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留白”对抗“空洞”—人如何在经济焦虑与政治暴力的双重剥夺下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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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源自于我和周围人痛苦的社会经验。无论是在一个经济停滞期承受工作的剥削（以及没有工作的焦虑），还是作为一个跨国的公共参与者遭遇双重的政治暴力，都让我们的生活陷入无意义感，也促使我深入反思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中人性的困境，并提出自救的可能。
文章的完成要感谢我的女儿，因为她连续几天晚上不吵不闹，吃完奶便安静地入睡，让我得以沉浸地写上三四个小时。在一个不义的游戏里，孩子会成为女性的致命弱点，但她给了我在这个时代里撑下去的信心，愿你也有不计代价去保有的珍贵事物。
上班比失业更痛苦？
远在开始考虑生育之前，我就听过太多女性被生育打断，甚至终止了事业和自我发展的叙事，它被描述成一段停滞期、空白期。如今我身在其中，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很失落，可能是因为我已习惯了与空白相伴。
我经常调侃说自己是个没上过班的人。我读书的时间加起来就比较长，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大学教书，那所高校很普通，既不是985也不是211，也不是后来的“双一流”，没什么科研压力，正好乐得清静自在。我只在有课的时候去学校，平时就在家备备课，寒暑假就到处旅行。后来我辞职去纽约读书，继续寒暑假的旅行，毕业后又游手好闲了一年，投入一些用爱发电的公共活动，也开始自由撰稿，做了和媒体相关的零工，挣些基本生活费。之后入职了机构媒体，是居家远程工作，时间很灵活，但这份工作没做两年也黄了。我不像父母辈那样期待一份从一而终的工作，也从来没有体会过朝九晚五通勤上班，如今怕是无法适应这种节奏了。
最近有朋友问我，“生了孩子后有感觉自己的个人空间被挤占吗？”我回答不觉得，一是我爸妈帮我分担了育儿劳动，二是因为不上班所以腾出了很大空间——这样孩子和我的事就都能安排，很少发生冲突。我能够以更小的痛苦把育儿整合进自己的日程里，就像现在——带娃、运动、写作、读长篇小说、和朋友家人一起吃饭、外出，都是我爱做的，除了不挣钱外都很完美，这也并不是一种需要很多钱的奢侈生活。
在机构面临关停危机时，同事问我之后的打算，是否入职另一个媒体，毕竟我的履历还不错。我回答：“以后尽量不上班了。”
这背后当然有一抹对新闻业的幻灭感。就像吕频和我在聊天时说，新闻带来的都是绝望，“事实已经救不了人了。”人类真正的问题，总是隐藏在事实的前提与后果中，更需要充分讨论——若不是被迫离职，我可能还下不了决心去做这件事。
目前我没有想做的工作，也不认为自己必须工作。我工作的主要理由就是它是我想做的事，否则当年我何必离开呢？往周围一看就会发现，像这样只跟随自己的内心是很难得的，如今也越来越难得了。
但我不知道能撑多久，就到我活不下去为止吧。我时不时就想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
社会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维持体制的运转，需要无数标准化的构件，与个人的生命价值或者意义无关。我想，可以承认它们在现实中的必要性，但不用为此患得患失。真正反常的是人们已把资本主义制造的现实当成理所当然，默认在工作中出卖自己是正常的，想在工作中寻求自己的热情、价值甚至意义才是可笑的（首先是不可行的）。
最近，我的好朋友Sara来温哥华看望我和孩子。很神奇她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我俩的性格差异可大了。她是最靠谱的那一类人，学习、工作、婚姻、移民、买房、转行，可谓“零失误”，人生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堪称社会的基石。这背后是许多现代人的美德——勤奋、自律、负责、有自知之明，还有对社会契约的信任。
但最近她却辞职了。她说，周围人都觉得她和老公过得特别好，羡慕他们什么都有了。但她却很痛苦，两个人每天被工作掏空，回到家什么心思都没有，只能刷刷手机，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像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
“有天我上着上着班就哭起来，哭得很伤心，把他吓了一跳，第二天都不敢留我一个人在家里。”工作带来的痛苦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心理健康，但她觉得，现在经济不好，担心辞职后很难再找到工作，纠结了很久。
