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一个1942年出生在苏北小城的妇女，于2026年1月27日，我和她的本命年正式到来之前，溘然长逝。
其实直到葬礼前，我都不是很难过，就像《挪威的森林》里的绿子一样冷静。相比起我的爷爷，奶奶终归是有福气的。爷爷从查出癌症到死掉，中间隔了大半年，甚至临死前他都在喊疼，哪怕打最大剂量的吗啡都不管用；而奶奶从住进医院到重度昏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死前四天她都沉沉地睡着，我想这样离开应该不算太痛苦吧。
但每次参加葬礼我都忍不住要哭，尤其是作为孙辈，给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时候，因为盖上棺材就意味着她马上要火化成灰，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躺在棺材里的奶奶看起来很安详，脸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一点，患有黄疸的脸也不再发橙。家里联系操办丧事的老熟人叫我不要哭，说只有不哭，老人才能安心上路。
我的童年和奶奶的童年
我是个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
母亲在奶奶走之前常说，奶奶的身体就是因为带我带坏的。
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当我父母还是双职工的时候，奶奶是家中的掌勺大厨。她会在暑假的中午给我烧面疙瘩汤，我们捧着碗一起看《男生女生向前冲》，嘲笑落水的选手们。她擅长烧酱鸭和排骨汤，总会在吃完晚饭后，带我去车站等下班的妈妈。退休前做过食堂师傅的她，还会在过年时烧满满两大桌的菜，弄堂房子里围着八仙桌吃饭的那群老邻居对她的手艺念念不忘，动迁后也每年过年登门拜访，来尝她的手艺。
她也是那样无条件地宠我。小时候有次父母因为我考试不及格要打我，她拦在前面说，千万不要打小孩的头，否则会越打越笨，要打就打身体上肉多的地方。后来父母常常以冷战的方式叫我“反省”，她则是年幼不安的我在那个家里唯一可以说上话的人。
说来可能有些恶心，我童年关于奶奶的回忆，很大一部分是和屎尿有关的。我记得她喜欢穿一条印有蓝花的白裙子，裙子下摆有很大一滩污渍，据说是我婴儿时期的“杰作”，怎么也洗不掉。她蹬自行车来幼儿园接我，第一件事总是要检查我是不是又拉在裤裆里了，因为我真是个很笨的孩子，公办幼儿园孩子多、老师也不上心，有很多次她都发现风干了的粪便碎成一粒粒的，顺着我的裤腿往下掉。现在描述起这番场面，我都觉得恶心，可她却毫不嫌弃。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我和奶奶都是睡在一起的。我总缠着她给我讲睡前故事，要听她小时候的事。她也不厌其烦，一遍遍的，讲述她童年如何住在阴冷的渔船上，船上的小猫会用尾巴钓鱼吃，有次半夜还被老鼠咬掉一节手指；讲她十几岁来到上海，凭着一身力气，拉黄包车，又拉各种建材和货物。当我回忆起那些瞬间，回忆起奶奶向童年的我讲述她童年的故事，竟升起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的童年和奶奶的童年，以身体的和谈话的形式，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父母被紧紧捆住的人生
奶奶对我是那样的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怨恨她的存在。
父亲在我小学时就辞去工作，给我姨夫的公司近乎无偿地打杂。外公和爷爷在14年底相继病重后，母亲也辞去了工作。他们都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那个，但偏偏是最负责的，接下照顾老人的重担，先后照顾临终的外公、爷爷和外婆。他们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微商，有些微薄的收入。再到后来，家里据我所知，是一点收入都没有的。我恐慌，我也恨。
奶奶是家中最后的老人。也许是一起生活的原因，我不记得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老去的。自从她出门散步摔了一跤以后，她的小脑萎缩日益严重。有次她忘记关火，把一个空的高压锅在煤气上烧了好几个小时，父母就再也不让她进厨房了。近几年，她总是靠在床上看电视，睁着眼睛，又一动不动，由于耳背，她是不开声音的，我们也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每当亲戚朋友问起父亲为何家里蹲、不出去找份活做，父亲总说，奶奶老年痴呆，家里脱不开人。父亲也无数次在送我上学的路上向我诉苦，说家里没收入导致生计困难，说他因担心老人而渐渐垮掉的身体，说希望我不要重复他们那被紧紧捆住的人生。
母亲则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尽管她总控制不住脾气，每天都要吼上两句，她却比奶奶的亲生儿子们还要亲力亲为，坚持一周三次跑社区医院，给奶奶配齐各种药，再分装好交给她。奶奶临终前，她也每日守在床前，无微不至地照顾。
