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律师行动

提要：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是声援弱势、服务百姓的民生行动；是启迪民众人权与法制意识的启蒙行动；是践行法治、确保权益平等的人权行动；是中国社会还法律以尊严的护法行动；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首次蕴含无限生机和可能性的前宪政文明行动。中国人权律师行动作为抵抗奴役的方式，生自中国本土、切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是中国人可以骄傲地加入全球抵抗共产奴役伟大行列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抵抗奴役方式，顺应天意民意，合乎国情民情，可望在低谷中积淀力量，蓄势复发。

一，七零九大抓捕，法器削落

2015年7月9日，中共当局在全国23个省份同时行动，大规模逮捕、传唤、刑拘、带走、失联、约谈职业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近280人，后持续增加到300多人，史称“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这是自一九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当局对维权人士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当局没有就此罢手。四年以后的2019年末，中国警方重演709大抓捕一幕，在中国数省陆续拘留并传讯20余名人权律师和相关公民，此后大量法律学者，职业律师遭到逮捕。（“1226镇压”的最新简介（及至2020年2月18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不唯逮捕判刑，相关部门连续多次以注销律师执照等手段迫使人权律师边缘化。这导致中国律师行业遭到致命削弱：仅湖南一省，仅2020年一年，当地司法当局就注销了1200余名营业律师的执照。所余未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即便出庭，辩护词也需先交司法部门审查，他们的独立话语权基本被剥夺。（“中国律师执业证需年检 当局趁机管控律师界”/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chrlcg ）

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权律师，主要是2015年7月9日被抓捕的律师群体，历经四年打压，法器削落，花果飘零。

岁月迁播，落英满地，十年了！回望中国人权律师的诞生和沉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光荣的话题。

二，应运而生，顶风持舵

律师行业在东西方均来之久远，但当代中国制度始于1950年代。经历了20年取消、恢复的起死回生后，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发展。虽然如此，中国人权律师作为律师行业中一个独特群体，其诞生不仅是社会分工、专业培训的结果，更是社会人权极度匮乏造就的。它是一种人文—社会景观。

“解放”后的中国取缔民间社会，“我党”一统天下，由于人权状况极度恶劣，在民间社会的废墟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其构成不以财产、地位、职业、民族、区域、意识形态等传统标准划分，而是以被损害的特定利益为轴心，自发集结而成，如法轮功修炼群体、复员军人待遇不公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假药受害群体、强行拆迁群体、土地被侵占群体、环境污染受害群体、投资受骗群体、有毒食品受害群体、豆腐渣校舍工程受害群体、官员私卖土地受害群体、强制计划生育受害群体、被打压的家庭教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冤假错案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良心犯家属群体，……这几年还有一些群体沉潜于社会表象之下，如失踪儿童家长群体、活摘人体器官家属群体、新冠疫苗受害群体等。这类以受损利益为轴心自发形成的群体，依然在持续增加中。只要不属于特权阶层，任何人都可能沦为某一切身利益受损者。专权在上，万众受害，这种现象，构成了自近代国家、民族观念形成以来，人类最为特殊、简单、鲜明的社会结构。这是中国社会学的新课题。

利益受损群体的存在，是社会动荡不宁的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群体抗议事件连年翻番：1993年是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2005年8.7万起，13年间猛增10倍。2007年，竟增长到10万余起，以至于2008年中国官方不再公布相关数据。据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以上引自并参见：“中国大陆群性事件频繁，步入‘风险社会’”/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何清涟:2015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VOA；《洛杉矶时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政府不得不倾听民众的呼声/RFA）三年之内，从10万增长到18万，平均每年增长超过2.6万。这不过是十几年前的数据。此后十年，尤其是习近平当政这些年，中国人权状况持续败落，举世共睹。在此前提下，群体抗议事件仅以每年2.6万的增长速度为计，2020年群体性事件至少超过26万起，平均每天发生730起。也有报道说，仅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群体抗议事件，每天大约500起。（中国日均群体抗议500起/VOA）。这不是耸人听闻的天下奇谈，这是令人震惊的中国现实。

