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预期的金融中心，不缺被劝退的年轻人
2024年12月发于中国·上海，原文见微信公众号“流光彳亍”
上海金融业的高薪工作吸引着众多年轻人才。而从2022年5月开始至今，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公募新规和史上最严监管让金融市场风光不再。降费降佣的二级市场和IPO腰斩后的一级市场面临大规模裁员和降薪。
这场金融寒冬里，大机构裁员优化、降本增效，中小机构保守发展、夹缝生存，当“挤泡沫”的长期政策遇上周期底部的冷清萧条，曾经风光的金融行业不再光鲜，反而让众多从业者和求职者深感困惑与焦虑。面对行业新常态，有人选择放低预期、调整心态，也有人选择离开。
而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在下行期的巨大压力中，是否还留得住人才？
注：出于隐私保护，本文受访者均采用化名。
降费降佣降薪酬，二级市场哀嚎一片
2024年对金融从业者宛若寒冬。
“券商今年大多在缩减，”何昱尧向记者表示。去年从美国硕士毕业后，何昱尧在国内顺利找到工作，入职国内一家中型民营券商某量化部门。
“因为我的方向偏量化，找工作并没有很困难，但技术岗位招人也在走人。技术更迭快，人员流动也会相应更频繁：做不出东西就会被优化。”
与证券行业主流相比，量化部门已经算是“乱世中的桃花源”。早在2023年12月公募基金新规意见稿出台时，金融二级市场上就已经寒意凛然。
据悉，除银行、保险等基本金融机构外，金融市场大体可分为一级和二级市场。其中，一级市场主要由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PE）、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和投行等机构组成，负责企业上市前融资及上市融资。二级市场主要由以公募和私募基金等构成的买方机构，以及以券商为主的卖方机构构成。“一二级市场有很明显的区分度，一级主要管发行，二级主要是交易。”韩逸说。
韩逸是沪上某Top2大学保险学专业的大四本科生，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在四家不同的二级市场机构实习，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信息。“二级买方之所以称之为买方，因为它们是实际出钱在做投资。而诸如券商研究所等卖方部门，本质上卖的不是股票，而是投资策略。买方机构根据卖方的研究和策略投资，并支付相应佣金作为回报。”他介绍道。
4月19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财联社报道，《规定》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其中包括调降基金股票交易佣金费率和降低基金管理人证券交易佣金分配比例上限。
作为实际收益产出方的买方公募管理费近乎腰斩，卖方券商研究所的佣金难免同幅下降。“作为不直接投资的卖方机构，只有你的分析给别人带来收益时，你才能分一杯羹。但现在的局面是客户收益少了，作为卖方的收益自然也少了。”韩逸说。
上海是中国券商聚集地。多位受访人表示，每年校招时，券商和投行这两个“人头大户”都会贡献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岗位（Headcount）。当机构收益大幅下降，招聘人数也随之激降。据界面新闻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50家有可比数据的上市券商（或母公司）员工总数约31.74万人，较去年底减少6760人。
研究所降本增效，裁员卖组求生存
作为不直接产生收益的成本部门，券商研究所降本增效的大方向主要有几类：降薪、裁员、卖组。其中裁员是最直接的方法。
据第一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有22家上市券商员工数量较去年底发生变动，其中18家减员。大型券商是减员主力。方正证券上半年员工总数减少1381人，是减员数量最多一家；中信证券、国信证券、中信建投、广发证券和兴业证券上半年减员人数也均超过500人。此外，国泰君安、海通证券、中金公司、长江证券等员工总数在上半年均减少逾百人。
2024年上半年员工数变动的上市券商（资料来源：Choice，公司半年报），图源：第一财经
“券商佣金降得厉害。一方面整体收入少了，另一方面监管也变得更加严格。而头部的机构很多是‘机构的机构’，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韩逸说。但裁员并不限于大券商。
据界面新闻报道，头部券商外，近两年包括方正证券、德邦证券、瑞信证券（中国）在内的不少中小券商也传出股权变更消息，员工人心浮动，瑞信证券(中国)、方正证券、德邦证券等减员人数占比均超10%，人员流动较为显著。
这一数字已经是保守估计。沪上某Top2大学经济学系大四本科生李泽霖向记者表示，以某中游证券为例，今年以来其研究所裁掉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研究组。“我是去年7月到11月在那里实习，前几年公司增长很快，势头很猛，并且开出的薪酬在业内也很有竞争力，甚至能勉强赶得上‘三中一华’（业内最头部的四家券商）的水平。”李泽霖说，“但扩张战略撞上了行业下行期，去年公募基金新规意见稿出台，结果就是今年开始整组裁员。据我所知就至少有光伏行业的研究组被整组‘优化’。”
