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拉迪奇去世：回溯巴尔干悲剧、为世界各多民族国家的族群冲突再响警钟

   8月27日，曾在波黑内战中担任波黑塞族共和国军队指挥官、后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拉特科·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监狱中去世。姆拉迪奇的去世引发议论，让人们再度回忆起30多年前发生在巴尔干的一系列血腥战争和种族屠杀。而今天的世界各国之间、各国内部不同族群之间日益不和谐、冲突增多的现实，也让人们不禁担忧悲剧的重演。

   追溯波黑内战所在地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可以看到这里“悠久”的民族差异、矛盾、积怨。虽然这里多数人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南斯拉夫人，但具体可分为主要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天主教为主的克罗地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克人（穆族）、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科索沃人等。这些族群之间因为信仰、土地、利益、背后大国势力影响等，长期冲突、结下仇怨，在历史上相互杀戮屡见不鲜。

   1989年东欧剧变后，由政治强人铁托及其追随者依靠共产主义信仰和专制力量维系的、包括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南斯拉夫逐渐瓦解、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并爆发战争。而波黑内战是其中最血腥的一部分。各民族之间都发生杀戮其他民族成员、强奸女性等战争罪行甚至种族灭绝行为。其中由塞族武装制造的斯雷布雷尼查大屠杀最为知名，超过8000名穆族人被杀害，许多妇女和女童遭到强奸。

   后来，在联合国和国际部队干预下，波黑内战在内的南斯拉夫内战逐渐停止，但停止前已造成约14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成为难民。这也是距今最近的大规模种族冲突与屠杀悲剧之一。后来，若干参与屠杀平民的战争参与者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和被逮捕，其中就包括姆拉迪奇。姆拉迪奇和另一重要的屠杀责任人卡拉季奇均被判处终身监禁。

   之后数十年的巴尔干和全世界，曾有很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期。全球经济增长迅猛、国际合作加深、民主和人权得到前所未有重视、战争和冲突大幅减少。人们不分族群和国界共享“地球村”繁荣的愿景似乎越来越近。世界确实一度是向好的、人们普遍是乐观的。

   但若认真观察国际局势及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就会发现隔阂与矛盾从未真正消散，只是被经济发展和表面的文明秩序所遮掩。从大约十年前全球保守民粹主义的崛起开始，由中左和中右建制派主导的全球化秩序走向瓦解，各国各族群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益兴盛，冲突重新增多。从美国内部白人与黑人的种族矛盾，到欧洲传统基督徒和穆斯林新移民的冲突，到中国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民族问题、印度和缅甸等国内部主体族群和少数族裔的矛盾甚至暴动与内战，都在告诉人们今日世界并没有“天下大同”，反而愈发撕裂和对立。

    相对于各国家之间的冲突，各国内部不同族群的矛盾更深、潜在危险更大。因为同一国家内部的各族群相互接触更多、基于信仰和利益的矛盾更直接、历史上积怨更多。在和平与秩序稳定时，能维持表面的和谐甚至“一家人”。但当矛盾积累、政权不稳和发生异变、旧秩序崩溃时，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突然爆发、急剧恶化、发生暴力且暴力程度还规模螺旋上升、陷入仇杀的恶性循环。

   这样情况下，曾经和蔼的邻家大叔可能化身刽子手，伤害日常经常串门关系尚可、有恩有怨的异族妇孺；看起来淳朴善良的少年，也可能对肤色和口音与自己略有差异的玩伴举起屠刀。历史学家杨·T·格罗斯的《邻人》就描述了二战期间波兰人对世代为邻的波兰犹太人的屠杀。而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杀戮、印尼土著对华人的屠杀、乌克兰东部乌族和俄族兵戎相见，也都证实了这样可怕的可能性。

    所以，波黑内战和斯雷布雷尼查屠杀这样的悲剧，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世界各地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发生，而民族关系紧张、历史积怨深、与前南斯拉夫民族构成及分布相似的国家风险尤其高。当年南斯拉夫内战和解体，也在于强人铁托及执政党精力集中于自身统治，且对政权存续及民族政策太过自负，不仅未积极防范不难预料的解体和内战可能，甚至若干政策加剧族群差异和隔阂，为后来的悲剧埋下祸根。

    只依靠高压和控制掩盖民族矛盾和冲突风险，是难以长久和埋下隐患的。而试图仅凭发展经济和改善福利维持和谐，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尊重和保障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权利尊严，并同时发展经济做大“蛋糕”，并平等对待各民族，才有可能长期安定和平。

    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是很棘手的问题。无论欺凌少数和弱势民族，还是过分打压大民族和多数派，都会引发悲剧。如缅甸中央的大缅族主义政策，加剧了少数民族离心，各民族地方武装长期割据；斯里兰卡多数人口为僧伽罗人，少数派泰米尔人被边缘化和不公正对待、权利受侵犯，导致长期内战。南斯拉夫的悲剧原因之一，则在于铁托时代对人口最多的塞尔维亚族打压过甚，引发塞族对其他“占便宜”民族的怨恨，触发反弹；卢旺达大屠杀也与比利时殖民者扶植少数派图西族打压多数派胡图族，导致卢旺达人撕裂和引发胡图族人怨恨有关。

   现实中民族政策“一碗水端平”是并不容易的，往往顾此失彼。而弱化族群认同，强化公民认同，以公民意识压倒民族意识，并形成对国家及国族的忠诚超过对具体民族的效忠，也是一种路径。如美国、巴西等国就是如此。不过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下，提倡公民权利是不如基于族群的身份政治有吸引力和动员力的。

    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以及苏联相对和平的解体，也给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另一个思路。即尊重各民族意愿、通过民主自决方式“和平分家”，而不再为统一宁愿发生“家暴（内战和屠杀）”。所谓“强扭的瓜不甜”，保持和平、不要流血、尊重各族群自主意愿，胜过不惜代价（包括使用暴力和高压统治）维持的表面统一。

    族群关系及族群矛盾错综复杂，笔者也并没有更多好的解决方案，点到为止。但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世界上各不同族群的矛盾，以及再发生大规模种族屠杀的危险性。姆拉迪奇去世消息公布后，X等社交平台上一些反穆斯林的人表达对他的赞美、美化和英雄化，佐证了警惕的必要性。人们对于姆拉迪奇的去世，不应当做残酷历史已勾销的象征，而应作借此再敲警钟，提醒似在重新丛林化的今日世界的人们，对民族问题未雨绸缪，不可掉以轻心，以免并不很遥远的悲剧在未来及更多地方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