器重压下，只能站起来反抗的人，打起旗号造反。集结起无数人的力量的秦帝国，貌似强大无匹，在这种大众盲目而原始的力量下，瞬间就倒下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最终把握混沌精神，没有底线的刘邦获得了胜利，从表面看来，是很偶然的，但是实际上在这种混沌精神下，刘邦这种混沌的人必然成功。

只要没有底线和足够极端，在这种没有同样没有底线和没有锚点的社会，成功是必然的。以楚汉相争说明，经典的鸿门宴，项羽阵营没有把握这种精神，他和他叔父都不能同一意见，项羽也不够坚定，放跑了刘邦，事后也没有惩罚他叔父。项羽抓住了刘邦的亲人，威胁要杀掉煮了，刘邦还说，分我一块，常常咸淡。

项羽最后兵败，没有回家，而是面对了自己的死亡，其实只要回去，割掉头发说一句，我对不起大家，本来该以死谢罪，但是我要为大家报仇，重话不说，大家了然，那就是你们支持我，刘邦不知道吗？我要是死了，他不整死你们？与其等死，大家不如继续支持我，博得一线生机。

项羽没有把握这种社会，做事情屡屡碰壁，该卑劣时光明，该无耻时知耻，而刘邦这种流氓，没有心理压力，在这种文化中混得风生水起。

就像六国因“礼”因“封建”而输给秦国，项羽又因为一种贵族的条框所限，书写了自己的悲剧。这两次失败，确定了文化底色，人们从此嘲讽信仰，亲情，底线和道德，簇拥无耻和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并且，做了也不承认。

刘邦本人即便到了打败项羽，看到项羽的尸体碎块，可能还是懵的，他没有什么计划，只是在混沌社会中磨砺出一种生存本能，忽然就获胜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叔孙通，他因为有才华被秦帝国征召，后来秦二世看到有人造反，聚集博士要咨询他们，别人都据实回答，他没有，结果除了他，所有人都被处罚，他成了博士。后来又追随不少人，最后向刘邦投降。

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仪，这是在刘邦地位稳固之后，也就是到了所谓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阶段。

儒家的叔孙通给刘邦制定礼仪，让之前乱哄哄，就像土匪一样的刘邦的势力瞬间变得有了秩序，刘邦这时候才意识到，我才是最大的，我居然真的成了嬴政那样的人。

这代表儒家向权力投降，放弃所谓周礼和封建的坚持，或许会有人说叔孙通就是一个儒家败类，没有儒家的真义，我想问，你觉得这重要吗？你要分辨了吗？谁是你眼中的儒家正统？

汉帝国的建立，选择了一种模糊的姿态，没有说要百分百地回归秦帝国的模式，也没有说要给功臣分封，功臣只得到了虚名，汉帝国承袭了秦帝国的法律这是公认的。

汉帝国的建立，对秦帝国进行了一种有限的反思，认为秦帝国的法律有害？有害他们就不继承了，我认为刘邦只有两种感性反思，他认为秦帝国的灭亡在于两点，第一，继承人没有被明确指定，导致嬴政死后，导致了内斗，他不是天生就是权力的皇帝，没有集权贵族的狠辣，反而担心自己孩子像嬴政孩子一样，斗到最后，一堆孩子只剩下一个，结果他没有动自己孩子。

第二，秦帝国的法律太严苛了，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软化，否则有人走投无路，就会学他们这种人，在选择去死和提着脑袋要抢皇帝当这两者中，选择后者。

采用休养生息，那只不过是在秦失其鹿，到他当上皇帝这一过程中，死了太多人，没什么资源，做不到用力榨取民间的一种暂时性妥协。

秦帝国太过精明冷酷，就像治理一个大军营一样治理国家，治理国家和当亭长一样，没必要那么严酷，搞点好处就行了，他也没享受过贵族的日子，只知道嬴政排场很大，不会玩什么花活，顶多睡睡美人。

坐上权力巅峰的刘邦和吕雉，在权力的实践中，逐渐把威胁到权力的人物扫去，到了刘彻那一代，回到了嬴政时期冷酷的帝国，只不过扯上了一层儒家的面纱，号称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施行法家的军事化管理。

