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延残喘，我开启了在澳洲生活的第三年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处于结束硕士第一年第二个学期的阶段。从2023年耻打工度假签入境到现在，我在澳洲已经生活了两年，生活场景也从当时的墨尔本变成了现在的堪培拉。不过，尽管时间流逝，地理位置也不相同，我却依然孤独与贫穷，活成了一座孤岛。

来澳洲的第一年，我去了荒郊野岭的南澳续签，忍受了长达九个月的种族歧视。即使后来肉体上离开了林肯港，但精神上却仿佛永久困在了那里。当我回到墨尔本的时候，性格变得不再自信，反而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生怕做错事被人苛责。这种胆小怕事的状态，甚至融入到了我后续的亲密关系中。

从南澳离开，我回到了墨尔本，开始在澳洲生活的第二年。焦虑型依恋的我，遇到了回避型依恋的他，我追他逃，两个人都身心俱疲。最后彻底分手是在今年的新年，我们一起去吃了火锅。但吃着吃着，他却用中文跟我说「他不爱我」。我瞬间泪如雨下。时至今日，我仍然很难相信英语母语者的他，居然用我的母语跟我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分手之后，我回到了堪培拉，试图回归正常生活，但实际上却常常以泪洗面。我无法否认我很爱这个人，甚至他是我有史以来第一个爱上的男性，但这份爱却是压抑的、痛苦的甚至让我不安。直到上个月，当我再次看到他的照片时，才终于有了一种陌生感。我想，我应该是不再爱他了。与此同时，那些爱而不得的情绪，变成了一种愤怒，那是一种基于文化与语言的愤怒：他凭什么用我的母语来「羞辱」我？

我的移民史充满了挣扎与悲伤，时常质疑自己的决定——我不爱自己，也没有以自己为豪。因此，当一个英语母语者，跟我讲「我不被他爱」时，我感受到的是一团火，在身体熊熊燃烧。我无法用文字来解释这是一种什么复杂情绪，但我知道对方的言语已经触发了我长期以往累积的创伤，尤其是我在澳洲的身份认同：在这个离家千里迢迢的地方生活两年，我却还是没有任何归属感，也没有建立任何社会支持网络。

我肯定不会回国了，但在澳洲的生活却也过得很痛苦，在没有伴侣也没有朋友的支持下，我到底怎么可以坚持下来拿永居呢？


失落

今年4月，我在堪培拉一个认识不久的韩国姐姐，决定离开澳洲了。

与我一样，韩国姐姐也是一个关心社会的女权主义者；但又与我不一样的是，她在抵达澳洲之前已经拿到了永居身份。然而，永居身份并没有成为一把保护伞。在堪培拉工作的时候，她被种族歧视和同事霸凌，忍了几个月之后，实在是太苦了。她决定离开堪培拉，直接回国了。

她的离开，就像是一颗石头丢在了海里，很快就没有了波澜。她当时走得急，我们没有告别，我也没有想过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但在一个移民国家，告别来得总是悄无声息，又匆匆忙忙。因为在她之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告诉我，他也因为种族歧视而决定离开堪培拉，并且是永远离开澳洲。

这个朋友的离开对我打击很大。我与他在南澳认识，又先后来到堪培拉读书，彼此都约定好要见证对方从毕业典礼到拿永居的整个过程。我很不舍得他的离开，但我也很心疼他，从年初见面的活力满满到上个月的死气沉沉，我知道他已经坚持不住了。朋友的接连离开，让我本来就疏离的社交网络变得更加脆弱。我时常问自己，他们都走了，那我呢？我能坚持下来吗？

与此同时，我与其他朋友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弱。之前经常给我送饭的一个姐姐，由于工作晋升和家庭琐事变得十分忙碌。于是我主动问她，能否我去她上班的地方，在她休息的时候跟她聊一会。但她告诉我，工作太忙了，已经自顾不暇。我能理解她的困境，作为妈妈的她，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我不想造成她的压力，也不再对她有任何诉求。

我也想过重建一些新的社会联系。在5月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悉尼，看了一场亚裔酷儿主题的电影，也见到了很多同温层朋友。那天我特别兴奋，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用母语与人深度对话了，而且还是跟可以信赖的人分享自己的现状，这让我倍感珍惜。此外，我在悉尼也吃得很好，不仅饭菜价格便宜，而且风味正宗，吃得我乐不可支。在悉尼的短短几天，是我在澳洲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刻。

回到堪培拉之后，我一直计划再去一趟悉尼玩。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无论我花多少时间学，把作业写得多么好，得到的成绩却依然不尽人意。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社工，甚至纠结要不要之后再读一个新闻的二硕。起码写作，是我擅长的事情；但为什么就算是写作，我的英文写作能力就这么差呢？自我厌恶感随着作业到截止日期而倍增，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大哭中，熬夜坚持完成着作业。