而另一位曾在该证券实习的本科生李炫向记者表示，他曾经所在的传媒互联网组也经历了集体“优化”，“从去年开始的，要么主动离职，要么等着被裁，基本已经走完了。”
和大机构不同，小券商体量小、资金流有限，很难承担行业门类齐全的研究组。“很多小券商的战略是集中资源打好一个行业。比如某中小型证券的社会零售和商业服务组在整个业界名声都很响亮，虽然公司整体体量不大，但靠着一个组还是能有盈利，”韩逸说，在行业下行期，这样的战略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行情好，券商有钱培养别的组，现在降本增效只能弃车保帅。”
“二级市场讲究‘派点’，买方机构，比如公募基金，如果要投资某个行业，就会相应去约券商研究院咨询并支付佣金。以前整体向好，买方机构手里也有钱，就会货比三家，一个行业可能多约几个研究组或分析师了解情况，现在缺钱了自然只会约最好的谈，”李泽霖说。
策略转变的直接后果就是总需求急速下跌。二级市场的盈利逻辑是交易，卖方机构按行业设组，“如果研究的行业不景气，相应的金融机构也不会好过。”李泽霖说，“券商招人，如果决定录用，就会把新员工分到当时鼎盛的行业。但是行业周期决定了当时鼎盛的产业很可能会在之后几年内遇到下行期，但你所有的精力都分在了这个条线上，如果没有别的技能和认知兜底，就很可能被优化。二级买方又传统上相对保守，不会主动探索新东西，就只能另寻出路。”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有增长点的行业相对有限，“就几个还在涨的行业，大家都挤着看，总需求又只有那么些，自然优胜劣汰，”韩逸说，“现在券商研究所已经从被动去库存到主动去产能。”据他反映，降本增效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实习生岗位简历越来越好投，而正式岗位越来越少。“想转行的学生多了，还一门心思往金融钻的学生少了，实习生竞争自然没有那么激烈。”
降薪有恃无恐
以某头部券商为例，一年前其给实习生开出的薪资是200元/天，现在已经降为100元。而李泽霖和李炫表示，某些中游证券公司索性直接不再给实习生发放实习津贴。
实习生如此，正式职工也难以幸免。“虽然数字上没有变化，但去年的年终奖延后了，这是史上第一次，”何昱尧说，“对于民企，薪资可以说是唯一优势，相对较为保守。而很多国字头的机构因为除了薪酬外有编制和其它待遇，加上行业内部不缺人，供大于求，降薪更是有恃无恐。”
“二级市场整体降薪非常严重，越头部的机构降薪越狠。五年前二级买方机构甚至能给实习生开出一天400元的薪资，现在正式职工的月薪可能都不到一万，”李泽霖说，“二级卖方券商研究所和一级卖方投行是脏活累活最多的部门，自然也是金融行业吸纳就业最多的机构。但卖方的钱跟着买方走，买方如此降薪，卖方就更不用说。”
近年金融市场下行逻辑，图源：笔者自制
今年7月3日，有关中金公司上海地区一“94年”女员工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引起热议。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证券行业作为人力密集型行业，在2010年至2021年期间因创新业务推进、IPO扩容、财富管理转型等影响，曾连续大举招聘扩容。但自2022年以来，随着资本市场震荡加剧，证券行业从业者人数增长出现瓶颈。薪酬方面，2022年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要求证券公司建立稳健的薪酬制度，健全薪酬激励约束机制。
《指引》出台后，叠加行业净利润波动，证券行业员工人均薪酬也出现下滑。以中金为例，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度该公司人均应付薪酬约为116.43万元，人均实发为93.90万元；2022年人均应付薪酬降至81.96万元，但人均实发薪酬达到99.11万元；2023年，人均应付薪酬继续下降至70.04万元，人均实发约为88.51万元。
从2021年到2023年，中金公司人均薪酬在两年间从116.43万元下降至70.04万元，减少了46.39万元，累计降幅39.84%。而进入2024年之后，降薪趋势似乎并无缓解迹象，一季度人均应付薪酬约为10.52万元，同比降36.78%，和2020年一季度的29.67万元相比，四年累计下滑近65%。
“现在薪资发放已经是‘1234’，有的机构是‘5005’。”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从业者透露。所谓“1234”指的是薪资在四年内分别发放10%、20%、30%和40%。不少机构年终奖也经历锐减、甚至暂停发放。
薪资待遇下降之外，多位曾在券商实习的学生也向记者表示，现在的证券业如同‘血汗工厂’，很多行业研究报告内容差，不少报告甚至是机构间实习生互相‘借鉴’，仅改下字体和颜色就能出炉。根据2023年统计，某头部券商固定投资组首席分析师（现首席经济学家）一年产出署名报告600余篇，平均每天1.65篇，“只能用滑稽形容。”韩逸说。
大机构如此，小机构更难幸免。“以前钱给得多，把问题都掩盖了。待遇一旦下降就看得出谁在‘裸泳’。”沪上某Top2大学经济学系本科生李博文说。从入学以来，他经历从学术研究到金融再到实体企业的“赛道转变”，亲历了金融业下行最激烈的一年。2022年年底，他在某小型证券实习。
