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小学教科书洗脑内容、方式与功能简析

【本文发表在宋永毅、夏明（编）《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美国华忆出版社，2023年）。下文的圖片無法上傳，抱歉。】

社会进步的过程，正是人们抵制洗脑的过程。《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英国教育界的人士正在全国动员人们起来抵制一个网红对青少年所进行的大男子主义的洗脑（比如女人应该呆在家里，为男人服务等等）。[1] 美国也在抵制川普对选民的洗脑（比如认为美国选举制度作弊成风，民主制度正在走向衰败，需要他来救赎等等）。如果说在开放的民主社会里尚有类似的洗脑现象需要认真对待，那么在封闭的专制社会里，类似的洗脑现象就更为常见，涉及到的问题也更为严重，尤其是在历史问题上的洗脑。[2]   

当然，如下所述，我们所讨论的洗脑比上述的例子要更严重，是通常所定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洗脑。但是，无论如何，洗脑与反洗脑的争斗，正是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而这个争斗的胜败，决定了一个国家往何处去，当然也决定了中国的未来是走向民主还是继续在专制的道路上“艰辛探索”。正如奥威尔所说，“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3]那么在中国是谁控制了现在，从而控制了过去，甚至可能是未来呢？他们是如何控制的呢？效果如何呢？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是如何通过中小学教科书来洗脑的以及洗脑的相对成功与严重后果。 

本文的结构以及论点如下：1）简单介绍洗脑的定义（需要有强制性、欺骗性，并以洗脑者的利益为依归）、洗脑的机制，以及洗脑的成功及其后果；2）中共建政以后直到现在，之所以要洗脑，是为了树立政权的合法性，即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3）中小学教科书洗脑的内容和措施包括教育青少年拥俄反美、教育他们对中共领袖的个人崇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忠诚、对英雄人物的崇拜等等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教学方法的灵活性（比如强制性和欺骗性）；4）洗脑的后果：一代一代的人在接受了洗脑之后，的确很多人会变成现行体制的拥护者，使得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进步困难重重，使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朋友越来越少，甚至会变成一个人们所担心的世界和平的颠覆力量，而不是像中共自己所宣传的那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5）结论。 

一  洗脑的定义及其功能

首先，关于洗脑的定义。自从Edward Hunter 在1951年发表了《红色中国的洗脑》一书之后，[4] 关于洗脑问题的研究就经久不衰。正如Kathleen Taylor 2017年新版的《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一书所指出的，关于洗脑的现象，也从中国、朝鲜和苏联的政治与思想控制，扩展到了指涉任何试图影响人们思维方式的各种行为和方式，比如媒体、教育、宗教所使用的方法，甚至是精神疾病治疗的相关方法等。不过她和另外一个对洗脑很有研究的Robert Lifton等人认为这个名词有点被滥用。[5] 

其实，洗脑应该有强制性、欺骗性并以洗脑者的利益为依归才能被称为洗脑。强制性指被洗脑者处在一个被隔离的、需要依赖别人的状态。被洗脑者需要对洗脑者表示忠诚，对洗脑者的敌人要有足够的蔑视和仇恨。这样他们就能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与福利，否则他们会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6] 关于洗脑的欺骗性，徐贲总结得很好：“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的机会和管道，在一言堂的环境中反复、持续地使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让人们的一些大脑神经元之间形成滑润的通道，根本不用思考，就会自动地有某些想法。”[7] 

用Lifton的话来说，被洗脑者必须按照洗脑者的话去做，否则会有不良后果(coercion)。这正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强制性。但是他的下面的三个观点，则应该是在说洗脑的欺骗性。也即照我的话去做，你才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人(exhortation)。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健康的、免去苦难的人(therapy)。你就可以释放你全部的潜力(realization)，[8]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实这或许正是教育要做的事情，我们只是需要知道洗脑者要被洗脑者做什么样的事情，這個目的是如何達到的。这正是我们这篇文章想探讨的问题。

除了强制性和欺骗性以外，还应该看洗脑对谁有利。用陈嘉映的话来说，“洗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强制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强制灌输，一个就是虚假，最后一个就是为了去洗脑者本人的利益，这三个因素贯穿在一起构成洗脑”。[9] 这里说的虚假性，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欺骗性。但是他提到了洗脑者的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洗脑是为了洗脑者本人的利益。我们下一部分所说的为什么要洗脑，就是在说洗脑对巩固政权有好处，是当权者的利益所在。

其次，洗脑的机制是多元的，包括家庭、媒体、宗教、政治组织、教育以及刑事司法系统。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家Louis Althusser所说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制。国家通过这个机制，使用有强制性和欺骗性的手段，在青少年当中灌输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思维方式。[10] 而本文则只讨论国家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是如何洗脑的。我们在讨论教育，但也只是讨论教育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老师们如何教，也是决定这些教材能否起到洗脑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本文还没有能够研究到的问题。 

再次，洗脑不一定是要把原来在脑子里的东西洗掉，换上新东西，就像思想改造那样。洗脑也可以是向青少年灌输某种东西，同时屏蔽掉另外一些东西，正如我们这篇文章要讨论的那样。 

最后，洗脑可以是非常成功的，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今天的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似乎又要回到毛时代。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中国和欧美和东亚发达的民主国家渐行渐远。中国2012年在中东欧建立的所谓16+1（后来由于希腊的加入变为17+1）外交和经济联盟，由于各种原因也面临瓦解的危险：立陶宛在2021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2022年相继脱离该联盟，捷克也很可能会尽快脱离。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满中国在俄国侵略乌克兰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他们发现中国和自己缺乏共同的战略目标，缺乏共同的价值观。[11] 

很多人把今天中国的倒退归咎于这一代领导人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经历。的确，他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他们在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正是中共建政以后的洗脑教育，而十年文革也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经历。这些都无疑在他们的决策中起着极为关键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也曾经历过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按说应该和文革前的17年教育和文革思维有所切割了。但是这也是我们要强调的洗脑的成功，使得这种切割变得非常困难。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最近刚去世的犹太人Solomon Perel的故事。[12] 他在十几岁时在逃亡路上被纳粹兵抓去，后者问他是不是犹太人。他说不是，自己是德国裔人，自己的名字是Josef Perel。于是他为了能活下去，改了名字，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积极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接受了该组织的洗脑，尽管他在心里还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战争结束之后，他回归了犹太人的身份，移民到以色列，参加了以色列建国的战争，后来又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他发现在思想深处纳粹教育还在起作用。比如他在读到关于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影响时，就会觉得纳粹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犹太人的宣传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自己在身份上有精神分裂的问题，他无法摆脱纳粹教育的影响，并为之感到苦恼。这个苦恼伴随了他一生。这正是纳粹洗脑的成功。这正如“脱北”者逃离北朝鲜多年之后都仍然无法相信朝鲜战争是北朝鲜挑起的一样。[13] 