人权律师在中国崛起的社会背景：日益增多的利益受损群体的存在及其群体抗议事件的激增。图示区分了三位领导人执政时期：粉红色区域：江泽民（1993–2002）；浅绿色区域：胡锦涛（2003–2012）浅蓝色区域：习近平（2013–2020）

中国“维稳经费”自2011年起连续三年超过军费已不是秘闻。到2019年，维稳费用翻倍，接近14000亿人民币。（参阅“解读中国预算的“维稳费用”/BBC；官媒：维稳经费五年翻番 将近一万四千亿元/RFA ）

所谓“维稳”，就是打压群体抗议事件，维持社会的所谓“稳定”。维稳经费总数极度超量，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程度。

中国的律师在这样的民权地沟中拔地而起。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2年之间，中国全国的律师人数翻了一倍以上，从2.15万增加到4.5万。到2008年，这个数字猛增到14.3万，（“中国律师已超过14.3万”，人民网，2008年4月16日。） 比1986年翻了接近七倍。这当然是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的结果，然而中国社会拥有迫切的、强烈的法治需求，则是内在的动因。比起自由世界法治国家律师与人口的比例，十四万律师只是中国十数亿人口基数的一个极小比例，而其中的“人权律师”连十四万的零头都不到，更其微不可见。但是“有与无”与“多和少”之间的区别是本质区别，“千年暗室，一灯可明”，整个中国，四九之后，宪法是一纸空文，法律是权力集团的贴金、法规是压制百姓的法术，人权律师的出现，是照亮中国大陆司法黑洞的一盏明灯。

中国的人权荒漠是人权律师的天然市场。但人权律师的诞生并非顺水行舟，相反，是顶风持舵，逆流而上。 在人权律师群体出现之前，政治高压激发民间抵抗行动持续不断，但当局的整肃也从未间歇：

一九七零年代，以江浙人为主体的公开组党活动及其民主活动遭到不断打压；一九八零年代末，当局镇压了举世关注的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2009），当局整肃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代表的中国异见精英群体及其三百多位各界人士直接参与的零八宪章运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习近平主政时期，当局对异议界开始了更加严厉的系列打压：首先是以传唤、拘留方式，打压异议知识人举行小型聚会活动；其次恶剑直指出现不久的独立公民团体及其文化与慈善活动，据当时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披露，1500名持不同政见者、非政府组织成员、访民、家庭教会成员、互联网、大学和新闻机构人士被捕入狱；再次，出台政策，控制民间独立机构的国内资金，而对海外资金则以冠之以“阴谋论”强行切断。另据悉，一些台湾赴大陆支援病区、灾区的慈善团体和个体也遭到监控、抓捕或驱逐。（“独立NGO在中国遭遇寒冬”，VOA，Mar 7, 2015）

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政治严冬持续，苦寒渗透到社会肌体每一个空间。这种人权荒芜的空间和凶险环境，是人权律师群体的生死牌：为他们催生，陷他们于死地。

三，道德勇气举世无双

习近平前时代，中国街头抗议事件方兴未艾。民间各利益群体抗议目的无一例外是捍卫自身权益，为自己讨还公道。所有群体的抗议行动都单枪匹马，都对其他群体的灾难视而不见或默不作声。这是中国民间抵抗运动长久以来的特征和风气：“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中公开抗议强权，已经是生性温顺的中共国民忍无可忍的被迫之举。但是只为自己出声而无视他人苦难，并非明智的抉择。二战时期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在纳粹监狱里曾经如此忏悔道：“起初，纳粹抓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出声，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出声，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当今中国庙堂上下、官场内外、城市乡村、巨富赤贫，所有国人上至皇上皇亲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贩夫驺卒，哪一个能确保自己不会突然沦为狱中的马丁·尼莫勒？哪一个敢说自己一朝落难定有他人相帮？

不是万幸就是奇迹，在中国大陆这盘巨大的散沙上，在人人自顾不暇的自留地边缘，居然出现了一个凝聚散沙、衔接阡陌的群体，一个另类群体——人权律师群体。他们的使命是为他人苦难说话，其目的是捍卫他人被剥夺的权利。这是诸多的抵抗群体中唯一为他人利益行动的群体，他们的组合不是基于利益，乃是基于良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人权律师博施济众，提升了沦陷地人民的整体道德与勇气水准，中国的抵抗运动因此登上了一个伟大的阶梯。

