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剧
一、由电视剧到哲学
最近，我看了一部日本电视剧，突然有所触动，发现日本和本土的古代剧的区别，有背后的文化因素。
日本虽然也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但是和中国有不同。影视作品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影视作品的差别，也是文化的差别，这种差别就体现在如今的影视文化中。
坦白说，现在的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自然也和以前不一样，西化了很多，奇怪的是，我居然在其中看到了不一样。
就这种文化差别来说，尤其在近现代，日本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比中国顺利和深入。在文化上，福泽谕吉倡导明治维新的日本，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精神。“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大清帝国与朝鲜国）诚不能存活矣……”
他认为，西方文明，将会灭亡东方两国，唯有加入西方文明阵营，才能得以保全。
此后中日两国是否形成了巨大的差距，或者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否与中国具有一致的文化精神，在此不论。而仅就我对两国古代的电视剧观察，我认为，差距是很大的。
就我对两者有限的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体现了某种东西方的差别，西方比较形式逻辑，东方则不然，而日本也保留了自己的特点。中国古代电视剧，体现了道德和皇权的高昂，日剧则表现得更弱。
就其背后的原因，我认为是两者文化思想的不同。
就此，引发了我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兴趣，唯有深入到文化的基础，才能看到其中的区别，就像蝙蝠虽然能飞，但却不是鸟类。
我认为，西方更在意超越的内容，例如上帝。西方并没有因为摸不到，看不到上帝，而像中国文化一样，不在意这种虚无和形而上的东西。或者说，即便在意，往往远低于对物质力量的看重。
可以这样说，人总是聪明的，至少不蠢。而活着为了什么，是每个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否则就难以活下去。当然，逃避回答，拒绝给出答案，也是一种回答，大多数人都采取这种方式。
而能够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或者说思考停不下来的人，必须要找到答案。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彻底忽视终极问题，终极答案的能力。
这种答案，未必就是哲学，但是它影响了一个人，决定了这个人如何生存，支撑个人活下去。
对于这种东西，其实我还是看得很重，当然，不至于为了什么公平正义，我就跑去和不公平撞到头破血流，或许是在这种边界。
中国这种环境，这种较真，或者说讲形式逻辑的人，如果在这种非形式逻辑的泥潭中，再激进一些，可能就危险。
这种建立在“人有限”基础上，向着无限，死盯着虚无的人，就是苏格拉底一类的哲学家，我认为，这就是西方的哲学主流，或者说西方哲学骨架。
诚然，苏格拉底也不是西方哲学的唯一流派，但是我认为，这种具有人主体性的哲学，是真正的哲学。
二、本土超越力量的微弱
哲学是社会的骨架，甚至应该是一个文化的精神。
中西的分别，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哲学的分别，在西方，这种死磕，或者说认真，是被大众接受的，或者说，西方的历史渊源，有这么一部分传统，也就是轴心时代之前，中西文化不同，之后这种差别也保持着，甚至扩大。
西方文化的发展，源于地中海沿岸，这里的地理，造就了一种多文化的融合于互动，并且没有形成长时间，深度的文化一体化进程。
这和东方有很大差别，在东方，黄河流域因为农业发展更容易，在整个流域的共同合作下，刚好控制和发展了本区域，在这种过程中，世俗权力发展更快，传统也重事功，导致本就难以和世俗抗衡的超越力量，进一步衰弱。
