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黃老之學（23）：聖人無心
原文：
聖人恆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心，百姓皆屬耳目焉，聖人皆咳之。
白話：
聖人永無私心，以百姓心為心。不因人而善待，是德善；不因人而信守，是德信；聖人治天下，融合天下心，知百姓所需，而為其操心。
聖人沒有私心，他的心，與百姓的心同在。他之所以為善，不是因為對方是誰，而是因為「善」本身應當如此。他之所以守信，並不會因人而異，因為「信」本是天地之道。聖人治理天下，能融合天下之心為一心，察眾人之所思，知百姓之所需。
他無所為己，卻時時為天下人而操心，這就是「以百姓之心為心」。
這篇文章，應該出自夏朝中期之後。「民惟邦本」體現的正是夏朝黃老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那是一個君民同心的時代，祥和安定的氣象，只有在長治久安之後，才會自然地浮現。然而「失道矣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當人們開始刻意強調「德治」之時，就意味著 — 已經偏離了「道治」。
所謂的「聖人」，在古代並非神聖不可及的稱謂。那是只是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這類通達事理者的敬稱。只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領袖的要求極高，甚至遠高於今日人們對聖人的期待。
在夏朝，大公無私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那時的文明意識，正值盛年。因此，我們理解這篇文章時，應該把「聖人」看作「正人」，把「聖人之理」，視為「正理」，而非超凡脫俗的神話人物。
「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這並不是孔子所說的「以德報怨」。孔子所謂的「德」，是私德；而他所謂「以直報怨」的那份「直」，才稍有一點公德的意味。因此，孔子恐怕並未真正明白「德」的真義。他甚至不及西周初期的先哲們。
那些前人明白：「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的道理。真正的「德」，是無為而無以為的。凡出於有為、有私的德，不過是個人的恩惠，而已。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也。」所謂「仁」，是出於有為，卻不得見；「禮」，更是有為而無真心。那麼，孔子所言「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豈不是一場謬論？
周禮的本意，正是欲以「私天下」 — 使天下宗周，讓周天子長久龍御萬世，不可動搖。而孔子卻深信不疑，視周禮為正統。若連孔子這樣的「聖人」見識，尚且如此偏頗，可想而知 — 西周以來的思想禁錮之深，其禍之烈，何其嚴重。
真正的德，是無為而無跡。因此，本篇文章所謂的「德」，重點不在行為，而在同化 — 「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這裡的「德善」、「德信」，是一種無形的同化力量，使人自然而然，皆歸於善，皆歸於信。
這種力量，並非制度所致，而是風氣、是趨勢。就像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中，主角初入那個宗教團體時，眾人親切和善，有衣同穿，有飯同吃，不分彼此，親如一家。那一刻，他卸下防備，如赤子般地融入。然而，當他發現那宗教不過是詐財害命的邪教，他又變得冷血決絕，屠邪滅教，轉身離去。人，確實可以被改變，也可以被同化。風氣所向，人心隨之。
天下之亂與天下之治，往往只隔數年 — 如隋末唐初，大亂之後便是大治。為什麼？因為風氣可以轉，人心可以化。聖人無心，正是以天下之心為心，讓人心之所趨，自然歸於正道。那麼 — 德、仁、惠，三者究竟有何區別？
「德」，近似於菩薩道，如同無為之法的布施。它出於對真相的覺悟，而不執著於法相，不拘泥於形跡。「仁」，則是有為的愛民之政，如寬刑利民，出於公心，出於悲憫。至於「惠」，便是私恩的施與，如獎賞與恩賜，出於人情的私心。
德，是無為而無跡；仁，是有為而存公心；惠，則是有為而存私心。這三者的分野，正是治道高下的界線。
《道德經》中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也。」但你可曾注意——其中多了許多「吾」字。那是一種主觀的「上帝視角」，是天子居高臨下的口吻。
因此才會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 意即：臣民應如乖巧地孩童般恭聽聖上的教導。《道德經》所呈現的，是君臨天下、由上而下的觀點。與原先的黃老之學以民為本、由下而上的觀點，恰恰相反背道而馳。這一轉念，便是治道的根本分水嶺。
而今之世，我們身處於法治的時代。這樣的治理水平，若以一百分為滿分，大概，也就四十多分。就像一群平均四十分的放牛班學生，
你突然要教他們八十分的課程 — 他們能乖乖聽課嗎？又聽得懂、學得會嗎？除非 — 天時、地利、人和皆備。除非有聯考、高考，或一場關乎生死榮辱的大考在前，全體皆願意學習、願意改變。若大環境的氛圍不對，即便在小範圍中施政成功，也終究無法擴展延續。
那就如同冬天的暖房，雖能讓花木暫時繁茂，卻難以推廣至整個寒冬的原野。難道要將天下都蓋滿溫室嗎？總之，必須等到天時、地利、人和才行。
歷史上，唐太宗的「貞觀之治」，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隋末亂世，國家治理的水準，或許僅有二、三十分。到了初唐，回升至四、五十分。而唐太宗，只用了短短四年，便將治理水平提升至六、七十分。
這並非偶然。因為天下大亂之後，百姓渴望大治，就如臨大考之前，人人奮起學習。當國家統一、社會安定，自然形成了一股向善、向治的氛圍。再加上有一位具備六、七十分治理能力的君主，才能成就那段盛世榮光。
然而 — 這樣的榮景，也無法長久。因為那時的華夏文明意識，已進入腐爛的初期。短暫大治之後，卻孕育著新的衰敗。歷史的規律，總是如此循環。大破之後，才有大立。
假若未來某日，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生靈塗炭，倖存人口，不足十億。那時，人們眼見滿目瘡痍，自然會渴望重建與大治。只是 — 若生態失衡，人體變異，當絕大多數人都失去了人性，成了行屍走肉，那麼，即使有人想治，也已無無能為力了。
《推背圖》第五十八象說：「大亂平，四夷服；稱兄弟，六七國。」第五十九象又言：「無城無府，無爾無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這兩象，預示著未來的大勢。天下經過漫長的混亂與淬鍊，最終歸於一體，萬民無爾無我，重回「天下一家」的大同境界。
而那樣的時代，或許還需千年以上。等到那時，重生的華夏文明意識已再度成長，從今日的衰老腐熟，長成為青壯之盛。確實有能力再造天下大同的世界。
如今，人類最該做的事，不是追逐更高的科技，也不是競逐更大的權力。而是 —重視生態，與可持續的發展。唯有先確保地球文明尚有未來，人類，才能走得進那一千年之後。若依照當前西方文明的發展模式，以經濟為驅動，以資本為信仰，那麼危機，其實就在眼前 — 又何談千年之治？
因此，如何矯正這種「有為過甚」的經濟模式，才是當代最大的課題。「降低碳排放」這一倡議，原本是為了應對溫室效應。但人們往往忘了 — 地球並非一個冷冰冰的物理環境。它是一個有生命的生態整體。那種忽冷忽熱的極端氣候，正是祂的生命反應 — 就像人類生病發燒時的寒熱交替。
真正的關鍵，不是一味「降溫」，而是要找到病因。若只是強行壓制溫度，不但治不了標，反而可能傷了根。地球的病，不在溫度，而在污染，在破壞，在人心的貪婪與自私。所以 —降溫，可以。但不能用強。應當以自然之道，輔以溫和之法，讓地球自我調養，讓生態自己恢復。
這才是「聖人無心」的現代詮釋 — 以生態之心為心，不逆其道，不妄為之，而以無為之道，守護眾生。 唯有如此，人類與天地，才可能共存共生，走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的未來預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