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1972·秋·信寄不出

五七干校在黑龙江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地方。

陈建国到的时候是秋天。白桦树的叶子已经黄透了，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有人在远处喊话。干校是一排土坯房，房顶铺着油毛毡，压着砖头。他分到一间屋，土炕上铺了一层稻草，上面搁着一床薄被子。

他隔壁住着一个从上海来的教授，姓什么他忘了，只记得那人有一只铝饭盒，每天吃完饭用舌头把饭盒舔干净，一粒米都不剩。

陈建国的肝病是从第三个月开始的。

起初只是吃不下东西，看见油腥就恶心。后来眼睛开始发黄，尿变成浓茶色。干校的卫生员看了看，给了他一瓶酵母片，说：“多喝水。”

没有药。不是没有，是轮不到他。他的档案上写着“台湾关系”——这个标签在干校比什么都管用，分药的时候，最后一瓶永远轮不到他。

他躺在土炕上，瘦成了一把骨头。脸凹下去了，肋骨一根一根地凸出来，躺久了骨头硌着炕席，生疼。

他唯一的念想是父亲。

他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他母亲从来不提。家里没有照片。他父亲飞台湾那年他十四岁，母亲说“你爸出差了”。出差出了二十多年。

现在他躺在干校的土炕上，肝疼得睡不着。他心想，也许父亲在台湾过得还不错。也许父亲已经死了。也许父亲根本就没有想过他。

他让同屋的一个人帮他写信。

“帮我写封信……寄到台湾去。”

同屋的人姓李，四十多岁，以前是会计。他看了看陈建国，没有问为什么，摸出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皱巴巴的信纸。

“写什么？”

“……就说，我是陈怀仁的儿子。我在黑龙江。我病了。如果能找到他，让他知道我在这里就行。”

李会计把笔帽咬了一会儿，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他问地址写什么。

陈建国想了想，说：“中国台湾。”

李会计看了看他：“就这四个字？”

“就这四个字。”

信寄出去了。信封上没有具体的门牌号，没有县市名，只有“中国台湾·陈怀仁收”几个字。陈建国看着李会计把信投进邮筒——绿色的，铁皮漆的，投进去的时候信纸轻轻弹了一下，然后没了声音。

他开始等。

等了一个月。两个月。肝疼越来越厉害。他已经起不了炕了，翻身要用手撑着。吃饭是李会计端到炕头，有时候能喝半碗粥，有时候喝两口水就吐了。

第三个月，信被退回来了。

信封上是邮局盖的章——“地址不详，退回”。有一个人用钢笔在旁边批了一行字，字迹很潦草：“台湾不属于中国邮政辖区。”

李会计把信拿到炕头，递给陈建国。陈建国没有抬手接。他看了一眼那个信封，伸手摸了摸——动作很慢，像摸一件很脆的东西。

他把信贴在胸口上，翻了个身，面朝墙。

那天晚上他没有说话。

第二天早上，李会计去叫他吃饭。叫了两声没有回答。走过去一看，陈建国面朝墙躺着，那个信封还贴在胸口上，一只手攥着它，攥得很紧。

李会计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

然后他把门带上，走出去，站在白桦树下抽了一支烟。

没有人来收尸。不是没人管，是没有地址可以寄——他的档案在工厂，干校离工厂三千里，电话打过去，那边说"先放着吧"。

三天后他被火化了。没有仪式，没有家人。骨灰被装在一只搪瓷缸子里——就是卫生室装酒精棉球的那种搪瓷缸，洗干净了，把骨灰装进去。盖子盖不严，用胶布缠了一圈。

没有人来领。干校的人在白桦树下挖了一个坑，把搪瓷缸子放了进去，填上土，拍平了。没有碑，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

白桦树还在。春天的时候，树皮上会有人用刀刻字——不知道是谁刻的，也不知道刻的是什么。但风一吹，树叶子哗哗地响，像有人在说话。

**（第十二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