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了算？从中国大陆大学开除风波谈起，制度与“听证正义”的误解

一、李欣茹事件：一纸公示，引爆舆论

2025年7月，中国大陆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发布了一则处分公告，拟对学生李欣茹给予开除学籍处理。公示理由模糊地引用了“2024年12月16日的不当行为”与“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学校内部纪律条款。

公告一经流出，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激烈讨论。“不正当行为”指的究竟是什么？“侮辱国格”的判断标准如何界定？谁拥有最终的解释与裁量权？这起事件像一枚投向制度深水区的石子，激起了舆论对高校处分机制、公权边界与正当程序的集体焦虑。

在讨论中，不少声音呼吁：如果在法治社会中，这类决定应由更透明的机制来审查，应当开听证会，邀请学生代表参与，形成集体判断，而不是由“几个人关起门”来定夺一个学生的命运。这个设想听起来合理——程序正义、集体参与、避免权力滥用。但它真的存在吗？

二、形式正义的幻觉：听证会不等于公平裁判

在中文舆论中，“听证会”往往被想象为一种理想的制度形式：公开、对等、有申辩、有集体参与——甚至带有一种《闻香识女人》式的好莱坞浪漫。在那部电影中，听证会是由学生代表参与的道德法庭，而真正的正义在最后时刻被大声朗读、赢得全场掌声。这一幕在很多人心中，成了“制度正义”的代名词。

但现实中的“听证会”，远没有那么戏剧化。

在美国高校中，disciplinary hearing（纪律听证）确实是学生处分流程的一环，但它本质上仍是学校主导的内部程序：由纪律委员会（faculty/staff）组织，过程不对外公开，不一定允许律师参与，标准不是法律定罪，而是是否违反“学生行为准则”或“品行预期”。

哥伦比亚大学在2024–2025年间对参与校园抗议的学生所作出的开除与停学决定，均由校内委员会闭门裁定，外部极少有机会了解其过程。许多学生在 hearing 上甚至无法获得完整录像材料或记录副本。

也就是说，所谓“听证程序”的存在，并不必然代表公平。它只是让程序变得可以书写、可以归档、可以执行，却不一定真正代表学生能改变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文语境中对“听证正义”的理想化理解，其实是对现实制度的浪漫化误读。

三、制度对比：中国大陆与美国高校的处分逻辑有何不同？

对比中国大陆与美国的高校处分机制，可以清晰看出一个事实：两者的不同并不在于“是否有程序”，而在于“谁掌控程序”与“程序为谁服务”。

比较维度

中国大陆高校

美国高校

处分机制

由校方主导，依据内部校规，过程通常不透明

由校方主导，依据学生行为准则，流程制度化，但最终解释权仍在校方

定罪门槛

无需法律定罪，仅需“违反纪律”“有损形象”或抽象道德条款

同样无需定罪，仅需违反学生准则（如“不当关系”“扰乱秩序”等），不依赖司法系统

听证流程

理论存在，但实践中稀少，结果多已预设，听证多流于形式

存在正式 hearing 程序，允许说明与资料提交，但为非公开流程，校方为主导裁量者

申诉与监督

申诉路径存在但不透明，常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缺乏法律层级可上诉通道

可向校内上诉委员会或法院提起诉讼，但成本高、周期长，胜诉概率有限

四、程序幻象的代价：我们为何执着于“听证”二字？

在中国大陆，程序不透明是许多人长期不信任体制的根源；而一旦看到另一种体系中存在完整的流程与形式，就容易自动将其视为“更民主、更公正”的标志。

但人们往往忘记，程序本身可以变成幻象。它可以以“公正”的名义封闭讨论，以“程序完整”掩盖实质不公。美国的高校并不缺程序，但真正通过 hearing 推翻处分的学生屈指可数——流程存在，却不代表改变可能。

程序不是万能药，更不是遮羞布。如果程序不能被监督、被质疑、被重新打开，它就只是权力自我合法化的工具。

五、结语：谁说了算，从来都不是程序能回答的问题

大连工业大学的处分事件之所以引发巨大反响，是因为它直击一个最原始的权力焦虑：当某种制度对个体作出伤害性的决定时，是否有渠道申诉、是否可能改变、是否能够对抗？

这不仅是中国大陆的问题，美国亦然。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听证会，而在于是否有可能让结果改变。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制度是否为人服务，而非让人臣服。

社会对“听证”的执念，说到底，是对“说理空间”的渴望。但程序正义不能替代公共讨论，更不能成为权力自我保护的挡箭牌。

谁说了算？真正的答案，从来都不在会议室里，而在我们敢不敢站出来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