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9898沉冤录——李明狱中报告之一(8)
十五、决定生死的裁决
面子最大的被判无期
8月25日下午3时半
到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生死判决。
我带着既恐惧又麻木的心情上了囚车。在车上,我与湛江市坡头区公安局长雷啸天连铐锁在一起,对面坐的还有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司令员汤镜新,有在湛江海关第一个带头退赃380万元后,继续上班后现又被抓回判刑的湛江海关科长湛日荣等等。
雷啸天:(在湛江看守所一起签庭审记录时已相识):李明,你知不知你判了多少年?
李明:不知(我确实不知道)
雷啸天:你真不知?中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意见判我8年,送给中纪委最后审批加判到判我10年。
李明:我不明白,你做公安警察的整天审讯人家,怎解也顶不住要讲野(东西或事)?
雷啸天:我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人的案,他们打死我都不会讲。
李明:你们不是经常教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雷啸天;那是教人的,是骗人的,曹秀康不是坦白从宽吗?[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判处死刑。报纸上刊登说由于曹秀康在法庭上态度不好,故其(原来的)自首不算数。]
汤镜新:我自首都不算,还说什么坦白?
李明:雷局长,(广东)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提审我时讲给我听,说你和魏志远(湛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长)送礼给叶振成,令我也讲送野(东西或钱财)给叶振成,你们是不是送礼给叶振成?
雷啸天:他们乱讲。
我们被押到了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时,见到好几辆囚车押人,接受审判的共有40多个人。
也许是人多势众,更主要的是这次案件和审判本身就儿戏,他们也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法庭的审判。
人们一点也不像在听刑事判决,在接受对自己性命的定夺, 而是像一群顽皮的小学生轮候参加老师的面试、接受老师的当堂打分一样。当然坐在旁听席上的众多家人(囚人的家人),也像往常子女考试时,他们在教室外或台下坐席等候一样(囚人家人他们也许会比听接受判决的囚人更紧张一些)。
可我望着他们(囚人们),我怎么也无法与他们共情无法和他们那样,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法庭的宣判。我没有像坡头区公安局长雷啸天那样提前得知我的判决结果,我内心还是想中纪委中央工作组说其他话会假,但讲判我死刑是不会假的。
不久,轮到我听宣判,两名法警就像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一左一右将我押入法庭。
我在被告席上站定,我静静地向前呆望,更感到这肃静的法庭是那么骇人。想到多少生命在此断送,想到我的名字马上也要从法官口中传出。我的生与死,就在法官抓在手的一张薄薄的白纸中。
全场气氛到了最紧张的程度,我忙把多种思想集中。我屏住了呼吸,就像我以前参加军事训练时,聚精会神屏住呼吸扣动步枪板机射击射出子弹那一刻一样。
威严的法官,并不像电视上看到的那样,长篇大论地宣读我的罪状,只是简短再简短压缩再压缩地读,好像生怕读出我累累的罪恶玷污了神圣的法庭。
但主要还是,法庭法官往常一天只宣判一个或两个犯人,今天仅半天便要宣判40多个犯人,就算加上挑灯夜战宣判,时间也紧之又紧。
一个法庭半天宣判40多个犯人。这史无前例的法庭宣判,法官也就史无前例地,简短再简短压缩再压缩地宣读判决书。
法官越往下读,我的心也越往下紧。我不是不在意我的罪状,而是我更紧张我的结局,就如看电视剧时,我希望电视剧开播前插播的广告尽快结束一样。
当我听到法官宣读到“被告人李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时,我紧张得如心脏飞出胸膛。
听到法官宣判判决我无期徒刑后,我内心虽不似千斤重担落地,也不面露喜色,但内心也算平静了下来。
高高在上的威严的法官、法官头上庄严的国徽、我身处的神圣法庭。他们不判我死刑。在我内心想来,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仁慈和搭救。
这不是因为我冷血,不是我无情无义,不是我不懂不会感恩。
只因为,我用自己的皮肉、筋骨和心灵体验过中纪委“锻造”罪行的全过程,他们所做所为之残酷和黑暗程度,不亚于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官员因我不肯按指示作供,不肯帮助他们整死叶振成吴文庆吴伯康庞茂等人,便无中生有出案件下令判我死刑杀人灭口。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和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员,心里清清楚楚我的走私案情是人为捏造的,仍起诉判决我犯走私罪判我死刑。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郝建民潘锦毅等官员,无法无天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肆意妄为地从湛江海关拿来别人进口纸张的报关单证(起诉的23船纸都是别人的货物),栽赃到我身上起诉我走私犯罪,然后用死刑来威胁逼迫我在法庭上认罪。我在法庭上顶住未认罪,他们仍然用栽赃到我身上的别人进口纸张的报关单证,判我走私判我无期(死刑)。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审明知道我无罪,不敢抗令批复改判我无罪,只是将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我直至近20年后看到广东省高级法院内审批复文件,才知道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当时是指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我死刑的,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审批复不同意判我死刑)。这是后话。
鲁迅先生说“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把我无罪打成有罪打造成死罪,再不判我死刑而判我无期徒刑,然后告诉我:若不是我们手下留情,你连命都没有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我没有感恩的根源,也就不存在法官、国徽、法庭等,特别是不存在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给我仁慈和恩典。
因此,这也就是我听到不判决我死刑,我不喜形于色的原因所在。
我由死刑变无期徒刑。这样说来,我也算是走了一趟“鬼门关”或说去了“地狱”再从“地狱”爬了回来。
我手抓判决书走出法庭时,我的内心便又沉重了起来。我知道判我死刑,是立刻死。而判我无期徒刑,则是慢慢死。
也就是看守所监狱中的囚人所说的短痛和长痛,死刑是短痛,无期徒刑则是长痛。
听完宣判拿到一纸决定个人命运的判决书后,犯人们(有法院的判决后囚人也就变成犯人)又出法庭外聚在一起,等候被押送回湛江看守所。
有人问走出法庭的人判多少年?被问者答说被判了10年。
众人笑曰:你这么大的官才判10年,你不是很没面子?
有人问罗鸿基:罗主任,判了多少年?
罗鸿基答曰:判1年,缓刑1年。
众人笑曰:这里是你的官最大,而判的刑最轻,判小儿科刑期,你很没面子哟,你起码都判无期才像样。(罗鸿基是湛江市政府秘书长兼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是副厅级官员。大约2005年之前,公职人员判缓刑可保留公职,罗鸿基后以一般干部的身份回单位上班。这是后话。)
李明:这么说来,这里数我的面子最大,我被判无期徒刑!
我在听判决前与湛江海关调顺办事处主任兰穗同一副手铐锁连在一起(我来法庭路上与雷啸天锁同一副手铐,到法庭候判时与兰穗锁同一副手铐,从法庭出来和上车回看守所与罗鸿基同锁同一副手铐。),旁边的押人武警与兰穗他打招呼,我好奇地问兰穗他为何与武警这么熟,兰穗打开了话匣子。
兰穗:他们4个武警对我都很好,在市委大院偷杨桃果也分给我吃。
李明:听讲(湛江市委小招待所)市委小招很可怕,打人打得好惨,武警不打你吗?
兰穗:这次打人的不是武警,反而武警同情我们,觉得我们这班干部被打得很凄惨,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人在打我们,打时都把武警赶开,不让武警在现场看着他们打人。
李明:罗主任(罗鸿基是湛江市政府秘书长兼湛江经济开发区主任,副厅级官员),你怎解也赶这个热闹?
罗鸿基:他们抓我是为了陈同庆,这次凡是与陈同庆较亲近或这次换届升职较快的人几乎都关起来(湛江市人民政府1998年6月换届选举),关押我的时候,中央工作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想生还是想死。若想生就将送钱给陈同庆的事讲清楚,讲了马上让你回去。你不讲,湛江市有一千几百个干部,我们逐个逐个抓,你不讲,他们会讲。
中央工作组的人指着房内的一张床对我说,这张床原来是孙树均睡的床(孙树均是湛江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我的邻村同乡),他讲了送钱给陈同庆的事,他已经回家,你若不讲,你就回不了家,你就是找死。我们也用对付陈同庆的方法来搞你,将你(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手下都关起来,发动他们揭发你和讲送钱给你的事。不用多,每个人讲送几千元给你,你就够判死刑。我就不相信你这个主任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问你想生想死,你说谁不怕?你说你讲不讲送钱给陈 同庆?你敢不敢不按他们的指示要求去讲?
李明:讲了,有没有放你?
罗鸿基:放了。但他们现在又变卦,又抓我们回来判刑。湛江海关原来排队退钱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又抓回来判刑。现在又讲原来作供送钱给陈同庆,只是送10万元以下的才不追究法律责任。
我还算好些,现在还算我属于有自首情节。孙树均的大佬(哥)在湛江市检察院(工作),知道常规办案的罪行认定,孙树均单方面讲送钱给陈同庆,陈同庆不承认收到他的钱不算数不算行贿,孙树均出去后于是反了口供,于是更加激恼中纪委,按平时是反了口供是没罪的,但这次不是按常规不按法律办案,所以最后中纪委又抓孙树均回来并重判他。
李明:听讲有很多人作供送钱给陈同庆?
罗鸿基:很多,后来若不是上头觉得一下子抓太多人,抓太多干部判刑,影响党的形象,怕人家说共产党的干部原来都是这样,才叫不要再扩大抓人了,要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坐牢。(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描述明王朝刑事诉讼的“瓜蔓抄”。即是,逮捕行动像瓜藤须蔓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随意攀附,辗转牵引,如统治者不主动停止,甚至能网罗到全天下的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张“法网”,这就是至黑的明王朝统治。这是后话。)
你想国家培养一个干部容易吗?一下子就搞掉一百几十个,是不是他们都有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事都是犯法都应该判刑呢?