再说到文化层面，儒家向刘邦投诚，前提就是他们阉割了自己独立的一部分，具体实践简单来说，就是把皇帝和周天子等同，放弃要封邦建国的妄念，并且从此只能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有限思考和谈论，例如刘邦作为秦国的官吏却反对秦国，这不具有合理性，不许研究。

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法律制度，只不过文字从秦小篆变成汉隶书，识字的人成了特例，人被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其实主要是两种哦，士和其他，识字的士和权力合作，凝聚成为高效的官僚体系，其他人则被安排作为生产群体。

就结构上来说，税收和盐铁官营使得资源被集中起来，成为权力控制整个帝国的动力来源，如何让权力凌驾一切？让权力可以分配一切，有权力则有地位，有限的私有产权就是具体操作，某资产是不是你的，看你有没有权力作为依靠。

权力是最大的，在社会核心，权力可以随时凌驾于这种有限的产权，保证了权力社会得以运行，权力始终处于社会核心，这一指导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汉帝国建立了这样一种治理典范，以权力为中心，大众被降格为工具，听权力的命令就是给你好处，喂猪食，不听就给你杀猪刀，送你上屠宰桌。

和秦帝国不同，秦帝国用严刑峻法的阴冷来凝结社会，不得不使用很多人群中的道德败类，影响了帝国的光辉和合理性。汉帝国让精英们有了一种的温暖和归属感，识字的权力精英组成官僚体系，他们和权力伴生。损害帝国不受控制的权力，那就是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一种稳定性就产生了。

对于整个集权机器来说，腐败就像是润滑油，让这个巨大的集权机械得以平稳运行，让这种腐败和权力共生。

混沌精神之下，刘彻用独尊儒术来作为工具，也就是把孔丘那种熟人社会的群体责任信托，变成精英们的行为指导，避免精英阶层失去道德限制，导致欲望过度膨胀。官僚体系的过度腐败，通过权力对资源的分配来进行浅层次的治愈。

完全保持这种混沌下，权力和腐败共生，是长治久安最好的方式，鼓励官僚体系的腐败，允许他们和帝国一起荣枯，帝国的根基就稳定了。

只不过这种平稳是有限的，最终会被时间打败，当官僚体系过度扩张及他们的腐败过度，超过了大众的承载能力，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润滑油放多了，威胁到权力机械的运行，而权力无法清理过多的润滑油，所谓王霸杂用的帝国就将覆灭了。

接下来的帝国更替，只不过这种覆灭的循环重演，整个过程像是一种循环的，醒不过来的噩梦，在混沌下，吞噬群体中的善和正义，以及无数的生命。

秦国的官僚体系，来源于战功，汉的官僚体系，来源于对权力精英体系的培育，也是士阶层的膨胀，权力精英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对官僚体系进行垄断。

就本土文化来说，皇帝作为集中的权力巅峰，只能不断用自己的亲近的人取代现有的官僚体系，因为帝王的多疑，权力的排他性。

官僚体系注定要膨胀，皇帝却希望这个体系永远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断用身边的私官取代所谓的朝官，这就是历史下来，朝代更替，皇帝们不断把权力进行回收的原因，例如尚书在汉帝国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帝国则成了朝廷的官职。

帝国用把大众锁在地上作为农奴，把识字的精英内化成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利用他们的理性，却控制不了他们的欲望，甚至放任他们的腐败。

最终人性的有限获胜，官僚体系获胜，儒家被培育到能颠覆帝国，王莽利用这种力量，许诺盛世，走上了权力巅峰，结果只是改改官名，在实质上把帝国推向极端，使得帝国经济崩溃。

王莽这种做法，得罪了汉帝国的大量精英，他们早已经成长了起来。最后刘秀号称刘邦苗裔，通过暴力，重新获得皇权，这个时候已经和刘邦的时候不同了。

儒家能膨胀到帮王莽获得权力，而刘秀本身依靠的也是地主，刘秀的获胜，没有伤及这种儒家膨胀分毫，官僚体系继续成长，皇帝只剩下另一个选择，也就是继续像西汉的皇帝一样，用外戚，宦官与外朝官僚体系争夺权力。