父母为老人牺牲了属于自己的全部生活。私立初中里的其他同学一到假期就天南海北到处飞，我被霸凌时势力的老师仍向着家里更有钱的同学，自卑的种子就此埋下。高考和求职登记表上关于父母职业的那一栏，我也不好意思填无业。交换期间，父母转给我一笔钱，说这是他们东拼西凑后最后的现金，我被吓得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
我曾因此深深怨恨奶奶的存在，觉得人不能活太长，否则就是在消耗子女的寿命。
也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这是父母主动做出的人生选择。他们不出去工作是因为自己高不成、低不就，不处理房子、置换资金也是当前市场下明智的选择。男友来过几次我家后，甚至表示他很羡慕我父亲的生活，因为他除了照顾妻女母亲以外，只需玩玩紫砂壶、听听古典乐、品茶烧香，没有房贷，也没有其他压力。
总之，我很清楚，怨恨不是答案。
最后一次看完奶奶回家，看到蜷缩在床上小憩的父亲，毛毯下露出他那颗留着寸头、卤蛋似的脑袋，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病榻上的奶奶。人老去后的相貌会和父母无限接近，但我希望，命数可不要也一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是我母亲在奶奶临终前一周对我说的。
老年痴呆会使得一个人分不清善恶，对好人刻薄，对恶人怜悯。她的两个大儿子，一个因赌博欠下巨额高利贷、又因酗酒患上糖尿病，另一个争遗产和炒股落空，都败掉了房子，一把年纪挤进群租房。但她却对他们宝贝得不得了。反倒是尽心尽力的母亲，她总怀疑她偷钱，将几百块的钞票藏进马桶水箱里。直到临终前回光返照的时刻，她才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向她道歉，说自己这么多年来拖累了他们。
但这句话中的“其”，在我家的语境下，不仅指将死之人，也指她身边的人。男友来我家几次后，总结出我母亲的一个条件反射，即每当透着玻璃门看到奶奶的影子接近我们所在的房间，她就露出厌恶的表情，又碍于客人在，克制住怒吼的冲动。但奶奶这次住院后，母亲对她讲话变得轻声细语，温柔得像在哄孩子，哄她吃下营养品。不过母亲不是变了个人，只是把抱怨的矛头指向不作为的伯伯们，把同样的事拿出来翻来覆去地对身边的人讲。接不住母亲的负面情绪，也是我逐渐害怕回家的原因。
现在想来，奶奶临终前是有些征兆的。
从十一月起，她就开始吃不下，一吃就吐，也出现了排便困难。十二月父亲带她去医院检查，肝脏的几项指标都不好，他有预感，奶奶这次住院后，估计再也回不了家了。他的预感很准。
吸取了前几位老人临终挣扎的教训，这次父母终于决定，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
医生起先预估她还有小半年的生存期，但没想到，她器官衰竭的速度比预期快这么多。十二月她还在区级医院时，看起来和在家无异。隔两周再去社区医院看她，她还能坐起身，吃些糊状的东西。又隔了不到一周，她就排了黑便，失去意识了。
意识丧失是个渐进的过程。失去意识的头两天，她的眼睛偶尔还会睁开，我们抓她的手要抽离的时候，她尚能通过抓紧的方式回应。后两天她彻底陷入昏睡，张嘴打呼。但听母亲讲，她在奶奶临走前对她说，寿衣是她孙女买的，奶奶又留下了眼泪。
护士在查房时对我们说，听觉是人最后丧失的感官，我们说什么奶奶都是可以听见的，只是无法回应。可偏偏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讲不出。
我们对待老去和死亡的不同态度
奶奶临走前一周，男友来我家吃饭。我父亲问他，等到他们未来失去自理能力的那天，他是否会像他们现在照顾奶奶一样，出钱出力地照料他们。他愣了一下，对着翻译器说，“as long as you don’t feel weird about an American wiping your ass”。说完这句话，我跟他都笑出了声，但我父亲听了翻译后反而一脸严肃，表示放心和认可。
我也曾问过男友，假使他母亲病重，他会抛下在上海的一切，回美国照顾吗。他很坚定地说不。他认为一方面，专业的事要留给专业的人做。另一方面，他母亲也不希望他关于她最后的记忆是充满病痛且不堪的。
我们中国人的养儿防老啊，是不是对子女太残酷了点。
我父母以为男友的豁达态度是中西差异导致的，但与其说他代表了一般美国人的立场，不如说他传承了犹太人的死亡观——the best way to mourn is to avoid vanity, aka the obsession of “self” (that’s why the family cover their mirrors while mourning), because people should be celebrating the person’s life and the end of their suffering, unless when it’s the death of a young kid。
我自己呢，是不想要后代的。同时我自私地希望，自己可以不要活太久。
不过从迷信的角度来讲，我也好奇丁克没有后代烧纸钱，去往死后的世界该怎么办。上海人的习俗是在冬至和祭日祭祖，在家里摆祭台，并沿街画圈化锡伯。据说没人烧纸的话，人会在死后世界过得很惨，拼命工作不得闲。但我还在小红书上看到一种说法，说丁克的子女可以多给父母烧纸钱，这样到了地府还能继续啃老。
尾声
写这篇文章时，我也掉了不少眼泪。
但说是悼亡文，好像写了半天，我花了更多篇幅写死者身边的生者。
随着家中最后一位祖辈的逝去，我的父母也即将成为老年人。他们的未来何去何从，这是作为独生女的我不久后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