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民主人士区锦新被判刑：澳门政治环境的恶化与民主自由的消逝
2026年11月6日，常年活跃于政治和社运领域的澳门民主派人士区锦新，被澳门法院依据《中国澳门特区国安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这是澳门历史上罕见的重刑，也是迄今对政治犯最重的刑罚。本案也是《澳门国安法》颁布以来的首案。
区锦新是澳门民主派最重要人物之一，曾担任立法会议员，还是澳门民主派政党“新澳门学社”创办人。他于2025年入狱，时隔一年多被判刑。本就在近年遭受打击削弱的澳门民主派，又遭受沉重一击。
这也意味着澳门政治环境严重恶化。残存的民主派人士也面对类似的入狱风险，活动空间范围都大大限缩，社会形成寒蝉效应。而区锦新被判刑与香港民主派黄之锋被判刑十年仅隔一天，反映北京指挥港澳执政势力联动，以灭杀反对力量。
相对于香港，中外各界对于澳门政治和社会所知较少。我曾经就澳门政治写过两篇文章，其中包括对澳门政治概况及变动的梳理和评论，在此再发一下。（两篇文章中有对澳门建制派及其背后北京方面的规劝，但现在看来显然是没有作用或者说反作用）
岑浩辉高票当选澳特首与澳门建制派政治垄断加剧的忧患
10月13日，2024年澳门行政长官选举举行、当日揭晓结果，本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岑浩辉，以98.99%得票率、无对手、无反对票情况下成功当选。11月1日，岑浩辉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被正式任命为澳门第六届特首。
相对于此前几任均在澳门本土出生和成长的澳门特首，岑浩辉并非澳门土著，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大陆，北京大学毕业，曾在大陆从事律师工作。在1986年移居澳门之前，岑浩辉都一直在中国大陆生活（而不只是出生在大陆）。当然，他之后也在澳门生活和工作三十多年，并自称“老澳门人”，也可说其较好融入了澳门、是“澳门人”。
而岑浩辉也是澳门建制派人物，并一直被评价为持亲大陆和亲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者。1999年底澳门回归后，岑浩辉长期担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直至今年8月参选特首。岑浩辉在担任院长的25年间，做出了一系列不利于澳门泛民主派、维护中国中央政府和澳门建制派的判决。如2021年，岑浩辉及另两位法官判决禁止澳门“民联会”六四集会，并在判决书中引用和遵循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六四事件是“暴动”的定性。
这样一位人物当选澳门特首，意味着本就强大的澳门建制派/亲北京人士将进一步完全垄断澳门政坛，而本已虚弱的澳门民主派再受打击，影响力将趋近于零。
相较于颇受国际关注、2020年之前风潮不断的香港，澳门是颇为沉寂、默默无闻的。经过1966年的“12.3事件”和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及葡新政府去殖民化政策，澳门就已基本脱离葡萄牙的管制，而由亲北京势力掌控。而澳门又地域狭小、人口颇少（只有香港人口的约十分之一），本土势力和民主力量都很孱弱，无力与北京方面抗衡。1999年澳门回归时及前后，都没有出现大规模动荡，非常平稳的移交了主权。回归后25年来，澳门也没有发生大的政治风波。
之后的澳门政坛，与香港相似，形成了建制派和与泛民主派两大阵营。不过不像香港民意中民主派占优、立法会中民主派也曾占据半壁江山，澳门民主派力量远不及建制派，双方在立法会选举等民意对比中比例为2:8左右。
不过，在2020年之前，澳门民主派在弱势下仍然较为活跃。以“新澳门学社”和“新希望”两国政治团体为代表的澳门泛民势力，对政府施政多有批评、针砭时弊，对建制派有一定的制衡。其中“新澳门学社”是民主派中实力最强的，且较为关心大陆事务，还多次举办纪念大陆民主事件的集会。而“新希望”则更偏重维护澳门本土利益。澳门民主派虽力量弱小、受限很多，但仍“戴着镣铐跳舞”，维持活跃。
但随着中国大陆和近邻香港的时局变化，澳门民主派曾经的狭窄空间也逐渐消失。2019-2020香港反修例运动被挫败、2020年《港区国安法》颁布、香港各泛民政党和媒体纷纷被取缔、香港政治环境剧变后，澳门也大受影响。民主派在软硬兼施下，同样发生媒体停办、党团停摆情况。2021年澳门立法会选举，多名民主派被取消参选资格，民主派大受打击。2022年澳门修订《澳区国安法》，强化了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打击范围和力度，民主派头上的“紧箍咒”更紧了。