正如我们在后面会讨论到的，1949年后至今中共的洗脑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有了4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历，中小学教育的基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多数人没有机会、不敢、不愿意或者无法接受不同的教育。于是一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已经到了西方的留学生们，都会认可洗脑教育告诉他们的一切，并自觉抵制和自己所受教育不同的看法，从而使得中共的统治可以持续下去，尽管这种统治是专制的、不尊重人权的、是违背现代世界的潮流的、是会有严重的负面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的。 

二  为什么要洗脑：为了洗脑者的利益

我们在上面提到了洗脑的利益问题。利用教科书洗脑，当然是因为对当权者有好处。1949年以后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教育要为党服务，要为党领导下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服务，而这一点则主要体现在教科书上面。 

方成智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欲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不仅要依靠国家机器镇压各种反抗和扫除各种障碍，更重要的是要依赖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学校教育在思想上向全体国民灌输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而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载体，又承载着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现实的内容。因此，教科书被视为培养社会认同感的主要工具 ”。[14] 

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就提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15] 这其实是向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要灌输的东西，包括中小学生。1949年10月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16] 这个时期强调的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社会化认同、文化认同。”[17] 当然，这个认同，就是说教科书的内容需要向中共认同，向中共的政策认同。 

这一点70多年来都没有变化。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国家的教育宗旨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叶圣陶指出教科书的编辑要贯彻党的总路线的精神，教科书内容要贯彻多快好省的精神，编写时要结合生产、结合政治，从而提升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水平”。[18] 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党的政治，教育为党的政治服务仍然是不变的原则。 

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国家又进一步提出“要把那些违背毛泽东思想，严重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宣扬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一切旧教材统统埋葬”。[19] 也就是说，革命相较于之前的十七年，还要进一步得彻底。 

文革后的1977年，邓小平强调“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20] 阶级斗争不再是教育的重点。但是1978年教育部又规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政治课，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观点的教育，小学四五年级主要进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必要的政治常识教育”。[21] 

不过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认为教育还是失败的。他说“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将青少年作为灌输对象，将共产主义作为灌输内容”，“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22] 换句话说，教育还是要强调政治，尽管这个政治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他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共产党的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这仍然是党的政治，只是内容稍有改变而已。这种教育也需要从娃娃抓起，才能保证红色江山代代传。 

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这些原则基本没有变，只是更加坚持而已。江泽民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胡锦涛强调要帮助学生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习近平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们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青年群体、领导干部和党员队伍则是意识形态灌输的重点对象。[23] 

为了对抗1989年民主运动的影响，江泽民特别还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1991年他提出要“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认识人民政权来之不易，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1992年的初中历史教学大纲要求“着重揭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突出体现中国人的反侵略斗争，宣传“社会主义时代的优越性”。[24] 

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25] 在习近平时代，意识形态和党的领导被强调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意识形态也包括了中国文化，党的领导也包括了对领袖的崇拜。2019年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就普通高中的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统编工作答记者问时说，“三科教材编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26] 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尤其重要，因为它们的“意识形态属性强，是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具有特殊重要的育人作用”。[27] 

这里既有了马克思主义，也有了社会主义；有了党，还有习近平。上述负责人还强调，“历史教材呈现中国人民170多年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引导学生认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28] 这也是所谓的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一党专政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个文化，既有党的文化，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 

爱国即是爱党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点的国家。正如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里所说，中国教科书的思想性是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充分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提升道德修养，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生态文明等教育，充分体现中国特色”。[29]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党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被有机结合起来。而所谓国家安全，即是执政党的安全。于是爱国和爱党也被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且需要强制性的手段来保证人们能够爱国爱党，至少从表面上要看起来是这样。 

上面我们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洗脑的利益归属性问题，即洗脑对谁有好处。我们可以看到洗脑显然是对执政党有好处，一切都以执政党的利益为依归。这也将我们引入下一个问题，即中小学（甚至大学）的教育具体是如何洗脑的呢？ 

三  中小学教科书是如何洗脑的：内容与方法及其强制性和欺骗性 

其实“一纲一本”，只能灌输一种观点，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人和事情都在被惩罚之列，就是强制性。有意地宣传某些事情和观点，刻意回避或者强制删除那些不符合洗脑者所喜欢的事实和观点，就使得自己所宣传的事实和观点带有欺骗的性质，这就是欺骗性。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所谓的“隐性思政教育”理念，“即不能把思想性内容与学科知识简单相加，而是要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文化人”。[30] 

和上一部分相同，我们下面的分析基本涵盖中共建政以来的四个阶段：建政初期的17年，即1949到1966；文革时期，1966到1976；改革开放时期，1977到2012；习近平时期，2012至今。我们会看到这种“隐性思政教育”是如何做到的，强制性和欺骗性是如何相结合的。我们讨论的是洗脑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拥俄反美、革命传统教育、教育方法的灵活性等等。 

拥俄反美：国际上两大阵营的较量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在全球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反对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至少是暧昧的，如果说不是基本支持俄国的话。70多年前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俄的人力与财力的帮助。之后中俄关系起起伏伏，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两国又成了“铁杆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是盟友，美国在亚太战场上为抗击日本人就牺牲了十万的美国人。[31]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参战，中国人的抗日也很难成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与美国的支持无法分开。但是中共建政初期以及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美国又变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中俄、中美关系似乎都在向毛泽东时代回归。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中小学教科书在拥俄反美问题上的作用。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马叙伦部长提出改造旧教育，即“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体办法就是以俄为师，以苏联的教育经验为榜样，包括“教学大纲、教材、课题教学过程、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课内外的教学活动等等”。[32] 

比如在世界史的教学内容方面，中共建国后的第一个小学世界史课程暂行标准指明“世界史重点在说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日益强大，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必然灭亡，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必然成功”。[33] Hunter提到一本高中教科书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民主阵营外强中干，正在走向死亡。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则日益强大。但是与此同时又说美国正走在法西斯的道路上，对世界造成了威胁，不过它还是纸老虎。[34] 

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不仅提到苏联的时候多于提到美国，而且前者全是正面的描述，后者则是负面的描述。比如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列宁斯大林的平易近人、科学水平比美国高等等。而提到美国时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失业率高，贫富悬殊巨大，种族歧视严重等等。苏联则没有人剥削人的情况，是幸福的人间天堂。[35] 