除了学业压力之外，我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家人没有给我提供经济支持，所以我的每一笔学费和生活费，都需要靠在澳洲工作的时薪去赚出来。上周周末，我就上了周六日的全天班，下班又继续写作业到凌晨两三点，一直到周一交作业才安心休息。我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变得虚弱，已经是到了承受能力的最大范围。

经济困境还在进一步加剧。随着两个学期结束，我接下来就要开始连续三个月五天的无薪实习。在澳洲读社工，本地生有一周300多刀的补贴；但作为国际生，我不仅是无薪实习，而且还是倒贴一万多的学费。交完了学费和房租的那天，也就是这周二，我看着自己的银行存款，只觉得喘不过气。接下来还有很多天，我可能都要靠吃方便面凑合过日子了。至于悉尼，我找不到朋友借住，也没有更多的钱去参加活动，只能作罢。

「失落」二字，通过疏离的社交网络、繁重的学习压力、饥饿，以及贫困，在我当下的人生版图中，慢慢呈现了出来。


对话

在澳洲的日子很难熬，为了避免有更严重的心理问题，我开始在学校持续地做咨询。

学校的咨询师很友好，了解到我当下的多重困境之后，不仅告诉我如何拿到一些免费的食物，也给我推荐了很多长期咨询以及工作相关的资源。但很遗憾的是，我发了很多邮件，却没有收到回复。这大概就是人生的常态，前进五步之后，又后退七八步，周而复始才有前进的一步。

等待了一个月后，我周二下午突然接到了一个LGBTQ机构的电话，通知我有心理咨询的名额了。没想到，我居然排队排到了。但进门第一眼，接待我的却是一个看起来是白男的咨询师，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紧张起来，防御系统也随之开启。听他讲了不到一分钟，我就问对方有没有移民背景的女性咨询师可以接待我，因为我实在没法跟白男讲述我的困境。

庆幸的是，虽然机构的女性咨询师不足，但还是给我找到了一个亚裔酷儿社工。对方进门的瞬间，我整个身体就松下来了。由于对方也会讲中文，我不再需要像用英文表达那样需要思考遣词造句，可以相对放松地表达自己的压力和不安。我猜，这个有着跟我类似的移民背景的社工，可能在跟我对话的时候，也会想到过去的自己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话的深入，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当我在寻求支持服务的时候，我很难找到有移民背景（更不用说有亚裔背景了）的酷儿咨询师或者女性咨询师。这个亚裔酷儿社工的出现，就是我未来的工作角色——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工作，出现在一个哪怕本来与自己无关的咨询，就已经让多元背景（比如我）的求助者觉得安心。这种「看见」，是基于种族与文化背景的认知——我需要有一个懂我的人聆听我、帮助我。

从机构走出来之后，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定居在堪培拉。这是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我想留下来，留下来给其他跟我一样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在此之前，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去西澳读新闻的二硕，要不要回墨尔本感受大城市的便捷。但走出机构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使命，可能就是跟那个亚裔酷儿社工一样，进入一个让我更有安全感的机构，再去给更多人创造一个安全空间。我不能离开。

在澳洲的两年，我常常都有被困在牢笼的感觉。从国内累积的创伤得不到发泄，我也不知道如何转换这种悲伤。到了澳洲，融不入的西方文化以及种族歧视让我更加内耗。但我想，在澳洲坚持到现在，不仅仅是因为我的韧性，而且可能与我的理想主义以及使命感有关——留下来，赋权自己，也给其他人赋权。哪怕现在做不到，也许未来可以做到。

心理咨询只是第一步，我的长期需要仍然是在堪培拉建立一个有安全感的社群。时至今日，我有太多的朋友，跟我一样流浪在世界各地，面临着签证、经济、学习以及各种琐碎小事的压力。每个人都在苦苦硬撑着，一点点小事就能碾压我们。所以，为了避免成为被稻草压死的骆驼，如果有人在堪培拉的读者，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且正处于跟我类似的的情况，欢迎你们主动联系我。

在澳洲的第三年，是从失落与不甘心中开始的。我希望明年今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比如考过了CCL的考试，也通过了第一次的实习。移民之路实在太漫长、太辛苦，是我人生中吃苦吃得最多的一次。但路已经走到这里了，我只能继续忍下去。 

约稿合作：

在澳洲一年多之后，我发现迫切需要写作。比起繁重的体力活，写作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在记录和反思的过程中也可以疗愈自己。如果有需要产出性别、残障、影评、商业软文等文章，非常欢迎来联系我进行合作；我也可以做线上编辑，进行修改和创作文章。

另外，如果有任何媒体机构或者出版机构，对我的故事感兴趣，请一定要联系我。我很想出书，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只有回归中文写作时，我才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