最后东汉就在外戚宦官和儒家主导的官僚体系的斗争中瓦解，当然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个，主要原因是外戚宦官加上儒家主导的外朝官僚体系，他们本身太过庞大，趴在帝国身上吸血，享受好处，却拒绝承担责任。

帝国要喂饱这些水蛭，对民众需要更大的压榨力度，由此导致了整个有限的经济体系的崩溃。

按常理说，假设人们理性足够，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官僚体系培养出一些巨大的家族式力量，这些力量足以撼动皇权，他们可以理性构建这样一个社会，也即是产权分明，利益和责任共生的贵族统治的新国家。

但是在这种缺乏理性的土壤，没有分辨和思考的前提下，汉帝国结束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战乱，我说的这种贵族制度作为外形，尽管在魏晋成为条件上的可能，但是贵族们受限于这种混沌下的0和1模式，也就是要么全家死光，要么获得皇权。

贵族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无法完成一种权力上的多元和共和，最终又走上了帝国的旧路，李家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唐帝国诞生了。

§5.4西方极乐世界-佛陀的智慧

这里要插入佛教这个外来思想，佛教来的时候大概就是汉代，从汉末直到宋，佛学的本土化才得到完成。

本土一流的人才，像什么玄奘，窥基这些人，据说全被佛学吸引，这就是一种无奈了，什么缘故呢？

简单说，佛教产生的土壤是印度教，印度教和中国的本土思想不一样，它是分辨的，于是他们是坚定信仰神的。

神创造了世界，只有通过祭祀，人们才能获得神秘力量，祭司是沟通神灵的角色，祭司群体是婆罗门，高于世俗王权，也就是刹帝利群体。神创造了四种群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吠舍是普通劳动者，是农民，牧民等，首陀罗地位更低一些，还有不可接触者的第五个群体---达利特，也就是贱民。

前四种为创世神梵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创造，达利特是四种之外的贱人，只能从事最肮脏的工作，不能和前四种人接触，也就是所谓的不可接触者，从神学上说，认为这种肮脏是会传染的，会影响上层群体的纯洁。

这个社会中，不同群体从事的工作种类是有限制的，甚至有不同的道德法规和风俗。

这种社会如何存在呢？依我看，工作分层是世俗界定，社会是不平等的，从距离“神”的位置来决定等级，倘若你能心安理得接受这种不平等，那么你就是好的，假设你接受不了，就会被处罚变成达利特。

从文化精神来说，他以神作为参考点，不平等是神造成的，倘若你反对，那么就是亵渎神灵，这是很清晰的。

它让信仰和本土所谓的恻隐之心脱钩，神不是仁慈的，平均的，他安排了世俗社会的秩序，让每个人在自己的群体里心安理得，这就是神的旨意。

这种神学把生当成一种痛苦，道德敏感的人假设在这种神安排的生中思考，觉知，必然会有心灵的剧痛。你的存在，造成了别人的痛苦，从这里说，即使你是高等级的人，你也不能舒服地活着，人必须要吃苦，人生就是痛苦。

在这种痛苦中，引发了沙门思潮，人们抛弃了原来的阶层，接受风吹雨打，失去尊严去乞讨食物，不吃饭挨饿苦修，怎么痛苦怎么来。

所谓的佛陀释伽牟尼就是这种沙门思潮当中的一员，最后他终于获得了顿悟，接受了这种现世的痛苦，为婆罗门教下“神”导致的不平等，创造出了新精神，那就是众生平等。

这种思想没有被印度教的人接受，居然传到外面了，这正是始料未及的，你想解救别人，还得看别人愿不愿意被解救，可能你看到的是痛苦，别人却觉得这种世间的苦行，就是生命的真谛。