《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第十八课“苏联的一分钟和美国的一分钟”说“美国平均一分钟有六个工人失业，或只能做一部分时间的工作。可是在苏联，平均每一分钟有四个男女青年从中学、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开始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美国平均每四十四秒钟发生一件窃案，每六分或七分钟发生一件盗案，每四十分钟发生一起拦路打劫案”。[36]孰好孰坏似乎一眼就能看得分明。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冯至赴东欧访问回国后，写了《东欧杂记》一书，其中数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其中一篇文章“马铃薯甲虫与蜜橘”陈述苏联削减东德应付的战后补偿费50%，但是美国却为了破坏东德的农业生产，派飞机洒下大量甲虫来吃马铃薯。美国人还居心不良地在东西柏林边界上抛洒无数德国难得一见的美国蜜橘，希望拍摄青年男女争先恐后抢食蜜橘的画面。全文引用了很多类似“一小撮帝国主义者豢养的……”、“阴险的面目”、“狰狞的面目”等等词汇。课文还要求学生细心揣摩这些讽刺语的深长意味，而且还有这些讽刺语的作业和考试。[37] 

余敏玲在她的研究中还讨论了同样收在语文课本里的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一文，说文中的“谩骂、痛批与偏执，同样令人吃惊”。“在茅盾眼里，美帝国主义等于六十个资本家家族的总和，也等同于希特勒的‘孝子贤孙’。这些资本家像吸血鬼般地残酷剥削工农和黑人，纽约市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失业；他们像一群贪婪的狼，为了争夺金钱而互相咬噬……”。美国文明其实就是拜金主义、酥胸玉腿、可口可乐、尼龙袜子、玻璃奶罩、蒙面强盗、冒险家等等物质和人物堆砌而来的。美国要的和平其实就是战争，民主是个面具，是用来欺骗人民的。[38] 

Hunter在他的书里也描述了一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要学习为什么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美国则是所有错误与罪恶的来源。中国人民一定要和苏联站在一起。[39] 共产主义者在美国身上找不到一点好处，美国人做任何事情都心怀叵测。在某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眼里，任何美国人对中国的友好与合作的举动，都被扭曲抹黑，而且不需要任何事实来证明，只要说一句“大家都知道”，就可以了。一个绘画本上描述醉醺醺的、不修边幅的美国士兵随意殴打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40] 反正美国没有一个好人。 

1950年代的算术课本也对比美苏的科学技术，表明美国如何落后于苏联。“高校算术就出现如下的应用题：苏联发射第三颗人造卫星重1,327公斤，美国发生的第三颗重量只有14.29公斤，苏联的人造卫星比美国重多少公斤？”[41] 1958年的初中语文课本里还有一篇由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所写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尽管中国是在干旱条件下生产的小麦的数量，而美国则是在理想气候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小麦数量。作者说“美国在小麦总产量方面既然已经被我国所压倒，今后肯定将永远被我国所压倒”。他说吃了美国对外援助的小麦“常常使人气得肚子发疼。所以美国小麦像瘟疫一样，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咒骂”。[42] 正如1960年初版的高小语文和俄语课本中收入的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的部分讲话课文标题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43] 

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早期，中苏因为对斯大林的评价等等问题交恶，中小学教科书中涉及到苏联的篇幅急剧下降。[44] 一直到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之后，中苏关系才得到缓和，之后苏联解体，变成了反面教材，于是苏联在教科书中的篇幅一直没有能够跟上中共建政初期的步伐。 

1966-1976年间文革时期的语文教材涉及到苏联的，就基本是批判性质的了。比如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第三册，涉及到批判苏联的文章有三篇：“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国际专政论’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强盗‘理论’”、“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决不容许苏修侵犯！”还有一篇是列宁的“欧仁·鲍狄埃”，[45] 这是表明中共才是真正继承了列宁的遗志，是当代共产主义革命的正统。 

有趣的是这本书里并没有批判美国的文章，或许还没有顾得上？ 

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作为“基本课文“的九篇现代诗歌，其中涉及到苏联的只有两首：高尔基的《海燕》和艾青的《给乌兰诺娃》。其他为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臧克家的《有的人》、贺敬之的《回延安》、公刘的《致黄浦江》和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46] 而且那两篇诗歌即使和苏联有关，也和苏联政治没有大的关系。 

该大纲规定的13篇现代小说基本课文，五个外国作家中只有一个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契科夫是苏联前的俄国作家。其他三位是都德、莫泊桑和马克·吐温。中国作家包括鲁迅、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王愿坚和杜鹏程等。[47] 

课本里来自美国的作家很少：上面的诗歌与小说的必读作家只有马克·吐温一人。这或许多少可以看出中共对美国政治和文化的态度。中共在主导思想上还是反美的。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认为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发动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试图挑动国内民众的不满，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来腐蚀中国，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推翻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所以就有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48] 

不过总的来说，改革开放时期的教科书除了我们下面要讲的革命传统教育没有太大的变化之外，对苏联和美国或者说西方世界的描述基本还是持平的。即使是习近平时代，也没有像中共建政初期那样强烈的拥俄反美的教育。比如在2006年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必修）就相对客观地介绍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等等。[49] 

那么从教科书的角度，如何解释现在政府和民间强烈的拥俄反美情绪呢？或许和现在的70岁左右的人所受的基础教育是文革前17年的教育有关。而40岁左右的人的拥俄反美则更多的是与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所受的爱国爱党的教育有关。这个教育是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反弹。听党话，跟党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如果党说美国忘我之心不死，要和战狼外交那样反美，那咱们就都反美。如果党说俄国是我们盟友，和我们站在同一条反美战线上面，那我们就拥俄。这些正是教科书的功能。这也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教科书的另一个主题。 

革命传统的教育（1）：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毛主席是大救星，习总书记是定盘星 

革命传统教育可以说有几个方面，包括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对共产党的歌颂、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对革命事业的肯定等等。Hunter在他的书里描述了被访者所说的一个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在中共军队进城以后组织他们开会的情况。其中一个特点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人们要站起来唱歌曲《东方红》。之前他们还学会了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50] 

《东方红》的歌词这样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至于歌曲里的“大救星”字眼和《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相矛盾，人们是不能追究的。人们只能相信毛泽东。Hunter的一位被访者说，领导给他们讲话时说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能重建中国。如果你不同意毛的话，你就是不想让中国变得强大，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51] 这位被访者说有几位老师因为问了一些尴尬的问题第二天就消失了，他再也没有看到他们。[52] 这正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洗脑的强制性问题。正确的观点只有一个，不容置疑，否则会有后果。 