李明:他们抓人越多,案件搞得越大,成绩也就越大,怎么会下令不抓这么多人,怎么会怕影响呢?
罗鸿基:影响,国内外都怕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嘛。这次我们东海岛的3个人都倒霉,叶振成、吴文庆、我。是啦,吴文庆是因什么事被抓的?(叶振成、吴文庆是东海岛人,罗鸿基刚由湛江东海试验区管委会主任升湛江市政府秘书长兼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故罗鸿基自称自己是东海岛人。)。
李明:可能是因为批示担保我借钱的事吧。他们硬打逼我几个月,要我说送钱给叶振成吴文庆,要我检举揭发立功,我不肯。
罗鸿基:怪不得,中纪委领导、省检察院都讲,就是你李明态度最差最顽固,湛江抓这么多人,官大的大把,人家一抓就讲,就你李明几个月不肯讲,不肯帮中央工作组。
我接受完判决从法庭出来等候囚车和上囚车回湛江看守所,都是与罗鸿基一人一边手铐环连铐在一起。
回湛江看守所的囚车上,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司令员汤镜新、湛江港务局调度室杨主任等人在发牢骚。
汤镜新司令大发牢骚说:我在被抓之前已退了14万元,应属于自首,现在全都不算自首。28万元全判是受贿罪,不计自首情节。有自首不算,我就是受贿28万元,也不应该判无期徒刑这么重。
李明:(我与汤镜新开玩笑说),汤司令,李勇讲叫我在香港代他送3万港元给你还不算进去呢,省检察院的人审问我时,我说你不认识我,我否认了代李勇送3万港元给你,我若说是,你可能判得更重。
汤镜新说:李勇是发疯了乱说话。
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法庭宣判才结束,我们被押回湛江看守所已近夜里十点钟。
法院一张薄薄的白纸,便决定和葬送了我的整个人生,便决定和葬送了我的整个家庭。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浮想联篇。
古希拉哲学家苏格拉底对于被判死刑不是说吗“我至今不后悔我刚才的辩护方式、一个人不逃避死亡,但必须逃避不义。我将由于你们的判决而被处死,但他们(指墨勒回等原告)却因为邪恶和道德败坏而被真理宣判死刑,这个结果很公正。”
今天,难道我会因不按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的指示陷害叶振成获重判而后悔吗?难道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不会因为肆意抓捕残害干部和百姓而被真理宣判死刑吗?
从今想到古,从中想到外。意大利作家薄加丘的《十日谈》中的《爱米利亚的故事》中讲到,一个家产丰厚的人多喝了几盅酒,随口向众人讲了一句,他正在喝这种美酒,连耶稣都可以喝得。
谁想这话传到了那个裁判官的耳朵里(裁判官是一个道貌岸然,不但管人信不信主,还管别人荷包里有没有钱。)他打听到那人又有田产,又有金银,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以严重的罪名把他逮捕了。
他把那人叫到面前,驳斥道“照你所说,那么基督就是一大酒徒,跟你们这班酒鬼一起混在酒店里品评酒好坏了?如果这样依法办理起来,那就少不得把你活活烧死在刑柱上了!”那个好人给他吓坏了,连忙托人出来通了关节,甘心献上了一块黄澄澄的“脂膏”。
果然灵验,那裁判官既然开了恩,替他换了一个十字架。金银到手后,他把那人拘留几天放掉,吩咐他必须早晨去教堂弥撒。
我被判罪除了逼我指死叶振成吴文庆外,我是否还因为有金钱的拖累呢?我不是明摆着在金叶印刷公司,湛江日报社有巨款(卖纸张货款),还有他们预先强行拿到手中的我的公文包中的九万港元两千美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不判我的罪且不判我重罪,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没收这一大笔钱,也难出师有名,难遮世人耳朵和目光。
牺牲我一个人,可换来几百万元,不管怎么说都是要这样做,都是大赚的。
因为,在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领导官员眼中,钱是值钱的,命是不值钱的。何况,不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领导官员的命,而是李明等地方小吏草民的命。
使法律、公正、光明、真理人格化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广东省检察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来是这样除恶杀人的。法律、公正、光明和真理不过如此,至高无上强大无比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并不诋毁法律,并不诋毁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但我颂扬“包青天”。
感激党的培养也不抱怨党送我入狱
8月26日
我最初的理想是读大学跳出农村农门做城里人当一名国家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后来的理想。
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可以得进步,可为国家和社会多出力,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现在我才摇头晃脑起来,我如果不入党,不跟随叶振成当工作联络员或秘书,我虽然也要听党的话,但我不需要这样听,不需要这样执行党的指示,不需要这样白白地随叶振成被捕坐牢。
当然,我不会因此怪牢头狱霸吼我欺侮我。我现在也变成与牢头狱霸他们一样,我甚至还下贱过他们。
一个人或尊贵或下贱,固然有自身的操守和行为,但很多在于我们党(共产党)的一句话,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如仅次于毛泽东贵重共产党中央第二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一夜间将其变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全党全国人民画漫画丑化批斗了几十年(漫画画的是一只大手钳掐住比大手小10倍的刘少奇)。我们党太英明太强大太伟大了,党把我从一个农村小坭孩培养成令同龄人羡慕,叫乡亲们尊敬的一个有级别或上了级别的领导。
我理解党的苦衷,(《圣经》)约伯不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只希望上帝赐福而抱怨上帝降祸呢?”。党对我的培养,党给我的幸福,我感激不尽念念不忘。党今天安排我入狱,我也毫不怨言;党为了政治需要为了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大局而冤屈我,我也毫不怨言;甚至党要我献出生命我也不应抱怨。
基督主宰人间上帝降祸给你不用商量不需理由。主宰中国的共产党要我入狱难道需要原因和理由吗?
在党需要时顷刻间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随便将我从人变成狗,随意剥夺了我的自由和生命。
在中纪委中央工作组眼里,我的生命和自由是不值钱的,但对于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则太珍贵了。“如果自由对买者是可以估价的话,对于卖者却是无可估价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党将我押送入监狱,把我踩成比犯人权利还少还下贱的囚徒,尤如清乾隆皇帝“前天在船上,见国舅高恒整顿盐务的折子,还欣赏朱批‘条理清晰,不负朕望,有此勋戚,国之魂宝’不到二十四小时,轻轻一张诏纸,高恒已身在不测之中,宦海浮沉,如此令人惊心。”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来,可是现在有人却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
我怪罪叶振成吗?我跟随叶振成工作,这是中共湛江市委的决定和安排,是党的革命工作革命事业的需要。因此,我和叶振成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革命同志关系,非常非常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国家干部,我是在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当然,我领的也是国家的工资。我不是为叶振成个人工作,更不是叶振成私人出钱雇佣我。我不是叶振成的亲人家丁,连学生门生都不是。也因此,我身上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不是叶振成引起的,都不应该怪罪叶振成的。
对于调到湛江市政府工作我并不后悔,当叶振成的工作秘书也不后悔。对于曾当过叶振成的工作秘书而被捕,我有点后悔,但我并不因此怪罪叶振成。因为我想当初叶振成并没有带我进监狱的主观故意。我唯一责怪和怨恨的是叶振成不信任我,他在各种场合当面影射我无能或能力不强而下我的脸面,在不同场合骂我“反骨”。
我恨吴文庆、吴伯康、庞茂,他们在我孤立无援时,不但不帮助我不顾我的生死安危,连正常的资金货款都不还给我。他们还卡我的经济命脉、卡我脖子、对我落井下石。
但人的天性毕竟是自私的。面对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如电影镜头中那样,满大街的警笛尖叫声,头戴钢盔的武警和公安撞东家搜西家,哭丧脸的大小官员鱼贯被推上警车,谁不瑟瑟发抖!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和巨大的灾难,谁有能力阻挡呢?面对混乱恐慌暴风骤雨式人人自危的场面,谁人不寻求自保呢?谁还敢还会对我伸出援手呢?
人又是卑鄙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肯定会把责任推给别人,还会诬告陷害他人。中央领导和广东省检察院领导不是一直在劝我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祸临头各自飞。”吗?
我现在也正在按中央领导所指示的去做,被迫去诋毁自己去诬陷叶振成吴文庆他们以期得到宽恕。我也都如此了,又有何资格去怪罪怨恨吴文庆、吴伯康、庞茂他们,在我孤立无援的危急关头卡我的经济命脉、卡我脖子、对我落井下石呢?(当然像湛江市外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唐明,没有任何内外压力下主动去诬陷我们,唐明他就是连骨子骨髓都坏透坏到顶了腐臭透。)。
我甚至也不怪罪李勇,他毕竟是为了保命才陷害我。况且李勇也是按中央工作组的指示而作供编供陷害我。
我甚至还原谅中纪委的领导和广东省检察院的领导,因为中央级领导和省级领导毕竟都是不平凡的人,他们有非法拘捕人,有违反国家法律之特权的上等人。
就如俄国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对权力的描写那样“伊万.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毕竟中央级领导和省级领导抓我打我甚至杀我,都是因为叶振成不肯“认罪”,都是为了治罪叶振成杀叶振成乃至达到办出一个轰动全国全世界案件的目的,都是为了立功取得辉煌成就。而我这个小“臣”又不听“君”言,不帮助“君”杀叶振成等众“臣”,这才大大地激怒中纪委的领导(是我不听君言才遭杀身,故我不应怪中纪委的领导)。
还有,如果不判我有罪不判我无期不判我死刑(原定判死刑),无罪释放我出去。中纪委的领导和广东省检察院的领导他们白干几个月不说,我出来后向外讲述我的受审过程,向外讲述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审讯我的血腥手段,向法庭否认叶振成吴文庆的“罪行”,那中纪委的领导和广东省检察院的领导怎么收场?整个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怎么收场?
