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平
导言：
在今日，一提到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狱中札记》。这部宏大而不拘一格的，对于大量话题的零碎笔记的集合持续被各地的人文科学家学习。葛兰西卓越的学术知名度（尤其在意大利语和英语学术界）毋须证明，但这样的知名度也可能会对葛兰西的生平和事业产生误解。
葛兰西，从根本上而言，想要成为一个实践家而非思想家。他曾是一个高阶领导者：他在1924年至1926年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者，这个党在二战之后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但出人意料的监禁阻断了他的实践之梦，也正是在这与世隔绝的监禁生活中，他撰写了他的《狱中札记》。
在他被逮捕之前，葛兰西也进行了大量写作。他是一位有气度的知识分子，一位嗜书如命的读者，并且对几乎所有政治事件和文化形式都充满兴趣。他是位多产的新闻工作者，而且以他充满独特气质和文风的写作出名。然而，在他于1926年11月被逮捕时，他名下并没有一本一以贯之的著作。
与其他20世纪初的“经典”社会科学作家，如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相反，葛兰西并不是那种“学术人物”；事实上，他也不是什么高学历、高文凭人士。我们将会看到，他实际上是一位政治组织者，一位武斗家，他也是以不仅是政治性而且是智识性的计划的方式写作他的《狱中札记》的。并且，他的狱中写作展现了很多策略性的方面，以及他从未忘记的政治实践的问题，比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阵地战”（第三章）和“霸权”概念。
关键是，葛兰西的思想生发自他那由政治行动的武斗构成的人生。葛兰西的思想也因此和他的生平变得难解难分（注1：Giuseppe Fiori, 《安东尼奥·葛兰西：革命者的一生》）本章我们将列举并串联葛兰西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并探索一些葛兰西入狱前写作的重要文本。
萨丁尼亚的“驼背”安多努
就葛兰西的家庭背景，葛兰西曾经在1931年于图里监狱，向他的姨子塔季扬娜·舒赫特写的信中说：“我是个无种族的人，我父亲往近的说有阿尔巴尼亚血统...我母亲的父母双方都是萨丁尼亚本地人。”“虽然这么说。我个人是意大利文化构成的，这也是我的一方土地。”（注2：给塔季扬娜·舒赫特的信，1931年10月12日，p.218）
安东尼奥·葛兰西于1891年1月22日出生于萨丁尼亚的一个小镇阿莱斯。很多人经常假定葛兰西是农家出身，但这是错误的。当他的儿子葛兰西“尼诺”（译者注：Nino尼诺是安东尼奥Antonio的昵称）出生时，弗朗切斯科·西奇洛·葛兰西实际上是本地民政局的一个官员。然而，当1897年，葛兰西家的一家之长弗朗切斯科被指控挪用公款，敲诈勒索和伪造文件的罪行时，这个家庭大难临头了。这些罪行从来没被证实，弗朗切斯科可能成为了当地政治斗争的受害人，因为他在之前的选举中选错了人。
弗朗切斯科自1898年到1904年一直被监禁，而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则是惨得不能再惨。他们家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妻子将从家庭继承的田产卖掉来换取聘律师的钱。葛兰西的母亲佩皮娜·马尔希亚斯安慰孩子们说他们有充足的食物，以裁缝的工作过着体面的生活。但这童年的艰苦试炼仍然给葛兰西留下了长久的印记。除此之外，他对母亲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他在监狱里向母亲写信时，文笔中总是带有温柔和尊敬。
也是在这一期间，小尼诺表现出了营养不良的症状。并且似乎是由于波特氏病（肺结核的一种变体），他的脊椎发育的不正常。为了尝试治疗他，镇上的医生把他吊在天花板的横梁上，经常一次就是好几个小时。尼诺也因此饱受屈辱，这显然是葛兰西所生长的萨丁尼亚在世纪之交仍然非常落后的缘故。他还被同学霸凌，他曾在后院里被他们扔石子，蔑称他为“驼背”安多努。
然而，葛兰西的同年健康问题并不止他的脊椎，他的健康状态十分不稳定，直到1914年，她母亲还在家中置放着棺材和丧服，随时做着他死亡的准备。简而言之，生活并没有向我们的小尼诺微笑。但他以决心，以及纯粹的意志力面对逆境，这份力量将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尼诺在天花板上被吊几个小时的时候没有一句抱怨。并且他还为了还击那些校园霸凌者造了些临时哑铃来锻炼肌肉。在1902年，他和他的兄长被迫于本地政府工作。尼诺（当时才11岁）被迫在白日搬运重货，而后在夜间由于重体力活造成的疼痛而哭泣。
但是青年葛兰西的命运的主舞台仍是学校。在1898年，他第一次在奇拉尔扎上学，但他之后被迫辍学，去打工来救济家庭。1904年，他的父亲出狱，他得以继续学业。尼诺在圣卢苏尔朱的一所中学上学，通过了考试，并于1908年于萨丁尼亚首府卡利亚里的德托里高中就读。而后他与兄长杰那罗一同搬迁，他当时已经进入武斗生涯，且自1906年就向尼诺分发社会主义的宣传册。