小学课本一开始就教“毛主席爱我们，我们爱他”（译文）。[53] 那个时期的一本小学教科书也说：“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还光亮。照着你，照着我，大家拍手来歌唱”（见图一）。 

附录中的图一、二、三、四为高小的国语课本，一连三篇讲了几个毛主席如何爱人民，人民又如何爱毛主席的故事。（附录中的图五是朱总司令的故事，图六和图七是五年级教科书的目录，可以看到革命传统教育所占比例。）贾大锦先生收集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讲着同样的故事。第一篇讲毛主席如何将生了急性传染病的孩子用自己的汽车送到医院的故事，第二篇讲一个濒临死亡的伤员在死前终于如愿见到毛主席的故事。这些都是延安时期的故事，真假存疑。第三个故事讲一个工人被邀请去参加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的宴会而见到了毛主席的故事。作者是一个工人。显然一个工人那个时候多数情况下是文盲，有文化的人应该已经不是工人了。这个故事的真假也存疑。但是这些故事里面表达的对毛主席的爱，以及毛主席对人民的爱，确实感人。小学生们，即使是初高中的学生也是很容易会相信的。而且谁敢不信呢？这里的强制性和欺骗性是比较清楚的。 

图一：毛主席像太阳（贾大锦先生收藏教科书之一页） 

对毛的崇拜在文革时达到顶峰，陈伯达、康生、林彪等人推出了毛泽东的所谓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54]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些口号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话语。前引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第三册开篇就是毛主席诗词二首：“和柳亚子先生”与“到韶山”。接下来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紧跟毛主席，一步一层天”、“愚公移山”、陈永贵的“读毛主席的书全在于应用”、“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水下尖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词”等赞扬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歌颂毛泽东的文章。[55] 

个人崇拜在改革开放时期降温，但是在习近平时代，个人崇拜又时兴了起来。原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说“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威望、领袖风范、卓越智慧、人格魅力，是我们的宝贵政治财富、精神财富，是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成就新的历史伟业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泉”。原江苏省委书记吴政隆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展现出非凡政治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赤子情怀，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爱戴，引领新时代中国巨轮劈波斩浪，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原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说“新征程上，为我们掌舵领航的，就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是时代呼唤、人民期盼、历史选择，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为我们提供科学指引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旗帜、方向、信仰”。[56] 

习近平上台不久就有了自己的颂歌，比如《包子铺》，描写了习近平到包子铺吃饭的情况，说看到习近平“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红光满面”，说人们非常激动地看到了“亲民爱民的习大大”（爸爸），在“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真的是和毛泽东可有一比。正如图二、图三、图四和图五显示，连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他“伫足回望”过的地方、他走过的脚印、他端详过的马桶，都被树碑立传以供后人瞻仰。 

图二：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来自网络）      图三：习近平回望过的地方（来自网络） 

图四：习总书记的脚印 （来自网络） 

图五：习总书记看过的马桶 （来自网络）

个人崇拜也被反映到了教科书当中。2021年出版的必修课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共有四套，涵盖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四个阶段。小学低年级的第一讲第一页就有“习近平爷爷和20多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幅照片，并且说“习近平爷爷”提醒他们要“爱国”。全书充斥着习近平语录、习近平照片，以及习近平的故事。像以前的教科书那样，表达了习近平爱我们，我们爱习近平的意思。 

小学高年级的读本中的前言，“致同学们”，说每一讲、每一节的标题都是“习近平爷爷讲过的‘金句’，都饱含深意，其中道理值得细细品味”。习近平“爷爷”语录、习近平“爷爷”的照片、习近平“爷爷”的故事再次成为重头戏，比如他在梁家河插队时“为老百姓办事、为人民奉献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故事（见第17页）。 

初中和高中的读本仍然充斥着习近平语录、习近平照片和习近平故事，尽管没有再称他为“爷爷”了。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中国梦”，虽然提到了胡锦涛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并没有提胡锦涛的名字。这四本书极少看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名字。总体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个人的创造。个人崇拜自毛泽东以来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革命传统教育（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听党话，跟党走，跟着党的路线走 

在崇拜毛主席、习近平的同时，也要崇拜共产党，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孩子们从小就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按照这里的歌词所说，好像只有共产党在抗战。不过这也是中共建政以后一贯的宣传。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后期，共产党才承认自己是在敌后抗战，而国民党是在正面战场抗战。而且所谓的民主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另外一本当时的小学生教科书这样写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分土地。人人有地种，家家都欢喜”（见图六）。当然这里的“人人”与“家家”并不包括地主、富农、错斗中农。在中共的眼里，这些都不是人。另外毛主席是共产党的化身，歌颂了毛主席，也就是歌颂了共产党。 

图六：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分了土地

热爱党，就要跟党走。所谓跟党走，就是要跟着党的路线走。党的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路线。所以就有了阶级斗争的教育。1950年和1956年的历史教学大纲都明确规定，课程要让儿童认识到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57]如果说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旧的反动派，包括地富反坏右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在党内培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小学语文就有一篇课文，名为“要有鲜明的爱与恨”，说“爱什么？恨什么？总的来讲，就是要爱我们的事业，爱共产主义，恨帝国主义。要爱人民，恨敌人”。[58] 黑白对立，爱憎分明。

文革期间的教科书所宣传的正是这种斗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59]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1969年7月选编的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②（一年级用）就包括了“红岩”等革命传统、革命斗争的教育，还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打倒李井泉、批臭李井泉”、“剥削有罪，罪该万死”、“《收租院》解说词”、《沙家浜》（节选）等文章。[60]

在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从党的路线里面被剔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即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97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小学政治课教科书单元标题就很好地告诉我们中小学生所受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四年级/第一单元：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第二单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三单元：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第四单元：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求解放/五年级/第五单元：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一） /第六单元：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二）/第七单元：学点正确的思想方法/第八单元：建设伟大的祖国，树立崇高的理想[61]

1986年的小学历史教学大纲明确标明历史教学“要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教育，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并有助于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62]（我们会在后面具体讨论历史课如何贯彻这个教学思想。）