北宋时代清官包拯包孝肃公，惩治权贵、惩办刁民、明察秋毫而断案如神，铁面无私而公正廉明。他庙堂之下众望所归，与包拯同朝为官的司马光、欧阳修和后世朱熹都对他赞赏有加，民间则竟至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流传，后世将他誉为“中国司法之神” 、“包青天”。包拯性情刚直，宁折不弯，但他严明执法，并非仅是随情任性，乃是思考后的理性抉择。为此他不仅生前不惜开罪于权贵官员，身后还要立训传诸子孙。他让儿子将其家训刊石刻碑，立于自家堂屋壁旁，“以诏后世”，这家训三十七字，字字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重家族、亲子嗣、尽孝道的一千年前的中国，如此公义为先、私情从后、超凡脱俗，包拯无愧于“中国司法之神”的后世称誉。在司法史上最黑暗的当代，中国人权律师是包拯的当代传人。意味深长的是，包拯出自北宋朝廷，而今，社会不公现象如洪流滚滚，当朝产生不出一个包拯。中国当代包拯——人权律师——绝大多数并非来自我朝体制内，乃是来自民间；他们也不只一个，乃是数百上千。这个不同的出身，这种隔代遗传的数量，足可让在天上的包拯师傅错愕。

一百多年前，法国也有为民请命的一位“青天”，针对一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军官遭政府迫害，以一封公开信——《我控诉》——指控诉法国政府，为受害者伸张公道。这个人就是法国作家左拉。埃米尔·左拉与包拯不同，他来自民间，与中国人权律师一样非官方所属。但中国当代人权律师——“中国左拉”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不同在于，左拉拍案而起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其一生大部分作品，拥有显赫名声可以依傍；中国左拉们为民请命对峙公权力的时候，大都默默无闻，所凭是专业知识和良知；左拉给法国总统弗里克斯·福尔的公开信见报后，遭当局反控被判有罪，流亡英国；中国左拉们遭到当局迫害却无处可遁，纷纷被捕判刑坐牢；左拉流亡次年，其控诉被证明属实，冤案彻底平反，本人得以回国，而中国左拉们则要持续遭遇系统性迫害，轻者监视居住、软禁、限制出境，强迫失踪，拘留、约谈、传唤，抄查，重者定罪判刑，入狱坐牢三到七年不等；左拉流亡一年后归去，受到英雄般的对待，事迹被拍成电影，鼓舞无数后人，中国左拉们则十年以来依然在强权暴政下承受折磨，默默坚守，期间有的遭受酷刑或药物迫害如李和平律师，有的被“作秀公审”（Show Trial）并牵涉家人如王宇律师，有的被捕后下落不明至今长达八年如高智晟律师，有的被强迫失踪如李姝云律师，不少人出狱后依然身带电子监控设备不得人身自由，还有很多被限制出境，理由是他们“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他们的亲属子女在狱外长期被监控、跟踪、骚扰、威胁、孤立，迫害旁及周遭，使得他们被迫连续迁移，家居无定所，工作无机会，子女入学无门，有的律师甚至阖家被失踪（如王宇律师一家三口）。这是法国左拉难以想象的，也是中国包拯未曾遭遇的。纵览国史，横看西方，在千年未有的恶劣的司法环境中，中国人权律师面对残酷打压，守住良知，扛住一丝空间，拼尽十分努力，坚持百折不回，其道德勇气和行为方式远超中外司法史上的往圣先贤，构成了一组当代中国司法英雄群体的旷世悲歌。包拯的故事被后世编成大量中国地方戏剧和电影，至今脍炙人口、使人怀念；关于左拉的电影也当仁不让，其中重点讲述他为弱者伸张正义不畏强权的影片《左拉传》（The Life of Emile Zola）曾一举赢得三项奥斯卡斯卡奖项，如今回看，依旧令人喟叹。勘察比较古今中外司法轸域，中国当代人权律师，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其行止、经历丝毫不逊于中外前辈，他们的故事无需虚构，只要秉实写出，传布世界，必会惊天地泣鬼神。