此时，萨丁尼亚已经经历了一波反对意大利中央政府的叛乱。我们应当记住：意大利国家在几十年前刚刚通过*复兴运动*（葛兰西对这个历史事件很感兴趣，之后我们会看到）统一。并且，萨丁尼亚的农业经济是惠于北意大利工业生产的保护主义经济的直接受害者。当意大利军队从本土到萨丁尼亚镇压运动时，革命者们朝着他们呐喊到：“大陆佬滚到海里去！”当时作为年轻的萨丁尼亚人的葛兰西接受了这一政治事业，他人生中第一个政治追求就是他的故乡之岛的地方主义。当他到达都灵后会很快放弃这一理念，但对意大利各地的特色，地理要素和民族纷争的研究的兴趣仍然是他的毕生所好。
都灵
新闻工作者和武斗生涯
由于葛兰西的勤奋，他在1911年挣得奖学金进入都灵大学。他选择了文本学和语言学的课程，他对这些课程的学习也会影响他在《狱中札记》中的一些理论立场。然而，葛兰西当时、以及毕生的真正兴趣在于政治。最终他的政治追求和新闻工作者生涯将会让他放弃大学及学业。
在1912年，葛兰西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党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而贝尼托·墨索里尼在该党颇有声望。当时的葛兰西和墨索里尼走得很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时都对意大利于利比亚的帝国主义政策持敌对态度。在1914年，意大利社会党大部分成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中立态度，而当时葛兰西在他的早期作品之一中为墨索里尼的主战立场辩护。葛兰西以“反政治被动”的名义辩护，他认为所谓的“中立”立场和佛教徒的出家没什么区别。几年后，葛兰西在他的政治宣传册《未来之城》中表示：“冷感在历史上是个强大的力量，它被动又有效的行动。”葛兰西拒斥了这个概念，他写道：“我是个活人，我有自己的立场。因此我厌恶那些没有立场的人，我憎恨冷感。”（注3：《未来之城》，1917年2月11日）对葛兰西来说，活着确实就意味着支持些什么，持有个立场。
在1915年，葛兰西加入了社会主义周刊《人民的呐喊》（致敬了巴黎公社的同名报刊）两周之后，一次失败的起义掀起了对都灵左派圈子的逮捕浪潮，而葛兰西也因此空降到了报刊总编的职务。同时，他还是另一场社会主义报刊《前进！》的戏剧评论家。这也许是葛兰西对文化和政治的不可区分性的信仰的早期体现。
葛兰西作为政治新闻工作者的经验激发了他的论战天赋和品味。他在图里监狱里给姨子塔季扬娜写的信里这么说：
我的整个知性形成就带有论战的色彩，这也让我难以“客观的”思考，或者为了学习而学习。我很少在思考中迷失而因此不得不从事物的本来面目思考。我经常要参与对话，变得辩证，来引发一些知性的刺激。我曾跟你讲过，我讨厌自说自话。我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具体的辩论对手。（注4：给塔季扬娜·舒赫特的信，1930年12月15日，p193）
在1931年给塔季扬娜的另一封信中，他表现得对早年的新闻工作者生涯的产出毫不在意，他对此评论“这些东西每天都有人在写，我的那些早该被遗忘了”（注5：给塔季扬娜·舒赫特的信，1931年9月7日，p203）葛兰西这里的自我批评有点过了。我们可以发现他当时写的这些文章，哪怕是半成品，也已经体现了他在之后《狱中札记》的思想雏形了。
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得葛兰西的思想激进化（注6：Domenico Losrudo，从自由主义迈进到批判性共产主义的安东尼奥·葛兰西，1997）也让他写就了他入狱之前最著名的文章，一反传统地被命名为《反<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夺权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处于“原始”或“未发展”的国家，比如俄国，或者意大利发生。葛兰西认为这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历史观念产生了冲突，他认为这是部“被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外壳污染”的作品。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有把这些“谬论”夸大成经济决定论教条的风险。然而，葛兰西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使得“永恒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活了起来”，避免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经院派学者远离政治现实的空谈。（注7：反《资本论》的革命，1917年12月24日，p35）
对葛兰西来说，尤其重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应该是这样的：
被视为历史的主要动力的，不应该是无趣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与其他人相关的人，和他人签订合约，发展契约的人...一个整体，社会意志；人们会理解经济事实的，会判断他们，并且将他们贯彻于自己的意志，直到这成为经济的驱力，并铸造客观现实，这鲜活的，运动的力，将如同火山的岩浆一样，开辟出一条人类的意志所决定的大道。（注8：反《资本论》的革命，p35-6）