改革开放时期的语文课，也很好地配合了政治课的革命传统的教学思想。语文课所选的孙犁的小说《荷花淀》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日军战斗的情况。周立波、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则反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正义性。[63] 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和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等散文则“反映了作者对反动政府屠杀无辜百姓的无比愤慨 ”，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国人同仇敌忾的热情。[64] “方纪的《挥手之间》写的只是毛泽东登机时一瞬间的镜头，可在作者头脑里却浮现了15年”。[65] 说明文则选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雄伟的人民大会堂》。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作为“基本课文“的九篇现代诗歌中，贺敬之的《回延安》和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和革命传统有关。[66] 现代戏剧的文学剧本，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也有选录，比如贺敬之等编写的歌剧《白毛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沙叶新编写的话剧《陈毅市长》、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剧本《智取威虎山》、小说《红岩》改编的《江姐》、罗国贤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等，都是革命传统的经典作品。[67]

或许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问题严重，老百姓对中共失去了信心，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在习近平时代特别加强了中小学教科书中对中共合法性与唯一性的灌输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高中）第3讲的标题就是“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本讲提示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本讲还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全体党员必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起，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即所谓“四个意识”）。习近平就是党中央，党的领导不容质疑。

革命传统教育（3）：跟着英雄人物的榜样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1949年以来的中小学教科书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余敏玲在她的《型塑“新人”》一书中说所谓新人，其实就是革命英雄人物，其价值观是信仰马列主义、崇尚（体力）劳动、强调阶级斗争、爱国、反帝、反殖、国际主义、摒除个人主义、强调集体至上、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中去、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68]

文革前十七年中小学教科书中出现的、代表这些价值观的、在小说中和现实中被美化了的英雄人物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苏联新人保尔·柯察金及其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雷锋、刘胡兰、董存瑞、杨根思、罗盛教、向秀丽、黄继光、邱少云等等。[69] 还有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麦贤得、刘英俊等等。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是这些英雄人物的后继之人。

这些还不够。文革刚结束后的历史书，“感觉整本书都是梁山好汉”：有秦朝的陈胜、吴广，有汉代的黄巾起义，宋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明代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等。[70] 这都是造反派的榜样，是古代史上的英雄人物。

改革开放中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选的现代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还有“《老杨同志》中的老杨同志、《荷花淀》中的水生夫妇、《七根火柴》中的无名战士、《普通劳动者》中的林将军和战士小李、《夜走灵官峡》中的小成渝，以及外国名著《生命的意义》中的柯察金、《最后一课》中的韩麦尔先生、《母亲》中的母亲……在所有这些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身上，学生会深刻地感受到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一个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而献身的人该怎样生活，该怎样无私无畏地生活”。[71]

即使是古诗词，比如杜甫的《蜀相》，也要体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诸葛亮为国而忘身的精神。[72] 文言散文比如《与妻书》、《谭嗣同》、《五人墓碑记》、《屈原列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 序》、《梅花岭记》则“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个人事小，国家事大，为人处事当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及像《岳阳楼记》里面说得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73] 和上面所讨论的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和革命先烈们一样，这些课文也将中华文化与革命文化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有古今的英雄人物作榜样。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1）：古为今用，断“章”取义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首先表现在对材料的为我所用，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实就是断章取义。这一点在历史教材中表现的比较明显，也即在历史材料的选择和解释上面，有欺骗性。中东媒体研究所（MEMRI）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全面的研究。[74]下面我们就来引述他们的一些发现。

七年级《中国历史》第一册第44页说秦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多年的战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创造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被代代相传下来。对秦的暴政，教科书则一笔带过，甚至暗示秦始皇的罪恶是为了让人民早日结束战争，过上稳定的生活。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造成了160到180万人民的死亡，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就杀了赵国降兵与百姓40万（另外也有说是20万），在其他几次大的战役中也杀害军民几十万众，六国死伤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些教科书都一字不提。

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主旨是国家统一，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蒙古人征服中国也被看作是国家统一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带来和平与稳定。对征服者的杀戮却一字不提。

在教科书中，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被称颂为秋毫无犯、开仓济贫的正义之师。但是这个时期的战争和杀戮造成了2,500万人的牺牲，占了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并导致了外族的入侵。张献忠的军队杀死了60到100万人。这些事实，教科书也一字不提。教科书一方面主张和平与稳定，一方面又赞成人民起来造反，夺取政权、改朝换代，显然自相矛盾。但是这却符合中共自己的利益：一方面自己造反夺权是正确的、合理的，现在为了保护政权，不让别人造反，从而达到和平稳定也是合理的。

教科书说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将其视为国耻。但是对北京政府拘捕英法外交使团39人并将其中的20人酷刑致死在先，却绝口不提。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也被认为是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教科书提到义和团毁教堂、扒铁路，但是绝口不提他们先杀死了240个外国传教士以及两万个中国基督徒，老人、小孩、妇女都无法幸免。还有很多非基督徒被杀，但是从来没有人计算过到这些被害者的确切数字。

现在的教科书承认国民党的正面抗战，但是大量的篇幅却在讲国民党政府如何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且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75] 教科书说土改的时候，连地主都分到了自己一份土地。但是实际情况和宣传却大相径庭。暴力土改也绝口不提。1950年代初的镇反杀了70多万（也有数据说是100到200万）原国民政府的官兵、政府工作人员等所谓反革命人士，监禁了近130万，监控了近120万，教科书也绝口不提。农民在分到土地之后很快就被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收回，也被认为是为了农民好。后面的大饥荒造成三千到四千万人被饿死也绝口不提。尽管提到了文革的十年灾难，但强调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也绝口不提。改革开放也是由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但是在1949年之前，中国本来就是开放的，闭关锁国的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也是共产党的成功，而不是西方国家援助的成果。

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1992年的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就“要求教材‘着重揭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突出近现代史中的反侵略抗争，并在国情教育部分，增加中国过去及现在各个时期的经济历史，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76] 教什么、不教什么都是有选择性的，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则的，因此是有欺骗性的。

更重要的是，任何和教科书的宣传所不同的观点，都在被禁止之列。老师们的工作和收入、学生们的考试成绩，都和这一点相关。如果说对历史的断章取义是洗脑的欺骗性的例子的话，上面所说的这些惩罚性措施则是洗脑的强制性的例子。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2）：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另外，教学也要有技巧，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除了课堂上的教学之外，还有课下的作业。比如在中共建政初期，学生们被要求要对自己家庭的阶级状况进行调查，有几口人、性别、职业、财产的种类与拥有量、各种收入和支出的情况、有无剥削等等。[77] 当然这种调查也是与时俱进的。比如文革后的初中历史教材课后作业要求访问老一辈人，看他们在文革中有什么经历，家乡有没有被破坏的文物古迹，如何修复。但是在2019年的新版统编本中这些作业则全数删除，代之以了解红旗渠的修建过程，谈谈对红旗渠精神的理解等等。[78]