世俗权力慢慢地，直接控制了思想———话语权。世俗权力的强大，进一步限制了超越力量的发展。
这种超越的力量，是唯一能限制世俗权力的势力。正如本土也有些地方，人们对身后事非常看重，甚至超越了世俗物质的力量，但是这和宗教的力量不同。
这种看重，不是因为精神，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自拔的生存焦虑。这些人没有超越的追求，相信死后有不朽的世界，如果说为了来世，有多少人期待呢？活着这一世，大多数人都知道，其实也并不开心。这种看重，部分是对下一世的投机。
更大程度上，这种焦虑，其实是对自己一生的终结，人们需要这种身后事的宏大，被人看重，来确定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活，后代在自己的培养下，能够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财力，物力，这种身后事是一种物质力量的宣示。
通过这种世俗物质力量的展示，这些人才有对抗未知和死亡的些许勇气，死亡如果有轮回，身后事的宏大，可以拥有美好的下一世的筹码。倘若没有下一世，则成为后代的守护灵。
这种焦虑，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么埋在土堆和石块又有什么区别呢？唯一剩下的执念，就是不被后人忘记，经常上坟烧纸，至少表示某种，微弱的存在过。
三、哲学，宗教的诞生
缺乏超越力量，世俗的物质力量没有抗衡，拥有更多力量的特权阶层，在人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下，导致资源向靠近世俗权力的方向移动。
这种物质向圆心富集的趋势，导致同心圆的圆心，慢慢因过重而下坠，形成倒圆球式的物理结构，当边缘结构超过极限，球面碎裂，进入乱世，洗牌再来。
而哲学是什么？
哲学和宗教一样，在意的是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
人是有限的，但是思想却有某些和无限类似的地方，死亡就是一个大问题。
人，如何走向死亡呢？
这就是哲学诞生的契机了吧，具有思考能力的人，通过思考，发现物质的人，太过有限，而人的精神，或者说灵魂，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高于物质。
灵魂可以通过物质的自己，改变其他物质，物体，生命，这一切看似，太过平常，但是对于不能思考而动作的东西，实在是一种特殊。
拥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人们才能进行创造，哲学就是思想上的创造。例如，就语言来说，人们一开始，大概能掌握的词汇很少，但是在这种社会群体的演化下。
语言的表达方式确定，或者也慢慢演变，加上不断增加的词汇，一种确定的语言，才得以诞生，茁壮成长。
哲学就像是产蛋的老母鸡，哲学思考者不断通过思考，提炼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和答案，就是哲学内容，也是思考的分泌物。
面对人类的有限，哲学思考者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更大程度地忽略有限的焦虑，他们必须对诸如“人要到哪里去？”这种问题，进行思考。
这些人，或许就是在寻求一种确定性，但这似乎根本不可能，而吊诡的是，他们停不下来了，就像磁铁，就是能吸引铁。
也即是说，这些哲学思考者和其他人相比，他们失去了忽略无限的焦虑，失去了安心的能力，他们忍不住要拔出萝卜（问题），带出泥土（答案）。
同时又处于一种难以太固定的能力，举例来说，那个答案，就像是一个这一秒，他最爱最满意的异性，但是当他了解对方，却又可能因为了解，熟悉而变心。
四、为什么会有区别
顺着下来，其实有点莫名其妙，既然哲学是这样，为什么中西会有差别呢？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导致中西产生了不同的差别。
第一点，哲学上的不同
其实我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极端，我把这种不断产生问题和答案的东西叫做哲学。也等于是说，我今天说了，可能明天我都不认可。
