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雲重重的偽《效卣》《效尊》偽銘文

疑雲重重的偽《效卣》《效尊》偽銘文

《效卣》《效尊》在清末見於市集，此二器銘文皆同，而且銘文和《曶鼎》銘文似有干係，所以郭沫若言，此銘文內有“效”及“東宮”，《曶鼎》亦有“效父”及“東宮”，郭沫若的意見是也。而《曶鼎》見於清初阮元著錄在嘉慶年間的《積古齌鐘鼎彞器款識》內，講器為畢沅得之於長安市賈，或有認為此器己毀於兵火，今只銘文存。吳式芬等金石名家生前見錄銘文，時當道咸年間。若《效卣》《效尊》銘文係偽，則實造偽於清代中葉到末葉間，依《曶鼎》未出版的銘文續編故事，則此偽銘文寫作之人，當係那些親手擁有拓本的金石名家之一了，因為其拓本出現於正式出版物裡，己是清末民初了。

《曶鼎》銘文長達四百多字，講述曶和效父兩位貴族因買賣生糾紛，於是告到東宮去了，東宮判定效父應補償曶若干。可見效父乃東宮之下的兩位貴族而己。但看一看《效卣》《效尊》的銘文：

『唯四月初吉甲午，王灌於嘗，公東宮內納饗于王。王錫公貝五十朋，公錫厥世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尊彝。烏呼，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永寶。』

一些研究者運用聯想力，連同《曶鼎》裡講到“穆王”，而且把“效”字，釋成通於“扈”，而《史記‧周本紀》講周恭王名“繄扈”，所以“效”就是指恭王。因而講其中的“東宮”是周穆王，而《效卣》的“公東宮”指的就是周穆王，而“公東宮”的“世子”就是指日後的周恭王，而《效卣》的“王”就是周昭王。於是這篇《效卣》就釋成了：

『四月初吉甲午日，周昭王行灌禮於嘗這個地方，其東宮太子未來的周穆王納饗禮於其父王昭王，父王昭王賜其太子五十朋，太子把其中二十朋送給其世子即未來的恭王，這位皇太孫“效（繄扈）”於是拿來鑄作了青銅器，要萬年為皇太子的父親效命，而且讓皇太子的父親的子孫永寶用。』

如此釋文，真令在象牙塔以外的人大開眼界了。首先，最大的不合理是『亦其子子孫孫永寶』此句的“其”字了，此字的“其”指的是“公”的子子孫孫，如果鑄器者是“公”的宗子，而“公”是太子，那麼，『亦其子子孫孫永寶』的鑄器不就是一樣，給“效”自己的子孫永寶用，或給自己永寶用，因為“效”自己不就是其父那位“公”的“子子孫孫”之一，也就是，自己鑄器給自己在內永寶用？而且“王”賜金給“公”，有周天子的太子在繼位前稱為“公”的嗎？“公”是對於少數諸侯如魯宋之君之稱，及對於王畿內的重臣的稱呼，沒有拿來稱“太子”的！一些研究者致此誤，是把“公東宮”視為一人，身份是“東宮”，所以“公”即必要加於太子身上。把“王”視為昭王，則“東宮”視為太子未來的穆王，又稱“公東宮”，簡稱“公”，而銘文內中有一字，其看來，是由“走”及“巛”部件組成者，研究者隸定為“巡”認為指“世”，指世子；或郭沫若指乃“順”乃孝順之子，依字形判確如此，當釋為“順子”。故若吾人釋，則此篇應釋為：

『四月初吉甲午日，周王行灌禮於嘗這個地方，“公”在東宮這個地方納饗禮於周王，周王賜“公”五十朋，“公”把其中二十朋送給其孝順之子“效”，“效”於是拿來鑄作了青銅器，要萬年為“公”奔走，而且讓“公”的子孫永寶用。』

首先把銘文釋正確了，才不會鬧出笑話，不像有研究者還附會飾非：『看似十分不通的家族親情的一句“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恰是“效”“公東宮”生在王家的最好證明』？在此銘文裡，“公”就是一位畿內重臣的“公”，和皇室宗室無關。而“效”乃“公”的兒子而已。以下，才能著手講到其銘文疑雲之所在了。

按：
（一）周天子賜物，還有轉送別人這回事？
（二）其子“效”受了父轉送天子的賜物的一部份後，拿來鑄青銅器，以示萬年為父親奔走賣命勞苦？那不送呢，是否就不必“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三）其子鑄青銅器，要讓父親的子孫永寶用？（包括自已？）

凡銘文劇情不合理之處，偽情熾矣！故可判定：《效卣》《效尊》的偽銘文係後人假造。其根據畢沅收藏的《曶鼎》上的銘文，畢沅死後因涉和坤案被抄家，《曶鼎》遂不知所終。而《曶鼎》銘文在佚前曾有拓之者，於是在清中葉到清末間私下傳閱流入某些金石玩家之手，遂其中有人據以打造一篇偽《效卣》《效尊》的銘文，找人加工於無銘青銅器上而出之於市。但銘文劇情顯不合情理，而偽情遂熾了。（劉有恒，2025,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