我知道“不工作”这个选项对她来说多么难接受，所以更能理解迈出这一步有多重要。她旅行了一个月学习一直梦想着的瑜伽，感觉又活了过来，但仍然有脱离轨道的焦虑——没有工作，生活像被抽走重心，不知道该干什么。她说：“我和你不一样，你是有calling的人，但我没有自己的目标。”
“可是，如果你不给自己留出空间，又怎么去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目标呢？”我说，“目标又不是现成的，是慢慢形成的，我也是游荡了很久才找到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在不同阶段还会有变化，需要推倒重来。”
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六年前最后一次回国时，我就看到国内的好友过着和她口中如出一辙的生活——夫妻俩都在大厂上班，频繁跳槽，无休无止地加班，挣很多钱，也掏空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半夜回家无不精疲力尽，她和老公瘫在沙发上各自玩手机，就别提有什么余地去生育了，两人倒也乐得当“铁钉”。
如今这个朋友已提前退休许久，经济上财富自由了，但因为大龄，经过不懈努力才生下小孩，如获至宝。这是我们作为经济上行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梦想兑现的承诺——以承受剥削换取财富、成功和幸福。
而这个承诺早已濒临破产，尤其是近十年来经济下行和严峻的就业环境，使得越来越多人面临两难境地：不工作就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但工作就要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而出卖自己。人们拼命劳作以获取收益，往往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一个徒劳活着的状态。
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上班比失业更痛苦？》，为当代“不求上进”的年轻人呼吁同情，指出他们已进入“反乌托邦”式现实——经济停滞和大裁员加剧了弥漫至校园的激烈竞争；人工智能筛选简历、面试将求职过程进一步非人化；职场的过度管理和无处不在的监控剥夺了员工的自主性；工时更长、工作量更大，报酬和福利却平平，也难以获得职业成长或培训机会。
文章写到，现在的美国年轻人自称是“被拒绝最多的一代”。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两位作者发现：“25岁以下职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其痛苦程度普遍与失业者相当——这一现象在过去几年才出现。绝望情绪的上升在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为显著。”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普遍不满、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善于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敌意的极右翼如何应运而生。我和Sara曾经都很关心美国政治，如今却都抱着一种鸵鸟心态回避关于川普的新闻，尤其是针对移民的暴力，那太令人难过了。
“自从成年后经济没有往上走过一天。”身处北美的年轻朋友Doge在和我聊政治时说到。我们曾经都是相信进步主义的理想的人，直到现在，我仍然认同人类对维护多元社会、扶持弱势群体的责任。但无论对左翼还是右翼，我们都深感失望。
“现在很多西人进步派，觉得只要tax the rich就完事了，好像通过政策的强制再分配就能解决社会问题，我觉得只不过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一种更温和体现。实际上更深层的社会的僵化，全球化以后资产的转移，AI的革命性影响……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这些。”
“各种简单粗暴的末端补救，关键是这样能吸引选票吧？”我回答。
她也很不屑一些左派起劲的“革命”情绪，“包括社会动荡的后果，很多人不会意识到即使他们对现状不满，他们目前尚且拥有的生活，是建立在社会的status quo稳定的基础上的。”
“确实，即便在中国也是。”我说，“当然我不认同极权，只是说站在更高的维度看，这条路很难，没有一蹴而就的解法。”
我想了想又说：“我认为当代人已经深陷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代困境里，看不到出路。所有人都感到委屈、挫败、被剥夺，政治上只能表现为各种身份各种立场的互相归咎与泄愤，但看穿之后都挺绝望的。”