这就像永远对已经存在的东西不满意，也就是说追求确定，但是又明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是做一套永远不能完整的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者是难以接受的。
如若足够自大和骄傲，要宣称自己发现了终极真理，并且固定下来，向其他人宣讲，做某个教的教主。但是，苏格拉底这种人就做不到。
假设这样定义哲学，很多哲学内容，根本就不算是哲学。这有点像站在虚无的边缘，盯着虚无，但是又不向虚无彻底投降，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但是又忍不住继续。
第二点，基础不同
希腊的哲学，语言工具已经足够，而且有形式逻辑和因果律。
西方哲学起步就使用形式逻辑，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因果关联。
哲学史公认的第一个西方哲学家是泰勒斯，我不太确定，泰勒斯所在的时代是什么样的。但是从泰勒斯的经典话语，“水是万物的本原。”
这是一种清楚的判断，而判断也只有两个结果，是或者不是。他表明了那个时代，继承了地中海文明的希腊人，已经开始用形式逻辑，进行思考了。
一个判断只能有两个选择，是或者不是，不能有矛盾，同时是又不是。
从语言的地位来说，语言从那个时候起，已经自然而然具有了哲学气质，语言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希伯来人的经典，上帝创造世界，就是用的语言，至于是用什么语言，是不是人的语言，可能有人研究过。
等于是说，那时候的地中海附近的人，至少希伯来人和希腊人承认，语言具有力量，“上帝的语言”，总是上帝的一部分。
哲学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那个终极答案，也就是世界本原。泰勒斯及其后来者，一直在研究这种终极答案。引入了因果律，也就是相信，事物不会从无中生有，必然有其原因。
我们只能看到有文字和记载以来的内容，而且我相信逻辑，或者说哲学的力量，由此推知，有力量的东西，才能维持自身。
在泰勒斯这些人之前，希腊人已经开始在尝试把事物说清楚，大概是神话开始，具体言明，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诸多变化之类的问题。
而到了《神谱》，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的原创，很大可能是整理和重构，赫西俄德通过这首一千多行的长诗，直接把希腊的整个神话系统，诸神系统厘清。而同时代的《荷马史诗》，更是长达两万七千多行，讲述了完整的故事。以中国的道教对比，神仙的系统一片混乱。
也就是说，在哲学家们诞生之前，希腊人对语言的控制能力，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水平。
而到了苏格拉底的时代，哲学由苏格拉底被定调，就是那种为了真理，不断思考，甚至不顾性命的程度。
而对比本土，哲学要阐明事物，讲述内容，但是中国古代文字，做不了那么多，当时说什么，恐怕难以知道了，但是就文字来看，没有那么清晰。
对比来看，中国哲学起源于李耳的《道德经》，其中名言：“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李耳并不相信语言能触及“终极答案”，甚至说，文字是有害的，要“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这个时候，中国哲学的风格之一，是认为文字无用，甚至有害。当然，目标不同，希腊人要城邦，李耳想要回去美好的，淳朴的结绳记事时代。
语言文字是不是一种，实用的表达工具，可能追求也是不一样的，工具也不一样。
至少这样看来，希腊人是要写清楚，哪怕很多字。而李耳的态度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就是说，对于追求“终极真理”，李耳的态度更可能是，最好只剩下一个“道”字就行了吧。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个性，希腊是要说清楚，就像亚里士多德最极端，用希腊文写了大量的生物学知识，唯恐不够清晰。而李耳的途径是，让人去悟。
而矛盾的是，即便李耳认为，可能一个“道”字就足够，像电视剧里面那样，画个太极，或者写个大道字，这个不知道是和尚们学他，还是他的后辈学和尚的，至少电视剧是这样。矛盾的是，他自己为了讲道，也写了五千字。