四，持固法治，砥砺民情

中国人权律师并不介入群众运动，而是借助专业知识另辟蹊径：代表权利受到侵犯的庶民、商贾、异见知识人、信众、囚徒、街头抗议者……出席当局法庭，与特权阶层的官方代表直接对峙，展开辩论，捍卫民权，伸张公义。其维权的独特性在于进入现有法律体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此推动纸面权利的现实化。

中国人权律师被打压至今已十年之久，如今的司法生态比十年前更加恶劣，而信息透明度举世倒数，所以依然没有系统地调查人权律师的业绩的有效的机制，也无法获得他们胜诉的确切数据。可以想象，在党大于法、权力压制公义的时代，人权案件的胜诉极为艰难。律师收入微薄尚在其次（很多人权律师以经济案件养人权案件，免费提供人权案件的服务），更艰难的是，他们通常必然面对的种种困境：在行政和司法机关有理寸步难行的现实、受害人胆怯时而导致合作艰涩、招致私下报复的可能，被党权刑事治罪的威胁等。这一道道屏障之难以逾越，若非身临其境，无法想象。但是取之愈难，得之愈深，一旦胜诉，不仅是个案的成功和弱势的胜利，它如投入死潭的一粒石子，波纹荡开之际，影响不可估量。即便败诉，某种程度上改变庭审的非法色彩、消解律师的附庸地位，触动权力集团的法律话语霸权，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成败，人权律师将司法的尊严通过敏感案件和辩护行为，带到法庭之上，将法治意识通过案情进展与辩护内容，传递到法庭之外。

司法是人类各项社会事务中最为现实和实用的事物，没有律师不希望旗开得胜，没有受害者愿意虽败犹荣。但是当代司法黑洞不期然铸造了人权律师的特殊价值，司法越黑暗，价值越厚重：无权者的官司只要立案，人权律师只要出庭，弱势群体就扬眉吐气，公义就如接力传承的火炬被点燃并在人们心中开始运行，其打破权力垄断司法的功效，立竿见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由阵营的大律师张思之，从未赢过官司，却在业界内外众望所归；这也是为什么护法“死磕”派律师王宇等，官司不论输赢，都深得民心，以至于他们活动经费总是能捐得一定的数量；这也是为什么浦志强律师把七成的精力都用于代理公益性案件，为此失去很多经济案的赚钱机会而在所不惜，甚至有时赔本援助案件委托人。

——在“我国”，为人权辩护乃大丈夫事，断非体制内专家学阀所能为。中国人权律师在司法领域建立了四九年以来空前的对峙：独立司法精神与垄断司法权力的对峙。而这种这种对峙的背后，是民间与官方的对峙、无权者与当权者的对峙、童言无忌与皇帝新衣的对峙。唯其对峙从街头进入法庭登堂入室、从摇旗怒吼转为依法辩护的理性智慧、从自生自灭到争取公正裁决的目标提升，其革命性显而易见。

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实地考察美国制度后，写下了解读美国民主制度的真知灼见《论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与美国国父自己编纂的《联邦党人文集》一样，成为见证美国之为美国的经典文献。托克维尔在著述中论述了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三大要素：自然环境、法制、民情。在解析三者的相互关系后，他并比较三者重要程度，指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自由民主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法制的重要性在于“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民情则指美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核心价值，也就是人生行事的基本准则。在自然环境之外，法制与民情被确信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两大支柱。细读托克维尔的美国论，他的观察和分析并非是论证民主自由政体的创建立方式，而是在论证对已经建立的美国制度的维护。在国家政治文明进程中，建立制度和维护制度，是两个不同阶段和两种不同使命，二者显然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直接前提，是硬件，是除旧布新。虽然如此，托克维尔并没有忘记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不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末，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人。”

中国人权律师的司法实践，无论成败，每一次都会促使当事者及周围人体会并认识法制与自由的关系，培养法制与自由的理念，从而建立其现代民主社会的中国“民情”。这使得人权律师们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具有超越现实功利层面的性质，这是他们存在的稀有价值，是他们备案、出庭、辩论、抗争、胜利、失败、“死磕”，以渺茫的希望做全副努力的意义。这个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份。

五，中国独具的抵抗运动

回看上个一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人类社会的衰亡历程，各国自有不同的抵抗路径，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类解放图景。