当然还要利用电影来辅助语文教学，比如放映《万水千山》来配合《老山界》、《草地晚餐》、《红军鞋》《七根火柴》等课文的教学。[79] 在中共建政初期，他们就知道如何让学生对教学有参与感，要多讨论，让他们感到这个结论是自己做出来的。[80]

在改革开放时期，课文后面的练习题会问学生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提高了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比如在《坚持民族气节》课后的练习题就要求学生“论一论苏武是怎样坚持民族气节的”，“讲一个坚持民族气节或维护祖国尊严的故事”，讨论一些“在同外国人交往中，小学生怎样做才算维护祖国尊严。”[81]

改革开放以来可以配合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了：红色旅游、博物馆、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都填入了爱国主义的教育。[82] 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将中共的思维方式根植在青少年的脑海之中。正如教育部教材组的负责人说的那样，思想政治教材要采取“春风化雨“的方式，讲述革命领袖、英雄先烈们的故事，讲述革命传统的故事，以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认识到中共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83]

习近平时代最主要的方法仍然是“潜移默化”、“自然渗透”、“润物无声”。这使对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的修订，看似细微，实际却是“微言大义”。[84] 比如新版的初中历史教材称文革十年为“艰辛探索”、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的“错误地”以及“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删掉、不再提毛泽东炮打刘邓司令部、不再提“二月逆流”、“上山下乡”等知识点、不再提林彪为动乱的煽动者、增加了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增加了“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地哀悼毛的去世、在评价文革时增加了“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等等。这正是习近平的所谓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85]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悄悄地洗白自己过去的历史。

对宗教的色彩也要设法淡化，尽量不要让学生接受到宗教的理念。比如部编办小学六年级语文下册节选的《鲁滨逊漂流记》，就将译文“我将没法估算日子，甚至分不清安息日和工作日”中的“安息日”改为“休息日”。[86] 一字之差，宗教色彩就没有了。

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法，就和1989年前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一样。邓小平要改革开放，教科书中关于历代变法的内容增多。1989年之后则“淡化了宋范仲淹限制权力的政治改革，凸显王安石偏集中权力的经济改革”。[87] 这一点看似是小修小改，实则是方针路线的大问题。教科书是为政治服务的。

四  洗脑的后果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纳粹德国的洗脑，使得一个犹太青年会在脑海里根植下反犹主义的思想。那么70多年来的洗脑在中国也会在几代人的脑海中根植下爱国爱党爱领袖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有一些关键词是印在你脑子里的，构成了你的语言系统”。她的脑海里装满了阶级局限性、帝国主义等等词汇，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国以后还要回来“振兴中华”。[88] 

这个语言系统最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外交系统的官员嘴里。以最近的几个例子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说美国击落中国的“无人飞艇”是滥用武力、过度反应、渲染炒作、近乎歇斯底里，显示了美方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已到了荒谬的程度，荒唐无稽。[89] 王毅这种语言风格和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语言风格非常相似。这里没有为自己国家的侦查气球闯入别国领土而道歉，有的只是攻击谩骂。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外交事务，只会火上浇油，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使得冷战有可能变成热战，为中美两国人民都带来灾难。 

但是这正是多少年来拥俄反美的教育所带来的后果。中国外交官反美拥俄的更多的文革语言还有以下这些例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美国限制向中国的半导体等商品的出口，王毅说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只有小人才巧取豪夺。但是美方撕去了一切伪装，连巧取都没有了，只有豪夺。[90]人家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就成了豪夺了呢？ 

关于飞艇事件，王毅说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炒作升级、扩大事态，中方必将奉陪到底，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不应该拱火浇油，趁机牟利。[91] 本来美国是在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援助乌克兰抗击俄国的侵略，现在却成了拱火浇油、趁机牟利。外交部发言人王文彬也说美国大发战争财，良心何在？[92] 这是不是也是像王文彬批判美国制裁中国企业时那样批判布林肯国务卿的用语“口出狂言、颠倒黑白”呢？[93] 本来俄国是侵略者，但是王文彬却说“美国是最大的战争制造者”，美国的霸权政策和好战倾向延续一天，世界就将一天不得安宁。[94] 

习近平的说法虽然稍显温和，但是也同样严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95] 他刚上台时就认为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在企图西化与分化中国，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96] 十几年了，又开始拥俄反美，好像又回到了中共建政初期的情况。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国在批评北约东扩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因素，[97]只字不提是俄国侵入乌克兰。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关系也越来越糟糕的主要原因。结果和中国结盟的重要国家就只有俄罗斯和伊朗，也就是威权与独裁国家，而世界上最主要的民主国家则变成了中国的敌人。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的危机，也是世界安全的危机。 

在拥俄的问题上，王毅则说中俄关系经过国际风云的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今后会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拓展务实合作，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98] 王毅显然暗示中国可能会对俄国侵乌进行更实质性的帮助，从而更加恶化中美关系，引起国际局势更大的动荡。 

普京说他自己就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最纯粹、最成功的一个例子。[99]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为了圆他的帝国梦而造成的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上面这些中国官员们或许也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最成功的例子，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上面是拥俄反美洗脑教育对今天的外交官员们的行为模式、语言模式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关系中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危害。其实在国内问题上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又何尝没有给中国造成危害。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与社会进步，比如政治体制的改革，公民社会的建设，传媒的开放，言论的开放，在最近十多年来已经几乎丧失殆尽。正如原国家总理温家宝所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有丧失的危险。情况正是如此。40多年来经济改革，也有走倒车的迹象，比如在私营企业中设立中共的党组织、公私合营的倾向；由于国际关系的恶化，海外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减少，中国企业家移民海外的增多等等，都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或许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仍然在接受着洗脑的教育，并且在竭力地维护着极权体制，使得中国政治与社会很难走向民主与自由。在看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之后，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说自己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再也不受外人侵略的时代。一个八岁的女孩说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100] Stallard观察到，在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过程中，老师和学生都是非常认真的、诚恳的。[101]尽管在中国没有可靠的民意调查，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由于这个教育的成功，和政府保持立场一致、拥俄反美的人，包括青少年，应该还是多数（当然也不可能像中共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支持中国政府的人会达到90%以上）。 

一个号称为连续6年被评为新媒体百大人物、被湖北省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肯定了其“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方面所作的贡献”的占豪及其公众号，号称有130多万订户，6,000多篇原创内容，文章点击率通常都在10万以上。[102] 这个公众号几乎每天都有拥俄反美的文章，标题耸人听闻，比如2023年2月27日和28日的标题就有“美国秘密谋划，台湾凶多吉少，中国将被迫出手”！“中国这一招走得妙，俄罗斯给中国点赞意义重大”！“中国又快‘种岛’了？菲律宾挑事，严重后果可能不远了”！从多少年来拥俄反美的洗脑教育看，这些文章被这么多的人所欢迎，或许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如上所述，也正如占豪自己所说，其后果可能会是很严重的。 

