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白宫风云：读《All Too Human》

《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美剧之一。它以近乎浪漫的方式，描绘了一个理性、理想主义、充满道德信念的政治空间。

后来我读到一则轶事：扮演副幕僚长Josh Lyman的演员Bradley Whitford，为了演好角色，特地读了George Stephanopoulos的政治回忆录《All Too Human》。于是我也找来这本书，想看看那些剧中闪耀的理想，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样子。

左：剧中角色Sam Seaborn，据称原型为白宫通讯主管George Stephanopoulos；右：剧中角色Josh Lyman，据称原型为克林顿特别顾问Rahm Emanuel

如果说《白宫风云》展现的是自由主义关于善治的想象——一个由理性与道德构成的完美政治空间，那么Stephanopoulos的书揭示的，则是理想背后的阴影。那个“善治空间”得以运转，往往依赖于对父权制“必要之恶”的默认、压制与掩饰。

理想的背面：自由主义的父权共谋

Stephanopoulos作为克林顿团队的核心成员，他所投身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代人的理想：克林顿代表着“新民主党人”的未来，一个更理性、进步、包容的美国。

然而《All Too Human》揭露的，却是这种理想赖以维系的另一面：一种被合理化的父权共谋。

真正的危机，不是来自共和党的攻击，而是来自内部的伦理裂缝。克林顿作为进步政治的象征，他的私人行为（对女性的物化与权力滥用），与他所代表的公共理想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Stephanopoulos的工作，正是以危机公关的方式去修补这道裂缝。他必须用自己的政治热情，去维护一个他本能上已无法信任的“更大的善（the greater good）”。

Stephanopoulos的个人困境是一个微观的缩影，它暴露了自由主义一个长久的“牺牲顺序”：当自由主义的大帐篷面临来自右翼的威胁时，那些内部的、交叉性的诉求（尤其是女权主义的声音）总是最先被要求顾全大局、保持沉默。

为了“保护最高法院的提名权”，为了“捍卫医保改革”，那些女性（从Paula Jones到Monica Lewinsky）的遭遇，以及她们所揭露的权力滥用，便成了那个“大局”中必须被牺牲的代价。

自由派的公共私人二分法

这种牺牲得以被合理化，依赖于一种看似理性的划分：公共与私人。政治与治理属于“公共领域”，而性、家庭与情感被归入“私人领域”，被视为非政治的、无需公共讨论的部分。克林顿的辩护团队正是利用了这一逻辑来辩称，克林顿的私生活与他的公共治理能力无关。

但Stephanopoulos在亲历其中后发现，这种区分不过是父权制的遮羞布。克林顿的行为从未是“私人的”；当他以州长或总统的身份动用权力去满足个人欲望时，他所使用的，正是公共资源和象征权威。这种滥用既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Stephanopoulos的崩溃，正是来自于无法再假装这两者可以被切割。

许多自由派评论者试图维持这一幻象。他们承认事实，却坚持认为克林顿的个人缺陷不应掩盖他的政治成就——捍卫堕胎权、推动经济增长、任命自由派法官。

对他们而言，为了守护“更大的善”，可以不断为父权制的暴力腾出空间，并以务实的名义为其辩护。Stephanopoulos的挣扎，就是这一结构性妥协的人形注脚。

也有些犬儒评论者则嘲讽Stephanopoulos的幻灭，认为那只是一种天真。他若不能接受政治的肮脏，说明他根本不适合这里。将这种结构性不公视为理所当然，其实是人性彻底异化的标志。

Stephanopoulos的幻灭，并非失败的象征，而是一种拒绝合谋的行动。他并不是不理解政治，而是拒绝继续参与他所理解的那种政治——一种必须与性别暴力、权力滥用共谋的政治。

一部失败的忏悔录

Stephanopoulos的这本书，因此更像一部失败的忏悔录。

他本意是想讲述一个个人幻灭的故事，却无意中为我们揭示了一桩结构性的丑闻：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自由主义是多么无力，或者说不愿，去正视它对父权制的深度依赖。

这种理想主义依赖着克林顿式的个人魅力，并反过来要求它的信徒（如Stephanopoulos）和它的受害者（那些女性）为了那个“更大的善”而集体沉默。

书名中“人性（All Too Human）”的挣扎，最终恰恰证明了那个被许诺的“更大的善”，本身就是虚伪且充满缺陷的。

Stephanopoulos最后的离开，不是简单的辞职，而是一种政治自我流放。他无法再将那个曾经信任克林顿的自己，与已目睹真相、无法合谋的自己缝合；他被迫割舍信仰，承认那份理想本身已被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