而本就主导澳门政坛的建制派，执政更加稳固。澳门回归后四位特首，均是建制派身份、均以高票当选。而澳门立法会33位议员，仅有14席由直选产生，非直选名额被建制派包揽，直选中大多数席位也归建制派。而香港司法机构更被建制派垄断，岑浩辉就是司法界建制派的代表人物。
相对于其他澳门土著建制派人士，岑浩辉作为中国大陆出身的建制派，更加效忠和亲近北京。这意味着澳门当权者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将有所弱化，而其与中国政府的一体性会增强。而回归至今“澳人治澳”的承诺和原则，也受到了动摇。澳门相较中国大陆的独特性，也可能日渐淡化。一些人担忧的澳门部分的“大陆化”、丧失地区特色，也并非杞人忧天。而近年来香港政治和社会的一些变化、向大陆的靠拢，也让澳门人的忧虑得到验证。
相对于土著建制派，岑浩辉等半外来的建制派，执政风格也会更像大陆官僚，恐怕将更难容忍异见、对于民主更冷淡，其对民权和民意也有可能较为轻视。而近年来中国大陆政治气氛压抑、政权对社会控制日益严密，无论香港还是澳门的亲北京官员，都有可能部分复制大陆的政策、营造类似大陆的氛围。
这对于澳门特区和人民，显然不是喜讯。虽然安全稳定对澳门颇为重要，但社会的活力、多元、民主，对澳门同样重要。如果社会和政坛都缺乏多样性、人民合理诉求不能独立且没有风险的表达，各种形式的腐败、滥用职权、昏聩政策，都会出现。
如香港近几年抑制反对派、将批评政府的都打成“危害国安”，导致政府缺乏监督和制约、滥权严重，连建制派人物陈净心都抱怨政府公务员过度执法、滥罚出租车司机和阿公阿婆等弱势群体。而另一建制派人士、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因批评政府过度执法、过度罚款，被特首李家超训斥。澳门如果民主进一步萎缩、建制派政治垄断加剧，香港发生的事也会在澳门出现。这显然不是好的倾向，令人忧虑。
相对于香港因发生过反修例运动及暴力，政府确有一些缘由警惕反对派、担忧颠覆，澳门长期以来都较为稳定。即便澳门民主派较活跃的时候，也是和平有序表达异见。澳门民主派力量薄弱，很难威胁到政权统治。但北京对此仍然不容忍，而希望更加直接管制澳门。这也意味着邓小平时代中共承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得到一定执行的“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政策，不仅在香港名存实亡，在澳门也走向消亡。如果未来中国政治没有大的有益变化，香港和澳门逐渐将变得与大陆高度相似，即便表面还有差异，但没有根本性区别。
虽然中国官方政策恐怕不会改变，但笔者在此仍然有些建议。笔者希望，中国中央政府、澳门执政者及建制派，若能对多一些包容、容忍社会的多元和政治异见的存在，作为必要和有益的监督者、竞争者、合作者，激励建制派人士更加廉洁奉公，那善莫大焉。
而保持澳门相对大陆的独特性，也更利于发挥其特殊优势、成为中国大陆与外部交流的重要桥梁、多种文化并存的模范。这也符合澳门《基本法》的精神、利于澳门各界的利益，益于中国大陆与澳门的互利关系。
2025年澳门立法会选举：权力与大势下少数派民意的坚守
9月14日，澳门举行回归以来第八届立法会选举，选出立法会33席中的14个民选席位。选举结果揭晓，亲北京的建制派获73.3%支持率和14席中的11席。而泛民主派阵营的“新希望”获得其余3席。
本次选举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维持了之前7：3左右的得票比例对比。但本次选举是澳门政治形势剧变，如隔壁香港政治剧烈变动带来的影响、《澳门特区国安法》大幅修订和严格化、北京和澳门政府高度强调“爱国者治澳”、本次选举前多名泛民主派和中间派被“DQ（取消选举资格）”、澳建制派得到鼎力支持……多重因素下进行，泛民主派仍得到约三成支持，泛民主派政党“新希望”还成为本次选举得票最高政党，颇能反映澳门民意与权力的博弈，以及澳门民众政治立场多元的事实。
与回归后多年长期在政治冲突漩涡中的香港不同，澳门自回归以来政治和社会都较为平静。澳门地域和人口规模都比香港小的多，也较低调和不被强烈注目。在回归之前，澳门精英和许多民众就较亲近中国政府。