波兰，工人为主体的“团结工会”运动。在波兰出生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感召下，“团结工会”经过初始罢工运动，进入八十年代初正式成立、急剧扩充的高潮阶段。此后他们遭到当局镇压、取缔、逮捕、监禁、谋杀，潜入地下，进入了失望退却的低谷期。及至八十年代中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治下，政治铁幕松动，此期间，波兰“团结工会”数年如一日，进入持守阶段，期间历经了差别待遇导致的内部分裂危机，再经历反共暴力革命与和平谈判的两种路线的内部斗争，终于进入八十年代末期的经济状况极度恶劣时期。这一时期，罢工高潮再起，与政府谈判的机会来临，“团结工会”内部代表各种分歧意见的一百名代表，组成“公民委员会”，准备与当局谈判。最终在1989年，工会代表与政府代表在华沙举行著名的“圆桌会议”。从2月6日到4月4日，两个月期间的谈判，彻底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形态，迎来了波兰的春天：工会合法化，其“公民委员会”获准参选资格。6月4日，中共以军事武力镇灭北京八九民运数小时后，波兰“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首轮选举赢得众议院161个议席中的160个，同时赢得参议院99个议席中的92个；次轮选举赢得全部议席。波共，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彻底败北，此前关于波共政府将会获胜的所谓“民意测验”结果沦为共党国家舆论控制的最大笑谈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的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革命，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以工人主体的波兰“团结工会”，会员最多时高达一千万，占波兰人口的四分之一，其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却悖逆无产阶级专政目的，以追求民主、自由、人之尊严与信仰自由为目标。团结工会的纲领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而我们心里有的不只是面包、奶油和腊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的自由以及对共和国的改革。”“团结工会”的诞生、宗旨及其运动，是“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宣言》的最大嘲讽，是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学说彻底破产的直接实证，是共产主义瓦解历史中波兰人献给人类的独特礼物，值得永世铭记。（Warsaw20 Years，by Jan Skorzynski, Mar 30, 2009, Project Syndicate ；“已故教皇帮助推翻东欧共产制度”，VOA 2005年4月18日）

捷克，知识人的“七七宪章”运动。它不只是一个宪章和一纸宣言，它发端于捷克知识人要求捷克政府切实遵守1975年《赫尔辛基协约》中的人权条款，发展为一场持续十八年之久的文化抗衡运动。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不同，“七七宪章”发布之初只有242人签署，十年之后签名者也不过一千多人，虽然他们绝大部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知识精英，但在全国人口比例中微不足道。“七七宪章”也不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但它是捷克知识分子用文化手段唤醒民众的运动：为保障人权，他们持续不断以地下出版方式发布文件，批评当局的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方面的各种弊端。他们创办地下大学和地下出版机制，举办各类地下文化活动，如官方禁止的私人音乐会、个人展览、戏剧表演；他们在私人公寓中开办私人教学、个人讲座和演讲；他们出版官方禁止的各类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诗歌和评论、短文等，或将这些作品“出口转内销”：海外出版，传回国内；他们支持年轻一代特有的文化爱好如流行音乐……。”七七宪章”运动深受公众欢迎，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一代青年。“七七宪章”的目的并非对抗或推翻现政府，相反，他们向政府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替代政策，逐渐成为非官方的社会发言人。经过多年努力和影响的潜移默化，“七七宪章”运动形成了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文化，史称“平行文化”或“第二文化”。这一民间独立文化开拓了异议空间，在文化、教育、出版、学术、文学艺术、思想等方面，为捷克斯洛伐克创造了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基地，成为捷克最终走向自由的基础民情。“七七宪章”目标有限、方式温和，但改变现状的态度坚无可催、自我牺牲的行为令人钦佩。他们没有正规组织，与政府的交涉以声明和公开信的方式由“发言人”签署发出，“发言人”因此成为政府迫害的目标。尽管发言人因此接连入狱，但是其声音从未中断，哪怕入狱坐牢，他们也要前赴后继：三人一组，一组发言人被抓捕判刑，另一组立即取而代之，继续发言。牺牲是巨大的，第一组首任发言人，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宪章发布后第二周就被捕入狱；另一位首任发言人是七十高龄的捷克哲学家简·巴多卡，在宪章发布两个多月时受到官方詰难，审讯长达十一小时，体力极度透支，被拒绝就医，巴多卡为此献出了性命。哈维尔被囚禁、巴多卡逝世后，遭苏联当局整治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前史学家、外交官杰瑞·哈杰克，成为首批发言人中的仅存者，他同样为此饱受当局迫害，监控、跟踪、暴力袭击、抄家成为家常便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伟大的人格，他坚持“七七宪章”原则，坚持发表人权相关的言论著述。延续性是任何一场伟大运动成功的条件，前赴后继地自我牺牲是确保延续性的代价。“七七宪章”以接力入狱判刑为代价，不断公开发言，保持了这一运动的连续性。运动最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自由转型的闸门。捷克知识人柔韧而坚定，在世俗文化领域开拓了人类摆脱奴役的独特方式。