一代一代的人已经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思考问题，因为他们需要自我审查，所以说话只能用官方话语，或者用错别字。一代一代的人中的很多人，长时间不用某些词汇，不探讨一些问题，不了解一些观点，很难有自己的思想，很难有自己的语言。由于语言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或许将来他们是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的。[103] 现在中国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这些话语其实就是鸡同鸭讲，或许就是一个例子。没有共同的语言，找不到或者没有发现共同的价值观，国与国、人与人相处起来是很难的。 

显然洗脑的效果在中老年人、青年人、官员与非官员、国内的大学生或留学生中都是一样的。何晓晴的研究提到了在1989民主运动之后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使得一些在海外留学的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他们会将尖锐批评中国政府的华裔教授（比如何晓晴自己）以及学生（比如杜克大学的王千源）看作是汉奸、叛国者，并对其进行网络欺凌。[104]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提到了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侵犯学术自由的案例，比如要求校方撤除对他们来说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标语、传单等，要求老师修改教学中的政治敏感内容或者话语，骚扰、干扰涉及对中国有所判的讨论会，给校方压力要求他们取消涉及政治敏感的学术活动、监控其他老师或学生在校园举行的涉及敏感内容的活动，恐吓、霸凌、骚扰大学的其他师生员工等等。澳大利亚的大学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一个学生甚至警告其他学生说他已经向当地的中国领事馆汇报了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言论。2016年一位华裔老师在受到网络霸凌以后被迫辞职。[105] 

五  结论 

本文讨论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教科书是如何洗脑的，包括拥俄反美、热爱并拥护领袖、热爱并拥护共产党、热爱中共领导的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并像英雄人物们那样为党的事业献身等方面。一位“脱北”者说所有的专制政权的套路都是一样的：首先制造一个外来的对自己生存的威胁，然后你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救星。最后你突然发现独裁者就是你的救星。[106] 中国人正在面临着各种外来的帝国主义威胁，只有共产党、习主席才能救中国于危难。[107] 这就是洗脑的套路，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们说洗脑是带有强制性和欺骗性，并以洗脑者自己的利益为依归的。 

但是这种成功却使中国在政治上走上了和全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相反的路线，而不是中国经常呼吁美国的那样，“相向而行”。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已经表明中国、俄国、伊朗、北朝鲜、白俄罗斯等专制或威权国家似乎要结为联盟，和美国、欧洲等其他民主国家相抗衡。这除了在经济上会给双方都带来巨大损失之外，在军事上也可能产生冲突，正如俄乌战争所展现的那样，从而造成不光是经济而且还有生命的损失。 

当然有洗脑就有反洗脑。正如上述何晓晴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也有不少年轻人，在朋友处、在学校等地方接触到和自己在中国的教科书中所学到的东西不一样的信息时，他们的思想会有所改变，从而会站在更客观、更公正的立场上看问题，使自己能够变得更理性，更加认同民主的价值观。即使是老一代的中国人，也有主动在互联网上寻找不同于自己以前所受教育的信息，并修正自己原来的观点。 

即使在教科书的编写方面，如果主政者略微开放一点，允许一纲多本而不是一纲一本，那么人们多少也可以减少一些洗脑的危害。比如上世纪末前后的“素质教育”，使得上海可以编出一套新的历史教材，学生们可以探讨没有宪法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三权分立的时代变迁和实际应用。文明史可以探讨儿童、妇女的权利公约、“人权宣言”等等。[108] 尽管这个教材改革昙花一现，尽管这个教材改革的政治正确性还是第一位的，但是这说明适当的开放，对抵制洗脑的危害是有作用的。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相信教科书的说教。一个对微博的研究发现尽管有71%的发言者似乎认同教科书对历史的描述，有的还发誓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但是还有28%的人持质疑甚至批判态度，比如有的学生直接挑战老师说“历史是虚构的”，有的认为“教育被政治绑架”，学生在被“洗脑”。[109]   

正如我在文章前面所说的，洗脑和反洗脑，对过去历史的控制和反控制，会决定一个国家往哪里走。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加入到反洗脑的运动中来，使中国走向民主，走向普世价值，使其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人民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民。 

附录

图一到图七：歌颂毛泽东等的教科书文章及目录

图一 关于毛泽东的两个故事1 

图二：关于毛泽东的两个故事2

图三：关于毛泽东的故事3 

图四：关于毛泽东的故事4 

图五：朱总司令的故事 

图六：五年级教科书目录1 

图七：五年级教科书目录2 

尾注

[1] Emma Bubola and Isabella Kwai, “’Brainwashing a Generation’: British Schools Combat Andrew Tate’s Views,”  The New York Times, 20 February 2023, Section A, p. 1.

[2] Katie Stallard, 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3]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1949, p. 34.

[4]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Inc., 1951.

[5] Kathleen Taylor, 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xxi, 6-7.

[6] Taylor, Brainwashing, p. xiii。

[7] 徐贲：“美国的洗脑理论”（2020年7月2日）， CND刊物和论坛网，hx.cnd.org/?p=178716

[8]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pp. 438-441; Taylor, Brainwashing, p. 9.

[9] 陈嘉映：“现代社会中，洗脑还有作用吗？”（2016年3月14日），爱思想网，www.aisixiang.com/da...

[10] Taylor, Brainwashing, pp. 73, 113, 119.

[11] Andrew Higgins, “How China’s ‘Gateway to Europe’ Began to Narrow,” The New York Times, 13 February 2013.

[12] Jackson Diehl, “The Sheep in Wolf’s Clothing,” The Washington Post, 25 March 1992; Richard Sandomir, “Solomon Perel, Jew Who Posed as a Hitler Youth to Survive, Dies at 97,” The New York Times, 11 February 2023.

[13] Katie Stallard, Dancing on Bones, p. 180.

[14] 方成智：“新中国17年（1949-1965）中小学教科书的规整策略”，《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5月（第11卷）第3期，页45.

[15] 见王众威：“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的历史理路、当代价值与发展路径”，《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8年12月（第22卷）第6期，页9.

[16] 石鸥：“中小学教科书79年忆与思”，《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年3月，第18卷 第2期，页1；姚馨：“1949年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宜宾学院学报》，2021年（第21卷）第4期，页73。

[17] 姚鑫：“1949年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页73.