婆罗门教这种活着就是知觉痛苦的苦修，人分固定等级，一切都为神明安排，当然是和本土所谓恻隐之心相背离，本土的人也不愿意都做不可接触者吧，尤其是社会精英。

最后本土接受了佛教，一是因为佛教距离上不远，二是本土这种终极追问的缺乏。

人们习惯于这种不清楚，模糊的文化，尽管有孔丘建立的群体责任信托，人们害怕其他超越信仰伤害这个群体，但是又需要一个安放心灵的超越的精神港湾。

佛教提供了这种港湾，对于精英们来说，佛学中蕴含着本土那种缺乏人文牺牲，换来具有生命厚度的精神归处，释伽牟尼可是王子，为世人寻找出路，抛弃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一个苦修者，他的牺牲精神，让佛学充满感染力。

他为本土道德敏感的人，提供了一种高标准的道德归宿，最关键的是后面是不带确定的创世神话的，没有一个确定的，可以号召人起来不要命的偶像。

爱极了俗世现实的本土人放心了，你看到道家，想要长生，要长生来干什么？不还是享受吗？获得长生，无限地享受。

觉悟者释伽牟尼提供了一种不改变现状的觉知，信奉觉悟者吧，抛弃旧的人际关系，出家吧，人生是不值得的，除了痛苦，别无他物。

对于感觉迟钝的大众，那就更简单了，不管是拜土地神还是拜谁，不都是要求一个现世的好处吗？再深一点不就是的害怕下地狱，寄托来生，希望能投生于一个好人家？可以满足，信佛即可，至于好人家怎么个好法？无所谓，就是好。

像印度，这种神圣秩序得到践行，据说他们的神很多，一人都能分到一个，只要相信神存在，并且将神光照射自己，吃苦也是值得的，这正是对神圣秩序的遵守。

类似的也像日本的神也很多，人们则在一种哀艳的人生实践，也就是物哀中，得到一种美学式的人生解脱和意义获得。

§5.5唐帝国

经过几百年的变乱，也就是帝国和帝国之间的垃圾时间过后，北方终于积蓄够力量，构建出了新的帝国。

而唐的皇室是关陇的军阀，再次凭借农战合一缔造出这个新的帝国，和汉帝国并无二致。

如果说秦展现了充满力量的集权机器，汉让这种机器能运行下去，途径是通过引入腐败作为润滑。

那么唐就是接受了现实，接受造纸术的发明导致的识字群体的扩张，纸可以造，文本难求，于是所谓的学问就在门阀世家。

北方的所谓门阀世家算什么，当年五胡乱华，导致氏族南渡，他们这些留下来的，说实话不过都是些没资本南渡的三流角色。经过几百年的涵养和文化积累，确实，他们成了新的大族了。

唐帝国的成立，正是关陇的军阀和这些氏族达成合作，他们靠着垄断“学问”，和皇权达成新的合作。

李世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改变了官僚体系的来源，秦帝国的官僚主要来源于军功，汉帝国的官僚来源复杂，有帝国直接征召的，有官僚子弟。到了魏晋南北朝有九品中正制，导致了氏族坐大，鉴于此，李世民开科举。

我认为这是很本能的，虽然本土的历史很伦理感性，但是也有一定的作用。李世民认为，儒家的学问是好的，魏晋南北朝大家都还在研究，让他头痛的氏族，他们不就是因为有这种能力，很看不起他们李家吗？认为他们不过是野蛮没文化的混血儿。

于是他就开科举，你们不是以学问自居吗？那就在考场上看看吧，这是他解决氏族的办法，氏族学了所谓圣学，有什么作用，大概李世民是很看不起这种圣人学问的，哪怕他没有表达出来。

你们氏族装什么，如果圣人学问真的能夺得天下，那怎么可能是军旅出身的李家获得了天下，汉高祖刘邦是学圣学出身的吗？

学，只要你们开心，不威胁到我的皇权，我不仅不阻拦你们，我还支持你们呢，来考科举吧，尤其是氏族子弟，来来来，欢迎你来。这一套学了就废了，废了又能做我皇权的工具，这很好啊。