“全程都在指导怎么跟客户社交。研究能力是没有的，实习报告都是实习生写的，正职员工也知道自己研究能力比不过大牌券商，所以只能把精力花在‘别的渠道’上。”据他回忆，在职期间有一位同组实习生师兄刚到牛津读研，面对带教分析师布置的超额工作量提出了抗议。“还记得组里首席分析师的原话：‘死了都要弄出来’。”
这不仅出现在二级市场，也出现在一级投行。
慢增长强监管，IPO被腰斩的一级市场
据财联社报道，今年上半年投行业务净收入为171.14亿元，同比减少41.13%，去年同期净收入为290.69亿元。而在44家上市券商中，仅有10家券商投行收入增速逆势增长。其中，股权融资市场遇冷是主因之一。
据Wind数据，仅2024年上半年，按上市日统计，A股首发上市44家，同比锐减74.57%，首发募集资金324.93亿元，同比下降84.50%，新增受理IPO企业32家，IPO撤回申请企业近300家。
“作为二级市场的上游，一级市场受到股权融资波动影响很大。自2021年牛市过去后，熊市里大部分风投机构都看向了科技行业，但现在很多科技变现周期长，”李泽霖说，“IPO是一级市场买方的退出机制，IPO没有了，投资自然收缩。”
据财联社报道，当下投行业务正经历一次供给侧改革。综合来看，随着国内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从严监管政策相继落地，对投行业务人员的执业操守和项目的整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投行业务来说，在压力下艰难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2024年7月，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包容性、适配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今年11月的第三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致辞，图源：证监会官网
但据业内人士反映，虽然证监会发布了多条关于优化创投基金退出渠道的政策措施，短期内仍然很难替代股权融资。据证券日报报道，伴随近年来监管加强以及市场变化，私募股权创投机构数量已从2020年11月行业高峰时的1.5万家降至今年年中的1.2万余家。
“面上证监会是说引导资金流向新质生产力，实质上还是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除了科技行业，很多投行的IPO部门今年直接没事干了，”李博文说。据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反映，他曾在的一家中等规模投行今年来已经“把IPO部门裁干净了”，“除了保留营业牌照所必须的人数以外，其它基本都走了。”
一级市场的盈利逻辑是融资，而融资主体主要由实体企业构成。据多位受访者反映，证监会的强监管并不是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而是“实体经济下行”。过去二十多年里强监管也有很多次，但冲击力都不及这次。“需求少了，企业没有那么多融资需求，一级市场自然不好过，”韩逸说，“加上今年房地产市场接连暴雷，经济基本面有待修复。”
“在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证监会防范系统性风险是较为合理的举措，”李泽霖说。据业内人士分析，疫情冲击后的金融行业正处在挤泡沫、挤水分的过程中，“泡沫既然开始挤了，就会继续挤下去。”而挤泡沫的一大显症就是裁员。“保守估计，二级买方现在每年可能就招200-300人，而且边招边裁。卖方也基本是招新裁旧。”李泽霖说。
总需求下降的同时，金融行业资金流向的结构性调整也加速着优胜劣汰，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量化交易、指数交易的高速增长。
据《财经》报道，在今年9月以来的市场迅速修复过程中，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成为投资者跑步进场的重要工具。Wind数据显示，自2004年底首只产品问世以来，股票型ETF在2022年9月突破1万亿元，用时将近18年。今年以来，在以中央汇金为代表的“国家队”的增持下，股票型ETF规模在7月末突破2万亿元。从1万亿到2万亿，用时不到两年。随着市场回暖，越来越多投资者选择透明度高、费用低、交易便捷、流动性好的ETF入市，10月8日全市场股票型ETF规模突破3万亿元。从2万亿到3万亿，股票型ETF只用了不到三个月。
志于从事量化行业的经济系本科生王昊向记者表示，量化交易已经成为目前市场雇员增量的主力军。“即便如此，买方量化私募的Headcount和21年相比也少了20%，加起来可能都不到100，头部大私募下降更多。小私募的数据根本没有参考价值，就算给了offer，可能还没入职就已经亏没了。”
“ETF作为被动性投资手段，相交传统金融来说需要的人更少，招聘技术门槛更高。”何昱尧说。在赴美读研前，他曾在北京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对比前后金融行业的趋势，他说，宏观环境的恶化肉眼可见，“前两年金融行业整体处于周期底部，再加上美联储应对通胀的火箭式加息和中国疫情后国内经济动力不明，多重打击下的金融红利期已经被画上了句号。”
据多位业内人士反馈，这一点既可以从从业者不再激进卷前台岗位看出，也可以从需求端求稳的趋势得到印证。“今年我们的客户对长周期、跨周期量化策略的偏好非常显著，”何昱尧说。