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青年葛兰西虽然说还是认可并（批判性地）拥护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还是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马克思主义卫道士相差甚远。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似乎是想从马克思思想中找到一个*唯意志*的内核（注9：我们也能从文章中看出乔万尼·秦梯利《行动的哲学》和亨利·柏格森《生命冲力》的影响；秦梯利和柏格森的著作都是当时葛兰西所阅读的，并且后者当时经常对社会主义同志们自称“柏格森主义者”。我们之后将会仔细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对葛兰西的影响）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远离了早年激进的唯意志论。然而，他还是持续抨击任何形式的野蛮经济决定论（我们会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看到）并且持续作为各色教条主义者的不败且无情的敌人而存在。
新秩序
也许葛兰西最重要的构成性政治经验来源于一段充斥着政治斗争的时期。十月革命之后那一年，也是都灵左派策划起义那一年，一战随着停火协议的签署而结束。意大利的精英们最终站在了三国协约一方，但没能够稳定被这史无前例的破坏性冲突所错位和伤害的社会。
因此，1919年以都灵工人的革命行动主义为核心，开始出现了“红色二年”。在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匈牙利的短命的委员会共和国的失败，似乎意大利也进入了不安和潜在的革命的时代。慌乱波及了亚平宁半岛上的有产者们。都灵和米兰是当时意大利工业经济的心脏，是纺织业和冶金业的中心。1918年，意大利都灵汽车厂被其所雇佣的两万名雇员所困扰，大部分皆为女性，要求罢工夺厂，直接进行生产。意大利首相乔瓦尼·乔利蒂认为只要他能说服都灵汽车厂的经理们将管理职能委托给工会，就能化解这场危机。换言之，当时的意大利精英，已经在考虑以先前断不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了。
当时斗争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左派内部的分裂。意大利社会党的全国领袖们都踌躇不定，持续落后于当时十分激进化的都灵党员们，包括当时积极参与工作的葛兰西。尽管工会领袖多为改良派，但包括*全国总工会*在内的许多工会仍然走向了战场。实际上，当时斗争的真正组织者是工人委员会，他们自称为“企业委员会”，灵感来自于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因此，“红色二年”不是一个单独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杰作，也不是工会的成果，而是很大程度上工人自发的“委员会”行动派的斗争成果。
然而，当时还是有一个作为运动的政治先锋队的组织的。那就是由葛兰西和他的同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翁贝托·特拉齐尼和安杰洛·塔斯卡（注10：陶里亚蒂在1927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特拉齐尼在1926至1943年被法西斯政权囚禁，最终成为共产党议员，塔斯卡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移民法国为维希政权效力）于1919年创办的《新秩序》报。这部周刊于1919年五月崭露头角，当时旧的社会主义周刊《人民的呐喊》已经关门大吉了。《新秩序》的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评论”。这样一看，这篇报刊的内容似乎十分有限，而它的第一期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塔斯卡在其中赞成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进行“记忆练习”。然而抗议规模已经越来越大，报纸也注意到了街头氛围的变化。葛兰西，陶里亚蒂和特拉齐尼组建了一个新的编辑部名为“事件”，将塔斯卡边缘化了（注11：Antonio Santucci, 《新秩序》中的共产主义视野,pp191-206）。于1919年6月21日发表的第七期社论定下了报刊的新调子：
我们已经可以在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的特征中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子了。为了联系这些特征，指导并制序它们，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根据能力和力量划分的阶层，同时充分尊重每个成员的自我和表达权，我们需要在此时此地根据此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注12：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新秩序：工人民主》）