我的另一位好友小西，常年在科技大厂和创业公司之间周旋，比起我这个社会边缘人士，她则是资本的参与者和近距离观察者。她和Sara一样都很努力、优秀，但同样在工作中倍受无意义感的折磨，好不容易将自我评价与这个体制的评价标准脱钩。她讲起圈子里的人如何画大饼、扯虎皮，靠“资本的游戏”大量套现，却并不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的时候，总是令我唏嘘。
我们喜欢调侃“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我相信当下的时代都是过去的人竭尽所能的最优解。正因如此，很难接受它总把话筒、聚光灯和舞台给到这样的人，却无法帮助更多人——哪怕付出一些可以承受的代价——去按照自己的心意，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要抽干这个社会的意义。虽然我无法“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但我清楚看到，繁荣的承诺破产后，增长的神话幻灭后，那些被它体制化的人身上也留下了一个个空洞。当人们无法愈合这个空洞，就只能继续回到它的游戏规则里寻找填充——至少这是熟悉的。
不再生育，也受不了任何深刻的意义
在生育后，我发现很多地方和我之前预想的不一样。总体来说，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痛苦和艰难。从怀孕、生产到迄今为止的育儿，我都是正面感受居多。我对朋友说，“可能是我前期心里准备比较充分，而且人到中年心理承受能力也上去了。”
我甚至觉得，比起社会的捶打，生育的痛苦“不算什么”。并不是程度的比较，而是其性质是不一样的——社会施加的痛苦是非人化的，但生育对主动拥抱它的人来说，是一种赋权（empowering）的体验。比如生产时，身体在极限状态中战斗，触目惊心地流血、打开到令人战栗的程度，但仍旧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让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育儿也是，之前听一些妈妈说“很琐碎”、“没有什么rewarding”，但我发现是有很多正反馈的，只是这种“rewarding”不在资本主义的评价标准里。无论国民生产总值或是你的工资条都无法反应一个孩子快速成长时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久久注视你、被你逗笑时的温暖感受。
但在这个全民不婚不育的时代，说出生育的积极体验似乎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意味着你“被PUA了”，或者是“有特权”——不一定否认这两种前提，但也不妨承认其视角，而且我认为，一个积极的视角从未如此重要。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生育危机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经济问题”。经济的发展鼓励女性出门工作搞事业、少生孩子；经济的停滞使得女性压力增大，也少生孩子。如今国家刺激生育的方法，也主要在经济支持上下功夫，动用各种补贴和福利政策，但收效甚微。
为了做生育的决策，我曾经积极爬取各种信息。有一篇《人们不生孩子的真正原因》的文章我一直收藏，它驳斥了“经济压力”的说法，提出“人们不生孩子还有另一个未被深入讨论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政策关系不大，而与人类深层次、但无法量化的需求息息相关。”
“这个需求就是意义感。”
作者表示，在聆听当代人对财务、气候变化、政治不稳定甚至战争的担忧时，察觉到了一个更广泛的不确定性——关于生命价值和存在的理由。人们无法找到生育孩子的意义。
曾经有宗教、传统文化、集体主义，让人们相信养育孩子是一项充满意义的活动。而现在旧框架已不再适用，再加上系统性的失败——“人们担心生孩子是否是件好事，或者是否是一种强加的选择。这个决定可能会剥夺一个人的个人成就，甚至从长远来看，会让世界变得更糟——例如，导致气候变化、人口过剩或性别规范倒退。成为父母可能看起来不像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而更像是跳下悬崖。”
政府能够做到基于数据的经济干预，却无法提供给人们的生活以意义感。更糟糕的是，当他们继续遵循“经济”的逻辑，人们就进一步被困在这个负反馈的系统里。如文章里提到，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一切，除了那些让生活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评论是：这篇文章说对了一半。生育率下降不是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什么困难，毕竟在物质条件和婴儿成活率远不及现在的时代，人们还是热衷生孩子的。另一半“真正原因”：人类需要确定的“意义感”才能生育，则只说到了皮毛。