缺预期的金融中心，不缺被劝退的年轻人
“今年我们多了很多上海来的客户，其中不乏金融从业者，”在香港某资管机构任职的李锦溪向记者介绍。她所在的团队主要负责高净值人士和家庭的资产配置，据她介绍，近年来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内地客户。“在当下大环境里，我们的资产配置也主要会看向美元市场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对国内持观望态度。金融这个行业，人才总归是跟着资金走的。”
据财新近日报道，市况低迷，中外资投行继续通过裁员降本增效。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向财新透露，法国巴黎银行在中国内地和香港近期就有约11人被裁撤。
“如果离开金融业，上海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了，”李泽霖向记者直言。2021年刚来到上海的他曾板上钉钉想要留在这里发展，但金融业界近年来的萧条景象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选择。“周围有很多同学已经放弃了留在这里的念头转而回老家考公。这可以理解，工作压力不减，待遇又肉眼可见地差了，与其在这个行业前景不明，不如离开，”他说。
相较于北京而言，上海的券商更多，国资背景较弱。“外汇、结算、财政、央行等等国字头机构和外资机构的总部基本都在北京，所以北京的学生在证券行业下行期时拥有相对更多的退路。”李泽霖说。
今年四月北京青年报下属公众号“北青深一度”发表了题为《清北商科毕业生“疯狂赚钱”的野心落空后》的深度报道，记述清北商科生们面临剧烈收缩的金融招聘市场，向银行转型的趋势。
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
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图源：北京青年报
“还有一种趋势是出海，”李泽霖说。近年国内实体企业出海趋势明显，相应的金融服务出海也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过去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决定了投资出海会是未来的大趋势。”在过去，金融出海和国内金融行业相辅相成，而随着国内需求疲软，两者逐渐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因为行业选择城市的人不在少数。“如果不是金融行业，也不会首选上海。高房租、高物价，上海的真实收入水平较其它城市而言没什么优势，对外地人很不友好。”何昱尧说。他所在部门的实习生这两年也有相应趋势。“很明显能看出来，实习生背景都很好，都是顶尖学校，复旦交大，就连上财的都不多。家庭背景也显而易见地更好，”他说。他认为，经济下行期，家庭收入背景对于学生选择金融行业去留时起到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以前二级市场相对而言还不那么靠背景。只要你看行业看股票准，就能有回报。但是现在同质化竞争激烈了，不得不靠人脉、靠资源，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来说，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吸引力了，”李博文说。
金融市场的萧条不仅关系到直接从业者，也间接影响着许多相关行业的就业。“IPO停了之后很多IPO律师也面临无项目可做的境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向记者介绍，“经济不景气直接体现为非诉律师待遇下降，而当下法学生更青睐诉讼律师岗位也是一大间接印证。”
此外，上海某市场化媒体今年也经历了大规模降薪，部分记者、编辑薪资降幅达50%，“有的同事税后工资可能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不少非本地户籍的员工同时面临待遇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选择主动离开这座城市、这个行业。
而对于许多其他入局不深的应届生来说，逃离金融业已经成为了基本趋势。“来上海后就想好了要离开。在一级二级市场都实习过，个人认为一级所做的工作还算有意义，但整个金融市场和就业市场都已经是过饱和状态，再只入局金融毫无意义。”沪上某Top2大学本科生郑宇轩说。决定离开上海的他放弃了本校保研名额，申请境外研究生项目，换一个赛道。“既然不打算做这个行业了，不如去找找新的可能性。”
郑宇轩现在在一家专做跨境电商的互联网中厂实习。即将离职的他最近在负责收集继任实习生招聘的简历，“一个实习岗位能收到60份简历，其中70%-80%都是头部985、211学校从金融行业跳出来的学生。”
“工作高压，待遇走低，金融羞耻越来越严重，”何昱尧说，“现在的问题在于市场基本面没信心，预期不足，类似国庆那会儿的政策面推动几乎没有作用。至于明年的情况，从中央经济会议的用词来看相当利好，释放更多流动性的信号总体积极，但至于落地后效果能否达到广泛预期有待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