大家知道,我只在法庭上说“我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我想自杀不少于十次。”。我只在法庭上否认叶振成的“受贿”和“走私”罪行。便气得中纪委的领导和广东省检察院的领导像“生虾”那样乍乍跳(广东话)。
判我杀我一个人,可保证整个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顺利收官胜利结束,可保证整个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伟大成果这一大局。
我也不怪罪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毕竟牺牲我一个人,可以保住法官大人自己的乌纱帽。况且法官若为了维护法律而不按中央工作组指示判决(绝对没有机会也绝对不可能),法官的下场应也很惨很惨。
台湾著名作家拍杨在《中国人史纲》指出,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司法系统方面的普通法庭,另一个是军法系统方面的诏狱法庭。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这是一个很令人无语的说法。柏杨指出,在这个系统中,审判者的唯一任务就是秉承上级头目的旨意,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份判决书,任何人不论职务、级别再高,只要陷进去,就不可能自保。司马迁就是受到诏狱法庭的审判。
柏杨记述的另一个有名的案例就是功高盖世、官至宰相的周亚夫,他儿子购买纸制刀枪,准备老父去世时作冥器用,却被人告发私藏兵器,准备发动叛乱。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皇帝想要办他,法官执法不是追寻真相,而是以最高命令为准为他罗织罪名,因而周亚夫的所有解释都毫无用处。
柏杨认为,“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法律好坏不在“法条”本身,而在怎样执行“诉讼法”;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于如何确定犯罪。因此,中国历史上才会冤狱遍地、酷吏横行。这是后话。
我陷入的就是中纪委的“诏狱”。你说我在审讯时和法庭上否认辩解有用吗?我能逃脱判罪判刑吗?(同样道理,我今天的申诉有用吗?)。
在湛江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正义有什么用呢?湛江的法官又怎么能坚持正义,怎么能抵挡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呢?
总而然之,所有人都得听“圣旨”都在听命于中央。即所有执法者都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圈定,抓人捕人判罪杀人(据说未抓捕人行动前,已内定要判杀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等10人左右的头。)。所有的被捕者都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安排,入狱判罪赴死祭旗的。
我怪罪敬爱的党和亲爱的祖国吗?这似乎是一个虚无空洞没有具体对象的怪罪。况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后也仅二十年,“文革”的土壤和遗产还在。我们党和政府中很多人深受“文革”的教育,包括我自己在内某一瞬间脑袋还闪过抓叶振成是不可避免地株连到我的想法,闪过抓叶振成就应将所有亲近叶振成的人都要统统关起来的念头。中纪委的领导和广东省检察院的领导有权这样做,就如他们有权任意解释法律,有权任意违反和践踏法律一样。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中纪委领导就是皇上,我们或全国人民都是其子臣。中纪委领导有权力任抓任捕任杀我们。
我只能怪罪我自己,我后悔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当了国家干部,否则我将无机会靠近叶振成吴文庆他们,我将不会卷入湛江这场“9898”恐惧的政治旋涡政治风暴,我将不用执行至少不用百分之百执行党中央工作组的指示陷害别人。
我后悔我是中国人,我甚至后悔我来到这个世界,否则我将不会有罪,我将不会违背良心和违背自己一贯的做人原则,不会被迫陷害任何人。
我谁都不怨恨,曹操“愿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负我。”。我则“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但现在我已无法做到“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我已违反我的初衷和做人的准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最大的遗憾。
8月27日
今天下午,新入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少年脸白腼腆,身瘦长腰稍躬,明显是一个长成男子汉前夕的典型模样。
少年来自于湛江市赤坎区新坡村,新坡村之前长期属于麻章区委区公所(公社),而我在麻章区公所(公社)工作时又常下乡到新坡村,故我与新坡村存有渊源。
监仓内的大佬见到少年犹如见到自己与此少年般大小的儿子,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关照手下不要“动”(打)少年。
少年入监仓不久,潮汕籍犯人张贞连问少年几句后便大打出手。我再三劝张贞连住手,也叫少年向叔叔张贞连求饶,但张贞连并不停手。
因为张贞连是“皇帝”(一审判死刑),有较高的“权力”,张贞连在监仓内已呆了三年多。
事后,张贞连对我说“我从来没打过人,不知今天心里特别烦燥,老是想打人,故刚才才听不进你的劝阻,才不停手。”
我见过茂名看守所肥子和广州黄华看守所区永才,两人临刑临死前的反常行为,我内心断定张贞连的二审肯定是维持原判的死刑。
2000年初,我从报纸上看到,法院以张贞连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而判死刑,即日执行枪决。
将无辜的我判罪入狱是在徇私枉法。
8月28日
过去,假如我听到警察乱抓人,检察官编假罪证栽赃陷害人,法官徇私枉法判人入罪这一类的话,我肯定摇头否认,认为这是诋毁政法官员是无稽之谈。
可是,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这一连串我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今天竞成为事实,这一切过去我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的事,今天都变成了真正的事实。
中纪委和省检察院的官员,他们虽然是党、国家和法律的执行和监督者,虽然是国家法律的保护人,保护法律不受滥用和践踏,保护公民不受非法侵害。
但他们个人的政绩荣誉升迁使他们抛弃了一切,成了最残暴的糟踏法律残酷残害公民的人。
尤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然而,这位执政官的辩才却迷惑了大家。他们本人虽是罗马人,可他爱自己的光荣更甚于爱自己的祖国。他追求的与其说是保卫国家的最合法又最妥当的办法,倒不如说要使自己享受有这一件事的全部荣誉的办法。于是他就很公正地被当做罗马的解放者而受到尊敬。”
今日,中纪委和省检察院指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无辜的我判罪入狱,这是在徇私枉法。
人们往往只知道贪赃枉法,而不问徇私枉法。或者只痛恨贪赃枉法者,谅解甚至封赏徇私枉法者。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贪赃枉法指执法人员为了私利,故意歪曲和破坏法律;徇私枉法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审理案件时,为了私利或某种企图,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出不公正的裁决。
通俗来讲,徇私枉法就是为了邀功升官前程或报私仇而冤枉无辜的人。
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报复报仇的社会,一直强调教育的都是疾恶如仇,几乎没有保护更无博爱之说。
当今社会一意追求的又是不放过坏人,人们潜意识中“宁愿错杀一百,不错放一个。”社会盛行的也是不放过坏人者立功受赏升职,冤枉他人者最多批评了事。也就是官方所讲的重打击轻保护。甚至堂而堂皇地说“战火肯定会殃及无辜”,也就是说殃及无辜,这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然的。
殊不知,外国人的理念是“宁放错一千,不错杀一个。”他们对此的说法是,错放了一个,只是错放了一个坏人,而冤枉了一个无辜,既冤枉了一个人,又放了一个坏人,哪一个危害更大呢?
贪赃枉法放掉坏人者该绳之于法,徇私枉法为了政绩立功升迁而冤屈无辜者,对他们难道就不闻不问吗?
林峰悔恨经不住李峰律师再三劝告在法庭上认“罪”
8月30日
与我同在湛江市第一看守所第1监仓,又同请一个律师李峰的林峰,在家人和律师李峰的力劝下放弃了已写好的上诉状不上诉(李峰是湛江市第二律师事务所所长律师)。
日前,李峰律师带来林峰父亲的亲笔信(林峰父亲是科级官员,是湛江市霞山区革命老区录塘村外出的老革命离休干部)。林峰父亲在信中详述了要林峰不上诉的理由后,还怕林峰不听父亲和律师李峰的劝阻,最后威胁林峰若坚持上诉,他便与林峰断绝父子关系(林峰父亲好象从中纪委内部得到林峰若上诉则判死刑的机密信息似的)。
虽然林峰听从律师李峰和其父亲的力劝(加威胁),但林峰却大悔特悔,说他在法庭上就不应该承认自己曾到(湛江)霞海海关办理过担保提货手续。
林峰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到过霞海码头海关,更没办理过什么进出口单证,他自己在广东省看守所受尽了半年多的审讯殴打磨难,都顶住不被屈打成招,想不到最后在开庭前,经不住律师李峰的再三“劝告”,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到霞海码头霞海海关办理过货物担保提货手续。
林峰说:李峰律师当时对他讲“霞海海关码头虽没有证据证明那批钢材是你办的担保提货手续,但这次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是政治案件,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你承认了再说。况且办理担保提货手续是正常合法的业务,起诉检控不了你走私,你就认了吧。”(世界上哪有认下“犯罪”行为后,再辩护说此“犯罪”行为不是犯罪的道理)。
林峰又说“我当时也想自己花金钱请的律师,没有理由不听律师的话呀?想不到我在法庭上按李峰律师要求一认,中央工作组却大作文章,用别人的口供和证据(即证明别人犯罪的口供和证据)来证明我犯罪。”
我听到林峰此言,又回想起林峰他第一次开庭(我开庭在前林峰开庭在后)回来时,竞然责怪我说“李明,你讲李峰律师不行?他今天在法庭上辩护得很精彩,气得公诉人无话可说差点砸水杯!”。想到这里,我的内心不禁觉得好气、好笑,又对林峰产生几分同情甚至怜悯。
我又想李峰律师既然要在法庭上为林峰作无罪辩护(广东司法厅禁止律师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为何开庭前又劝林峰承认会引起中央工作组指证林峰犯罪的唯一证据或指控,即去过霞海港口码头办理过担保提货手续呢?