怕就怕研究如何造反的，这种所谓的“英雄”，刘邦一样的人物，平日游手好闲，呼朋引伴就是一堆人，真给你机会了，李家的江山就完了。当大量人前来参加科举，李世民狡猾笑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一流的人才玄奘，窥基这些人，都去研究佛学，色即是空了，这就挺好，佛教不行，人生就是为了吃苦，你吃苦去吧，我吃肉去了，发展佛国？和你们的教义不合，发展再多人，顶不住世俗的权力压制，二武灭佛就是明证。

一般的搞搞文学，写写诗，话说大点就是文以载道，实际上威胁不了皇权，儒学佛学道家都很好，都可以搞。

唐帝国最后和汉帝国一样，都是官僚体系的发展壮大，又吃又拿还不负责，最后导致了大众顶不住压榨。举例说，为什么是那些节度使搞倒了帝国，不就是因为官僚体系的壮大，又顶不住事情，节度使们天天喊，等帝国的消息需要的时间太久，作战不力。给你自主权了，给你权力，那谁受得了这个诱惑？

§5.6宋帝国-集权

赵家自己也是军头出身，他们却像是文人，被儒家影响很深，宋的文化发展，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当然这种文化，也只不过是玩文字游戏。

这里讲本土的集权，集权是帝国的特征，但是具体如何做呢？

在我看来，也就是权衡，首先是权力的合一，只有一个皇帝。不允许有其他有组织的势力，谁搞打谁。

其次，权力的中央和地方的权衡，地方不能有太大的权力，否则轻则是不好管，重了那就是造反，打进国都了。地方的官吏需要各种衡量，不能是回老家当官，只能是流动的官，不能让他盘踞地方太久等等。

再次，在中央皇帝权力和朝官权力的权衡，权衡不好，皇帝把权力都给朝官了，自己会受到限制，皇帝为了搞点小爱好，只能依靠宦官外戚，这两者互相共生，皇权越强，外戚宦官实力越强，魏晋南北朝，君权坠落，哪里来的大太监？

也就是如此，汉唐以来的经验就是分权，为保障皇权而进行分权，不是为了保障大众而分权，地方的分权，地方可以有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在地方不能没有限制，权力是分散的，不能一手遮天，下面的手下都是本地的。

皇帝也会让身边的人来给他做事，这些人往往最后都操持了权力，又被皇帝警惕，重新找人来代替他们，让他们成为朝廷官吏，而不是皇帝的私臣。

宋代的冗官就是这样导致的，权力极其分散，效率很低，越是效率低越要官吏，越是官吏多，效率越低。有的官吏设置，甚至是超越行政划分的，层层叠叠。

宋最值得提的思想影响，那就是佛学的本土化，佛学从外来，经过几百年，终于被本土化了，其中融入了大量智力精英的心血，作为本土古代外来的重要思想，这些精英把佛学消化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新的术语，词汇。

而就古代汉语本身，对创造新词汇是很谨慎的，士群体固定用文言文，用美学来排斥新词汇的产生，避免不雅致的词汇，所以这是很费力的。佛学能造就那么多新词，其中投入的智力和心血是不言而喻的。

印度教神学有分清楚的能力和欲望，安排好了有等差的社会，而佛教提供这种类似的东西，也就是因明学，最终这种东西没有再次被发扬光大，佛学反而被本土的混沌压榨为禅宗，从读厚厚的佛经，讲道理变成脑筋急转弯，把佛学知识的积累和深思，变成一种灵光一闪的顿悟。

六祖惠能胜利了，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通过所谓的慧根，成为了佛学界的大明星。

儒学和道家的没有释加牟尼这种超绝的明星式的献身，佛学作为一个新工具，作用体现了，他用这种生命的深度，重新拓深本土的文化精神，挖出一条无底的深沟，埋葬一代代人。

这种变化在我看来是不好的，我常常思考，为什么看了宋明之后，会有一种凝望固体，无法软化变通的感觉，换句话说，人变得更固执了。

现在看来，正是这种用佛学扩宽儒学产生了理学的缘故。

如果说汉帝国的王道霸道杂用，其内容是听话就给你好处，不听就给你棒子。理学产生了，本土的士人向内心求索，不断深思，自称是格物。

其实就是把那个超越世俗的不可知，给灵活的立了起来，他依然是孔丘说的“祭神如神在”，只不过加在了在孔丘的儒学上。

简单说来，所谓儒学的精神，不过就是把这种不分辨的混沌具体实践为群体责任信托，具体细化来说，就如同我在汉语文字说明中所写。当人们把不分辨，不重视逻辑，就可以用来表达的汉语，发扬为一种世俗法度，其中从单个文字上，就开始混沌模糊，多义。

