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部分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批判
作者：何同志
并非正式论文，如有差错，敬请谅解。
当代社会科学中高度制度化、职业化、政策技术导向的一种主流知识生产模式，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们往往只重视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这也正是自十九世纪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以来，包括各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乃至于批判性社会学对于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批判核心。（e.g., Theoder Adorno, Max Horkhermer, et al.）
注：此处的“哲学家”并不仅仅指狭义上来说的哲学家，它还可以泛指所有的知识分子与学者。
当然，批判它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工具理性不重要。借用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话，工具理性是手段，而价值理性则是目的。我也同样认为，社会科学，或者说不论任何一门科学，乃至于哲学也都需要实践，毕竟任何形式的知识生产都是需要服务于现实的，实践也同样是工具理性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对于实践的方式，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而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实践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工具理性性质的所谓“实用主义”，或者更加准确的定义是“工具主义的应用社会科学” /“技术治理导向的社会科学”；
另一种则是重视价值理性的，服务于“改变世界”的目的的“解放性社会科学”（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 Erik Olin Wright）。
而我们所批判的，则是前者。
“工具主义的应用社会科学”，问题往往在于它只强调工具理性，以至于被异化成为了一种工具理性至上的逻辑。譬如，当人们说经济学、社会学应该服务于政府与企业，即分析并解决某个问题（通常是决策以及执行）之时，他们往往默认的前提在于，“当前的体制没有问题，只需修修补补就可以用。”；甚至，它还可以是一个更加“顺从”的前提，即“当前的体制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只需要关注于治理的具体细节就可以了。”
实际上，这两个前提都决定了只重视工具理性的所谓实用主义的一个最终结局，也就是它在客观意义上来说参与到了现行体制与秩序的再生产之中——无论它是纯粹顺从于当前秩序，还是想要修修补补。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专家是当权者的仆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思考，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知识运用到当权者定义的问题上。”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具，而失去了社会科学本应具备的批判性。
工具主义应用社会科学的一个问题便在于此：它仅仅只是为当权者，如政府与企业，提供治理上的技术支持。无论在导向上还是实际的内容上而言，它都起到了一种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意义上的“治理”（Police）的作用，即将大多数普通民众排斥在外，并预先规定了谁具有定义社会问题的资格。在导向上，它本身就只是为了治理的具体技术细节；而在实际的内容上，由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不具备着学术场域上的文化资本——借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语——而所谓的“实用主义”内容又只服务于“行政可读性”（legibility），导致它本身也具备着一种排他性，起到了朗西埃意义上的“治理”作用。
这也造就了当代主流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困境，“象牙塔化”。正如保罗·皮克纳（Paul Piccone）所言：
“除非脱离纯粹正式的、统计式的教育的衡量标准，很清楚，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他们只在定义明确的狭窄领域里显得渊博。这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他们正在大量出现，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性问题。”固然，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确实表现了它好的一面。它当然对于当代社会，尤其是自上而下、层层筛选、等级森严的韦伯式科层官僚制的治理与运作有着很大的帮助。然而这恰恰是只重视工具理性的表现。它在这个过程中也变得只服务于韦伯式科层官僚制，而将价值理性抛之脑后。