他们继续说：“对社会主义生活的具体而完整的解决办法只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实践：集体和讨论，这会改变人们的想法，团结他们并启发他们的工作热情。”（注13：同上）这段话值得注意的点是对工人们团结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形的期望，这和列宁主义以党为中心的革命范式正相反，当时的葛兰西和他的同志们比起党，更希望工人委员会能成为革命的中枢。他们还呼吁全体工人集中参与到委员会，包括非工会成员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使得意大利社会党的许多成员愤怒地反对《新秩序》，怒斥后者为“自发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尽管葛兰西从来没有否认过党的重要性）（注14：对葛兰西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和意大利工团主义的联系（这常被过分高估）的深入研究作品是卡尔·列维的《葛兰西和无政府主义者》）
《新秩序》很快变成了“红色二年”中极具代表性的报刊。尽管其每期发行量从未超过5000份，它仍然对当时的工人运动起着深刻的作用。它讨论了包括社会主义，委员会民主，生产组织和泰罗制，工人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这些社论很难简单地进行分类，毕竟这个小小的编辑部不仅受马克思，还受到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秦梯利和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家乔治·索雷尔的影响，并且不免俗地患上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毛病（这个之后会变得很致命）从国际上看，《新秩序》和法国的一个与亨利·巴比塞有关的文化共产主义小组产生了联系。（注15：Christine Buci-Glucksmann，《葛兰西和国家》）
“红色二年”的政治-文化斗争被陶里亚蒂描述为“无产阶级的狂飙突进”（注16：Marie-Antonietta Macciocchi，《致葛兰西》）但很快，热度就散去了。在1920年4月，都灵冶金工人的长达一个月的罢工最终失败了，因为他们遭遇了大量的军警，而且他们没能获得皮埃蒙特地区之外的工人的支持。在这之后，米兰和都灵的秋季罢工，相比“红色二年”的汹涌，就显得相当无力了。“红色二年”最终以北意大利的工业精英们结束了工厂的资本管理和工人委员会并立的二元权力结构而告终。
共产党
然而，《新秩序》的编辑们仍然想继续斗争。在他们看来，1921年的意大利仍然充满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不得不承认都灵的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尝试的失败，这迫使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组织的问题。葛兰西这段时间的文章体现了他对于政党问题的思考的改变。尽管他在“红色二年”之后的几年仍然强调复合的工人阶级组织的需要，他同时也号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采取领导角色。但是，他显然对意大利社会党幻灭了，在红色二年中，社会党仅仅在口头革命，却几乎没有过协调大众斗争的尝试。
建立新党成为了解决政治组织问题的最佳方法。在意大利社会党左派与1921年1月召开的利沃诺大会中，在那不勒斯的阿玛迪奥·博尔迪加的推动下，社会党左派脱离了党并组建了意大利共产党。都灵的四位同志：葛兰西、陶里亚蒂、特拉齐尼和塔斯卡也决定加入共产党。和博尔迪加一样，他们对意大利的踌躇不定和软弱无能十分厌恶。然而，这四位同博尔迪加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后者在理论上更偏向于教条式的经济决定论，其实际立场也是很难改变的。（注17：博尔迪加也是列宁《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批评的对象之一）
在1921年后，由于博尔迪加逐渐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葛兰西由于与博尔迪加不和，决定隐匿一段时间。但当共产国际要求意大利共产党和和意大利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时，葛兰西坚定地支持博尔迪加，拒绝与改良主义者妥协。葛兰西和博尔迪加都认为这是个“取消派”的行为，是冒着消灭意共革命身份的风险。但是，塔斯卡（当时成为了意共右派的代表）支持共产国际的决定。
意大利共产党的早期过得十分不安稳。1922年10月的“向罗马进军”使得墨索里尼成为了大臣会议主席。虽然比起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花了更长的时间来镇压左翼组织。但自1922年起，意共还是忍受了不断的压制和逮捕，使得工人出身的党员不断流失。共产党的报刊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整个共产党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行动。