这种东西如何能承一种大群体社会的文化构建？这种文字写成的规范，其结果是更深程度的模糊，便于权力所有者进行腐败和弄权。

熟人社会，就像我在工厂里，经常和章三一起干活，有些词汇是我们常用的，我们俩干活的进度，个人也都了然于胸，当我有一天我们做到了某个阶段，需要用锤子，章三在撒尿，只模糊听到了一句，他可以通过对我的这句模糊的话进行分析，不仅知道我在说什么，甚至可以知道我当时的整句话。

这种东西，在固定的熟人圈层是可靠的，实用的，当我们妄想把这一套按照所谓的修齐治平，进行更广阔的推广，这是不适用的。他只能带来更多的混沌和对公正，善的伤害。例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模糊多义，就促成了权力对人的凌辱，人也在这种模糊中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就像揣摩上司的心意，给他送礼以求升迁，交易还是隐蔽，难被发现的，当这一套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更促进了一种群体共识的变态，表面一套，内地里另一套，各种潜规则适用。

就像网络上说的电气宗门小师妹，学电气的女的，明明不合格，还是被大家照顾，最后找到了工作，同门师兄弟还得为她擦屁股。看到的人还会心一笑，认为这是合理的，希望得到这样的保护。

如果说以前集权是用利益和惩罚，逼你表示忠诚，诱惑你忠诚，理学出现了，需要你献身的时候，理学告诉你，必须献身，否则就背叛了这个神圣的群体。需要听话，不准多想，否则就是不纯洁，那样我们要孤立你，辱骂你，乃至于浸猪笼，打板子，杀头，株连。

顺从是天理，倘若你有不满，便是坏到家了。

于是个人就在这种关系中被镶嵌进了帝国的机器，每一次运行都是对帝国的机器进行校准。当这种服从，被当成一种潜意识的必须合作。集权就从暴力和利益诱惑，进化到个人的无意识配合。

§5.7明帝国

经过蒙古人短暂的异族统治，明帝国更是遗传到了蒙古人这种对大众的不安，集权被染上一种精神强迫，就像朱元璋用锦衣卫打探消息。

朱元璋出身低微，甚至要过饭，被当时民间的信仰所影响，希望获得一种感性的公平，认为贪污就是罪恶，在混沌精神上，他和刘邦一致，因此他才在追求皇权的游戏中获胜，他最后拥有皇权，这种感性，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上的矛盾。

他极其害怕失去权力，所以要利用锦衣卫打探任何威胁他皇权的信息，但是他又依赖官僚体系实现他的权力；他感性地希望官僚群体是清廉的，然而不受控的权力，如何避免腐败？于是他用严刑峻法治理大众。

成了权力的动物---皇帝，朱元璋感性地觉得，帝国为什么崩溃，他没有发现是集权，集权社会必然需要腐败和资源集中，思想的统一，他以一种农民式的觉知，认为帝国亡于官员的腐败，我用严厉的刑法来杀贪官，最后发现贪官怎么杀也杀不尽。

这里说明朱元璋，刘邦这种君王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其原因就在于，这个不分辨的混沌文化是和农业挂钩的，这是农耕文化。

混沌之下，孔丘总结了这种农耕文化，他延续了周代的周礼，也就是其中的农耕本色，这种本色不是公社，集体的农耕，而是一种有限的私有，这个群体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构成的，它是一个个家庭构成的，人和人之间的粘合，就是孔丘总结的那种群体责任信托。