价值理性在这种学科范式之中，往往是被忽视的。这种工具主义应用社会科学的主流叙事也在事实上成为了葛兰西意义上来说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当许多沉浸于这种叙事之中的学生与学者们第一次接触到韦伯社会学中的价值理性这一概念时，他们往往认为这是不重要的细枝末节的问题，甚至于对其进行刨根问底的思考与分析的行为还会被他们认为是“无用的”、“浪费时间的”。价值理性本身也被他们错误的理解成了非常肤浅的道德常识问题。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人们讨论一项事物是否“有用”之时，我们完全可以用德里达的解构的方法来看待这件事情。它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一个话语权方面的问题：“所谓‘有用’与‘无用’，是由谁定义的？”
而在当代社会中，很多人也许会以“但是主流不都是这样说的吗”以质疑这种批判，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它首先在逻辑学上是两种非形式逻辑谬误，即“诉诸权威谬误”与“诉诸大众谬误”——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存在，因为前者的“权威”所对应的对象是当代的学术界，作为被话语认定的“权威”本身，而后者的“大众”则意味着学术界作为“权威”“精英”的场域，内部的主流——而这显然不足以推出它的正确性；其次，“主流”恰恰反映出了一种文化霸权，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来定义主流，谁又决定了什么是主流。而简单的一句“主流就是主流”或者“大家决定它是主流的”是毫无说服力的。
在当代的这种工具主义应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有用”往往被视同于治理相关的实用性，譬如一个问题能否增加GDP，能否帮助企业提高利润，能否改善行政效率，能否提高组织绩效……这些工具理性的细枝末节虽然在任何的体制中都是重要的，但是问题仍然在于，它只是细枝末节，只是执行技术。而价值理性，譬如“怎样的社会才称得上正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是合理的？”，“工作场所中的等级制合理吗？赋予一个人或一小撮经理人权力集团（Managerial Elite）统治所有的劳动者的权力是合理的吗？”之类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
固然，我们可以说这些问题没有立即的工具用途，并不是所谓的“有用的”知识，但价值理性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他们决定了工具最终服务于什么。工具理性可以回答“如何更有效地达到一个目的”，但它无法仅凭自身回答“为什么这个目的值得达到”。恰恰是因为价值理性是第一步，它才尤其重要。
在谈论“实用主义”时，有一个问题是常常被人们所遗漏的：相对于谁而言实用？
当代的工具主义应用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所以高度量化，这并不完全是因为量化天然更加“实用”、“客观”，主要是因为它对于当前的秩序而言，具备着很强的“行政可读性”。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韦伯式科层官僚制，也就是当今绝大多数政府机构与企业所采取的组织模式，出于某种被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需要，确实会相当青睐于这种方法论。它需要依赖于一种可以被标准化、比较和汇报的知识形式，以便自己进行行政管理。“这个项目让就业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比“这个项目如何实际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福祉？”要更加容易被量化，因此也被重视。而这显然也并不意味着说后者不重要，恰恰相反，后者显然是更加“接地气”的，仅仅只是因为行政管理的偏好才重视前者罢了。
1. 此处的生命政治是福柯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并影响了阿甘本等现代的许多哲学家。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现代性产物，现代政治的生命权力通过规范化（尤其是量化、物化的方式）对生命进行规束，以此对于人口本身进行控制；
2. 也许这里有人会反驳我，“民众的生活福祉”也可以通过收入、健康、住房稳定性与生活健康度的方式来进行量化。关于这一点，后文中我会详细阐明。
纯粹量化本身的实用主义方面，也拥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需要理解行动者如何体验制度、如何赋予意义之时；理解某个制度为什么形成之时；理解某个群体具体为何投票给某个政党之时，量化往往是无力的。尽管量化可以识别因果关联和总体规律，却未必能够仅凭自身解释行动者如何理解处境、如何赋予行动意义，以及具体社会机制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展开。
举个例子，我们研究“外卖平台怎样影响骑手劳动”。量化当然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研究一系列的量化数据等等，比如接单时间、收入、投诉概率、工作时长、事故率、算法调整前后的变化。但仅仅这些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骑手怎样理解算法？为什么有的人明知危险仍然抢时间？站长怎样施加压力？顾客投诉在整个劳动控制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骑手怎样发展出规避算法的非正式实践？