东德，教堂信众的“每周一和平游行”。德国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从八十年代（1982）开始的每周一开放门户，欢迎各界人士讨论自由迁徙相关问题，并举行和平祈祷。由此延续多年之后发展为1989年9月开始的、走出教堂的“每周一和平游行”。此举终于引发东德全地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最终在1989年11曰9日催垮了柏林墙。在千钧一发之际，东德军方和官方上下平时默不作声的心底良知依次出现，发挥作用：首先是严阵以待、准备武力镇压游行人群的军人放下武器，接着莱比锡市政府自行作出决定，不向民众开枪，最后传来东柏林德共中央的指示：不要开枪。——这段自下而上、动人心魂、引人沉思的史实，我在多年前写过长篇记述文，题目叫做《莱比锡的烛光》，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重复的是前德共中央委员霍尔斯特·辛德尔曼(Horst Sindermann)的遗言。1990年4月20日，针对柏林墙的倒塌的事实，辛德尔曼遗言说:“我们做好了准备对付一切，除了烛光和祈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德共退出历史舞台的心声，按照昂纳克的指示，军方和地方政府切实提前做好了采用“天安门模式”、武力镇压游行的一切准备，唯独没有准备好拆除自己心底的良知。这是德国人摧毁共产主义奴役制的方式：信仰的力量、不计成败的行为方式。什么时候“我国”的无神论们能接通这种力量，才有希望理解他们胜利的奥秘，才有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心态、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肤浅和经不起失败的脆弱。

苏联，权力集团内部的瓦解。苏联权力集团的瓦解始于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残暴统治术的揭露。那份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的“秘密报告”开启了苏联平反受害者、解冻意识形态之旅。经过此后漫长三十年的过度，八十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以其“新思维”警告所有共产党总书记：“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者”。他接二连三做出重要改变：在苏共中央会议上提出一个旨在建立“真正人民政权制度”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要求苏共要接受民主秩序范围内的严格限制，“党的地位不能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他宣布放弃勃烈日涅夫主义，意在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预，尤其是要停止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武装干涉。其政治改革信息昭然若揭，以至于他成为东德民众大游行中对抗政府压力的求援对象，人们把“戈巴、戈巴，帮我们”的呼吁写在了游行的大标语上。东欧共产国家相继崩溃，这位苏共总书记站在正确历史的一边，为此获得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他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由此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掘墓人。他的决定引发了苏共内部一场深谋远虑的政变：强硬派签署“苏联领袖宣言”、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软禁了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控制了舆论机器。他们制造虚假信息，称戈氏生病，不能履行总统职责。历史在节骨眼上推出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他毫不迟疑地为苏联转型保驾护航：事变时，他及时抵达莫斯科政府大楼白宫，发布声明，指出：正在发生的是一起违宪政变。他督促军方退避，呼吁全国总罢工，要求失联的戈尔巴乔夫公开表态。传媒机器被强硬派掌控，他的声明和号召只能以传单散发。1991年8月19日下午，当莫斯科市民聚集白宫附近设置阻挡强硬派军队的路障时，强硬派首领苏联副总统亚内叶夫召开记者会，继续散步戈氏生病的谎言。几乎同时，白宫的警卫部队宣布效忠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但是莫斯科当晚被强硬派强行戒严，白宫面临强硬派武力攻击。强硬派军力强大，各军兵种被配置完备，而叶利钦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军力。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军事较量中，叶利钦胜出。其原因只能归于天意或东正教上帝：首先是强硬派进攻时间竟被密报给了白宫；其次，进攻开始前，强硬派摩托化步兵师战车在隧道受到民众阻拦，继被烧毁；第三点最为关键，强硬派计划中的特种部队和信号旗竟未如期抵达白宫。出师不利，部队奉命撤离，强硬派退求与他们软禁的戈氏谈判，被拒。此后形势急转，电讯恢复后，戈氏首先宣布废除强硬派所有决定，免除其成员政府职务，下令调查政变行动。接下来天翻地覆、摧枯拉朽：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将苏共的俄罗斯资产国有化；三个月之后，叶利钦签署169号行政令，终止了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苏共堡垒是从内部瓦解的，是自上而下发生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 一个自断自裁、和平解体的大帝国。它发生在上个世末，是人类历史一大奇观。