在1922年，葛兰西被提名为意大利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并被派到了莫斯科，他在苏联从1922年5月待到了1923年11月。当他在苏联的一个疗养所治疗时，他与一位叫茱莉亚·舒赫特的小提琴手相爱了。这是葛兰西一生中的出乎意料的幸福来源。他同茱莉亚于1923年结婚，并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产下一子，尽管葛兰西从来没机会见见他的小儿子。
在1924年5月，葛兰西从维也纳（他离开莫斯科后，为和意共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而去了维也纳）回到了意大利去参选意大利众议院议员。此时，博尔迪加死板的领导，在共产党内部和国际上被越来越多地批判。博尔迪加出身的那不勒斯的代表团甚至被一个环绕于葛兰西的“中间派”领导组织取代（当时葛兰西是19名共产党众议院代表的领导）葛兰西在议院只有一次演说的机会，而当时在场的墨索里尼，据称很难跟上说话又快又小声的葛兰西的节奏（注18：Fiori，《革命者的一生》）。
马后炮地来看，我们发现葛兰西没能准确的在那些关键的时候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危害。自1920年秋天始，法西斯民兵已经在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猖獗，但当时还在《新秩序》工作的葛兰西和他的同志们还认为这只是“红色二年”中资产阶级秩序被强烈动摇的症状罢了。换言之，他们并没有将法西斯主义当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当成了一种有产阶级绝望到抛弃合法性和议会宪政的信号。甚至在“向罗马进军”之后，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仍然占据共产党的主流。在意大利共产主义圈子里，很多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由革命洪流掀起的一些毒素，很快就会被真正的民主制度所取代。
哪怕在1926年葛兰西被逮捕时，他仍然将法西斯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权力的偶然体现，而不是真正的威胁。因此，葛兰西和意共从来没有提议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反法西斯联盟（注19：法国和西班牙的反法西斯阵线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政策变更的结果）。然而，葛兰西在那几年也确实写过一些仔细分析法西斯主义的一些包括历史成因、小资产阶级支持、民兵现象和墨索里尼的“布朗基主义”本性（注20：法西斯主义报刊《意大利人民报》在封面上引用了布朗基的“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一言）等方面的短文。对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可见第三章。
在他被逮捕之前，葛兰西开始写作一篇名为《南方问题的一些方面》的文章，至今仍未完成。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葛兰西提出了深刻的对意大利社会和政治空间的思考，比较分析了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的社会组织。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将自己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空间学研究”的先驱（注21：Bob Jessop，《作为空间学理论家的葛兰西》。）《南方问题》一文也让葛兰西思考红色二年失败的原因，尽管当时《新秩序》尽力去克服意大利国家的地缘分裂问题，并尝试构筑全国性的底层人联盟，但这招致南意大利大众的无视甚至敌意，此文给了葛兰西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此外，这篇文章，相比于其他葛兰西入狱前的写作，极大地发展了霸权的概念。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会有机会一览的。
牢狱和《狱中札记》
在1926年11月5日，自该年10月31日由一个十五岁小孩发动的对墨索里尼的失败刺杀之后，意大利大臣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增强国家镇压机器并侵蚀议会民主机构的措施。葛兰西的一些同事们预见了意大利向威权政权转向的风险，劝葛兰西逃亡瑞士。但葛兰西并不想走。就我们所知，他相信对议员的不可侵犯原则仍然生效，并且他无论如何都准备留在议会就紧急状态的问题进行辩论（原定于11月9日）但在11月8日，葛兰西就被拘捕并囚禁，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他的议员身份。
在1928年5月，18个月之后，葛兰西被审判并被判处20年监禁。据记录了墨索里尼的话的检察官称，墨索里尼曾说“我们要让这大脑停止运作20年。”但由葛兰西在狱中写就的33本札记来看，“领袖”的愿望并没能实现。
在葛兰西被逮捕不久，他就立志在监狱中投身于长期的智识发展当中。在1927年给姨子塔季扬娜的信中，他说：“我被我应当做些永恒（für ewig）事业的想法迷住了。我想着，根据一个固定的计划，大量系统性地从事一个将会吸收并同化我的内在自我的事业。”（注22：给塔季扬娜·舒赫特的信，1927年3月19日，p79）