我认为不生育就是一种“现代性”。现代化使得人类没有空间给更多后代了，这个“空间”既可以理解为环境资源的限制，也可以理解为个人空间的饱和甚至过载。现代化发展出了远比前现代复杂得多的制度、社会结构和设施，现代人的生活远比前人丰富多彩，也更眼花缭乱。一个人要导航这样复杂的环境，还要在一个高自由、高风险、快速迭代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里满足无尽的欲望，必然需要高水平的智识、自主性和完善的自我意识，这就要求ta不停地自我发展、自我优化。
但问题是，这样一个不停追求自我的人，是没有空间给别人的。生育的女性首先面临的矛盾，就是要她的自我发展为孩子的需求让路。尤其当孩子也被看作独立的个体，而非父母的延续。如果没有秉持一种超越利弊计算的信念，为什么我们要为“他者”作这样巨大的牺牲？
而缺乏“意义感”，只是这个极端追求发展的社会的一体两面罢了。当你想把一个孩子（或者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但无法被你的“自我”同化的东西）带进你的生命中，但你不停下、不妥协，不让出这个空间，那如何才能放置？
我们习惯了通过“消费”去无痛地占有，没有能力去进行比付钱更沉重的投入，也无法接受任何深刻的意义都会包含不确定性和痛苦。实际上，在一个无耻媚俗的商业文化中，“深刻”还会让人感到冒犯。
女性在生育上的两难困境，也是因为人类原始的身心“设置”已经无法适应这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了。女性要经历漫长的求学、立业和自我实现过程，像我一样，直到四十岁才算“成熟”，但生育的“最佳年龄”却依旧是二十多岁。在我进行辅助生殖的过程里，也见过很多三十出头的女性的身体指标已经在“不孕不育”的边缘——她们在今天的文化里不过是“小姑娘”而已。
我也察觉到，我们在公共领域里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关生育的大量焦虑，都来自一个深深内化了“优绩主义”的中产阶层。他们害怕阶层跌落、害怕社会失稳、对体制不满但是又依赖体制保护的特权，还尤其崇尚个体的能动性，指望通过努力学习、工作在体制内攀登阶梯、升级奖励。他们就像精密、高效的齿轮，把人生当成一场不断自我优化、自我提升的议程。而孩子的到来必定会对这个议程产生毁灭性冲击，这也是他们拼命“鸡娃”的原因——把孩子也当成一个优化项目。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如此论述：我们已从以“禁止、纪律”为核心的规训社会，转变为以“积极性、自由、自我实现”为外衣的绩效社会。现代人不再是被外部强制压迫，而是被“你可以”、“你应该变得更好”这种自我驱动的命令所奴役，成为既是主人又是奴隶的“自我剥削主体”。过度积极、无限优化的压力，导致抑郁、倦怠、注意力障碍等心理危机，使人失去沉思、无为、与他者相遇的能力；在看似自由的表象下，人其实被困在一种更深层、更柔性的暴力结构中。
“绩效社会”背后的逻辑是以资本主义为原教旨的新自由主义，它灌输给人一种肤浅却源源不断的动力，驱使我们不停运转下去，占据了我们探寻和创造为人之意义的空间。当意义已经丧失，而人已经被消耗殆尽，我们即便停下来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只能失落在更深的空虚里。
我们被从尽心营造的公共空间和共同体里反复驱逐
同时将我们推入虚无的，还有政治暴力留下的空洞。
我很喜欢一部巴西政治传记电影《I’m still here》（我仍在此），在电影院看得泪流满面。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在巴西军人独裁统治期间，异议人士鲁本斯被当局强迫失踪后，其妻子尤妮丝不懈寻找，并继续生活的故事。
剧中，鲁本斯与妻子尤妮丝，还有他们的五个孩子住在海滩附近一栋大房子里，出门几步就是风光旖旎的落日与潮汐，孩子们经常去海边玩耍，到了饭点就穿着湿漉漉的泳衣、踩着脚上的砂砾回家。在巴西政局动荡之际，军方闯进家门，将鲁本斯带走，从此不知所踪。尤妮丝公开质疑丈夫去向，结果她和女儿都遭到监禁和审问。获释之后，她不得不卖掉海边的大房子，举家搬去老家的公寓。
我印象最深的，是尤妮丝走在那个正在被搬空的昔日的家里时的场景，墙上常年挂着的家庭照片都已被取下，留下大片墙面上一个个相框的印痕，框中的空白意味着他们被夺走的生活和她内心的缺失。
辗转打听到丈夫已死后，她独自撑起家庭、抚养子女，并在四十多岁的高龄进入法学院求学，成为一名人权专家。直到25年后，巴西已经转型为民主国家，尤妮丝终于从当局手中收到了鲁本斯的死亡证明。
我对朋友说，这让我想起有类似经历的中国女性——所谓政治犯的妻子。如果中国能拍这样的主题，那将是更加复杂和有张力的故事。比起剧中女主那样作为好妻子、好妈妈，同舟共济地抵御暴政的侵袭，很多女性亦承受着父权家庭的偏见和剥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了“烈士”的丈夫陷入一种道德困境里，她们自身的遭遇便不再可见。