风格之二，在李耳的《道德经》中，明显反对形式逻辑的清楚判断。例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也就是说，李耳认为，为什么会有争端，那就是有人下了判断，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好，都想要，争端就发生了。
这话简直是没有因果联系，人们想要美人，那是形成了一种共同认知，这样的人美好，我们都想要。
就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男的肌肉发达是好。你把肌肉发达改成“狗肉发达”，那些人们还是喜欢“狗肉发达”的男人。问题如果在理念上的没，人能思考，就会产生这种判断或者说观念，怎么能消灭这种理念呢？如若不能下判断，那不是成了石头吗？
即便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吃饱是舒服，难道能消灭吃饱这种状态和理念？
李耳还说，“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也就是阴阳相生了，或者无为，那是不是说，如果大部分异性都喜欢“肌肉男”，人都是有点懒惰的，肌肉发达的人少，强大处下，过刚易折，肌肉男担心被玩弄，要少吃蛋白粉，似乎也合理，对肾好。
问题是，如果有机会找到对象，有些人或许就要吃蛋白粉呢，或者说某些人，就不怕自己折了，非要练，难道不行吗？
真懂《道德经》的专家，可能要嗤之以鼻了，认为不是这个意思，我读错了，然后大概又不能拿出令我满意的理由，这或许是跟李耳学的吧。
风格之三，不赞同因果律，“无名天地之始。”，李耳认为，有东西能从无中生有。
哪怕李耳在这里说一句，“我说的无，是一种终极存在，它不被人说察觉，所以虽然是「无」，但却是「有」。”问题是这里就没有。
当然，类似的内容，即便在西方也有不同，即便我们说终极答案是这个无，而李耳往后的人就判断少了。而在西方，这个答案是水，气，火，战争等等。不同点是，有这些人，愿意这么想，并且愿意把他想得完整。
第三点，结构不同
希腊的东西，边界明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史诗是完整的故事，戏剧也可以上演。而哲学文本本身，是思想家思考的凝结。
最明显的例子，我认为是《几何原本》，在确定的定义，公设，公理之后，才形成了更多可用的，确定的判断。
整个体系清楚明白，一步步往下推，非常严密，只要前面崩了，后面就会出问题。
而中国文化，在本土的环境下，则成了一种难以溯源追责的体系，整个体系，散乱而自相矛盾。李耳说无，道，一等等都是那个答案，却太不完整，就像只到了泰勒斯的水平。而往后的几千年，没有出一个《几何原本》。
这种矛盾和权力相互挂钩，权力需要思想上的混乱不清，导致的个体疏离，甚至不是判断不同，而是根本没有人，来做判断，更无法凝聚到能和现有特权阶层抗衡，成为原子化状态，这才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群体。
例如，基督教系统，基督教的门徒在耶稣死后，凝聚成一个团体，耶稣的血和《圣经》，就是这个群体的凝聚剂，很多人不惜生命，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从地下教会，成为公开的教团。
这种确定紧密的结构，是逻辑厘清的组织，加上信仰的狂热，有清楚的的认识，才能有组织结构，教团才不会散乱。耶稣的牺牲，则唤醒了信众的狂热，耶稣已经挂上去，并且复活了，为人类受罪，大伙跟在后面就行。
基督教早期，就是靠《圣经》的《旧约》部分，也就是希腊文翻译的希伯来圣经，犹太人凭借着这部结构完整的经典，失去国家还能延续千年。
新约圣经更是在耶稣死去由多人完成，这种要说服信众的经典，怎么可能通篇乱写，内容混乱，而没有说服力。
与之相随，中国的墨家团体，则是非常散乱，又不够狂热。
虽然现在通行的《墨子》，据说是后来才从很多书籍中摘录编写的，而历代的错漏和假书，或许也有可能。但是要说墨家，只能以《墨子》一书为例。
墨翟的说理繁杂而琐碎， 墨翟常用的说理，可以举一种，就不附加原文了，《明鬼》中，墨翟说，天下大乱，是因为大家不相信有鬼，如果相信有鬼，就不会大乱。两者有关系吗？如果我吃不饱，要饿死了，有鬼咋了，我就要大乱。死了做鬼还怕鬼，如果这个鬼是神的意思，那又怕什么呢，死都死了，还怕神？
而墨翟证明有没有鬼，一开始还说，亲眼见过才信，而且有一个人见了，那还不算，要很多人都见了才算，看似有点道理。
