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适之 | 傅国涌老师的“东京时间”

傅国涌老师的“东京时间”

张适之

傅老师是一位有着极强“时间意识”的历史学者。他有几次都跟我讲起，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几个时间：一个是“肉体时间”，人的肉身存活几十年，最多不过百来年；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创造的“精神时间”，在这个世界留下精神痕迹，会远远大于肉身存活的时间。比如，现代的人一讲起清朝，就会想起曹雪芹，至于曹雪芹到底是活了不到50岁，还是活了70岁，就没那么重要。还有一个是“历史时间”，时间的维度一拉长，很多评价标准就变了：谁还记得和曹雪芹同时代的那些非常有钱的“成功人士”？

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肉体时间”都用来创作，他内心是有一个“历史时间”尺度的。他给我看过存放在电脑里的书稿，每一个都颇有份量，都是他呕心沥血之作。他其实已经在写自己的“自传”：《开门见山》（2020.10 山东画报出版社）是他对自己走出大山之前的故乡记忆；《一代人1988-1998》（未出版）完整记录他热血的青年时代，为这个国家断断续续“坐过十年牢”；“此书初稿写成于2022年中秋前夕，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问世。对于我，只是要留下白纸黑字的血泪见证，“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而他计划要写的《山外青山》，我相信他早已动笔，那是他在“西子湖畔读史阅世”、开始著书生涯的“黄金时代”；从2017年开始，“五十之年，唯欠一生”，他创办“国语书塾”，开始了自己的“树人”生涯。疫情管控到令人窒息之时，他来到了东京。他说，没想到，我的生命里，居然还有一段“东京时间”。

傅老师2023年初到东京，除了邀请他访学的大学教授，他说只认识“一个半人”：一个就是比他早来一年多的我；另外一个是一位刚到东京的学生家长，人生地不熟，日语也不会。从此，我们开始了密集交往。早在2006年，我出版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时，傅老师就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如焉》洗刷了当代文学的耻辱”，这些“往事”一经“对上暗号”，彼此就算得上是“知根知底”了。这一年夏天，东京大学的中文讲座开始了，很快大家就相互确认、形成了“同温层”，傅老师先后在东大、单向街书店、局外人书店、东京人文论坛等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人是有能量场的，傅老师的学识和演讲才能很快俘获了一众粉丝，我们便软磨硬泡他给成年人开“国语书塾”，希望他给在东京生活的华人“启蒙”。那是傅老师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异国的新鲜感，自由的空气，无限的空间……他是熟知民国史的，120年前的那群年轻人的身影一定不停在他眼前晃动。他在今年5月30日出版的新书《在东京重造中国》中不无动情地写道：“隔着一百二十年的时光，上野的樱花又要开了。东京还是那个邹容、鲁迅、宋教仁他们熟悉的东京吗？当我从上野、神保町、早稻田走过，想起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身影曾出现在这里的街头巷尾，他们呼吸过东京的空气，他们就读过的学校、淘过书的书店有些还在，有些已消失在时间深处，但他们见到过的神社，他们逛过的公园无论是上野还是日比谷都还在。我在上野樱花烂漫的时节，想起的不仅是鲁迅的名句，还有宋教仁日记中的记录……”

他在这期间有过很多构想：出书、办杂志、做一档纪录片节目、开办系列讲座、开课……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人，都被他“点燃”了 。我于是“重操旧业”，创办一家出版社，开始做起了简体中文图书出版。第一本就是傅老师的《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他说，书稿是现成的，20年前其实在国内出过，没想到再版的时候遇到重重阻碍，书都已经印出来，都不让发行。那么，就在东京做一个“全本”吧。编辑第一本的时候，他又说，还有一本构思了16年，写了8年的书稿，一个字都没发表过，好事成双，干脆一起出版了，这就是《一报一馆一大学》。书赶在2024年1月1日出版，傅老师那一年在杭州给国语书塾的孩子们过完跨年，当即买了机票飞回东京，迫不及待要看到新书。日本的印刷和纸张，没让他失望。我们过完元旦，就人肉带了几十套书奔赴台北，放到飞地书店销售。同时，也带着新书拜访了几家大出版社和一些知名学者，拓展作者资源。回到东京以后，又给傅老师在局外人书店、单向街书店、东京人文论坛陆续安排了讲座……与此同时，傅老师时刻不忘他国语书塾的孩子们，他还花时间策划、编选了8本“国语少年丛书”和他的书同时出版。那段时间，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傅老师用《一报一馆一大学》中的“一馆”期许我：在东京重造文明。

现在想来，没有傅老师刚来东京时的乐观洋溢，就不会有读道社的诞生；没有他在开创时的书稿支持，也就不会“存系列”图书的开始。出版路上，现在再没有了傅老师的同行，呜呼！