但这部电影所表现的政治暴力造成的，无法言说的深远创伤，仍唤起了我的共鸣——凭空消失的人、被撕裂的家庭、以及幸存者需要花费几十年去愈合的空白。尤妮丝的回应与其说是反抗，不如说是更具韧性的共存，就像片名所说：“我还在这里”。
回想我过去的公共参与，虽不像这些女性般剧烈，但何尝不是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波及。我们被从尽心营造的公共空间和共同体里，反复抹杀、驱逐出去。2018年中国MeToo运动伊始之际，曾经最大的民间女权媒体“女权之声”被全网封禁，我因为在微博上声援，也被连带封号。2019年我带着满腔热情回国做公共活动，还计划入职一家扶持社会创新的基金会，却因为国安的骚扰落荒而逃，很长一段时间都魂不守舍。2020年疫情凶猛时期，我在微信上组了一个500人的大群，为大家筛选、分享有关疫情的靠谱信息，包括外媒的文章。结果又被封了微信号，丢失了近十年的记录和回忆，很多朋友至今失联，它给我造成的断裂，就好像曾经有一个我已经死无葬身之地。
在这个体制内，人们唯一被允许实践的价值就是闷头赚钱，为稳定买单，一旦想要追求更大的价值——例如社会公义，惩罚便接踵而至，无情地取消你的位置。
而离开国内的体制后，进入的却是另一个“体制”。我曾经自诩为“世界主义者”——熟悉英语、拥有护照、留学海外，十分骄傲于自己游刃有余的跨国流动。开始移民后，却发现自己在全球体系中无比脆弱，不断被签证、身份和“外来劳动力”的定位所非人化。
这种双重幻灭感终于来到大结局。2025年川普第二次上台后不久，我工作两年多的媒体被断了资金，所有员工被陆续解雇。在苟延残喘了近一年后，机构终于难免关闭，登载着大量新闻作品的网站也随时可能消失。
最近我久违地打开网站，想要保存一些自己的文章和作品，却越看越伤感。每一个页面似乎都在提醒我，那些为遣词造句较真的时刻，绞尽脑汁的创意，细节里的心血和灵感依然还很鲜活，然而网上的造物是多容易灰飞烟灭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人生投入的使命一次次被洗白，我总是再次失去立足之地，即便它已是那么小，那么不起眼。
全球化的落幕，落在我们这一代为寻找自由而出走的中国知识青年身上的痛楚是如此具体可感——“世界主义”的梦想最终化为孤立：我漂浮在语言、文化与身份之间，无所凭依。既没有真正的国家，也没有真正的共同体。
但我并不是孤独的。承受着资本主义和政治暴力的双重剥夺，甚至被剥夺殆尽的人，一直就像幽灵般游荡在社会里，不被看见。往好处想，体制在收回红利、施以惩罚时，也打破了蒙蔽着我的特权的幻觉，让我有能力回以审视。
以“留白”对抗“空洞” ：一个逃逸、哀悼与重建的空间
我知道结构性的问题不能在个体身上寻求解法，但我仍然忍不住看向“人”，希望他们生还，捱到新天地，而非只能同流合污或者是以卵击石。
我想起，在一个以批判各种“体制”为长的女权社群里，我们也总是问自己“还能做什么”，焦虑于如何在受挫之后推出下一次行动，不断将创伤转化为动力。无论那动力是否有效用，好像紧紧抓住那动力就是我们免于绝望的救命稻草，否则我们就会被迫面对一个无力的自己。那个时期的我绝对没想到，“什么都不做”会是一条救赎之路。
疫情之后，我开始直视生命本质的虚无，所有动力都丧失了。我在那时写到：“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内心充满倦怠和疲惫，没有力气去做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不，也许我再也不认为它们重要了。”
我不再关注新闻、参与舆论，默默退回了自己失序的内心。我度过了相当惶恐的日子，惶恐于没有能动性、没有目标、没有归属、没有任何能定义自己的身份，像是脚下被抽走了地板，连脑子里都是空茫一片，思绪常常蔓延起来便无迹可寻。
社会教给我们的经验全都是相反的——如何拥有能动性、拥有目标、拥有归属和身份，但没有人告诉我人为何变成这样，仿佛所有人都在共谋着不惜一切代价地回避某个真相。我迫切地想解释自己的经历，从最基础开始——寻找语言来描述它，那些处于我认知之外的语言，我甚至不确定它们是否存在，或者是否能诞生。
如你所见，现在我正在用这样的语言写作，一次次整合那些被体制所打断、劫持、肢解的生命经验。我深入角落、搜集碎片，慢慢在过去的废墟上重建更深的地基。
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明白，我并非失去了意义，只是拒绝被赋予的意义；并非没有了动力，只是拒绝被灌输的动力。虚无不是创造的毒药，反而是创造的土壤。
至于那些被体制剥夺后所遗留的人性空洞，能够修复它的，正是我们的人生“留白”。
“留白”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美学概念，它不是单纯的“无”，而是以缺席来召唤存在、以缺失来完成整体、以“空”来承载意义的无限潜能。它不是被迫的消失，而是一种主动的隐退。