再有,我与林峰同请一个律师即李峰律师,为何李峰律师能为林峰作无罪辩护,而不能为我作无罪辩护(真实情况是司法厅禁止所有律师对所有被告人作无罪辩护,李峰在法庭上为林峰作的根本就不是无罪辩护,因为林峰已被他诱骗认了“罪”了,还有什么无罪辩护?李峰律师只不过是与检察官合伙演戏罢了。)。
2017年,澳大利亚有一位专替黑帮打官司的女律师,在黑圈内大名鼎鼎。当地州法院无意间发现,这位女律师竞然是警方的“金手指”,而且已经潜伏了12年。她通过搜集自己当事人的犯罪证据,帮助警方破获了多起曾让警方挠头的大案。然而,州法院不仅没有给这位女律师开表彰大会,反而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后判她入狱,甚至还公开她的姓名。法院的判词这样说“律师的职业操守中保密是重要的一条,而该律师成为(警方)线人后,共将22位客户送进了监狱”,“她的告密行为破坏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是严重破坏法治的行为。”这是后话。
广东人口头禅说“警察靠得住,猪乸都上树!”。还有“律师靠得住,猪乸都上树!”,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律师如此,至少我家人花钱为我请的律师赖文李峰和林峰家人请的律师李峰,确实如此。
在林峰案件中(或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大多数具体案件中),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检察院、法院、辩护人(律师)和被告人(林峰),都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判林峰入狱。
世上没有后悔药,林峰有后悔我有后悔众人都有后悔。谁在湛江这次“9898”大灾难大风暴中没有后悔个一二呢?又有谁的人生或一生没留有后悔和遗憾呢?
林峰的话又使我想起了去年即1998年12月1日第一次入黄华看守所时,二楼死刑牢房里那个戴固定脚镣的犯人(后知是死刑犯)冲着我说“你现在肯定很后悔吧!”的话。
是的。要是我知道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会是如此面目!要是我知道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会抓我当人质逼迫我自己诬陷自己捅死叶振成吴文庆等人!要是我知道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会对我使用如此血腥的手段!要是我知道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坚强!要是我知道我将被判死刑遭杀人灭口(后知道起初或开始是判我死刑的)!我决不会从香港到澳门去!我决不会自投罗网自取灭亡!
这次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件也向我们揭示和证明了,当一个中国人,其财产、自由和生命是随时都会被剥夺的。
不过,我还是暗自庆幸在法庭上没有无罪认罪,庆幸自己顶住自己家人花钱请的两个律师赖文李峰,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供、诱供和逼供,还有顶住自己家人受骗写给李峰律师带来的劝我无罪认罪的亲笔信。要不然我肯定被判死刑,不用等到来年我坟头上的杂草便葱绿了。
过后,我细想我的庆幸有点不够厚道,但是我的灵魂一直是干净的,我对林峰被律师李峰骗供诱供而获罪入狱,绝对没有半点幸灾乐祸。
9月1日下午
湛江市公安局两名公安警察,在驻湛江看守所检察院检察官的陪同下进入第1号监仓巡视。
年纪较大的一位公安警察问新入监仓的赤坎区新坡村十七岁少年张仔,犯什么罪进来?
张仔答:不知道。
公安又问:你签拘留证时没有看拘留证里写的是什么罪名吗?
张仔答:不给看。
张仔刚答完,麻章区籍囚人苏芳则抢话说“我签逮捕证都不知道定我什么罪啦!”
公安望了一下苏芳,显得尴尬,不再问话。公安和检察官都离开第1号监仓后。
苏芳气愤地说“刚才进来的是(湛江)市公安局四科的科长黎X华,就是他按压低我的头打我,逼我签逮捕证,不给我看逮捕证定我什么罪名。”
郑九章说:他们公安作假最多啦。霞山区公安局刑警队的郑春强专门帮人看赌场,在赌场与赌徒争执时,郑春强亮出公安的身份,对方不相信或不买账,反驳郑春强是公安又怎么样,双方因此对打起来,对方在混乱中捅了郑春强一刀,郑春强不治身亡。
但后来报纸都登郑春强是烈士。说郑春强是在送客回来的途中,听到有吵架声而上前制止,并表明身份,仍被歹徒刀杀。
囚人中有人又说(当年我与湛江公安打交道多,也清楚该案内情),1998年位于赤坎区南桥边的湛江市委党校门口那里(清晨时),市交警英雄麦梦溪被杀,公安找不到凶手线索,便一下子抓了几十人,采取打逼的手段审问,有30多人承认杀了麦梦溪。有的人承认用刀捅,有的人承认用枪杀,有的人说是用棍打死,有的人说是用拳打死。
公安追问用刀杀的人,刀丢哪去了?有的说刀丢入赤坎水库,有的说刀丢进南桥河,说法不一而尽。
郝建民和潘锦毅1998年12月26日和中纪委大领导1999年3月3日审讯我时,都对我说“我们外面街上随便抓一个进来都不会抓错,因为我们抓了你,就会想办法整你的材料,把所有的东西入你的数。”
苏联肃反负责人内务部长(克格勃头目)贝利亚有一句名言“你给我任何一个人,我都可以给他一个合适的罪名。”。1946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接见完劳动模范后,突然发现他最钟爱的烟斗不见了,这个用上等海泡石雕诼的烟斗,不仅是领袖的心爱之物,更被视为权力的象征,愤怒的斯大林立即召来贝利亚令其彻查此事。戏剧性的一幕在次日清晨出现了,当斯大林翻开《真理报》时,那支失踪的烟斗正安静地躺在报纸下面,他立即致电贝利亚取消调查。然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回答却令人窒息“太迟了,领袖同志”,“昨晚已经有13个家伙承认偷了您的烟斗。”
中国和苏联,相同的司法制度,就会用相同的方法或模式办案,就会出现相同的历史重演。
被迫放弃上诉
9月2日上午
因内心的冤屈难受,我又改变了不上诉的想法,我已写好了上诉状。
我家人的委托律师李峰做我的思想工作(湛江市第二律师事务所所长律师李峰),大力劝阻我不要上诉。李峰律师说“你现在不能上诉了,你现在上诉若将市外贸集团告上去,有什么用呢(其实上诉不用将市外贸集团告上去)?
李峰律师说,我同你两个人都姓李,我肯定帮自己的兄弟(律师劝阻囚犯不上诉,竟用与囚犯套近乎,竟用与囚犯拉兄弟情的方式。),我有什么理由害你呢?我以前整天与XXX人到你弟开的饭店吃饭(我知李峰律师讲假话),与你家人都熟(我知李峰律师讲假话),肯定为你好。你再上诉,(本来)中纪委和法院有人想杀你,有人要留你命。你若上诉,可能要你死的人真的杀了你。”
我想了一下,若以无罪上诉应没有用,因定罪是中纪委定的,即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我无罪,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敢也无力改变中纪委的有罪决定。其实在中国,可说没有哪个机构哪个人敢翻中纪委办理决定的案件。
我若将我为市外贸集团驻港万利威公司,供楼的70多万元银行付款凭证交上去上诉。广东省高级法院可能会不得不改判我是单位犯罪(变成走私犯罪收入和所得归单位),刑法规定单位犯走私罪责任人最高判15年。
我若被改判为单位犯罪15年有期徒刑,黄昌炎是市外贸集团和香港万利威两个公司单位的头头,黄昌炎负有领导责任也要判刑(我家人的委托律师赖文说,单位走私对黄昌炎只会判罚金,不会判黄昌炎的刑。显然,赖文律师是在欺骗我,以此减轻我的负罪感而要我将黄昌炎拖入牢狱。),市外贸集团各副总经理(同时也是香港万利威公司股东或董事)至少也要受党纪政纪处分。
现在黄昌炎已出狱回家了,黄昌炎不用坐牢,我不用死,目前来说不是最坏的结果。
还有若再上诉,可能又会被他们重复逼我整死别人。第二是上诉根本就没有用,我弟弟已给我传来消息,我的案件一审判决前已上报广东省高级法院审批了(后来证实“广东省高级法院已内审审批了”这一消息是准确无误的)。第三是我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四是上诉可能再触怒中纪委的领导又再次下令判我死刑。
再有,1996年3月,市外贸集团公司党委会的决定是,李明我承包市外贸集团驻香港万利威公司条件是,李明赚钱还香港万利威公司买楼欠香港银行的贷款(我为市外贸集团公司还款给香港银行),李明每月向香港银行还款2万多元,三年共还了70多万元。中央工作组也从市外贸集团公司拿到了这一党委会的决定的会议记录,和总经理黄昌炎,副总经理唐明梁旺副书记梁超如是说的证词。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否定我承包市外贸集团驻香港万利威公司,那么我为市外贸集团公司还款给香港银行的70多万元,和我直接上交给市外贸集团公司的5万元(黄昌炎作供说这5万元,是我承包香港万利威公司的承包金),就应是我“走私犯罪”所得归了单位,就应判单位走私判我15年以下有期徒刑。
既否定我承包市外贸集团公司驻香港万利威公司,又否定我是“单位走私”,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矛盾的“本是二者选一,却二者都不选”的逻辑。这分明是屈我,一定整死判死我。故上诉还有什么作用。
最关键一点,我若不是承包香港万利威公司,中纪委中央工作组虽然没有拿到香港万利威公司一丁点材料资料,但他们从我公文包中拿到我香港万利威公司的银行储蓄本。他们也拿到麻章外贸公司的全部账册。这两家公司按他们说有一千多万元的现金,都是我个人经手流进流出。那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不是可判我贪污罪,杀我十几次头?
难道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对我仁慈,不以贪污一千多万元而杀我的头。不,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杀叶振成。因为判我贪污罪只是杀我,与叶振成无关。只有判我走私罪,是叶振成授意我走私,才能捆上拖死叶振成杀叶振成的头。
我看到我的起诉书和判决书,我感觉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文书。我看了头脑神经错乱,我想检察官法官也与我一样头脑神经错乱,才作出这样的起诉和判决。
古语云“当死时不苟生,当生时不轻生。”先活下来再说。
活下来,总有一天会有说话的机会。想到这里,我才违心地听从李峰律师的劝告,放弃了上诉。
可李峰律师又从其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要我写上保证不上诉。在旁的李峰律师的助手插话说10天上诉期到了不上诉就是了放弃上诉了,还要写什么书面保证不上诉?