2024年3月，明治大学召开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大牌云集，但是会议结束后迅速归于平淡——跟往常很多会议一样。傅老师私底下跟我们聊天，开始透出一些失望情绪。学术如果只是停留在学院里讨论层面，甚至都不能对当下年轻人的困惑有所回应，那么，这些学术的价值何在？他奔波于国语书塾的游学，很快就病倒了。有一次在他的书房聊天，他无意之中说到：“我的身体病痛也是时代的病症在我身上的体现啊”，我们相对无言。面对异地陌生环境、世道艰险，我们依旧有深深的无力感。即便如此，他说，还是要把在东京人文论坛的系列讲座写成文字，生活在东京，为他提供了“东京视角”，这是一个有诱惑力的题目。后来问过他几次，他说没力气写了。目睹他的身体状况，被糖尿病折磨得越来越瘦，便不忍催问。到了秋天，他却告诉我，他一口气写了一篇五万字的长文，选择用“1905年”这个时间节点，把120年前的那群“80后”“90后”的群像写了出来！著书之辛苦，唯有作者自己知。于是我们又开始兴奋地到处找图片，要做一本满意的书出来。我坚持要找一张当时上野的樱花图，放到最前面。

今年5月30日，书终于印出来了，去印厂拉书，碰上下雨。但还是当天就送到了傅老师家里，我知道一个作者想见到自己新书的心情，还给他留了一百本用来签名。两天后，我去他家里取签名书，开始慢慢地聊天。我们说起海外华语图书的艰难，渠道也不稳定时，他还不停鼓励我：从文明的尺度看，现在在东京做的事情确实很难，但事情就是在角落里、一件一件具体而微做起来的。曹雪芹、张岱这些人，在写出作品的时候，都只有身边的亲友知道而已，哪怕生前不出版不了，后世仍觉得伟大。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喧嚣，要对自己的事情更坚定。他笑着说，现在你的自由度是最大的，中宣部（审查）是你，快递员也是你，这种从快递员到中宣部的自由度，几个人能有？我都羡慕起你来了。

那天他送我到门口，我抬头一看，他已经瘦得有点脱形了。不由鼻子一酸，我说，我给您拍张照片吧。他连说不要，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看。我说，在东京做简体中文出版最初就是因为您的鼓励而开始的，您在东京对我们这群人的精神支撑真是很大的，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几天之后，我开车接他去早稻田附近的东京人文论坛做演讲兼新书发布会，他提前已经把这个系列演讲的主题加上了“总结篇”。几乎每场讲座都不落的粉丝也看出来了：“傅老师消瘦憔悴太多了，就提前结束这个系列的讲座啦。”

6月30日，他买了夜间回国的机票，我开车和大吕兄一起送他去机场。到他家，他依旧很瘦，但精神矍铄。他说这几天看了我送的《我所认识的顾准》，从文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徐方的精神纯洁，这样的人真是世间少有了，可与替傅雷夫妇收尸的江小燕相提并论。并拿出两本自己书签名，要我转交给徐方。去机场的一路上，他谈兴很浓。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臧否人物，欢声笑语不断。他说快的话，半个月就会回来。

没想到，上周一晚上一走，这周一一大早，就惊闻他走了的噩耗。怎敢相信？！发消息给大吕兄，赶紧电话打过去，他说，凌晨两点左右他就得知消息了，他一夜没睡。给师母打电话，是傅阳接的，说师母已经住了医院。消息被证实了！人怔怔地呆住，半天缓不过神来。手机上大量的消息涌来，丁东老师建了一个“悼念傅国涌”的群，里头有傅老师的家人，消息更加确凿无疑了。“惊闻噩耗”、“难以置信”、“晴天霹雳”、“痛彻心扉”……任何词在这个时候都显得乏力！章诒和老师说：“他活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平常；一旦突然离去，才震惊，才叹息；才感慨，才觉万分珍贵。”

不！他在东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他万分珍贵！他一走，仿佛抽空我们的心胸，我们就变得“六神无主”了！

我打开傅老师给我的另外一本“未结集”的书稿，这是一本他历年来悼念师友的“悼文集”。在代序《论时间》里，他写道：

他面对此刻，死亡般静止的时间就是垃圾时间，我眼睁睁地看着时间穿过空气、穿过万物、穿过我的身体，却无所作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一种巨大的黑暗吞噬了我，使我无法在石头般的沉默中发出人类的声音，因此不能生成时间，生成有价值有生命的时间，来抵抗这无价值的垃圾时间，而只能听凭垃圾时间的流逝。

垃圾时间是什么？是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时间，是被抽空了灵魂的时间，是没有尊严、没有想象力的时间，那是人类自身造成的非自然状态的时间，使人类陷于自造的枷锁之中，只剩下了苟存、苟且、苟安、苟全，连等待和希望都被扼杀了。

与垃圾时间相反，人类需要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人的自我完成，也即是人在创造中生成时间。……在魏晋的乱世中，嵇康、阮籍和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他们都以自己心灵的努力，都在垃圾时间中活出了自己的黄金时间，在自己身上克服了他的时代。尽管处在垃圾时间的包围中，他们“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黄金时间并非在黄金时间中创造出来，在垃圾时间中也可以生成自己的黄金时间。

傅老师，您这两年多的“东京时间”，也是以您自己个体的努力，在垃圾时间中生成了自己的黄金时间，且照亮了我们这些周边的人啊。

2025年7月8日

附记：

这两年多的时间，和傅老师日常交往很多，我们一起去神保町淘书，一起去拜谒胡兰成墓，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聊天……一整天脑袋处于混沌状态，只能挂一漏万，草成此文，以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