在这种共同体中，小农得以生老病死，有一种所谓“圣人”安排的秩序，你可以努力吃苦，生儿育女，发展你这个家庭，这是“天经地义”，你可以努力赚钱，努力经营，获得家资，并将这种家资传给后代，个体就在这种行为中消解了，人不会有想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想要去哪里？没有这种深思，因为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在这种被安排好的秩序当中，思考，分辨本身是一种无用的消耗。能不深思地生老病死，才是最低消耗的，社会中充满模糊和不确定，下意识地进行行动，成功的几率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世家或者精英，他们缔造帝国的几率更低的缘故，他们端得太高，被孔丘想要用来管理群体的道德教条所限，被经典所限。

皇帝这种权力的动物，在历史中总能感性思考，找到那个对自己最有利的答案，朱元璋更是找到了八股文这种宋代的产物，在明帝国的科举中，把这种对人思想限制最有力的一种方式找出来。

八股文最重要的套路，他要求人们按照既有的套路，进行一种下意识的整合。这不是思考，而是一种反思考的文字游戏，他让思考成为了奢侈品。

朱元璋妄图通过人性对死亡的恐惧，清理所有伤害到他这个小农打下的家业，哪怕只是怀疑都要想办法弄死，稳稳将天下传递给后代，没想到在这种皇权至上的游戏中，他费心培养的长子比他早死，尽管其他的威胁被他搞定，最后他选定的继承人昏招频出，失去了帝国，被朱棣抢到了皇权。

明帝国经过短暂纷争之后，皇帝终于放弃了这种针对官僚体系的严刑峻法，回到了帝国老路。

§5.8清帝国

满族人更是把这种集权推向另一个高度，因为少数族裔对多数的汉族的不信任，清帝国为了消解汉族的反抗意志，皇帝下令编写《四库全书》，把民间的书收上来，删除，修改对自己不利的部分。

帝国以保护和文治为名义，从民间收集到的大量书籍，这些书籍被帝国毁掉，删改，这是一种对汉文化的消解。

在政治和军事上，皇室明确表示对汉人的不信任，直到满族人被本土混沌文化腐化，失去战斗力，汉人才得以站上舞台，参与表演。

而本土的士人，反思这种明清的帝国交替，他们认为，圣人的学问没错，因为传递出了问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伪书荼毒了精英们，况且著书立说也容易因为文字狱被抓起来。

于是这些人走向了故纸堆，校订经典，这也算是一种分辨，但是可惜，这种分辨时有限的，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让现代想要学习经典的人们，获得了更准确文本。

9小结

这种混沌的本土文化，为什么没有普遍适用，也就是说不能传出去，正是他是一种，以儒家树立的共同责任信托本身为底色，这种信托得以签订的前提是，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他们早已经通过生丧嫁娶的人际交往进行签约。

其他人只要知道他是刚来的，非体系的成员，他都不能加入我们的体系，除非他也加入这个混沌的社会，打上共同的思想钢印，直到在表面上看不出他就是一个异族，这样才行。

其表现为，大家共享一种信息资源，就像小时候玩一样的游戏，看一样的动画片，长大了读一样的课本，一样的电视剧，用过一样的商品。

人们能在这种共同的经验分享中，找到一种自我本身的再次确认，对，你接上了暗号，你是自己人，其他人呢？那是敌人，是其他人。

这种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最本质的文化精神，决定人们的知觉，包括但是不仅仅限于哲学，文学，艺术品。

综上，本土文化不具有一种传播上的普遍适合。

本土的群体社会，通过这种一元的，无意识的共同责任信托，最终变成一种一元的集权社会，而这种集权社会因为其实践途径为：建立一个庞大的，必然腐败的官僚体系，最后压垮了承载这个社会的大众，帝国倒下，又没有新的范式来作为指导，导致了集权帝国的周期性毁灭和重建。

没有理性，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指导，人们就无法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就像大明帝国一样，充满一种小农经验的狭隘。于是，人们任由社会混沌的演变，文化最终无法拯救社会本身，造就无数的战乱和非正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