但李峰律师坚持要我写,我也没有时间多想照写保证不上诉。李峰律师一抓到我写的不上诉保证书,脸上掠过一道喜色后迅速地将保证书放入公文包,犹如怕我反悔抢收回不上诉保证书似的。
事后,我想李峰律师的助手讲的对(李峰助手不知李峰的意图),李峰律师的做法怪怪的。我再想,我家人花钱请李峰赖文两律师是代理一审法庭辩护的,一审自7月14日开庭后律师代理便结束了,两律师为何如此热心,为何还在不收钱为我做额外的工作?我难以理解。
由于我在法庭上公开讲,叶振成并不知道我做什么生意,更没有参与我的生意,叶振成也没有交待李勇为我报关少报关(我也否认了李勇邓伟强两人的所有口供)。相隔近一年后的2000年6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叶振成时,被迫以经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排除了走私罪,中纪委中央工作杀叶振成的既定目的不得逞。这是后话。
也是在看守所现场,李峰也当场当着我的面向其助手口述,湛江港务局许广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前文即本书249页至251页已详述许广被打逼供。这里不再重述。)
9月2日
湛江市看守所。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福与一女检察官问我有什么财产(陈福是起诉我的主控检察官)。
我同湛江市检察机关打交道多年,与不少检察官彼此较熟,所以对立情绪比较少些,敌意更谈不上。
最关键的是我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不违法不犯法。所以也就放松了警惕,对他们抱有几分信任,甚至好感,以为他们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在帮助我。这个我在后来才知道是要命的。
看守所中的社会上的流浪人士江湖行走人,他们一直以来甚至与生俱来,都将警察、检察官、法官视为天敌树为敌人,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克星,认为是他们送自己进监狱或刑场或坟墓的。
所以,警察、检察官、法官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不相信(警察、检察官、法官他们本应是诚实道德水准高的人群),他们不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骗人的。总之,他们认定警察、检察官、法官都是要他们命的。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相信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话,他们始终认定警察、检察官、法官的每句话都是假的。
他们的口头禅是“警察靠得住,猪乸都上树”。他们只相信“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流浪江湖混迹社会上的人,其心理上比有知识人士、比受党教育多年的人特别是有一官半职的人士,强九万八千倍。
母亲的田七鸡汤
9月4日下午3时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被判刑人员确认不上诉后,湛江看守所准许了他们会见亲人。
我弟弟带着我的父母来看望我。我母亲一见我便迫不及待地将手上的“田七鸡汤”往铁栏小洞递(湛江人普通百姓普遍知道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打人逼供,而田七鸡汤可治伤。)。
我母亲并不流泪,显然这是我弟弟们对母亲作了很多很多“工作”了,而我母亲也想到了自己的流泪,会使囹圄中的儿子更伤心更痛苦。
我对满脸忧愁的父亲说“以前,我叫你与我与全家人外出喝个茶吃个饭,你总是以浪费钱为由而拒绝,你这次差点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的儿子我差点被砍头)。”,我父亲听罢更加忧愁地摇了摇头。
我朴实的母亲,你可曾知道,纵使田七鸡汤泡满您慈母的泪水,也只能医治您儿的外创,您儿心灵的创伤是什么药都医治不好。犹如《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样,母亲给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心比身重要,心伤比身伤难医。
我端着母亲的田七鸡汤,三十年前的一幕幕像电影画面一样出现在我面前。童年时,每当我跌伤或与别的小孩打架打伤,我母亲总是用田七磨酒给我喝来去疗伤(买不起鸡,用碗盛点白米酒,再手抓田七在碗中磨)。
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少妇的妈妈变成了头眼双花的母亲,仍要给儿子我煮治伤的田七鸡汤,这是老天爷有意折磨我的老母亲,还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在刻意捉弄我的老母亲。
我坐牢十八年后回到农村的破家。我弟弟才敢告诉我,我坐牢十八年里,我母亲随住在我弟弟,位于湛江市赤坎区湛广公路旁的虹都大厦的家中,她常常站或坐在阳台上,久久地呆望着广州方向呆望她儿子被关监牢的方向。这是后话。
相见谢昌钙
9月4日下午4时左右
我在会见室会见我家人时,湛江海关的关员谢昌钙也在会见亲人,他家人准备了一大袋行李给他带去监狱,我见状便帮他扛行旅。于是,我们进行了交谈。
李明:你是哪个单位?
谢昌钙:(湛江)海关。
李明:你叫什么名?
谢昌钙:谢昌钙。
李明:你就是谢昌钙,听讲你被整得很惨!
谢昌钙:(被)给(中央工作组)他们脱净衣服,只穿一条裤衩,不给被子盖身,开冷气冷冻了3个多月,逼我讲150万元是谁送的,我不肯承认受贿,他们也抓了我老婆。
李明:你怎顶得住,又是冬天,冷不能睡。
谢昌钙:(中央工作组)他们不给睡,也冷得无法睡,如果不顶被逼认了,不就死了。
李明:现判多少年?
谢昌钙:以财产来源不明罪判我5年(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罚是判5年有期徒刑)。
谢昌钙告诉我说,他被判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都生效了,且马上被押送去监狱了,但中纪委还是不放过他老婆(谢昌钙的老婆因谢昌钙的株连被抓),还关着他老婆不放出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神速
9月7日
9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刑事判决公布,离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9月6日生效日(9月4日是星期六),仅仅相隔一天。
我们党和政府从来就没有这么高的办事速度和效率。人们所说这次“9898”特大走私案的上诉案件不需送广东省高级法院,不需走省高级法院审理这一程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已预先将二审判决书印好了(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只需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报上诉人名单即可)。
回想前几天的事情,更加使人坚信不疑。也就是1999年8月25日晚,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40多个犯人宣布一审判决。
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湛江看守所的警察便到各个监仓询问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40多个犯人是否上诉,若上诉则报名登记。
8月28日,湛江看守所的警察第二次到各个监仓追问是否上诉,若上诉则报名登记。
8月30日,湛江看守所的警察第三次到各个监仓追问是否上诉,若上诉则报名登记。
应是等不及了。9月1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派法官到湛江看守所,亲自追问各个监仓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40多个犯人,逼迫犯人们立即答复是否上诉。
湛江看守所监仓内的犯人纷纷议论,说从来没见过法院的法官和看守所的警察,催问追问犯人要求犯人答复是否上诉的怪事。因为上诉不上诉,法律不是有明文规定和判决书中不也载明,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期为十天吗?,被判者十天内不上诉就是自己放弃上诉了嘛,还用法院的法官和看守所的警察催问追问吗?
同样,也从来没见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这么快。你看湛江看守所第1监仓的王学军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过三年多才下二审判决,湛江看守所很多犯人上诉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是等两年多都没有答复。
我想我的亲友劝我不要上诉时说,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一审判决前,案件已送去广东省高级法院批示过了才下达一审判决。现在上诉根本一点用都没有,上诉是枉然的话是真的。
今天,宣布的十几个人的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都无一例外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人民法院的判决和上诉,就如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总统》中那样“……指控卡纳莱斯和卡瓦哈尔犯有叛乱、暴乱和卖国的起诉,14人同声异口地起誓作证,就是这两个人杀了阿塞.帕拉莱斯.松连特上校,卡拉哈尔惊讶之至,这简直是一出“滑稽之戏。”。“我要上诉!”。
“别作梦了!”军法官没好气地说“这里没有什么上诉,定了罪就立即执行!”
押解的囚车上
9月10日
9月10日,押解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案犯去各监狱的囚车上。湛日荣(湛江海关霞海办科长),我于8月25日到湛江中级法院听判决时,与其同一囚车,我在车上认出他并核对了他是我读小学时的校友,他父母是湛江湖光镇堵海大堤处湛江盐场的干部职工,他在湛江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现在,湛日荣被押送去肇庆市怀集县的广东省怀集监狱。
李明:(我问湛日荣)你第一个带头退钱(湛江海关的人都跟着他排队退钱),(中纪委)不是说不追究你,让你上班了吗?怎么现在又抓你回来判你的刑?
湛日荣:当时,湛江海关排队退钱的人,放了后又抓回来了10多个人重新判刑。原来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动员我们退钱时,是讲过都不追究,我们可以继续上班。当时中纪委中央工作也确实让我们继续在上班,现在才又讲只有一些受贿几万元的人才不追究法律责任,其他的人都一律抓回来重新判刑。
李明:看你现在的神情好象很后悔,是不是?
