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和一代外企人的落幕｜工作五周年纪念

杨老师 🐑，生于60年代的虎年，性格却如羊一样温和儒雅。他曾说，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做过最“叛逆”的事，是在第一家外企工作时，因为不堪女上司的频繁发火，觉得烦，就辞职了。（相比我们这些90/95后，“整顿职场”的事，早已见怪不怪 🤦）

🐑老师常提起自己的故乡——青海，一个偏远、经济不发达的省份。他经常说起小时候在公务员大院听到或看到的有关知识分子被发配、被“革命”的故事。我想，也许他对人生的思考，从那时就开始了吧……

作为偏远省份的孩子，他考入上海顶尖的医学院，并顺利完成博士学业。虽未在医院当医生，却先后在三家头部外企深耕20余年，主导过三款年销售额峰值达数十亿的产品从0到1的市场和医学策略建设，同时也是《临床内分泌学》教科书的编者之一。即便如今年过50，他仍每天坚持阅读内分泌领域的最新文献。

这样的人，为何会被裁员？

还得从2015年之后的职业轨迹说起。🐑老师最后一段外企工作，正如他所说，“每天上午工作三小时，下午没什么事”。在这段光鲜但略显无聊的时光里，他突发急性胰腺炎，病重入院。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他想：“人生不该就这样混过，我还应该做点事。”

于是，他辞去了安稳外企的工作，转而进入国企。毫无意外地，他经历了剧烈的 culture shock。在我第一次和他面试时，他还滔滔不绝地讲述这段转型期的震撼。

他的专业能力自然毋庸置疑，但国内企业环境不同于制度成熟、分工明确的外企，更多是“人治”——创始人说了算，说到底仍是“皇帝制度”。

“想做点事”的召唤并不只发生在他身上，也是我离开第一家温吞舒适的外企的理由。尽管我还未像他那样被行业认可，但初生牛犊的我也怀揣着“可以做点事”的自信。

或许，这就是命运的齿轮 ⚙️——让两位处于不同人生阶段、但同样心怀理想的人，在同一家企业交汇了。

我与杨老师的交集，始于他的第二家内资企业，也是我的第一家。

即使距离初面已过去两年多，我仍记得面试时的情景。他只看了一眼简历，就判断我更适合某个岗位。整整一小时的面试，关于简历的对话不过十分钟，剩下的时间都在聊我参与的某款内分泌药物的历史研发背景，甚至包括前公司业内八卦 😅。

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就意识到这位“老登”与众不同。行业内混迹十年、二十年的“油条”不少，多是程式化面试。他却能将产品研发细节如数家珍，对岗位匹配的判断也从不靠模板。

入职后我才发现，杨老师一人负责相当于外企三个总监的工作：市场部、医学部、策略部（我所在的部门，只有我一名下属）。内资企业节省成本的方式，令人“佩服” 😅。

两年多时间，三个部门。杨老师手下从我入职时的6人，最多扩至20余人，而如今只剩我一人。

社会的“铁拳”人人都挨，但对有能力、有志向的人而言，那一击不仅伤身伤心，更重重锤在他们的脊梁上。

还记得我提到内资企业最大的特点吗？🫅皇帝制度。

公司在近两年推出了一款新产品，🐑老师凭借经验判断：该产品挑战多、增长缓慢。他据实汇报，创始人却觉得他“过于保守”，随后逐步剥夺他的职权并拆分团队。新招来几位更年轻、更会“汇报”的总监接手。

而这一年里，🐑依然每天加班，查文献、指导工作。每天早八骑着小牛电动车到公司，晚上八九点才回家。

在这里，管理核心业务像是举牌竞标：老板有心理预期，底下大臣出价。报低了 out，报高了中标。但预期是主观的，举牌也可能虚高。一旦市场反馈不佳，老板从不反思，而是归咎执行不力，换人了事。

🐑老师常说自己“混得不好”，罩不住我。但我看到的，是一位仍保有初心的职场人，在时代变迁下的“仁者不得志”的身影。

90年代末～2000初，外企在华高速发展，高校尚未扩招，高素质人才进入外企，与企业共成长；

2008～2015，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老师也晋升为总监，拓展业务版图；

2018至今，医疗改革剧烈变动，权力集中，内资崛起。他怀着“做点事”的热情转战国企与民营，却在不成熟的体系中，因其理性与纯粹被边缘化……

人生三十年职涯，如同产品生命周期：起步、增长、成熟、衰退。如今肩负家庭责任的🐑，或许不得不将志向退而求其次……

🐑曾多次提及太太与孩子：高中同学出身的伴侣，一儿一女，每个人都叫“某某宝”。我曾好奇：“为什么都叫‘宝’呀？”

他说：“因为每个人都曾是小宝宝，不管多大了，也不能忘记这点。”

这不仅是可爱，更是一种不忘本心的坚持。

在这官商合作、权力集中的人情江湖中，他依然善良、专业、纯粹。他承担社会与家庭的职责，却也从未失去自我。

我深深敬佩杨老师。

从他的故事中，我看到了时代的演变与个体的坚持。这份感悟，我会带着，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2025年10月31日，再见了，杨老师。真心感谢您这两年在人生旅程中的陪伴与教诲。