回到当代中国。“我国”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崩溃史中，除了和平理性抗议的已知方式，没有对人类社会做出任何有启迪意义的特殊贡献，若有，是负面的，那就是国际知名的“天安门模式”，即以全副武装的军力镇压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甚至绝食的学生与民众。我们确切知道，这个模式，包括这个词语，进入了东德共产党和教会组织者双方的大脑，成为他们各自决策的参照。中国知识界受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政”行动影响，签署过呼吁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零八宪章”，但是这一壮举并未形成任何社会运动，甚至原定的相关论坛尚未来得及举行，当局就利用张祖桦起草的文本，逮捕了刘晓波在内的多位发起人和签名人。“零八宪章”出生后尚未落地即遭扼杀，其影响来自被整肃后的国际反应如声援、抗议、救援、表彰行动，而非其自身。

虽然如此，中国的抵抗运动依然可圈可点，这就是中国特有的、从司法入手的“人权律师”行动。它区别于波兰工人为主体的“团结工会”运动，区别于捷克斯洛伐克知识人的“七七宪章”运动，区别于东德教堂信众的“每周一和平游行”，区别于苏联权力集团内部的瓦解，中国“人权律师”行动以执业律师为主体，践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试图建立法律秩序，把宪法精神和法律条文通过每一个具体案例植入人民心中，从而建构公权力的铁笼。它是声援弱势、服务百姓的民生行动；是启迪民众人权与法制意识的启蒙行动；是践行法治、确保权益平等的人权行动；是中国社会还法律以尊严的护法行动；是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第一次蕴含无限生机和可能性的前宪政文明行动。中国“人权律师”行动作为抵抗奴役的方式，生自中国本土、切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是中国人可以骄傲地加入全球抵抗共产奴役伟大行列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权律师”行动原本有望打开中国司法改革的大门，推进宪法修订，和平开启政治文明化进程。但是它与中国许多其他抵抗奴役的行动如组党、和平抗议、小型集会、修宪呼吁等一样，在2015年被当局一举镇压了。十年之后，回顾往昔，中国“人权律师”行动的遗产值得后世提炼、总结和继承。

“我们是人，我们拒绝爬行”，这是教宗保罗二世回到故乡波兰时，告诉百万波兰人和所有被奴役人民的话语。直立做人，自由是上天上帝种植在人心中的基因，无法磨灭，人类实现自由的努力绝无可能因为奴役而终止。中国“人权律师”行动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抵抗奴役方式，顺应天意民意，合乎国情民情，可望在低谷中积淀力量，蓄势复发。

草于2025年6月20日华盛顿郊野

脱稿202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

后记：

本文脱稿之日七月四日，网上撞见中国人权律师浦志强2024年9月末的一则推文，说（七零九律师大抓捕）九年以来，在“人权领域，尤其在言论自由领域，朋友们依然在努力做。”果真如此，堪慰中国；浦志强进而强调做此事功“要有一说一，不哗众取宠，不欺世盗名，能做一分，就做一分。”这种做法契合“子欲为事，先为人圣”的古训，应该成为中国文明艰难跋涉途中的一记暮鼓晨钟。

北明

7 月 8,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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