湛日荣:不作答。
李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纪委让你们退了钱之后照样上班这一“铁”的事实又摆在湛江人民面前,所以谁也不会怀疑这一事实。你第一个带头响应中纪委号令退钱,在中纪委来说,你立了头功特别是立了大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促使整个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件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展开。你个人是立了头功,但对于坐牢或湛江海关那些人来说,恐怕有人会埋怨你。
湛日荣:我相信的也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骗也是中央工作组骗人,又不是我在骗他们,埋怨我有什么用。
雷啸天:如果中纪委不是念他立了大功,他退了380万元,受贿近10万元,才判他(湛日荣)9年。(湛日荣退的380万元都算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罪)
李明:你湛江海关的徐闻佬(人)谢昌钙很惨,被脱干净衣服,不给被子盖,开冷气一直冷了几个月。谢昌钙他两夫妻都被抓起来坐牢,他现在判了刑了,他老婆还未放出去。
湛日荣:谢昌钙这个人是傻子,本来中央工作组抓的主要是(湛江海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他是一般干部,他当时也已外跑(逃)了,谁知他过几天又回来,这样中央工作组肯定怀疑他,才抓他。
(谢昌钙)他这个人本身看起来就是有点傻癫样,平时又没人注意他,又没有人揭发他,如果他不跑,(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不会抓他。
李明:你看谢昌钙他外表是傻傻乎乎样的,但最坚强的还是他,冷冻了他几个月,他都不肯承认这100多万元是别人送的,最后中央工作组也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他5年。
湛日荣:他若顶不住,承认受贿150多万元,肯定死硬(死定)。(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承认受贿112万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汤镜新:我一定要申诉到底,中纪委讲话都没有口齿(讲话不算数), 专门骗人,动员人家(我们)退钱,等人家(我们)退了钱自首后,又说自首不算数。
雷啸天:到监狱里面后,我如果还能有一部手提电话,还可以继续与外面联系,指挥外面的人跑做点生意,免得白白浪费这10年。……这次送我到肇庆怀集监狱好些,原来我就要求不要送我到阳江监狱,阳江监狱的犯人很多都是经我手抓捕判刑的,我到阳江监狱会很麻烦。我现在落难了,说不定到阳江监狱会给那些犯人打死。
党风引导民风,民风带动社风。一些官僚在台上喊廉政,台下猛收钱,可谓“贼喊捉贼”。讲假话、做假事、办假案、造假货、卖假品、假男人、假处女等等之风,充斥着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在湛江海关和湛江港务局抓人,是按工作岗位和级别抓。抓湛江市委市政府的官员,是按岗位、与陈同庆叶振成的亲密度和升官速度来抓。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骗海关政府等机构官员,说退了钱就没事就可以继续上班,最后或结果又抓他们回来判刑坐牢。
中秋节晚上
9月24日
1999年9月10日,我(李明)与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副司令员何胜洲、湛江三星公司郑健、海警第三支队汤镜新司令、海警第三支队参谋长吴海辉、湛江公安局坡头区分局局长雷啸天、湛江海关调顺办事处主任兰穗、湛江海关霞海办科长湛日荣等10多人坐同一部囚车分别到阳江监狱、高明监狱、四会监狱、怀集监狱。
我(李明)、兰穗、何胜洲、郑健4人被押送到四会监狱。
我们4人同在入监队进行入监教育四个多月。四会监狱入监队平时对我们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几个人都盯得很紧,但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晚(9月24日),我们4人还是在入监队操场短聚了一次。
李明:兰穗,你关在(湛江)市委小招待所,你又是海关的,湛江海关有一个科长在市委小招待所跳楼,你知道是谁吗?
兰穗:(面带忧伤,心有余悸)就是我。
李明:你怎解要跳楼?
兰穗:开始,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抓我们去(湛江)市委小招待所,是讲办学习班,让我们自己提高认识,自己主动交代问题。我们交代不了后,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便开始打我们,不分昼夜地打,我受不了打便跳楼,想一死了之。
李明:怎解跳不死?
兰穗:在二楼不够高度跳不死,但给中央工作组拖回来之后,打昏死了 两天两夜。第三天醒来时,全身在痛,中央工作组和看守武警都问我知不知自己做了什么,我答什么都想不起来。其实,我忆起来是因我跳楼更加激怒他们打我把我打昏死过去的,但我不敢再提跳楼之事,免得他们给我定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更加痛打和折磨我的,中央工作组会以我的态度恶劣,以死对抗而从重治我判我的刑,甚至打死我。
李明:武警有没有帮手打你?
兰穗:没有,我醒来时,(武警)他们还很同情关切我。
李明:他们以什么罪名抓你?
兰穗:没什么罪名抓人。他们说是集中办学习班,把湛江海关业务部门副科级以上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都关押到市委小招待所,海关有的要害部门的一般干部也抓,然后隔离殴打折磨,打到你神魂颠倒、受不了承认受贿或其他罪名后,才叫政(司)法部门介入。只要打到你承认,签了字,不管真假,你都无法洗脱了。(注:《法制日报》讨论刑讯逼供有功论,法院判决问结果,不问过程。则只要有口供,不管口供怎么来的,而且逼出口供的办案人员还会有奖。)
李明:你不签不行?
兰穗:打你一个多两个月,你那个时候感到死了还好,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谁还能顶得住不签字?!
何胜洲:不到你不讲不承认,他们都不讲法律。办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初期,中纪委一个处长坐我的军舰巡视我们海警第三支队的布防和缉私工作时。中纪委这位处长在军舰上讲,中国什么法律不法律的,我们讲的就是法律,我们中纪委代表的就是法律。因为他们已至高无上,中意怎讲就怎讲。
本来我们(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3个人(司令员汤镜新、副司令员何胜洲、参谋长吴海辉)都是案发前将钱退回海警财务处,应当属于自首,但中纪委不讲信用不讲法律,打横来讲,讲我们退钱不算自首,说在我们退钱之前,他们已掌握了我们的受贿情况。中纪委根本就是蛮不讲理,极度耍无赖。
我们退钱之后;中央工作组才根据我们口供去问李勇、张猗。李勇承认是送过钱,但记不起在哪送,送多少钱了。张猗也讲是找过海警第三支队办过事,送钱的事记不清,后判决时说以我们交代的为准(我自己说自己坦白交代杀人也算吗?)。我们不讲,不退钱,中央工作组怎么讲得到已掌握了我们的受贿情况?动员人家(我们)自首,等人家(我们)自首了,他们又打横讲不算自首,激(气)到汤镜新“咋咋”跳。
李明:汤司令(汤镜新)讲他还要申诉,我想都没什么用了,中央办案怎申诉?从报纸上看到啦,说曹秀康(湛江海关关长)因在法庭上态度不好,他的自首不算数。
何胜洲:汤(镜新)司令带头退钱(即带我们退钱),判无期徒刑就算了,还申什么诉?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原来想处死他,汤镜新自己也都讲,林桂枝(林春华)口供讲送了300万元给他,林桂枝(林春华)死时想拉汤镜新垫底,汤镜新死都不肯承认收到林桂枝(林春华)300万元,汤镜新若承认收到林桂枝(林春华)300万元了还不是被枪毙掉了。
李明:是啦,你们海警(第三支队)的吴海辉参谋长收70万元,海警的汤镜新司令员收28万元,海警副司令员的你收12万元,而官权最大的是汤镜新司令员,第二是你的副司令员,最小官的是吴海辉参谋长。官职低权力小的吴海辉参谋长收钱最多,中央工作组肯定不信和气愤,肯定要重判你汤镜新司令,你们的自首肯定就不算了,要是算你们的自首,怎么判得到汤镜新司令员无期徒刑(按法律规定收贿28万元不够判无期徒刑)。是啦,你们很迟才被抓吗?
何胜洲:(今年)4月份才抓关我们,在这之前,我们还派我们的兵到(湛江)市委小招待所看守关押的那些人,我们还陪中央工作组视察我们的布防(海上布防)。
本来,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也说过不关押我们。后广东省边防局(武警广东边防总队)也向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提要求,让广东省边防局对我们作内部处理,但中央工作组不同意。
李明:怪不得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侦察处的一位副处长5月中旬(见前文261页,即5月18日)才找我,审问我有没有在香港代李勇送三万元给汤(镜新)司令员。
假共产党员抓真共产党员坐牢
因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金院长、郝建民、潘锦毅,以已抓了我两个弟弟和用杀我相要胁,逼迫我按他们的指示编口供构陷叶振成、吴文庆、吴伯康、庞茂等人。
骗我写信劝我两个弟弟坦白交代问题以获取从宽处理,导致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找我两个弟弟问话,(令我两个弟弟坦白交代自己做过的违法问题,我两个弟弟说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因此,差一点也害到我两个弟弟、吴伯康、庞茂等入狱。
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吴文庆副市长蒙冤入狱(吴文庆副市长应是怕借钱支持我走私而被判死刑,才被迫承认收到我送的钱)。
我直至四个月后的6月17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锦毅,带着我家人委托的律师赖文李峰,一齐来提审我时我才知道我弟弟李X没被抓。又到7月1日,我才获知我另一个弟弟李X等几兄弟和我父亲没被抓,我老婆也没有死,中纪委他们骗我使我白白忍受近一年的难以言表的痛苦。
中纪委主抓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常委祁培文,频频接受各大电视台报纸杂志专访,公开大谈他主抓侦办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时大胆创新的“先抓后审”的丰功伟绩。广东省协抓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公安厅长陈绍基、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湛江市公安局长吴华立,原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也被各大报纸刊登他们侦办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功勋,他们四人也因为在侦办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立功而升官。
可不多久,陈绍基王华元双双被以受贿罪判死缓,黄松有被以受贿罪判无期徒刑,吴华立被以受贿罪判有期徒刑12年。这是后话。
因此,湛江市一些因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蒙冤入狱的前官员调侃说“(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吴华立这些)假共产党员抓真共产党员坐牢”。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金院长、郝建民、潘锦毅等人,利用各种下三滥的手段构编罪名陷害无辜者入狱,其心极其黑暗歹毒,他们造的孽足可使其断子绝孙。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他们本判我死刑杀人灭口,以使其罪恶永远掩盖,不料我不但没死,而且还可站出来说话和揭穿他们的罪恶。
死亡游戏已告一段落
湛江“9998”特大走私案的整个死亡游戏已告一段落,我由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名处级干部(算是领导干部吧)、湛江市最有培养前途的10名青年干部之一,变成了一名法院判决法律确定下的囚徒罪犯。
中央工作组明确地跟我讲,抓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叶振成。
我于1998年12月1日拘留时,罪名是“受贿罪”。
1999年2月1日逮捕时,罪名是“挪用公款罪”(不给逮捕证给我看罪名,打我逼我签字)。
1999年7月2日起诉我的罪名是“走私普通货物罪”。
我于1998年12月1日从澳门被抓,12月1日晚关黄华路广州第一看守所。
12月2日至6日关在湛江市第一看守所。
12月6日至次年3月9日关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
1999年3月9日至4月1日关在广州安全局看守所。
1999年4月1日至6月30日关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黄华看守所)。
1999年6月30日至9月10日关在湛江市第一看守所。
由于我自1998年12月1日至1999年3月1日不肯按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指示作供,3月2日至3月3日又按工作组指示作供,3月5日以后又几乎不按中央工作组指示作供;又由于叶振成一直“不肯认罪”,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于是几乎将所有压力都往我身上压。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他们在我的身上使用了种种法西斯手段---辱骂殴打、心理折磨、撕破旧伤口、多人轮轰、以已抓了我两个弟弟还将抓我所有弟弟和我父亲相威胁、以我老婆已死相骗、以恐吓(以杀头、捐器官、屌屁眼等相威胁恐唬。)、以频频变换关押看守所(我被辗转颠簸得头昏脑胀,身心俱裂)、用经济制裁、还用骗喝“矿泉水”和诱吃“水蜜桃”等等。
我回想这一长长的这一串串的噩梦,我至今仍心惊胆跳,仍心有余悸。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唯有各国为非作歹的人才会妨碍公民得到自由。”。随意剥夺我李明的自由的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你说他们会好于为非作歹之人吗?