这个“永恒事业（für ewig）的提法来自于歌德，葛兰西这位曾经放弃学业投身政治的人提出这个似乎很惊奇。但我们也许能从葛兰西被逮捕后的心态找到一些变化。作为对几乎定义了他整个人生的政治的突然切割的回应，葛兰西预见了钻研曾经不感兴趣的学术，并使其成为他的牢狱生活的主要线条的可能性（注23：然而，葛兰西显然发现离开了政治行动和外界的生活很难从心理上承受，在他给母亲写的信中他说：“无聊是我最可怕的敌人，尽管我一整天都在阅读或者写作，但这种无聊很特殊，它并不来自于无事可做...我想是来自与外界缺乏接触。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圣徒和隐士们的故事。他们就是被这种特殊的无聊所折磨，他们称之为“日间妖灵”因为此时他们极其渴望改变，回到尘世，看看其他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放弃了政治。要知道，如果没有对于策略和革命的反思，《狱中札记》是不可能诞生的。
但葛兰西被囚禁的环境一开始是很难让他完成这项事业的。直到1929年1月，他才被允许写除了信以外的东西（哪怕信也只能每两周一封，他通常给在意大利的姨子塔季扬娜写信，而他的妻子正在俄国）哪怕被允许写作，葛兰西也只有有限的他所要求的资源。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反贼”的作品更是无法获得。葛兰西只能从记忆中引用他们的话，或者浏览自由主义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作品来获得零碎的马克思的引用。
此外，葛兰西写的每页纸都会被监狱的审查检阅，然后才还给他。在1936年给茱莉亚的一封信中，葛兰西表示这种侮辱性的经验让他养成了一种“监狱文风”，这让他围绕一些核心概念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他知道他写的每个字都会被那“尖刻，多疑又迂腐”（给茱莉亚·舒赫特的信，1936年11月24日）的监狱长仔细审查。
葛兰西因此不得不就一些单词玩修改或者迂回的文字游戏。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践哲学”，马克思变成了“实践哲学的创造者”，列宁成为了“伊里奇”。这些把戏其实都很浅显，也侧面说明这些监狱工作人员都不怎么熟悉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们的思想。
弗洛西尼认为将狱中札记的写作过程应分为三部分（注25：法比奥·弗洛西尼，《葛兰西与哲学：狱中札记散文》）从1929年至1931年，葛兰西于阿普利亚南部的图里监狱被关押。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九本札记，其中还包括一些德语作品的翻译，讽刺的是，监狱的初衷是要禁止葛兰西工作三年来限制他的头脑。在1932年和1933年，葛兰西在三本“特殊札记”中重新抄录修改了一些早期的笔记。最终自1933年到1935年，他被送至福尔米亚诊所以囚徒的身份就医，他继续他的计划，一方面重新思考旧的笔记，另一方面引入了一些新概念（比如第22本札记记载的“美国梦”概念，见第三章）
在这三十三本札记中，只有一小部分专注于一个单独的目标或者有着系统的阐释。葛兰西的大部分札记都是简要，多样和异质的（也因此，法国的学者们一致拒绝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称为“作品”，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词会让人误以为《狱中札记》是个连贯完整的书籍）。这些札记经常只是些突发奇想，线索，速写或者假设，总之是些需要时间进行完善，充实并修改的知性开端。正是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这种开放性才让它们成为让批判性思想通往多种不同方向的资源，但另一方面，这也加大了解读和理解它们的难度。
在那之后不久，国际上也发起了争取释放葛兰西的运动。然而，直到1933年，监狱才将病重的葛兰西送往福尔米亚。在那里他才获得他之前急需但屡次被拒绝提供的医疗救护（注27：葛兰西的好友罗曼·罗兰在为他抗议时写就了一篇小册子，名为《为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其他在墨索里尼的监狱里的逝者》）他的病痛得到了些许缓解，并开始重新写作。然而，他的健康已经被极大地损害了，而当葛兰西于1935年被转移到罗马的基齐萨那诊所时，他已经虚弱到无法阅读或写作了。在1937年4月27日，他因无法消化和脑溢血与世长辞。他的姨子塔季扬娜成功从诊所里偷出了他的札记，并通过外交渠道送往莫斯科。
葛兰西的狱中通信，以及其他犯人的报告，都展现了他在十年牢狱中展现的独一无二的斯多葛主义的坚忍。考虑到伴随他一生的糟糕的健康状况，这更显得值得钦佩。在图里监狱中给母亲写的信里，他说：“我不想被怜悯，我只是个没在战斗中交好运的士兵罢了。”（注28：给母亲的信，1931年8月24日）尽管他健康状况很差，但他坚持拒绝任何特殊待遇，当塔季扬娜想为他争取更好的待遇时还批评了她。在另一封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我一直拒绝为我的思想妥协，我不仅随时准备为它们锒铛入狱，而且随时准备为它们而死。”（注29：给母亲的信，1928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