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认为，大部分人的人生动力来源于他们的“自我身份”——一个为适应社会而构建出的“我”的形象（他将此称为“人格面具”）。“我”渴望证明自己、被看见、被认同、被爱，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经历社会化的自然阶段。然而，当社会的期待与真实的自我不断产生冲突，后者被压抑的部分会累积在潜意识的“阴影”里，成为愤怒、抑郁、怨恨的来源。而当后者负担过大、能量消耗殆尽，人便会陷入空虚、迷失、意义感稀薄的境地。
这可能是终点，也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如荣格所说：“人不会通过想象光明的形象来获得启迪，而是通过让黑暗变得有意识。”转化的关键在于人是否看见了一个正在挣扎的真实自我（它与人性紧紧相连），并为它的觉醒保留空间——这便是我说的“留白”。
荣格提到，当你觉醒后，你内在的钟摆会从“自我驱动的奋斗”摆向“灵魂层面的静止”，这场摆动是神圣的，它是回复内在平衡的方式。你曾经的动力基于那个戴着“人格面具”的旧我，但现在它们已不再适用。这正是旧我感到惊慌失措的时候，因为它渴望方向、目标、身份、行动。
体制已经太擅长提供这些现成的答案。在这个依赖生产保持增长的经济，以及通过经济增长保持稳定的政治里，人不被允许停下来——求职者履历上的“断档”是重大缺陷，“躺平”被官方批评为懦弱和懒惰。于是你开始评判自己，要么走向自毁式的沦落，要么借由一些廉价的慰藉重振旗鼓，返回旧的框架里。
但我相信时代中的人还有第三条道路，不是被同化，不是被毁灭，而是生还。肉体和灵魂一道的，完整的生还。
为此，你需要的不是在已有的模式上做出调整，而是整个操作系统的升级重启，那不可能是光滑、快捷、直达的。
留白首先是一个逃逸的空间——它让你暂时躲开外界的评判和裹挟，不再响应无尽的“to-do list”。卸载社交媒体，练习面对无聊，让浮躁的注意力沉淀、凝聚。
留白也是一个哀悼的空间——为自己失去的，为所有被侮辱的、被损害的、被浪费的保留情感地位，见证它们存在的尊严，让尽情的哀悼把创伤转化为悲悯，而非怨恨。
留白最后会成为一个重建的空间——重建自我的主体性与边界，重新定义自己是谁、将怎样活着，并以此为标准对齐所有行动，让意义从每一天朴素的“自性生活”中自然显现。
写在最后：去成为那个生还的人
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重新参与公共。
不同的是我有了女儿。她的到来不是因为我否定了过去的自己，而是因为我把自己整合进了一个更大的存在里，也拥有了更包容的视角。当旧我被解构，孩子是这个打开的空间里迎来的第一件珍贵事物，从此以后，还有很多。
我想让她看到，为了活出真相值得和这个世界较量。
人类的时代也是在不断的重建中曲折前行的。加缪在题为《人类的危机》的演讲里说：“我们走了一条远路。但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的错误史，而不是真理史。也许真理就像幸福一样，是简单而没有历史的。”
遗憾的是，很多“看破红尘”的人选择了逃避。当流氓在现实中肆意妄为的时候，“聪明人”却早就超脱、避世了。我们只要能维持自洽，就能在这个世界不断被恐怖和暴力占领的时候，表现得无所谓，甚至还能自得其乐。
“如果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如果什么都没有意义，如果没有价值可以被确认，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因此，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希特勒既没错，也不是对的。……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胜者即正义。”加缪说到。
在北美数年，我目睹了身份政治的崛起和陨落，意识到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将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异类”的边缘人带入了主流视野，戳破了“自由”的承诺背后被固化的不平等权力，但终究未逃出党同伐异的人性弱点。与其将受害者的人生连同失败的运动一齐打回原形，是时候再次呼吁理性的回归了。而且当理性回归时，我期待它不再那么傲慢。
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但也不至于去崇拜拳头和钞票。不如面对面坐下来，承认自己的视角，也承认对方的，然后一起讨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想要如何有意义地活着？
当代女性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时期。我们既不要传统文化赋予母亲的那些抹消人性的神话，也不适应资本主义所主张的以男性欲望为范本的个体自由，夹缝中的道路正急待有人探索。
朋友们，莫为自己有特权获救而羞愧，去成为那个走了另一条路，并终于生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