我虽然倒下去了,枉拖了吴文庆等人,但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仍然未达到预期目的和目标---打倒和消灭叶振成。
我的死亡游戏已告一段落。虽然不少人同情我的无辜和遭遇,但也会有一些人的脑海中仍相信,中央纪委不会平白无故地抓我判我(死刑)。
1935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第一号理论家布哈林,在其同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斯大林下令抓捕关押时(1935年被捕,1936年被判死刑枪决),就是这样说的“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紧接着,布哈林也被斯大林下令关押判死刑枪决。(1988年,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三人,同获平反恢复名誉。)
也许我是罪有应得
死亡游戏暂告一段,我也总算能静了下来。
不少人特别是佛教徒相信因果报应,相信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惩罚都不是平白无辜的。
虽然我今天的牢狱之灾不是今天有罪(走私)罪有应得的结果,但是如果把我的一生从头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总会找出今天遭受打击的我所犯下的罪行。
1983年秋,我参加湛江市郊政府驻麻章区公所大塘乡计划生育工作队。我们半夜偷偷摸入大塘乡沙沟尾村,我们将各家各户的大门用铁线缠绑住,然后逐家逐户捉拿计划生育对象上车连夜拉走。这一搞闹得全村鸡飞狗跳,男女老少不得安宁。我虽不是计划生育工作队长,但我从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为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又捉拿大塘村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人婆去做针结扎手术。在我的提议下,我们还将收来的农户的超生费,就地买猪瘦肉猪肝粉肠煮粥美美地吃。我们还半夜突入农户家,将一个躲在后床板底下已怀孕近8个多月的孕妇捉去医院引产。
1992年夏,我作为湛江市政府驻廉江市石角镇计划生育工作队员。有一天,石角镇一位党委副书记带着我们驱车下村,我们从一男女户主都外逃的农户家捉住猪搬上货车时,留在家的两个女孩哭哭啼啼地试图抢下猪。其中有一个女孩大哭着跑向货车时,只见石角镇那一位党委副书记双手将小女孩的右手向后一掰,右脚一脚将女孩踩踏于地下动弹不得。我虽没有动手,但我还是参与了行动。
还有,我为了生一个儿子,我老婆配合我被“迫”几次堕胎,流产怀孕的女胎儿。
这就是我这一生犯的罪,是我这次牢狱之灾的因。因此,我这次受到的惩罚,并不是平白无辜的。我是自食其果,我是罪有应得的。
十六、铁窗伴终生
1999年9月10日,一大早,湛江市第一看守所第1号监仓的铁门便“嘭嘭”大响,警察不停急促地拍打铁门叫我拾行旅上路。
“上路”,这是一个可怕和惊人的字眼。警察若仅仅是叫“上路”那就是赴刑场上“黄泉路”,警察加叫了拾行旅三个字,那就是上劳改场上监狱“脱胎换骨”之路。
尽管我的无期徒刑判决已生效几天,监仓内的难友已叮嘱了又叮嘱我“出了监仓铁门不要再回头望”,但我在简单收拾行囊时,监仓内的难友还是再三地嘱咐我,一定要记住“出了铁门,那怕是警察在身后叫你,你也不要再掉头回望。”
是自己不守规矩才被抓才进了监狱,还是因为自己运气不好才进监狱。我监仓内的难友八九不离十都说,社会上的人普遍都不守规矩,或用政府制定的现行的“规矩”来衡量,大多数人的言行都不合“规矩”,监仓内的人大都是因运气不好才被抓被判刑的。
我现在走出湛江市看守所监仓铁门“不回头看”,就可以避免走霉运,避免重新或再次回来坐牢。
我提着行囊走出监仓铁门,用眼睛余光偷射左右监仓,已有多人也象我一样提着行囊走出关押自己的监仓。
我按看守警察的指令向北走通过第一道警岗,来到看守所审讯室前的空旷地处集合。几个警察搜查了我们的身体和行囊后,给我们每两个人戴上一副脚镣,我与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的前副支队长(也叫副司令员)何胜洲同锁戴一副脚镣(一人锁戴一边脚镣环)。
我们在枷锁的阻碍下艰难地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中巴汽车,中巴汽车也像押送我们上法庭时的小巴汽车那样,窗户全焊架有防逃的不锈纲圆管。
中巴汽车内坐有近20人,有到阳江监狱、高明监狱,番禺监狱、四会监狱,怀集监狱的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难友。但其中湛江市第一看守所所长王福成和看守所一名警察,两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还有一名开车的警察司机等,这5人倒不是我们的难友。
中巴汽车缓慢驶出看守所大铁门,顿时便人声鼎沸热闹了起来,死寂般的看守所与热闹非凡的社会,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如可怕的阴界与令人留恋的阳界,仅仅是由薄如纸的阴阳界隔开一样。
我稍抬臀伸长腰往车窗外看,但见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难友家属围上前,他们哭着喊着自己禁锢在车上的亲人。车上的难友循着熟悉的喊着自己名字的声音,紧张地挤向汽车两侧的玻璃窗户,一说照顾好老人孩子,一嘱要保重好自己身体,有多个难友还抹了眼睛,“哭声喊声叮嘱声,声声刺心”。
中巴汽车虽缓行但并不停下,众多难友亲属哭生哭死地围随着汽车小跑。我从汽车玻璃反射中看到,他们争先恐后互相挤兑,摔倒的又迅速爬起,落后的又赶紧跑前,他们有如哭送一辆载着其亲人尸体的灵柩车。
我前一天见我的家人和朋友时已说好不来送别,我眼扫着汽车左右的人群,便默不作声遵照囚人囚友的叮嘱两眼直盯前方不回头。
可我并不平静,我的内心五味陈杂,惆怅不止。
我这趟出门,并不象货车司机开车满载货物出门鼓着腰包回家那样,高高兴兴地出门去,平平安安地回家来。
我9月9日晚上得到消息,第二天即10日要去的是广东省四会监狱,而不是广东省阳江监狱。我原来预想的准备赴难场所的改变,我的情绪非常沉重。异地受审,他乡坐牢。前者已使我剩下半条命,后者可能将剥去我余下的半条命。
我之所以不能与湛江看守所中的其他普通犯人一样,到就近或一贯收押湛江犯人的阳江监狱坐牢,全因我是“朝廷钦犯”。抓我、判我全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操纵,判决后的去向仍是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决定。不难看出,我将来的命运仍在中纪委掌握和钦定中。
这是我受刑后第二次离开故乡,第一次离开又回来(第一次被从湛江押到茂名、押到广州,再押回湛江),这次离开,不知能否再归?