接着他就举周宣王被杜伯杀死的例子，他说很多人看见了，必然是真的，这事到你这里都两三百年了，你那这个做论据？
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放，就拿难以证成的事情来做论据，确实也是文化特征了。
这就是体系散乱而不严密，而就墨家自己的典籍都传不下来，这就是墨家自己“明鬼”失败了，信众又不狂热，吸引不到大众。墨家的苦行，还吸引不到贵族保护，又没有一个苦行后的乐土为保障，吸引不到权贵，可想而知。这就是逻辑不够严密，系统不够完整，信仰不够狂热。
连自己一个学派的学说，后续都没有人来维护，流传，怎么可能体系完整。如果说被当权者排斥，那哲学作为异端邪说，还不是大量流传了。哦，或者有人要说柏拉图这些人是虚构的了。
五、具体作用
正如同我上一部分的说法，这样的结论，或者说这种风格的文字内容，我想，一定很多中文使用者难以接受。
这就是这种表现的区别，在西方这种较真，或者死磕的风格下，在中文中难以成立，或者存在，这种中文需要一种泛化，或者说不确定。
而用中文无法被准确传达，最后只能这样散乱地表达，把形式逻辑，死磕，或者说抬杠，数学连接在一起。
就像近代的西方哲学，从笛卡尔之后，哲学家们形成了一套哲学语言，并且众多哲学家，用这一套语言，写了众多作品。
这种表现的严密，好的一方面是促进了哲学的深化和体系化，坏的一方面，就是失去了那种死磕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和个体执念。
而中文是一种从起源就泛泛而谈的语言，经过几千年的涂抹覆盖，想要用来构建哲学，实在是力气不够。背后的原因，是大众无法接受，人们需要一种不确定来凝聚众人，只要抬出宏大的内容，天下，国家，道统，个体就只能自我消灭。
这种文字环境，社会环境是难以接受这种明确判断和尖锐批评的，人们就像生活在吵闹的家庭环境中，父母总是争吵，打架，甚至打小孩。小孩子在这种环境中，就会陷入一种慌乱的状态，最好是变成透明人，或者离开这个家庭。
深刻的思想能改变一个社会，而本土的既得利益者，根本不需要这种改变社会力量的东西存在。
以女娲造人为例，如果既得利益者是女娲亲手所捏，其他人是更随意而理应被轻慢，处于下层的，那么既得利益者如何能证明，自己就是被亲手捏的呢？
六、现实困境
形而上的困难，在同一套语言形成之后，也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了。
这种表现内容为，当我们要达成一种判断，有时候会发现，这个判断的是和否，只要理由充足，居然能同时成立了。同样的，很多时候，无法判断，例如因为判断难以进行单一归因，而有些判断太久超越了个人所见视线，或者说种种对象的原因驳杂而牵连。
举例来说，如果我下一个判断，说儒家有害，理由是，在儒家模凌两可，灵活的解释中，人们的行为，居然总是出现矛盾，例如性的善恶，在儒家内部，居然同时成立，而这种成立，人们经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取舍和判别。
最后关于判断，分歧就出现了，而在每个人那里，其实是有立场的。或者说人就是这样的，只论生活，面对诸多选择，对事物，有诸多不同意见。
我以为，从道德来看很重要，而道德需要逻辑一致。
而道德要出现，往往有一种不变的出发点，或者是像数学那样，先有公设公理，才能进一步看待。
这对于一个系统或者说理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无论是宗教的先知，或者是宗教的典籍，又或者是一国宪法，都无比要完整而一致。
往下的推理，再根据这个起点逐渐形成。
这就像做证明题一样，把事实原理说清楚，而所证问题才能在步步的等于中，和理论一致而得证明。
相反本土文化的精神，则是每一步都大略来一个约等于，每一步的约等于，看起来或许影响不大，而最后产生的结果，往往就和出发点截然不同。
总不能今天杀人不对，明天杀人对了，道德就会因为这种前后的矛盾，产生一种滑稽的气质。而在本土，这种矛盾，在矛盾的前提下，就没有问题了。
穷的时候，可以写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有机会的时候，恨不得占据四海的田。
在这种前提下，结果就是中西的不同了。这种想要说清楚的冲动，需要形式逻辑作为保障和约束，才能成为真的哲学。
这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你的上一个部分有问题，下一个部分就接着出问题了。