不过，澳门作为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一直都有与建制派不同的泛民主派力量。如“民联会”、“新澳门学社”，以及本次选举得票不少的“新希望”，都是泛民主派政治团体。相较于以“爱国爱澳”自居并对北京唯命是从、立场整体亲商和精英主义的建制派，这些泛民主派较强调澳门的自由民主问题，以及较多关注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民生问题，时常对政府提出批评。但相对于香港，澳门泛民主派更温和低调，对民生关注超过对政治敏感议题的关心。
而北京和澳门政府为兑现“一国两制”承诺，以及建制派整体强大而不需担心泛民夺权，也就容许澳门泛民主派的存在。但对澳门泛民主派也多有限制，如立法会多数议席并非直选而是由行业推选和行政长官委派，推选和委派的几乎都是建制派。对于泛民的街头活动和资金筹集等，也多有限制。同时，建制派活动不仅畅通无阻，还得到各种资源挹注和政策倾斜。不过，从1999年至2019年间，澳门泛民主派虽受限，仍可以与建制派默契的妥协共存。
但2019年至今，因为另一特区香港的政治剧变，以及中国大陆政治气氛的变动，北京强化了对澳门的控制，澳门政府也变得不愿容忍泛民主派的存在。
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都明确“爱国者治澳”原则，强调澳门人要“爱国爱澳”。而所谓“爱国爱澳”，对官员、议员、各政治人物具体的核心要求，就是要他们对北京保持绝对忠诚，高度配合澳门政府各项决策。之前被当成“统战对象”的泛民主派人士、中间派名人，甚至“自己人”中对政府有些异议的建制派人士，都遭遇司法查办、程序刁难等，以阻止其竞选议员和其他政治活动。
2021年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增加了国安机构对候选人的提前审查。共计21名候选人被取消选举资格，理由是这些人“不拥护《澳门基本法》、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区”。这导致当年投票率大跌，泛民主派席位也由4席“腰斩”为2席。
而今年的立法会选举，“DQ”标准更严、范围更大。今年在2021年“拉黑21人”之上又新增12人进入立法会议员候选人黑名单，连中间派的在任议员林宇滔也在其中。长期活跃的民主派骨干、前议员区锦新被以国安法罪名拘捕，另一颇有人望的劳工领袖黄伟民在参选前被以多种理由短暂拘捕，使其错过报名。泛民主派也难以在公共媒体上充分发声宣传。而同时，忠诚于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得到力挺，有充分的选举资源和舆论支持。政府还特意采取选举日公共交通免票等方式，刺激投票率、让建制派当选合法性更高。
但在如此背景下，唯一获准参选的泛民主派政党“新希望”，一党即拿下近三成普选票，泛民元老人物高天赐成为“票王”。被“DQ”的泛民政党和候选人的选票纷纷流向“新希望”，而没有转投建制派或弃权。而各建制派政党在政治形势和政策极为有利情况下，加一起也仅得到七成多选票，与上届基本持平（还略有下滑）。
这样的投票结果，反映了部分澳门人对于北京和特区政府以“爱国爱澳”名义各种政策的不认同，对建制派垄断政坛的不放心，并以投票方式表达异议和公民不服从。
虽然澳门长期风平浪静，澳门民众几乎不会公开反对中央政府对澳门的主权和管制，但不意味着澳门人愿意放弃自由民主和走向“一国一制”。相反，许多澳门人内心是很珍视有限但珍贵的自由，并希望澳门更加民主和多元，以利于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和权力制衡的。
澳门民众无论在回归前还是回归后，生活环境、所受教育，都与中国大陆不同。澳门人有更多自主思考和判断，多自主而少盲从，对权力保持警惕，对民权非常重视和珍惜，低调平和下有着骨气和坚守。
所以，即便最近几年澳门政治风向骤变、管制加强而自由收紧，北京和澳门政府打压反对派而力挺建制派，部分澳门民众仍坚持自己政治立场和投票倾向不动摇。相较于2017年及之前几届立法会选举，近两届极不利于民主派的选举中，民主派得票虽有一些下滑，但仍保持约三成支持率，即可见澳门的民主派支持者并未因政治剧变而放弃自身立场原则，颇有韧性。
这样的选举结果和社会现实，应当引起北京、澳门政府、建制派的反思，并对现行治澳思路和方式有所改变。无论哪种政府，初心如何，都应明白人心向背、民意贵重，而非拂逆民心，变本加厉压制异见、排斥异己。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想要澳门长治久安、不生变乱，就要倾听民生、尊重民意，真诚维护“一国两制”的框架，让建制派和民主派共存、互相监督，让澳门社会保持多元的政治存在、多样的声音和表达。这也符合邓小平等中国老一代政治家们对港澳台问题原则和期许，更是澳门长期繁荣向好、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