我久久地掉头望着越来越模糊的故乡(湛江市赤坎区城区)。
不回头看湛江看守所,以免重蹈监狱,这是囚人我内心的忌讳。我掉头久望故乡,以求再归故里,这是赤子我内心的企盼。
中巴汽车驶离湛江市区往东开上广湛公路后,车内难友的情绪也渐渐平静下来。湛江看守所所长王福成也许出于押送的安全,主动调动大家的情绪聊起轻松的话题。
中巴汽车上的人有如久别重逢的朋友,十分亲切地交谈过去几个月或近一年的经历。他们绝大多数在被抓前都相识相熟,有的或是战友或是同事或是朋友,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的前副支队长(或前副司令员)何胜洲与前参谋长吴海辉是搭挡是战友,看守所所长王福成与被抓的前坡头区公安局局长雷啸天是警察同事。
雷啸天,三十多岁,人高大威猛武功高强,其曾是广东省全省公安系统武术散打比赛冠军。几个月前,中央工作组抓雷啸天进湛江海滨宾馆审讯时,雷啸天看形势不妙硬冲出重重包围,最后围赶出十多名武警才追上制服住雷啸天。
因此,湛江武警支队两名武警(因追捕雷啸天)荣获立功奖励,其中一名武警荣获一等功,另一名武警荣获二等功,这是后话。
雷啸天也在车上说,我们湛江“9898”特大走私案的人,有罪无罪,由中纪委中央工作组决定,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参与意见提初步量刑意见,上报由中纪委中央工作组最后拍板决定判什么刑。
雷啸天说“他早就知道法院对他初步量刑是8年,最后中纪委也批复加判到10年有期徒刑,但有的人中纪委批复的刑期比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长要重很多。”
雷啸天说“判我10年有期徒刑太重了。”
雷啸天判10年、湛江海关调顺办事处主任兰穗判11年、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的前副支队长(副司令员)何胜洲判11年、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的前参谋长吴海辉判无期徒刑、从事汽车走私的郑健判15年(郑健是陈励生的手下)。他们也都在埋怨判刑太重了。
我不是被判走私被判无期徒刑吗?可一整车有走私汽车的老板,有代理报关的老板,有把控货物进出口关的海关领导和关员,有海上辑私的边防海警副支队长和参谋长,有陆上打私抓私的公安局长。我连一个都没见过(指入狱前),更谈不上曾与他们打过交道。
我插不进他们的话题,我被法院判走私却入不了走私圈,走私行内或圈内并没有人认识我这个重大几乎判死刑的走私犯(湛江中级人民法院按中纪委工作组指示判我死刑,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部审批不同意判我死刑。我现在有广东省高级法院的内审批文在手,这是后话。)。
中巴汽车上,唯独我一个人没有熟人。我内心倍感孤立、摧残和打击。我这个走私犯当得窝囊透顶了。
湛江看守所所长王福成看到我不说话,便挪到我身边坐下。王福成为将我“激活”便主动找话题,王福成说他第一次找叶振成申请拨款,因说话不慎得罪了叶振成,被叶振成当场批了一顿,但叶振成并不记仇,他不但亲自来看守所检查工作,还拨了不少钱给看守所改造监仓设施,我们今天坐的这部中巴车也是叶振成批钱买的。
我确实跟叶振成两次去湛江看守所检查工作,但都有(湛江)市公安局的领导陪同,众人进到看守所检查工作后,我又是远远地尾随,因此对王福成所长没有留下什么或太多印象。
叶振成积极支持湛江看守所的建设,但他落难后并不关进湛江看守所。
叶振成的行为不算是自己建监狱(看守所)关自己的“可耻”行为。
而我却跟踪叶振成的批示,最后尽快落实钱款早日拨到看守所。而且,我在这次关入湛江第一看守所时,还一直后悔当年为何不再积极一点,游说叶振成和市财政局多批拨点钱给湛江看守所,使看守所建设得更好一些让我今天坐牢舒服一些。
我的行为无疑是“木匠戴枷”,无疑是自己建监狱(看守所)关押自己的“可耻”行为。
王福成说,叶振成虽然“骂”过他,叶振成虽然今天也坐了牢,但他还是说叶振成水平确实高,能力确实超人。
我并没有附和王福成称赞叶振成,因为叶振成水平和能力有目共睹,不需要他人称赞,但叶振成落难无权无势无自由后,仍得到对叶振成不友好的在职官员王福成的公开称赞,确实极少见。
众人仍侃侃而谈,我仍默默无声。我被判走私罪被判无期徒刑,我怎么走私?我赚了很多钱了吗?我内心自问自答,默默不语。
他们侃侃而谈,海警第三支队吴海辉参谋长也判无期,他不但笑的出口,还偶尔笑的灿烂,是他们赚很多钱值得坐牢?还是他们自感罪判轻了或罪有应得?
中巴汽车进入阳江市境内,他们的话题转到了魏志远身上。看守所长王福成说“9898”特大走私案侦办不久,中央工作组怕魏志远不积极配合办案或碍手碍脚(也怕本地高层官员的魏志远知道太多办案内幕),将魏志远从湛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长任上,调到阳江市仅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啸天接着建议王福成打电话给魏志远,要求魏志远中午请大家吃中午饭。
我内心禁不住窃笑。不错,王福成雷啸天他们过去都是魏志远的嫡系部下,我也是魏志远常委的间接部下,但是魏志远常委现在仍是“官”是“兵”,而雷啸天吴海辉何胜洲等人现在已是“贼”,拿枪是“官”的魏志远会出来或派人来,请戴脚镣是“贼”的我们吃饭吗?
就算过去魏志远与他们私交颇深,现在魏志远仍念他们之间的旧交情,魏志远也不便在今天这个场合上出现呀。
中巴汽车将近阳江监狱,拿枪是“官”的王福成,还是停车在路边大排档请戴脚镣是“贼”的我们吃饭,王福成的公务规定要如此。
我们双双穿过饭厅,不太协调地拖着脚镣。我和何胜洲搭着肩膀望着脚镣,“锒啷锒啷”地走过一个空旷小院来到低矮的厕所小便,我或我们第一次与另一个小便的人的脚连在一起,第一次近距离地听到他人的“放水”(拉尿)声。
大排档饭店的饭热菜香,众人吃的也欢,但我还是没有太多心情去享用这自由社会的“最后午餐”。
中巴汽车驶入阳江监狱,王福成所长向阳江监狱押移交了陈传飞等数人。中巴汽车再次上路后,车内人的话题才进入监狱。
“黄袍”都加身了,还能不当“皇帝”,不纵论天下吗?
有不少人说进阳江监狱好,这里离湛江近家人探监方便,但吴海辉、何胜洲、郑健等人不是湛江人,他们还是说进珠江三角洲监狱好。
唯独没有一个人说不进监狱不坐牢好。“脚镣”都加身了,还谈不戴脚镣好,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唯独湛江人原坡头区公安局局长雷啸天怕进阳江监狱,雷啸天说他去最远最偏僻的怀集监狱最好(肇庆怀集监狱靠近广西,原名叫广东省第一监狱,座落在大山中。怀集监狱由于处于大山中太偏僻交通不便,2017年搬迁出肇庆四会市,并更名为广东省肇庆监狱。这是后话。)。
雷啸天说他抓了那么多湛江人判刑进监狱,而进监狱的湛江人大多关押在阳江监狱坐牢。雷啸天说他如果被送进阳江监狱,就会与昔日被他抓捕判刑的犯人相会,就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监狱内势单力孤的雷啸天就会遭到他们的报复。
中巴汽车又拐进高明监狱放下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吴海辉参谋长等数人,到达广东省四会监狱时已是傍晚六点多钟。
湛江市公安看守所王福成所长等人,将我李明、何胜洲、兰穗和郑键四人押解入四会监狱。
我们四人排队站在四会监狱医院的大院内,由湛江市看守所的王福成所长和四会监狱侦察科黄巨民警官依次打开我们四人的脚镣。
造化弄人弄到我头上,兰穗郑健等两人的脚镣一次性地拧开卸下(是用锣丝锁拧紧的脚镣),与我同戴一副脚镣的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海警第三支队原副支队长(副司令)何胜洲那一头的脚镣,也一次性地解开了,而我这一头的脚镣来回三次,前后用了两把扳手都无法将锣丝冒拧开,忙烦得警官满头大汗,警官最后不得已从监狱医院找来铁锯才把脚镣锯断卸下,惹得正在大院排队就晚餐的患病犯人残疾犯人注目指指划划。
更糟糕的事是屋漏又遭夜雨,兰穗、郑健、何胜洲等三人早已做完X光检查后,我才爬上到医院二楼X光透视室。操作X光透视机的广州籍犯人医生安排我站好在X光透视板前,犯人医生一按下X光透视机开关按扭,随着一声“啪”响便见墙上一条火龙沿着线夹夹着的几股粗电线闪电般飞奔起来,随即整个透视室充满了浓烟和焦味,犯人医生慌慌张张地大声喊我快跑出X光透视室。
事后,犯人医生告诉我说,他操作这台X光透视机几年了,不知今天是不是撞鬼了(广州话“撞鬼着”)才会好端端地起了火。
我得以免除X光透视,但我的内心却打了个大大的结(的确有预兆,预示我未来的牢狱生涯坎坷多难或广东话说的“死火”。)。
8月25日接判决时和今天9月10日被押送到监狱途中,湛江难友人多势众,众人嘻嘻哈哈。但到监狱后,我想他们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冷静后想一想,才觉得“未来的日子不是梦”。
我到四会监狱当晚,入监队四会市籍事务犯人何XX(或称犯人八大员)折断扫污水的扫把柄给我当筷子(不洗,就在操场地上当场造筷子)时,我的眼泪几乎掉下来,我想我这个无期怎么熬?不如当初中纪委判我死刑枪毙了还好,那样可以一了百了!
结束语:
中央纪委中央工作组导演的这出戏,是完全封闭与世隔绝。这出戏的导演和演员不算太多,更关键的是这出戏并不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是没有观众的。瞧,这出戏收场多年以后剧本才出来,观众“欣赏”后感受如何?导演如何处置擅自公布剧本的演员,我不得而知。我已无法写下去,我无法知道结果结局,但我深知谁都无法永远压住这出戏的剧本公布于世。
“历史是不能隐瞒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公开立场和观点。
……下一本书,是对我悲惨的牢狱生涯的叙述。由于我不认罪不服从法院的判决,没钱买非劳动岗位,我足足坐了十八年牢。我最后剩下半条烂命回到故乡,回到农村乡下的破屋。
我接下来将发表的三本书。广东省四会监狱10年苦狱锻造的李明狱中报告之二《李明总算离开四会监狱》,阳江监狱8年苦狱锻造的李明狱中报告之三《阳江监狱不阳光》,18年牢狱磨难写给妻儿等家人的《李明狱中家书》。
我也不想目睹和记录罪恶,谁叫你屈我入狱,谁叫你让我吃尽苦头?
敬请各位读者朋友看看,我或一个人究竞能承受多少苦难和打击。
不要向那些在酷刑下“招供”的人扔石头
诺贝尔奖获得者,出版名著《古拉格群岛》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不要向那些在酷刑下“招供”的人扔石头,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挺得过克格勃的酷刑,这些酷刑包括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不让睡觉等,只要你不“招供”,这些酷刑就没完没了,因此,没有一个例外,所有人都在“招供状”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