[18] 吕晓娟、周婧、钟桢：“中小学教科书研究七十年的回溯与前瞻”，《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年3月（第12卷）第2期，页70.

[19] 姚鑫：“1949年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页74.

[20] 见石鸥：“中小学教科书79年忆与思”，页3.

[21] 胡金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学德育课程的历史变迁”（2008年9月11日），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www.sinoss.net/uploa... ，页1.

[22] 王众威：“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的历史理路、当代价值与发展路径”，页10.

[23] 同上。

[24]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2020年9月11日），端传媒，theinitium.com/artic...

[25] 同上。

[26] 教育部：“编好三科教材，培育时代新人”，《光明日报》，2019年8月28日。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周启毅：“中小学教科书内容体系建构探析”，《出版参考》，2021年11月，页77.

[30] 同上。

[31] 韩连潮：“美国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2015年8月25日），VOA网，www.voachinese.com/a...  

[32] 殷瑶瑶：《我国小学历史课程发展研究（1949-1998）》，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页6-7. 也见余敏玲：《型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3月，页92.

[33] 见余敏玲：《型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页97.

[34]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pp. 251-252.

[35] 余敏玲：《型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页99-100.

[36] 余敏玲：《型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页100-101.

[37] 同上，页102-103.

[38] 同上，页103.

[39]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pp. 104, 106.

[40] 同上, pp. 240-242.

[41] 余敏玲：《型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页107.

[42] 同上，页107-108.

[43] 同上，页104.

[44] 同上，页110.

[45] 何蜀：“‘史无前例’年代的‘红色教材’”（2020年12月17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www.hybsl.cn/beijing...

[46]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页202.

[47] 同上，页225.

[48] Katie Stallard, Dancing on Bones, pp. 69-82.

[49]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必修），2006年。

[50]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p. 100。

[51] 同上， p. 101.

[52] 同上， p. 103.

[53] 同上，p. 286.

[54] 陈冠任，“揭秘：林彪‘四个伟大’是如何出笼的”（2016年2月22日）， 搜狐网 m.sohu.com/n/8321299...

[55] 何蜀：“‘史无前例’年代的‘红色教材’”。

[56] “各地书记对总书记的由衷赞美”（2023年2月7日），抗衰老联盟网，mp.weixin.qq.com/s/f...

[57] 殷瑶瑶：《我国小学历史课程发展研究（1949-1998）》，页18.

[58] 余敏玲：《型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页109.

[59] 何蜀：“‘史无前例’年代的‘红色教材’”。

[60] 同上。

[61] 胡金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学德育课程的历史变迁”，页1.

[62] 殷瑶瑶：《我国小学历史课程发展研究（1949-1998）》，页19.

[63]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页229，232-233.

[64] 同上，页209，212.

[65] 同上，页210.

[66] 同上，页202.

[67] 同上，页244，246，249-250.

[68] 余敏玲：《型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页4.

[69] 同上，第一章。

[70]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

[71]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页227-228.

[72] 同上，页279.

[73] 同上，页261.

[74] 中东媒体研究所（MEMRI），”A Packaged Past: China’s History Schoolbooks, Part I and Part II” (7 June 2022), China, Inquiry & Analysis Series No. 1635. 下面这些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这一出处。

[75] 也见Katie Stallard, Dancing on Bones, pp. 200-202对同一个问题的讨论。

[76]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

[77]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pp. 258-260.

[78]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

[79]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页298.

[80]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p. 266.

[81] 胡金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学德育课程的历史变迁”，页3.

[82]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也见Katie Stallard, Dancing on Bones, pp. 196-197.

[83] 教育部：“编好三科教材，培育时代新人”，《光明日报》，2019年8月28日。

[84] “自然渗透”、“润物无声”、“春风化雨”是教育教材局负责人的话语。见教育部：“编好三科教材，培育时代新人”，《光明日报》，2019年8月28日。

[85] 自由亚洲电台，“新版历史教科书删‘文革’惹关注，官方急澄清”（2018年1月11日）， RFA www.rfa.org/mandarin...0314/song-yongyi-china-textbook/zh-hant/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

[86] 江真，“中国大陆统一中小学教材，习近平思想成为灵魂指导”（2021年8月11日），VOA  www.voachinese.com/a...

[87]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

[88] 同上。

[89] 《澳门日报》“王毅促美勿做荒唐无稽事”（2023年2月9日）www.macaodaily.com/h...

[90] 《澳门日报》，“王毅批美只剩豪夺”（2023年2月20日）www.macaodaily.com/h...

[91] 《澳门日报》，“王毅：必将奉陪到底”（2023年2月20日）www.macaodaily.com/h...

[92] 《澳门日报》“外交部：美良心何在”？（2023年2月22日）www.macaodaily.com/h...

[93] 见《澳门日报》“中方斥口出狂言颠倒黑白》（2023年2月23日）www.macaodaily.com/h...

[94] 《澳门日报》“华：世界将一天不得安宁”（2023年2月24日）www.macaodaily.com/h...

[95] Keith Bradsher, “习近平罕见公开批评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措施”（2023年3月8日）《纽约时报》cn.nytimes.com/china...

[96] Katie Stallard, Dancing on Bones, p. 186-187.

[97] 《澳门日报》，“华促北约不要只做麻烦制造者（2023年2月19日）www.macaodaily.com/h...

[98] 《澳门日报》“中俄关系稳如泰山”（2023年2月23日）www.macaodaily.com/h...

[99] Katie Stallard，Dancing on Bones, pp. 64, 92-98. 关于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见第62-63页。

[100] 同上， p. 185.

[101] 同上，pp. 205-207.

[102] 新媒体数据工具，“公众号数据分析系列之-占豪”（2018年11月27日）www.xiaokuake.com/p/...

[103] Mengyin Lin, “My Chinese Generation Is Losing the Ability to Express Itself” (10 February 2023),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23...

[104] 何晓晴（住5）潇潇（译），“认同‘崛起的中国’？----海外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潮及由来”，原文见Edward Vickers和Krishna Kumar 编辑的Constructing Modern Asian Citizen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05] Zhidong Hao,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What, Why, and What Is to Be Done” in 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U.S., and Australia eds. by Zhidong Hao and Peter Zabielskis,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106] Katie Stallard, Dancing on Bones, p. 46. 也见页213。

[107] Isabella Jackson and Siyi Du, “The Impact of History Textbooks on Young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 Social Media Analysi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51 (2), (2022): 196.

[108] 杨钰，“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

[109] Isabella Jackson and Siyi Du, “The Impact of History Textbooks on Young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pp. 204-20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