西方有超越世俗的锚点，真理和上帝，这种固定点，通过宗教和哲学，连接在一起。因此西方中世纪之后，哪怕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系统，但是在文化上依然是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从形而上来说，他们认可有超越世俗的东西存在，在方法上，他们选择了人有限，而不得不采取的笨办法，构建数学体系那样，一步步推导，确保构建出来的，是一个整体。
就像宗教的圣经，内容可以总结为神爱世人，神确定又唯一。但是中文的儒家或者说道家，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推演起点，又没有终点，只剩下一种现实的物质和生存焦虑。
这种体系下，西方建立了几何原本一样的严密结构。而东方则不然，没有一个超然又确定的起点和终点，权力或者说在这种不严密的结构中，就会根据自己最有利的方式，不惜产生矛盾，命名为圆融，大智慧。
七、终局
第一，语言上的困难，中文自产生起，没有一个为了清楚的目的，形式逻辑在语言中表现弱小。
第二，这种语言和思维一起产生，放大了判断的误差，因为同一个判断，是否都有理。
第三，没有超越现实的存在，人们陷入现实的沼泽。
而回到文章最初，为什么看中国的历史剧，和日本的大河剧，会激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
其原因就在于两种故事背后的伦理道德不一样，即便每个电视剧是独立的，在第一个故事中，人物A是个好人，在第二个故事中，他完全可能是个好人。
现实的重力，一种极强的道德氛围萦绕，为了写他是一个好人，甚至不止是个好人，就会把这个人塑造成道德完人，好事都是他做的，他的对立面就是坏人。
好坏的判断充满一种廉价和伪善，坏人就是坏到头顶生疮，是性本恶的代表，反正性本恶看起来也是合理的。
这种伦理判断充满一种世俗味道，甚至为权力左右。一个人可能今天被权力定义为坏人，几十年后又说冤枉了他，大众居然为此感动不已。
为了所谓个人的利益，这些坏人就不惜一切，和英明神武的正面人物做对。而好人是为了所谓的伟大秩序，天下或者说道统，并且是善和宏大叙事的化身。
千年来就在这种廉价的伦理道德中打转。为什么？真正的善是群体的，或者说为了群体的。
而这种伦理道德和秩序，是为了少数人和少数群体的。
这些官僚，皇帝们，为了自己超越常人的利益，不仅多吃多占，还为他们这种多吃多占涂上正义的金色。
皇帝和官僚特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集权，社会的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内，所谓的民本仅仅是多吃多占后的自我感动，彻彻底底的伪善。
如果说中华文明治乱循环，根源在于集权，为什么只有清末人们才喊出“皇帝”是大盗？
因为这时候才有对比，有了对比才发现不对？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以前在现实重力的影响下，根本不觉得，不敢觉得有问题，而大众的，稳定的就成了要被维持的。
而因此是正义的。这就显得非常滑稽了。
如果一种哲学，或者说学问，需要整体，这个整体需要清楚和逻辑一致。但是就诞生于这种碎片和不一致中，所以这些人看不到，现有的结构是碎裂和前后矛盾的。
人们看不到整体，不知道如何构建一个整体，当然就无法开创整体和逻辑一致的结构了。
正如这种现代日剧，让中国人看了有点莫名其妙，所谓杀人父母，那是要杀对方全家，还得斩草除根，避免报复的。而人物本身也是莫名其妙和完整的，有怯懦害怕和糊涂，有处于荒诞混乱的社会中，无法抽身的痛苦。
而中华文化中对物欲的追求，跑去逻辑的全吃全占，也就铸就乱世的人如草芥，仅仅在历史中占据小小的角落了，争夺天下，就是最大的全吃全占，死人算什么，死的大都是无名之辈。
当人们放弃了自由和公正的存在，屈从于现实的压力，把精神的力量，放在世俗物质权力之下，世俗物质权力，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不正义命名为正义，以确保自己的地位。
而本土文化，就像是为了控制住这正义，善…超越的理念，在上面捆上一道道丑陋的物质锁链，那是忠臣义士，孝子贤孙，青史昭昭…
而终极存在却看着华夏人，用着粗鄙之物，困住自己投影在地上的枯枝上，以为那就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