在此处，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的是，所谓“中性”的量化，还存在着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当研究者要定义什么是“事故”，什么是“失业”，什么是“幸福”之时，他们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一种定义的权力，因此也形成了朗西埃意义上的“治理”。即使从本身的所谓中立性考虑，它也忽视了现实中的多元的视角（perspectives）与利益诉求，同时也反映出了定义者自身的立场，以至于“中立”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立场，甚至隐藏了许多的事实。这里的量化本质上是治理体系预先选定的指标，而并非被治理者切身体会到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且也存在严重的过度简化之嫌疑。
当然，这时候完全可以用一种精英主义的观点反驳我，即所谓“精英”持有“专业知识”。但在我看来这恰恰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精英”、“专家”与“专业知识”的话语本身也起到了朗西埃意义上的“治理”的作用，因为它终究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精英”与“专家”的定义是什么，他们真的永远正确吗？他们持有自己领域的专业知识真的意味着他们应当垄断权力吗？那么知识本身是服务于什么的呢？人各有所长，而当代社会也正是建立在复杂分工之上的。那么为什么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比如政治界、学术界、商界等）被认为是“精英”，而另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比如劳工中在工地勤勤恳恳干了四十年的熟练工人）却不被认为是“精英”？这是否意味着，一些知识被承认为知识，而另一些知识则并没有被承认为知识——尤其是在多元、复杂而又动态的社会之中，每个人都有着宝贵且独特的经历，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视角与利益诉求，每个人也同样具有各自的因为某个决策而产生的受影响程度，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人实际上也掌握着不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并没有被当代的主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承认。
而当我们把这种思考进一步延伸，我们将会发现，所谓“价值中立”本身的问题：比如研究贫困，一个研究者完全可以明确认为“贫困是不正义的，我希望减少贫困。”——这显然不是价值中立——但他仍然可以非常严格地研究，最低工资提高 10% 对就业有什么影响，住房补贴如何改变无家可归率，财富集中程度如何变化。他的研究目的具有规范性，但他的经验判断仍然可以追求客观性。而盲目地追求“价值中立”，实际上也脱离了多元复杂的现实，并极有可能掩盖了许多价值上的事实。
让我们回到“相对于谁而言实用”的问题之上，进一步追问一个问题：为何只有对于政府与企业中的官僚而言的“实用主义”，才被认为是一种“实用主义”？
而当我们跳开仅仅对于政府与企业官僚而言的“实用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量化是最优选——着眼于对于其他群体而言的实用主义。我们将会发现，实用主义不止有量化一种形式，也可以是对于精神世界的启迪，对于一些价值的追求，对于当前一些现状的批判，乃至于提出一种与普通人直接相关的替代解决方案，并以一种普通人可以阅读的语言呈现在大众面前——而这样所带动的社会运动，带动的集体行动，带动的思想上的启蒙，也同样是实用的。并且，它也同样可以用严谨的逻辑论证作为学术上的理论基础。“接地气”也同样可以促进知识本身的生产，以此逐渐成为一种参与式的知识生产（Participatory Knowledges Production）。这也正是当代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困境所需要走向的方向，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性社会科学，以此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量化并非万能，而不能被量化的东西显然也并不意味着它并不重要。恰恰相反，“谁决定量化”、“量化什么”、“为什么量化”、“为什么采取这个定义”、“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没有被量化”，远比“量化”这个工具本身要来得重要。而盲目推崇量化至上，只会导致一种很典型的工具理性压倒问题本身的情况：不是先问“这个社会问题是什么”，再寻找方法，而是因为我们有某种数据库、回归模型、问卷调查，所以把现实切割成模型能够处理的样子。
技术治理之所以能够把自己呈现为“只是解决问题”，恰恰是因为它经常把自身包装成中性、中立、客观的知识。这本身也同样造就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批判过的问题，即“知识-权力”（Power-knowledge）。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与权力合二为一，权力促进知识的再生产，知识也促进权力的再生产，知识同时也成为了权力本身。知识作为一种被寡头持有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了一种文化霸权。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工具理性本身不是问题，工具理性取得支配地位才是问题。也许只有在我们把工具理性当作“工具”，开始重视价值理性，并与参与式的实践结合之时，社会科学才能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并成为一种能够改变世界并持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交互的科学。届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所提出的解放性社会科学也就成为了现实，也达成了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